每分钟120击

在《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和《每分钟120击》当中要选出今年最好的同志电影很难，但如果问我哪一部更重要，我会毫不犹豫的回答：《每分钟120击》。 重要，因为这是一部让人感同身受的“沉浸式”电影。它的故事发生在艾滋年代，但罗宾·坎皮略没有用现代眼光回顾得云淡风轻，而是自始至终都带着沉郁的激情。LGBT观众仿佛只要纵身一跃，就能身临其境的感受到病魔的无情、社会的恐惧和人性的对撞。那些感动、羞耻、绝望、亢奋、焦灼、愤怒、欢笑、泪水和鼎沸，就像搅动生命的万重浪，又像川流不息的动脉血液，每分钟都在锵锵敲打心脏。 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也是一部非常“挑观众缘”的电影。它的前半部分是激荡的群体运动，后半部分是个体的爱、病、死，衔接两者的是一段露骨而缠绵的同性床戏，像是考验观众的“分水岭”。不少异性恋观众都在这里退场（我在电影院看了两次，两次如此），让我很怀疑导演是故意为之——用冒犯性的内容赶走叶公好龙的观众，然后才进入私人化的视角。接下来电影的节奏由疾转徐，像从湍急的河流折入幽深的湖泊，讲述两位男主角在病痛中相爱的故事，剪辑也充满了诗意：巴黎公社的起义篇章和抗艾人士被铐起的画面交叠在一起；上一秒是夜店轻舞飞扬的尘埃，下一秒变成病毒对细胞的入侵；触目惊心、被鲜血染红的整条塞纳河；雪夜里断续如白烟的呼吸…就艺术性而言，《120击》毫不逊色于1/4世纪前的《费城故事》。 然而和《费城故事》不同，《120击》的主角不是艾滋病人而是艾滋组织“ACT UP”。这个词组其实是一个缩略语：“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人联合起来释放力量），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群愤怒人们的集合。如果说之前的艾滋电影已经让人们见识到这个群体如何对抗制药公司、对抗政府机构、对抗社会偏狭，《120击》则是让人们看到了这群人如何对抗自己。

ACT UP内部的冲突和对抗是《120击》塑造得最成功的地方。这些来自四面八方、各不相同的个体每周集会、平等发言；大家认同就打响指、反对就发出呲声，充满开诚布公的争吵。电影里几乎五分钟一小会、十分钟一大吵：要不要泼颜料？要不要使用手铐？要不要参加新药的临床试验？如何让口号和海报更加“冒犯”？每个人都面对艾滋不同程度的威胁，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诉求，求生的欲望让他们声嘶力竭的呼喊，哪怕伤害同伴也要提出自己的主张——因为沉默意味着死亡。男主Sean抨击一位血友病男孩的母亲，事后他只是耸耸肩：“她很强大，她受得了。”ACT UP巴黎负责人去医院看望病危的Sean，问他为什么讨厌自己，Sean怼得理直气壮：“我也不知道”。这种群体内部的“戾气”是之前所有艾滋电影都不曾有过的真实，它让ACT UP在革命情谊中带着私人的碰撞，呈现出运动最丰富立体的一面：也许我对你不爽，也许你就是个碧池，但在这一刻我们是战友，我们共同面对死神的镰刀；你的倒下让我同情、让我愤怒、让我悲伤，让口号更加沸腾、让游行更加悲壮。同志、变性人、流浪汉、瘾君子…不同性格、面貌和身份的水滴汇聚成乱涌的潮水，反复拍打社会不作为的长堤，这样无序的前进才是草根运动最富有生命力的地方，它和最后横七竖八躺在广场的血肉之躯一同构成了边缘人最决绝的反抗。 在病和死之外，爱是一个单独的主题。坎皮略在接受采访时说，他没有刻意讲述同性爱的死生契阔，更多的是爱在特定年代的不拘一格：很可能6个月前你就打算把他甩掉了，但艾滋让这个计划无限被推迟。你见证他的枯萎他的憔悴，陪他一路走到最后；你对他有了责任，他对你有了愧疚。电影借Sean之口对男友说“很抱歉那个人是你”就是基于这种现实，病痛和死亡对爱的入侵，就像艾滋病毒改造人体免疫系统一样让爱发生了变质。但变质的爱依然是爱，这样的爱只发生在艾滋年代，带着冷暖自知的荒谬，充满离经叛道的尖锐，让人在死前还想着撸管泄欲，跟朋友做爱时会痛哭流涕。电影里没有圣人，只有肉体的温度和对人性的贴近。

很多人都说《120击》最后20分钟有些拖沓，就像在看晃动而不肯熄灭的烛光。读过坎皮略的访谈后我想我能理解，那是一种亲身经历者的事无巨细。导演以《追忆似水年华》般的心情，将敝帚自珍的亲身经历全部重现在大银幕上：给男友整理遗容、陪男友母亲煮咖啡、开骨灰分配的玩笑…坎皮略说他清楚记得当时的心情不是难过，而是丰富到漫溢的生活细节。电影中也有这样的呈现：卧室里是停止呼吸的死者，客厅里大家都在笨手笨脚的改沙发床；有人找吃的、有人聊天、有人准备第二天的游行和葬礼。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生活总是以琐碎的、日常的形态推进。 因为评委原因，在戛纳电影节上《每分钟120击》没能拿到金棕榈，阿莫多瓦甚至委屈得掉眼泪了。其实无论获得金棕榈与否（or入围奥斯卡外语片奖），这部电影的重要性都毋庸置疑，它已经在同志影史上留下了自己的一笔。它提醒着依然可能被边缘化、被污名化、“存在即是原罪”的我们：如果普通人的心跳是80下，LGBT需要每分钟120击——因为只有每分钟120击，才能让我们不受践踏的活下去！

90年代初的巴黎，夜店里的年轻男女伴着迪斯科音乐尽情舞动。罗宾·坎皮略的《每分钟120击》中，曾多次用这些画面做转场，而令人印象非常深刻的，还属那些反复出现的灯光里飞舞的灰尘。这是一种丁达尔现象，灰尘其实在夜店的空气中一直存在，它们悬浮其中形成胶体，只有强光通过时才会因为颗粒对光进行散射被肉眼所辨。

《120》故事中的人，就像这些尘埃。他们都是最普通的巴黎居民，有学生，有在各行各业工作的人，有孩子，有母亲；平凡的生活或许不易，他们每天忙忙碌碌，却也有自己可以爱的人，已是珍贵。直到有一天，一束强光的出现，打破了平静，原本隐形的普通人，纷纷站了出来——这束强光，就是80年代至90年代初全世界范围内的爱滋危机。 ACT-UP全称"AIDS Coalition to Unleash Power"（“艾滋病患者联合起来发挥力量”），也可照缩写直译为“行动起来”，于1987年3月在纽约的同志社区服务中心成立。是年，全世界范围内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病患达到五十万例，之后短短几年内此数字成指数型增长：1988年达到80万，1989年120万，1990年170万，1991年240万，1992年330万，1993年470万，1994年620万，1995年达到820万。用“瘟疫”二字来形容是再贴切不过了。 坎皮略和另一位编剧Philippe Mangeot都是当年巴黎ACT-UP组织的成员，故事也自然由新加入的成员逐渐深入到活动中这样一个外来者Nathan的视角展开——就像一副望远镜，站在远处可以看到组织内形形色色的各种人：有理智但偶尔也因此显得软弱的组织领导Thibault，有内向但性子刚强的女性组织者Sophie，有热情直爽喜欢跳舞的Sean，还有因为儿子感染而一起加入的Jeremie的妈妈等等。电影中有意地隐去了每个人的职业、在社会中本来的身份——只有在一小段对话中偶然提及了几人。从始至终，观众也不知道Sean到底靠什么生活，也不知道Nathan平时在哪里上班——只能通过一些细节推断出Nathan的工作还不错，经济收入尚可，可以负担和Sean一起的住房。 这些人平时在ACT-UP以外的身份，显然不是坎皮略想要描绘的侧重点。“你是做什么的？”Nathan这样问Sean，“我是艾滋病毒阳性，仅此而已”，他得到了这样的回答。没错，在ACT-UP，只要加入，就要默认自己是以艾滋病毒携带者这样一个身份存在于社会。这也是80年代末ACT-UP可以迅速集结起来开展各种行动的最直接原因——它和其他的社会运动团体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们没有时间了。2012年的纪录片《瘟疫求生指南》拍摄的是纽约ACT-UP，当时在世界各地，病患们面对的困难是很相似的：科研进展迟缓，特效药几乎没有希望，疫苗更像是天方夜谭；能延缓病情的药昂贵且难以获得；新药无法在本国合法购买，药监部门审查极为缓慢；医院拒收病人，保险拒绝理赔，甚至在死后也难以获得安葬的权利... 于是，爱滋危机当中，政府的不作为、社会的冷漠与排斥，让每个人都被迫成为许多不同的角色：他们需要变成研究者，自己找来国内外的最新科研期刊阅读，以了解哪里有合适的新药；需要变成医生，自己严格掌握检查和服药的时间，了解自己的T细胞数量；需要变成护士，帮忙照顾患病的家人，早期是服药点滴，晚期更是所有的起居；最后，他们还需要变成社会活动家，站在聚光灯下，站在人群里，放下一切，为自己和同僚呐喊，争取活着的权利。

巴黎ACT-UP在1989年的骄傲游行

以上诸多生活上的困难，电影的前半部分并没有侧重展示，而是通过各种抗议活动以及每周例会上事无巨细的讨论来说明情况进展到了哪一步。一开场，就是一个ACT-UP打断报告会的段落，他们冲进会场，占领舞台，大声疾呼政府的不作为，还情急之下用手铐把领导铐了起来；数日后，他们又来到制药公司，来了个血腥涂鸦，指责对方在研制药物方面的迟缓和过程的不透明，现场一片狼藉直到警察出马。其实对于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对于ACT-UP的了解可能仅限于媒体对这些事件的报道——组织成员暴力入场、毁坏公物、严重还会危及人员安全，是非常冲动的一群人。而《120》给了我们一个深入内部一点一点了解他们的机会。所以片中看似繁复冗长的讨论段落，是塑造人物并为后半部分铺垫的必要组成。这些对话是坎皮略擅长写作的，亲身经历是其一，对角色真正的关怀是其二，他给了许多不同的人出场说话的机会，有些犀利聪明，有些又像是无谓的争论，可是他都放进了最终的片里，就像真的在纪录一次例会一样，让人想起怀斯曼的一些电影，在看似普通的纪录中慢慢塑造人物形象，最终的目的是关怀。观众和Nathan一起旁听了数次会议之后，不仅了解到身边的人在社会活动家以外的身份，更在各种大到暴力是否越界、小到海报宣传标语的激烈讨论中，认知到一场社会运动它的每一步、每次集结都是思想激烈碰撞的结果，想要获得成功绝非偶然，需要每个人哪怕最微小的参与。 在ACT-UP来到巴黎的一所中学，中断了讲课、给同学们散发艾滋病普及宣传资料后，Sean给了Nathan一个吻，此刻虽然学校的小广场上挤满了人，但仿佛全世界只能听见Nathan一个人扑通扑通的心跳声——爱情无果又怎样？生命说不定比它还短暂。两个人的情欲戏热烈又真实、私密，电影的角度也在此时从望远镜变成了显微镜，镜头下由群像变成了Sean和Nathan两个人。而此时Sean的病情也急转直下，因为身体无法坚持他不得不退出了ACT-UP的活动，唯一的联系成了病房内的电视和每天来看望他的Nathan。此时演员的细致出演和容貌变化，变成了我们眼前的全部：Sean灵动的大眼睛一天天凹陷，目光变得黯淡，身体逐渐从瘦削变得骨瘦如柴，直到完全失去活动能力，只能躺在病床上靠输液延续生命。 对观众来说，目睹一个年轻又热情的生命逐渐消逝，是残忍的，而Sean也没有带着笑容离开，他没能活着看到胜利的那一天，这或许是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来说最绝望的事。这种绝望，蔓延到了电影最后的十几分钟令人难以脱身：Sean的母亲是在最后这里才第一次出现的，她温柔、低调、话少，儿子半夜离世后她也很快接受并马上开始安排后事，完全没有想象中应该会出现的悲恸——她早已料到这一天的到来，或许已在脑内想象好到时会怎么应对。而这种无言和平静，更加重了电影尾声中绝望的气氛，让我不禁想，坎皮略本身对当时ACT-UP的行动是怎么看的？ 当然，电影本身的基调是带着回忆的光芒、如梦似幻、热情而无畏的。但ACT-UP到底成功了吗？它在纽约成立的初衷，是“终结爱滋危机”，那么现在看来，这个目标的确达到了。在鸡尾酒疗法显著降低艾滋发病率以后，ACT-UP时至今日已经不算是一个活跃团体，更多的艾滋机构的平权运动侧重回到了婚姻平权与政治平权。其实从Nathan加入ACT-UP的原因就可以看出（他在一次聊天中提到自己是因为一位前任感染后失去了联系才加入的），其实这个组织本身的驱动力还是比较小资的：它考虑的是某种特殊身份人群的特殊性和劣势，以此来获取其他人群的同理心和认同感。可是以此为基准展开的社会运动，迟早都会陷入同一个瓶颈，那就是人的身份是可以无限细分的，比如黑人要求平权，黑人中还分成男性和女性，性别也需要平权，这样细分下去，只会让人群的内部产生矛盾，让组织成为一盘散沙——这在电影里也有刻画，ACT-UP的矛盾似乎很大程度都来自内部领导人的不合，而不是医药公司或者政客。如果真的是利用其他人群的同理心，总有耗尽的那一天：Nathan如果没有和Sean在一起，很难说他会坚持到行动的哪个阶段；而对于更多普通的人来说，不管是出于同情还是道德上的考量做出的支持，都会在“我的生活也有很多困难，实在是无能为力了”那一天无奈抽身，因为这个社会是这样运作的，站在金字塔顶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享受万贯之财，而涉及到生活最细微方面的困苦，承受者是每一个普通人。 一个社会活动团体，它最终需要挑战的是制度本身，而这种挑战，仅仅靠很特殊身份的一小群人是很难做到的。2014年英国有一部电影叫《骄傲》就是个很显然的例子，当时的英国不论是工人罢工还是同志平权都遇到了不小的阻碍，直到两个团体开始合作，才获得了一些不错的成效。这对ACT-UP来说也是一样，纽约的总部在活动后期也分为了激进派和求和派两个派别，组织的行动其实已经很难顺利展开了，是科研产生了突破才终结了这场危机。但时至今日，即使感染艾滋病毒可以靠药物控制，并不意味着会马上恶化，但稀缺的资源（只有极少的工厂可以生产）、高昂的价格、复杂的医保制度都让许多人无力承受。这听上去和其他绝症患者的待遇并无二致了，而这正是急需团结更多非艾滋患者群体的原因，因为最终需要挑战的，是以“保护专利”为由而限制药量提高药价以帮助药厂牟取高利润的法律，是帮助保险公司制定霸王条款不予理赔的法律，是这个金钱至上的制度。有人说《120》的前后两段从社会运动变成了两人关系，视角收窄了，其实这正和ACT-UP本身的性质有关，它没能在社会运动上更拓宽一步，而作为一个外来者的坎皮略来说，从积极参与到努力拯救一个生命的过程正是很多人的经历。他或许并没有对ACT-UP当时的策略有鲜明的态度或评价，只是遗憾Sean失去了年轻的生命，但电影的整体结构和走向正说明了这种遗憾的根源所在。 我们需要这样一个故事吗？它只是按照时间顺序，朴实无华地记载了一群人的一些对话和行为。但是，如果没有《120》，很多年后，或许会听到有人说，“我以前也是ACT-UP的一员，我记得有个成员，叫Sean，死后把自己的骨灰撒在了一个会议现场，当时场面很震撼，那些官员都吓呆了…” Sean或许是因为成为了一坛死后也继续呐喊的骨灰而变成人们记忆里的斗士，但对罗宾·坎皮略来说，拍摄本片复刻了这些鲜活的人生，Sean“是女王，是战士，热心肠，他是最有勇气的人”，电影把青春最美好的一面永远地定格在了银幕上。而对我来说，《每分钟120击》会是很长时间以内最难忘的一次电影体验，自己或许一生都无法有这样的机会为自己为他人毫无保留地斗争，但能随着影片，和他们在90年代的巴黎轰轰烈烈地度过这两个多小时，看到最卑微的尘埃也会发光，看到化成灰烬也要高声呐喊，看到自己手里的力量，没有什么比这种感觉更振奋了。 http://emilyliangfilms.com/blog/ wx：米粒电影院 参考片目与资料： A Timeline of HIV and AIDS

瘟疫求生指南 (2012)8.02012 / 美国 / 纪录片 历史 / 大卫·弗朗斯 / Peter Staley 拉里·克莱默

骄傲 (2014)8.32014 / 英国 法国 美国 / 剧情 喜剧 同性 / 马修·沃楚斯 / 本·施耐泽 乔治·麦凯

上世纪90年代，法国成为欧洲艾滋患者最多的国家，艾滋病患者是英国和德国的两倍。 政府创建的AFLS（法国抗艾协会）是一个本该承担政府职责的机构，成立3年以来却什么都没做。他们漠视同性恋、瘾君子、女性患者、外国人，导致艾滋病患者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以每年6000的速度增加。 另一边，一种蛋白酶抑制剂有可能治愈艾滋病患者，但是梅尔顿制药公司为了炒作选择了饥饿营销，大大减慢了新药的供应速度。 面对抗艾协会的不作为、制药公司的没医德，ACT UP站了出来。 这是一个帮助同性恋人群认同、保护艾滋病患者权利的组织，他们并不治病，他们的目标是提高人们对LGBT群体和艾滋病患者的关注、普及同性和艾滋病的知识，让人们正确看待并认知同性恋、瘾君子、艾滋病患者。 这是一个激进的组织，因为法国没有艾滋预防政策，因为这个国家需要知道他们的愤怒。 这是一个勤奋的组织，他们不甘于愚昧无知，他们日日夜夜刻苦自学艾滋相关知识。 这是一个友善的组织，他们互帮互助，同舟共济。这里没有上级，只有家人和兄弟/姐妹。 这是一个顽强的组织，他们在磨难中成长，在屈辱中前行。他们逆流而上，越挫越勇。那些杀不死我的，只会让我更加强大。 他们有分歧，有误会，有矛盾相向，有并肩作战。 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有相反的观点。 但是，他们绝不沉默。因为我们死于漠视，因为沉默等于灭亡，

关于ACT UP组织组建的理念，有位成员说过这么一句话：我的儿子16岁，他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如果一开始有人能教他保护自己该有多好。

比艾滋更可怕的是，很多人连艾滋病是什么都不知道，毫无防备地被病魔趁虚而入。 肖恩就是一个例子。由于国家对性、艾滋病方面的教育不重视，肖恩16岁那年什么都不懂，第一次和数学老师发生关系，就因为没有戴套而感染上了艾滋。

数学老师身为艾滋病患者，却没有教肖恩戴套。他可能和肖恩一样无知，也可能是明知故犯。 感染艾滋之后，肖恩没有选择报复社会，而是选择为了艾滋病患者的权益、地位、健康而奋斗。 肖恩原谅了别人把艾滋病毒传染给自己，但他绝不允许自己伤害他人。因此，肖恩尽管非常享受快感，但为了纳森的健康，也不得不停下来要求他戴套。 纳森也是深受教育缺失的迫害，多年以前他和爱人雷诺发生了关系。不久之后，他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两个美国男人的照片， 其中一人被艾滋变成了怪物。年少无知的纳森误以为所有同性恋都会死，于是连续5年都没有再做爱。 纳森幸运地被检测为艾滋阴性，雷诺却惨遭艾滋荼毒。纳森想打一通电话表示慰问，却遭到了雷诺父亲的指责。 尽管不是艾滋病患者，纳森仍然选择了加入ACT UP组织，和艾滋病患者站在同一站线，共同奋斗。 做出这样的决定无疑需要莫大的勇气，因为在进入ACT UP的那一刻，无论你是否感染艾滋，都需要做好被媒体和大众视为艾滋病患者的准备，你将受到人们的歧视、诋毁、伤害、侮辱。 肖恩和纳森简直是天生一对。 肖恩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我是艾滋病患者，但我不怪你传染我，因为责任不应该分割，当你把艾滋传染给别人的时候，你应该负绝对责任；而当你被别人感染的时候，其实也一样。

纳森是无私奉献，舍己为人。我不是艾滋病患者，但我尊重你、理解你、支持你、包容你。我没有身患你的疾病，但我能感受到你的痛苦。 纳森曾对肖恩说：“你是第一个告诉我你是艾滋阳性的。” 人们害怕艾滋病患者，所以人们不愿意和艾滋病患者生活，而艾滋病患者也不愿意公开自己的身份，从而恶性循环。 但是，肖恩选择了开诚布公，纳森选择了有容乃大。他们坦诚相待，互相理解，他们是世上最善良、最可爱的人。 他们具有不同的身份、职业、经历，但是怀揣着相同的目标、理念、信仰，他们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共同为同性恋、艾滋病患者的美好明天而奋斗。 ACT UP在学校科普同性、艾滋的知识时，纳瑟向同学们发放避孕套，遭到了一位同学的拒绝：我才不要这个，我不是同性恋，我没有你们的风险，我不会得艾滋。

可能在她看来这句话没什么问题，但其实是非常刺耳的和没礼貌的。 肖恩和纳森没有反驳和争吵，取而代之的是通过接吻来反击。

他们微笑面对人们的歧视、误会、侮辱、伤害的行为，让人非常感动。但同时一想到他们之所以拥有如此强大的内心，是因为经历了人们无数次的歧视、误会、侮辱、伤害，又让人感到无比心痛。 即便是同性恋，也常常不理解ACT UP的行为，他们对ACT UP在墙上张贴海报的行为嗤之以鼻：你们就不能让我们清静一会儿吗？我们只是想出来走走，趁天气好做点我们想做的事。可你们呢，就知道用这些海报里吓唬我们。去死吧，混球！别来烦我们！

如果人人都理解你，那你是有多普通啊！ 异性恋不懂，同性恋也不懂，只有ACT UP的成员自己明白他们在做什么。 世人麻木、愚昧、无知、自私，ACT UP成员的清澈、警醒、无私、利他显得更加难能可贵。 正如ACT UP会长蒂博所说：他们都是蠢货，他们不懂我们在做什么，他们不能理解，他们就是一群行尸走肉的僵尸。就算我们的标语再积极，他们也不想听到艾滋的事。我们必须唤醒这些丧尸。

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纵然是单枪匹马，我也要与全世界为敌；只要有一息尚存，我就要杀你个片甲不留。 2017年是一个特别的年份，接连出现了《每分钟120击》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两部优秀的同性片。 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一样，《每分钟120击》除了有扎实的剧本、精彩的表演之外，摄影、剪辑、配乐也结合得恰到好处。几段蹦迪非常惊艳，光影的运用妙到毫巅，让人热血沸腾、心潮澎湃，让人真正感受到这群年轻人充满的活力、激情。

尤其人们染红塞纳河、躺在地上抗议示威、在保险公司泼洒骨灰的片段无比震撼，其冲击力无法用言语和文字形容。

更为重要的是，《每分钟120击》的题材很正能量，它承载的意义超过了电影本身。 如果这部电影能让人们更加关注和正确认知LGBT群体和艾滋病患者，那么这部电影的价值就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评分所能概括的，它意味着有一群人会重新得到原本就属于他们的权益、会拥有更好的生活。 把《每分钟120击》和《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相比较谁更好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它们都称得上是伟大的电影。 《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像是一个童话， 这里没有守旧的思想、歧视的目光，这里同性恋和异性恋是一样的。你可以大胆追求心爱的人，可以率性绽放自己的青春。 《每分钟120击》像是一场战争，LGBT群体、艾滋病患者处处受到误会、歧视、伤害、侮辱，一群年轻人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使用他们的嘴舌、大脑、思想、信念、内心、精神杀出一个黎明。 正如蒂博所说：艾滋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们视若无睹的战争。 既然是战争，就必然有伤亡。 故事的最后，肖恩的血肉之躯终究没能扛过病魔的荼毒。他还没看到战争的胜利，就早早结束了平凡但不平庸的生命。 用《悟空传》的一句话来形容肖恩的一生非常贴切：这世界我来过，我爱过，我战斗过，我不后悔！ --------------------------------------------------------------- 艾滋是一场战争，一场人们视若无睹的战争。 我们的战友不断死去，我们不想死去。 所有的战争中都有共谋者，艾滋也有它的同盟。 有人将它视为天赐良机，因为这十年来，由于公众的漠视艾滋夺走了同性恋瘾君子、性工作者、囚犯的生命； 有人用它点燃仇恨和歧视之火，让它越烧越旺。 从1989年来，我们的为对抗他们一直作战至今，不间断的在所有阵线上作战。 在一起，我们团结在这里； 在一起，我们和疾病搏斗，减少个人悲剧，减少它引发的社会问题； 在一起，我们建立一个社区，用积极好斗的精神适应这种疾病。 巴黎ACT UP将继续跟艾滋作战，你可以站起来加入我们！加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