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城之春

 《小城之春》是20世纪40年代由费穆导演的一部影片，导演张艺谋说：“我最喜欢的片子有一大堆，不能一一列举，就中国的电影而言，我最喜欢１９４８年的《小城之春》，我觉得这部影片在当时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我们今天看来，觉得还是不能跟它比较。”而且更值得一体的是本世纪初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田壮壮集结了阿城、李少红、叶锦添等超级幕后班底将其翻拍过一次。可见小城之春的影响力。     在看了很多的中外电影之后，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像美国他们有“好莱坞式”的电影观念，像欧洲他们的电影也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征。而我们中国呢？我们是一个有着上下五千年文明的古国，我们的文化也一直以博大精深自居。然而我们的电影呢？我们看一下近些年来凡是在世界各大电影节获奖的中国影片，或多或少的都带有一些后殖民主义的倾向，这些导演成了西方人的眼睛。他们的影片以及他们影片中的中国不是一个真实的中国，他们迎合了西方人的观影趣味，失掉了民族文化的自我。然而怎样去表现我们民族的文化，中国电影民族化的出路在那里？或许我们可以从《小城之春》中找到一些答案。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小城之春》这部影片影评的原因之一。一：从选材上看1. 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1948年的中国，刚刚从抗战的艰苦中艰辛突围，又进入国共两党之大决战前夜，那时的电影之都——上海，应运而生了为数不少的类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那样的史诗性巨片。战争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巨大破坏，爱情、理想、家庭置于大动荡年代的不能圆满，被导演渲染得淋漓尽致。《小城之春》选择的是一个不合适宜的恋爱故事，他关心的不仅仅是恋爱中的人，而是借助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的情欲战争，含蓄地传达了他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在看这部影片的时候，影片里面的那种“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费穆语）使我想起了巴金的《家》曹禺的《北京人》等作品。这部影片深入知识分子的心灵深处，塑造了必然要作为旧的封建社会的陪葬品的旧人戴礼言。处于新旧交困之中，在新思想与旧伦理斗争中充满矛盾和痛苦的知识分子如周玉纹和章志忱，无忧无虑没有负累而有着较为光明前途的一代新人形象小妹戴秀。积累制分子的典型形象。由此，《小城之春》折射了二十世纪前半世纪的时代文化特征，表达了一种文化忧虑和文化反思的沉重主题没透露了对显示中国及其文化历史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绘制难去的困惑与迷茫。    费穆是按苏东坡《蝶恋花•花褪残红青杏小》词意境和韵致构思全片视听形象的。词中写道，“花褪残红青杏小，子燕飞时，绿水人家绕。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声不闻声渐消，多情却被无情恼。”词境中的哀怨感伤，黯淡怅惘，化为《小城之春》的淡墨山水小品，苦涩的茉莉香片。“色淡而隐然可见内里颜色，味苦正如离乱年代坎坷人生”。费穆拍片力求完美，速度一向较慢，而如此细致精美的《小城之春》只拍了三个月。费穆带着同病相怜的深切感受把它呈现在观众面前，几达物我两忘、得心应手的澄明心境。而作品的气韵，必将超越时间和空间的疆界。 2.颓废的墙   1948年的中国，刚刚从抗战的艰苦中艰辛突围，又进入国共两党之大决战前夜。。《小城之春》选择的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影片并没有放弃当时的时事，而是借助一个女人和两个男人之间展开的情欲战争，含蓄地传达了他对外来文化与中国所面临的问题的思考。这里我们要谈一下影片中“墙”的深刻寓意。   20世纪40年代末期的江南小城，经历了8年抗战，每个人的世界几乎都一派荒芜。戴家大少爷戴礼言，更是在沉疴中无可奈何地消耗着生命残余的能量。他每天起床后惟一要做的就是在废墟上搬着几块残砖，重建家园明摆着是不可能的事情，顶多也只能算是修修补补了。周玉纹总是在小城的城墙之上徘徊，她孤单的身影和无限开阔的天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而她期待的春天稍纵即逝，且永无来期。直到这个时候我们才发现费穆先生眼里的小城，完全是一个抽象的小城!没有街道，没有店铺，没有医院，甚至连邻居都没有。影片开头是在城墙上，结尾也是在城墙上。“城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象征。玉纹反复走在城墙上，与志忱两次的约会都是在城墙上。城墙成为“小城”或者“小城”的表象。不仅如此，城墙在这里还成为某种藩篱的象征。如果说传统中国的形象是一堵城墙，那么在影片的主人公内心深处还有一堵墙。由于玉纹和志忱始终未敢超越雷池。影片安守“发乎情止于礼”。二：演员的表演在《小城之春》中演员表演的节奏很慢，影片是通过缓慢的形体动作来表意的，尤其是有时候通过对手的动作的特写镜头运用来表意，此外还通过节奏低抑，缓慢沉重，仿佛自言自语的独白，来表现任务的心情状态和情绪波动。 “他是从火车站来的。他进了城，我就没想到他会来。他怎么知道我嫁在这里?”在周玉纹幽幽的叙述中，章志忱出现了。这个时候的玉纹并不在现场，惟一可以解释的是这些都是她的想象，她后来听章志忱讲述的，可她居然连细节都能“看”到：她甚至知道章志忱的脚踩到了她家门口的药渣子!影片的视点是由周五纹对往事、对爱情的主观记忆来完成的。但是，它又不像一些影片，周玉纹的画外音并不企图把我们带回过去，而是一直引领着我们往下观看。看命运怎样捉弄这样一个有情有意的女人。很多时候，周玉纹的画外音会给人有两个视点的错觉：一个是费穆的，一个是周玉纹的。有时候这两个视点又重合在了一起。在这里，时间或者说记忆是可以由周玉纹根据自己的感受来任意组装和改变的，她的画外音有时是内心对白，有时是交代情节，有时是抒发情绪，有时则让你感到她正在与我们一起观看这部电影。费穆为了能够传达出古老中国的灰色情绪，她将自己的戏曲电影的穿做经验应用到电影实践中去，饰演玉纹的女演员韦伟本身性格外向，是一个喜怒溢于言表的人。为了塑造有犹豫色彩的，内心充满矛盾的玉纹这个角色，费穆让韦伟学习京剧旦角的云步，从动作的行驶中寻找表意的元素，使影片上玉纹向志忱的几次走去，走来饱含意味。三：从电影语言上看1. 长镜头和单镜头创造性应用在《小城之春》中，导演费穆运用了大量的长镜头，呈现出一种具有中国美学特征的含蓄性。但是这种美学特征有区别于好莱坞，区别于蒙太奇，也区别于巴赞的长镜头。他是一种独特的“单镜头”模式。单镜头是一种情绪的连贯，单镜头与单镜头是叠加不是因果逻辑。单镜头的诗境内难往往和缓缓流动的摄影，景深的处理，中全景对情境的经营甚至音乐，旁白联系在一起。单镜头不同于美国电影里真实的幻觉营造，亦有别于巴赞的“真实”，同时又不同于苏联蒙太奇理论对影响的割裂。它最核心的问题是创造叙事的连贯性，制造现实的幻觉。在影片中，当章玉忱来到戴礼言家时，礼言让仆人老黄去告知太太周玉纹。这场戏是最具代表性的费穆的单镜头。想通的场景，大致相同的调度，老黄一连跑了三趟。影片叠化了三次。费穆运用叠化的方式保持了玉纹情绪的连贯性。细致的体现了玉纹的心绪波澜。在这些单镜头中，饱含着导演在整部影片中追求的诗情心境。在单镜头的一咏三叹的叠加重复中，这种意味愈加浓厚。同时在影片中长镜头内部饱含着丰富的人物调度。这些人物在导演的安排下恰当的把人物之间的那种微妙的关系传达出来。戴秀给志忱唱“可爱的一朵玫瑰花”一场，费穆用一个长镜头拍摄下来，气氛浓郁，意蕴深厚。周玉纹始终处于场面调度的中心，后景是戴秀和志忱，左后为止是床边坐着的礼言，前景是给丈夫弄药的玉纹，而她的眼神却留意着志忱，志忱也不时的回头望她，戴秀发现志忱走新又示意他。一个长镜头中，导演用横向移动表现，戴礼言、周玉纹和沈志忱三人始终都没有在同一个画面中出现过，总有一个人在画外，从而暗示出此时三人的微妙关系。这场戏，任务呢新复杂，目光交流频繁，关系敏感，戏剧性强，通过一个长镜头的徐徐展示，别致含蓄，韵味无穷。2．中国传统美学的渗入和发展   王国维曾经在他的论著《人间词话》中谈到：词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则自成高格，自有名句。“境界”者，即“意境”，学界普遍认为：意境是由若干形象构成的形象体系，是以整体形象出现的文学形象的高级形态。费穆本身的诗人气质使他对“意境”的营造有着天然的创作力，也使得他与同时期的其他导演具有着鲜明的区别。在《小城之春》开拍之初，费穆将苏东坡的《蝶恋花》引为本片的“心象蓝图”，使他的镜头语言具有了中国文化写意的一面，营造出一种连绵不绝的古典意境，是导演想在战争年代中努力保持一种传统的文雅。同时，费穆也在细节处理上精益求精，着力于将各种传统美学的元素融入其中，比如在影片中怎样表现玉纹和戴秀对志忱的情感，导演让他们两个人分别选用了兰花和盆景送给了志忱，使古典文化中“借物言志”“借物寓情”巧妙介入常规叙事线索中。3 叙事节奏的缓驰有度对应于中国传统诗词的意境，费穆刻意的将“韵律”的概念引入叙事节奏中，由于前人并没有做过类似性的试验，《小城之春》在当时不可谓不大胆而前卫。本片的故事线索并不复杂，与《魂断蓝桥》相似；时间跨度也并不大，相仿文德斯的《德州巴黎》；却时时让人感觉其叙事节奏的缓慢，一种隐晦而灰暗的气氛被营造出来，使它明显的区别与以上两部影片，究其原因，正是“韵律”的融入使它具有别出新格的艺术价值。三 .灯光照明和镜头的运用在灯光照明上，影片多使用暗淡的室内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从而营造出灰暗，朦胧的影调风格。在镜头的运用上，影片较多用全景和中全景镜头，特写镜头虽然有但不多。这种镜头的运用，就如中国传统国画的表达方式，营造一种画卷的气息，使整部影片的基调有一种中国戏曲般的柔美。摄影机的运动是混满而流畅的，一般使用较长时间的摇镜头和移镜头。最为著名的如生日聚会那场戏，费穆是把摄像机放在两块木板上由人来推拉。正如费穆自己所言“这480英尺的镜头里有推有拉，可以说尽了电影技巧应有的能事。所以，通过行云流水班的摄影机运把志忱，玉纹，礼言戴秀四个人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难言的苦衷和隐情都表现的淋漓尽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