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不压正

姜文拍的片子我都着迷。尤其爱那股恣意挥洒的生猛劲儿，带着点超现实，梦幻般地飞起。同时又好像能从中更清晰地看见现实。 比起那些贴地甚至挖地三尺的现实题材，姜导抓到了电影这门视听艺术的核心：精彩。 不是要说套词儿，是强调「精彩」的具体含义——出色，绝妙，出乎大众意料，超常表现。 这可不是随便哪部片子都能配得上的。 要精彩，就得敢搞。要搞得起来，得有用武之地。 姜导曾在采访中提到，想把「北洋时期」当做类型电影，好比美国的牛仔时代。我的理解是，能从一个时代里找出类型元素，说明这个时代就是有用武之地。 从《让子弹飞》，《一步之遥》到接下来的《邪不压正》，民国「北洋」就是姜导的用武之地。 北洋时期指的是1912年到1928年。

民国建国初期，以北京为首都，政府由北洋系人物掌权，故称北洋政府。图为李翰祥1972电影《大军阀》剧照，其中军阀形象就是北洋军阀。《邪不压正》讲的是1937年日本侵华前夕的故事，已经不是北洋时代，但纳入了所谓“北洋三部曲”。

众所周知，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天灾不断，人祸频频，整个一水深火热的世界。 但若细翻史料，便会发觉，以上标签只是陈词滥调，太抽象。水多深，火多热，画风如何还需要看更多历史细节。 前阵子《顽主》重映，看到那场群魔乱舞的“现代派”时装秀，我想到了北洋时期，画风和那场戏有神似之处。

《顽主》（1989）T台秀群魔乱舞，王朔原著小说，米家山导演。

试想这样一个场景： 1921年盛夏午后，北京城朝阳门门洞里堵“车”了—— 打东边走来一队骆驼，打西边开来一辆劳斯莱斯。车里钻出英国司机，比划着跟牵骆驼的通县老乡交涉。 正商量着，斜刺里钻出辆人力车，硬要往前塞。后头一声吆喝，一个骑自行车的巡警追了上来。乱的不可开交，骆驼突然惊了，原来是给后头冒出头的骡子吓到了。 这一惊，把一辆粪车撞翻了，顿时屎汤流了一地，人力车上坐着的八大胡同头牌一顿臭骂，说赵公公都等不及了，你丫还净添堵。说着抄起根烟枪就要揍车夫——车夫一瞪眼，说你放尊重点，我好歹也是个厢白旗。 旁边一女学生拉住头牌，塞她手里一张传单，说姑娘你要争取女性独立啊——后半句没听清，就给一阵巨大的轰鸣声淹没了。这是路过朝阳门站的环城铁路急刹车，急刹车是因为车上闹土匪了。 列车一停，乘客就砸门扒窗往外挤，戴黑礼帽的，盘大辫子的，留油背头的，穿旗袍的，穿洋装的，穿学生服的，滚成一锅八宝粥。 总算从日坛那边传来一片枪声，当兵的来打土匪了。不想兵匪一碰头，马上握手言和，一起全往西奔东四牌楼去了。原来是南方军阀来打北京了。 众兵匪杀到紫禁城，撞见宫门口一群夹着铺盖卷的老头子，正朝着皇宫磕头高呼万岁。这是刚被溥仪赶出来的太监，刚刚从宫里领回自己的命根子。 兵匪一冲，老太监东倒西歪，包袱里的命根子掉出来，滚得满地都是。 这就是北洋时期的画风，一场魔幻现实的社会奇观。各路角色粉墨登场，不分左右无问西东，不用IMAX大画幅你都装不下。

1924年的北京朝阳门，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拍摄。

这种中洋、新旧的多元混搭，和昔年大唐盛世时完全不同，那时的长安是包容大气，而北洋北京却是迷惘焦灼——看起来什么都可能，又好像什么都不可能。好像百家争鸣，又好像遍地搅屎棍。 比如说媒体，从清末到北洋末年，报纸杂志一窝蜂，最多有一千多种报纸。大报业如《申报》，北洋17年间发行量增长了20倍，在1928年发行有14万份。 小报小刊就数不清了，夸张点说，能写字的都在办报，能认字的都在看报，不认字的都在听人念报。 这些报纸路子很野。 比如妓女可以在报上打广告，还有报社记者靠写黑稿谋生，说谁家饭店吃出苍蝇了，哪个妓院的姑娘得了梅毒了，拿着稿子去讹你。 连大学办的杂志都胡扯淡。南开大学的《校风》杂志里，曾有人写灵仙狐仙。开放到这个地步，有种迷之自由的感觉。 这都是清政府宣布倒闭后权威真空的结果——原老板撒手了，新老板管不住，又冒出一群部门领导，都想当老板。 按社会学的讲法，在稳定的社会组织里，每种角色都有相应的行为模式。什么人干什么事，大致是可预期的。一旦组织崩塌，角色就乱了，就无法预期什么人能干出什么事。 农民被土匪打了，就干脆入伙。土匪又被当兵的打了，就换上军装当兵。 女学生想赶时髦，就学八大胡同。瑶姐想招揽生意了，就扮成女学生。 有人说要立宪搞共和，一转脸就换上了龙袍要登基。 有人抽大烟上瘾，就转去扎吗啡——烟还真戒干净了。 社会角色之间相互冲突，边界模糊，随时都有可能能置换身份。《让子弹飞》麻匪当官的戏剧冲突，就可以理解为社会角色的混乱。 故事里有土匪，有县长，有豪绅，三方打成一团，表面对立，实则同源。看似理念不同，实则殊途同归，都是在抢夺老百姓的信任和资源。

强盗杀赴任官员冒名顶替之事，在清代笔记《清稗类钞》中就有记载，讲的是康熙年间的事，故事里的强盗当了官，上任后表现很好，“为政精明，人咸爱重之”。图为姜文2010年作品《让子弹飞》美国版海报，依次为土匪、恶霸和县长。

那时的城市边缘，游荡着大量穿衣吃饭没着落的游民，这些人进城就是流氓，上山就成土匪，有人领导就变成了流寇。 因此，他们最喜欢加入黑社会或去当土匪。险恶的生存处理里，暴力夺取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安全感。 北洋时期的河南，就是土匪王国。民国元年的政府公报里曾说，河南省“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是土匪”。 很多土匪头子，不少人曾是辛亥革命功臣。但中央一乱，底下心一野，就又匪了。他们占着各个山头相互不屌，都说自己是合法政府，相互“剿匪”。 有个民谣这么唱：某军开口叫老乡，不卖子弹就卖枪。只说您是皇军队，谁知都是黄鼠狼。 据一个外国传教士记录，说刚民国时土匪只抢富人，后来只抢中国人，到了北洋末期，土匪见人就抢——保守估计，当时的中国土匪有2000万。冯玉祥北洋后期的国民革命军，有十万都是收编的土匪。 《让子弹飞》里的张麻子一派风流，但在真实的北洋世界里，当土匪并不怎么风流——同行太多了，竞争压力大，根本潇洒不起来。

1923年春，山东抱犊崮山区发生民国时期最大土匪劫案，惊动全球。1000多名匪徒破坏铁路，挟持中外旅客，要求官方停止劫匪，把自己收编入正规军。图为外媒当时的报道。

往根源上分析，北洋时期的社会角色混乱，是因为社会信仰崩溃了。 北洋17年间，内阁更换47次，权力更迭导致混乱。看起来和以往改朝换代的乱世一样，但其实却不只是权力的游戏，更是信仰之乱。 康有为曾论断民初社会——

新道德未立，旧道德先亡，致令举国人民无所适从，手足无措，则惟有猖狂恣睢，纵欲忘度，毁伦灭理而已。

早期反清革命者，有些人出身黑社会，信无政府主义。这个主义认为，什么权威都不可信，民众想干嘛就自己玩。有种破罐破摔的无赖劲儿。斧头帮帮主、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就信这个，谁当老大他就暗杀谁。 但革命高潮一过，很多人发现世道更乱了，便进入贤者时间，躲起来信佛抄经。就连鲁迅先生也做过很长一阵子佛系青年。 民国头几年，他在教育部上班，沉迷各种佛经，又是买又是抄。据他好友许寿裳回忆，先生曾说：“释迦牟尼佛真是大哲，我平时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 普通老百姓，则根本不知道自己该信什么，只能逮着什么信什么。 那些年旱涝多，前途未卜，民间就延续古人迷信，搞祈福和占卜。北洋17年间，仅《申报》记载的求雨迷信事件多达80次。 1925年，湖南大旱，从省长到县长，都亲自组织求雨，把虎头骨拴绳子上扔水里，希望能吸引出蛰伏的龙，“必能与云布雨”。还命令全城妇女扛着黑旗游街——因为“女为纯阴，日为纯阳，认因制阳，必能得雨。” 更流行的是扶乩，不但请关公、吕洞宾、何仙姑这样的本土神，还与时俱进地请来耶稣、托尔斯泰和拿破仑——不同的事儿问不同的神，托尔斯泰管考试，拿破仑管打仗。 有时候，在不同信仰面前，人们还会犯选择困难症。 历史学家钱穆有个朋友，一面研究马克思，一面学习催眠术，相信催眠治病的奇效。后来背上生疽，不看医生，每天自我催眠治疗，死了。

1923年，中国精神研究会出版的《催眠术》指南书籍。上面写着：中国催眠学界之绝对权威，执斯界之牛耳者本会而已。

迷信虚妄的代表，是红极一时的“灵魂学”——相信灵魂不死，化为鬼神，可转世再生，通过扶乩请神和灵魂摄影，就能看见。 甚至，此学说也赶时髦，主张灵学救国，“鬼神之说不张，国家之命遂促”，论调之高，不亚于新青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 1917年，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以期更好地开启民智。 那一年，上海也发生了件“开启民智”的事——灵学会成立，出版会刊《灵学丛志》，前北洋政府大总统亲自撰写题词，并在《时报》连续登广告，还请来西学前辈严复写软文。 胡适的文章发在《新青年》上，当时发行量最多不到两万份，且多卖给了大学生。 《时报》发行量虽然未知，但它是清末创刊的老牌日报，不但有时评，还刊登翻译小说——胡适自己都看。 据此可以推测，灵学在舆论声量是大大胜出的。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仅在底层民众。 早在灵学会创建前一年，伍廷芳受江苏教育会之遥，演讲灵魂学，沪上名流联袂而至，现场有二百余人。 伍廷芳是谁？此人演讲三个月后，出任了北洋政府外交总长，一年后又当上了国务院总理。 除了灵学会，当时主张灵魂、神佛、转世各种鬼神之说的，还有不少组织。有个叫“同善社”的迷信组织，获得了北洋政府批准，内务部立案，公开在北京设立总社。另有著名邪教“悟善社”，到处宣传自己能“借经于扶乩，以递人鬼之邮，以洞幽冥之隔”。

北洋时期的山西同善社合影。

这些扯淡学说为何能蛊惑人心？其策略在于趁虚而入。赛先生（科学）来了，想信他，又跟他不熟，就不敢全信，留一半给鬼神。 灵学既科学，又鬼神，“科学”地“迷信”——中西药结合疗效好。 还是1917年，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军在北京搞复辟，重新打起清朝龙旗。对这事儿最起哄的是北京城百姓，纷纷传上长袍戴上假辫子出门庆祝。 这是怀旧式的迷信。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只搞了半个月，北京城挂满了龙旗。复辟后，却对民间有持续影响。鲁迅1920年写过一个短篇《风波》，讲江南某乡间有人得知“皇帝坐了龙庭”，发愁自己已经没辫子了。

至于其他借天灾人祸大发迷信财的骗子信仰，更是无孔不入。《申报》曾记载，上海城外有棵老松树，有人编了个段子说这树附有神灵，没过多久，人们就来烧香磕头了。 武汉有份叫《光华学报》的报纸曾刊发文章公然提倡迷信——

思想散乱者，迷信可以统一之；意志薄弱者，迷信可以坚定之；举动飘忽者，迷信可以稳固之；性情怠忽者，迷信可以奋勉之；体质柔弱者，迷信可以发大之。

希望破碎的时代，人们总是要信点什么，让自己有所依靠。归根结底两条道，要么迷信暴力，要么迷信虚妄。 无论何种名义的暴力与虚妄，都牵扯到利益之争、流量之争，势必发生力学反应与化学反应。全民对抗全民，所有人干所有人。岂能不精彩，岂会不惨烈？ 精彩而惨烈，就是荒诞黑色的戏剧性。戏剧性背后，则是苍凉和虚无的底色。 大部分拍民国的电影电视，都聚焦在民国的戏剧冲突上，拍民间的讲究传奇，拍政治的讲究立场，但很少有作品能触及这层底色。 在我的观影经验里，能达到这个层次的，李安的《色戒》算一部，娄烨的《紫蝴蝶》算一部，还有就是姜导的《一步之遥》。

紫蝴蝶 (2003)6.92003 / 中国大陆 法国 / 剧情 爱情 历史 战争 / 娄烨 / 章子怡 刘烨

《色戒》和《紫蝴蝶》都讲出于革命道义的暗杀，主角都是女性。因为相信某种理念，接受时代强加的角色，但最终在自我内部冲突中崩溃，继而波及更多人的命运。 这就是前面说到的乱世核心问题：身份、信念的极度不确定和荒诞反讽。 《一步之遥》更进了一步，它在拍北洋故事，但其实拍的是自己的想法。但恰恰是这种个人化的表达，才超出了时代局限，也不只停留在讨论人性和时代冲突。

一步之遥 (2014)6.72014 / 中国大陆 美国 中国香港 / 剧情 喜剧 动作 / 姜文 / 姜文 葛优

《一步之遥》刚上映的时候，我没那么喜欢，觉得不如《让子弹飞》好看。但后来再看越琢磨越有意思。它比《让子弹飞》更深入地使用了历史素材。 许知远采访姜文，问他你是对历史迷恋吗？姜文说，历史对你来说，是一个可以借助的东西，但你表达的一定不是历史本身。 一般都说，这部电影取材自1920阎瑞生劫杀妓女案。我觉得这是大误会，让人先入为主地感觉是个“犯罪”类型。要我说，这片子是取材自“阎瑞生劫杀妓女案”发生之后的事情。 阎瑞生是个典型的北洋“社会人儿”，震旦大学学生，赌徒、流氓，还懂外语，做过买办。1920年6月9号，他杀了花国总统王莲英。6月16号案发，《申报》登了新闻《麦田内发现女尸》。 接下来，就是一场社会奇观秀。 阎瑞生还没缉拿归案，改编的舞台剧就开演了，男女主角由阎瑞生的同事和王莲英的姐妹扮演，舞台上的车，就是从案发现场拖来的。 7月2号，《申报》登了个通告，说要出版小说《莲英被害记》。之后，诸如《拆白党谋财案：莲英惨史》等小册子就上市了。阎瑞生枪毙第二天，文明戏《莲英劫》、《莲英被难记》就开演，一直演到第二年。百代公司还出了阎瑞生案的唱段。

阎瑞生案发仅半个月，《申报》就发通告说要出书，占住了故事IP的坑。

这段北洋故事素材，到了姜导的片子里，都化入了寓言式的表达。从惨案到消费，从生活到戏说，再从戏说回到生活，都只有一步之遥。 《一步之遥》里的花国总统、军阀、少帅、戏子、租界警督和名媛姨太，也都是典型北洋“社会人儿”，包括主角马走日，是前清遗少。在各路社会人儿强加的逻辑里，马走日别住了马腿。 他要演自己，还不能是自己。他没杀人，却要承认杀人。他要活着，人人都想他死。有人真想他活了，他自己却要死。这场戏里没有导演，只有副导演，还各有各的逻辑，你只能拧巴着。 其实不管什么年代的历史，这样的拧巴越多，世道就越荒诞。 姜导把这场北洋年间的社会奇观拍得跟酒神狂欢一样，喝高了一样口出狂言，但它揭示的却是当下时代的底色。这正是姜文独有的“北洋”寓言类型片。 马走日不说了吗——Today is history 。

《一步之遥》剧照，姜文与葛优。

参考资料： 《中国近代社会生活史》， 李长莉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民国时期的土匪》，英·贝思飞著，徐有威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民国前期迷信问题研究1912-1928》，郑国 《变化下的信仰分化：上海灵学会成立缘由初探》，郑国 《鲁迅全集》第一卷，鲁迅，同心出版社 《一步之遥》原型：1920年上海滩媒体围观的“阎瑞生案”，澎湃新闻

上周在三联书店交流会。有读者问，八年前，你给《让子弹飞》写五篇评论，是一种什么体验？ 这问题丢了好几个包袱。 第一个，关乎职业信誉，即，姜文是不是给你钱了。 答案当然不是，写影评的服务对象，是当时的媒体，报纸杂志网站。一个字八毛一块钱的，就这么简单挣着。 第二个，关于品味评价。读者意思更可能是，你是否把《让子弹飞》吹捧得太高了。 我解释如下：随着年龄阅历增长，对一部电影的评价，是与彼时彼刻的处境有关系。你看到500部电影的时候，和你看过3000部电影的时候，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很可能是不太一样的。 3000，只是一个虚指，经历一些人事物，你很可能对当年喜爱的电影变得无感，甚至，会不看电影。这么解释，并不表示我着急甩锅，要把《让子弹飞》打为烂片。我想说的是，在25岁冬天的北京，这部电影，我看得挺爽。如果现在再看，也许未必。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第三，把这东西搁在前头，只是想说，我不是姜文作品的无脑黑。 我不喜《邪不压正》，更多是觉得，姜文在糟蹋自己。他明明可以把一部电影拍好拍顺，横、平、竖、直，商业、文艺、艺术，任何一个方向，了然于胸，随便都可以。影迷拥护爱戴，不成问题的问题。 然而，他偏偏喜欢夹带私货，夹枪带棍，并且在《邪不压正》，或者之前的《一步之遥》，乃至这套民国三部曲，杂耍得并不高明。 我大致还是会认为，姜文是好导演。但好导演，同样会拍出差的电影。尤其是全凭冲动、激情和自信创作的导演，人，真的要服老、服输。这点上，冯小刚就很不一样了。我素来认为，冯小刚是个差劲的导演。任何电影，只能三星封顶。徐浩峰这样的，不好也不坏，看他的电影，总是觉得很好笑。 脱胎自张北海小说《侠隐》的《邪不压正》，最迷人的背景，是1937年前后的北平城。 上世纪前叶，许多日本作家前来寻访老大之国的风采，他们笔下的北京城，是遍植洋槐与合欢的大森林，宫殿与四合院，都掩映在绿色的海洋之中。但就连芥川龙之介这样的文豪，都写不出一片屋瓦的色彩。 老北京的魅力，它的数百年固若金汤与最终毁于一旦，由此可见一斑。 《邪不压正》一上来，就是大雪过后的北平城。这种艺术表现手法，仿佛是网络上的女诗人走红文体。白茫茫的大雪，也把观众带回了民国的北平。 姜文是如此迷恋灰色的屋顶，它们像无边际的海浪，像游子思慕的床，反反复复地出现。他让彭于晏在上面冲浪，蹦床，接连不断地跑酷，来去自如。他还带着周韵一起翻越牌楼，人间游戏。走在屋顶上，只差再滚来一阵阵热浪，姜文还可以年轻上几十岁，回到《阳光灿烂的日子》的夏天。 制造北平全景和城池意象，是《邪不压正》必不可少的篇章。然而，因为那些景色的过早消失，别说城门，连城墙根都没剩几截。最终，《邪不压正》又落入民国三部曲的搭景窠臼，影视基地，仿古再造，CG美学，始终经不起放大细看。 这不是吹毛求疵。你会清楚知道，那个人、那户人家，是不是真的生活在1937年的北平，而不是空洞的内务部街、东棉花胡同39号、东交民巷，乃至是东大桥刑场。 在我看来，电影主人公所极目远眺的大全景，最终只是一片失焦的虚空想象。这不仅是意不在此的姜文的悲哀，也是这个国度的悲哀本身。 很难描述《邪不压正》的观影感受。我感到不适，作为观众被导演戏耍，并且看着他还洋洋得意，疯狂宣泄着荷尔蒙与暴力。 这次的姜文，该是打针又吃药了。 《邪不压正》的故事时间点，是一个内外冲突，交织渐变的一个时段。电影一边忙着虚构架空，师门败类，国家兴亡。一边潦草凌乱，落回卢沟桥事变，日军开进到哪个门。 片中人物，全程都在夺门而入，摔门而出，天上掉钱，墙头落体，不好好说话。前一秒出门，后一秒大棒槌。前一秒打针，后一秒调情。这就导致电影角色纷纷站不住脚：一开始心狠手辣的，后来像个白痴。一开始骚浪贱的，后来有高尚节操。一开始玩心计的，后来卸了一嘴牙。最惨的就是主人公，他空有一副强健体，没有任何报仇驱动力。逃过一劫的，大概只有周韵，因为她一直在飘。 这些人物，也盖满了过往姜文作品，猩红色的大印。白大褂、白大腿和骚入骨的声线，打针一章的既视感，根本就是重复《太阳照常升起》最耐人寻味的陈冲段落。屋顶上的行走，屋檐上的自行车，也是乱入的马小军，远远打望着青春期的永恒女神米兰。有人说，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以后就停止了思考，去依赖永动机般的魔怔台词与癫狂节奏。但有一个比较，是触目惊心的，那个拍出《鬼子来了》的姜文，如今只会拿坦克与驴屁股做文章。 已经不需要翻译的美国人形象，中文很溜，但无疑是非常失败的嘴炮角色——你从他的死法，就能知道姜文是多么不屑于交代他的七七八八。 姜文自己，看似贪了一个反转黑化的好角色（他以为）。演这种深藏不露阴谋家，挑战演技，太爽。然而，这个人除了放放鸽子、暗中圈点人力车夫，好像并不干嘛。结尾安排一出营救张将军抗日，同样让人一头雾水。我意思是，这可能是个有趣故事，但你这样东打一枪，西轰一炮，该切左肾，留了左肾，真的让人搞不懂状况啊，到底是什么玩意。 继续斗志昂扬、鼓着胸大肌跑全马＋铁人十项的彭于晏，与卖屁股和大腿的许晴，倒真是天生一对。我对依然少年气，战斗力爆表的彭于晏没有看法，可是，他美利坚学了大半天，李小龙COS了好几出，最后跟着《师父》跑出来的廖凡胡乱拆招是怎么一回事? 尽管姜文解释，相中彭于晏是眼前一亮，然而，电影里的彭于晏，是相当模板的人物存在。这不只是因为猛然醒悟喊爸爸的倒胃口，而是彭于晏的电影人设，四五年来，差不多就这样子了（打拳的《激战》和骑车的《破风》，甚至乱入《明月》刘黑仔）。 许晴的角色，无疑是赤裸裸的剥削——从冯小刚电影里剥来，也无情地削去人物的正常情感。剑桥毕业的，和墙头的自由落体，有何干系？肆无忌惮地跟亨德勒父子卖骚，与朱潜龙的媾和又掌嘴，到底哪个更糟糕。 周韵的角色，八年前的罗永浩就在评论垂涎：姜文老婆越来越好看了。那个为父报仇的故事，也就是最终刺杀了孙传芳的施剑翘。姜文继续把她传奇化，来无影去无踪——就像给《邪不压正》留下了好几个人物外传。但我想，他应该没有机会了。 还有不少影评人愤然的华北首席影评人潘公公——由热烈赞美过999部电影但狂喷过1部《小时代》（以及郭敬明粉丝）、刮了胡子及多余毛发的奇葩先生史航主演。其实，《云图》和《鸟人》都有过对评论家的揶揄，即便把影评人、书评人、乐评人之类的讨人厌角色插两刀，割舌头，乃至磔诛都无所谓。问题是，他这个人，除了沾点末代皇帝和庄士敦之类的掉书袋趣味。他一出来，就是一具浮肿的行尸，跟电影故事真的没有半毛钱关系。 《邪不压正》是从哪里开始崩坏的呢？ 有人说是美国人的坠落现场，有人说是彭于晏被送去敲钟。还有人说，是彭于晏莫名其妙吃了一针，周韵冒出来的那阵子，整部电影开始不受控制，一直往屋顶上蹿。 我是觉得，像众人吃饭开香槟，那场面就已是车祸现场无疑。围绕屁股盖章这个事，何尝不是姜文热衷的“你老婆肚子像天鹅绒”之类的男权挑衅。这个事情，姑且可以说它不无聊吧，可对于几个作哈哈大笑状的电影人物，究竟有何帮助。 从如何达成完美复仇，变成无厘头的“谁是你爸爸”，又回到复仇之虚无的深刻探讨，《邪不压正》的私货，显然是姜文自鸣得意的明、清、民、中、日、美的鱼龙混杂军阀汉奸曲艺节目，堪比天桥下说书。本是手起刀落的痛快事情，非要把人骗进七弯八拐的时局，用的手法，却是狼奔豕突。 至于语言幽默，你要笑出来了，我算你赢。 你说它是商业片，他说塞了那么多好货，你瞎啊。你说它是艺术片，他说我把通俗幽默和情怀心肺都献给你了。你说这个电影很难懂，他说看个《爸爸去哪儿》，不能再简单。你说，啊，我终于明白彭于晏确实不要找爸爸了，应该自己生个娃。他说，孙子，我骂的就是你。 这个姜文，我越来越感到陌生。 无论是李天然，还是《一步之遥》的姜文。这都是一场失败的复仇。

遇见在看这部电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