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

副标题或者应该叫：在他成为于洛先生之前配图版：http://www.douban.com/note/40912260/一雅克·塔蒂（Jacques Tati），1907年10月9日出生在法国伊夫林省（Yvelines）的乐佩克（Le Pecq），这座塞纳河流经的小镇位于巴黎西郊，离市中心不到12英里，风貌应该接近于《我的舅舅》里于洛先生的家。塔蒂的原名叫雅克·塔蒂斯切夫（Jacques Tatischeff），姓氏来自曾任驻法外交官的俄国祖父迪米特里将军，荷兰裔的外祖父是巴黎有名的裱画高手，据说曾为梵高、劳特累克之类的大家服务。塔蒂的父母一生都在经营祖传的装裱店，并希望儿子也能继承这份手艺。对于这个职业安排，成名后的塔蒂曾在一次采访中这么说道：“按理说，我现在的工作应该是正给比费（Bernard Buffet，法国画家）裱画呢。但是，跟给别人裱画相比，我还是更喜欢被别人当画裱起来！”卓别林曾在自传里感叹：“感谢上帝让我只生了5英尺5英寸（1米65），要是再高一点，观众就没那么同情我了。”塔蒂的出现应该能够推翻他的理论。不到十六岁时，塔蒂就已经长到6英尺3英寸（1米91），当地每逢葬礼，教堂都会让他举着十字架，走在送葬队的最前面。2007年，法国制作了短片集锦《六位大师的童年》（Enfances），关于塔蒂的一段，也是描写他因为身高过高造成无法跟同学合拍毕业照的尴尬。当然，大个子也塔蒂带来了过人的运动天赋，独特的肢体语言，长手长脚身体前倾的剪影日后也成了于洛先生的商标。塔蒂不爱读书，他说自己的学历在一张邮票的背面就能写下来。后来，塔蒂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他觉得最初的喜剧意识来源于跟老师之间不断的麻烦——每次罚站，身处教室一角的他都会发现平时难得一见的情景，原来一本正经的老师在讲台的掩护下也会做些小动作，比如偷偷褪下一截袜子，或者挠挠大腿甚至屁股。“这是艺术观察的第一堂课，我开始明白人不可能永远绝对正确。”二1924年，十七岁的塔蒂在圣托贝海滩（St-Tropez）度假时首次表演了自创的哑剧，扮演一位漏球的守门员。整整五十年后，塔蒂在最后一部影片《马戏巡游》（Parade）里还重现了自己的这段处女秀。1925年，塔蒂入伍服役，成为法国第16骑兵团的一员，部队驻扎在离巴黎不远的圣日耳曼昂莱（Saint-Germain-en-Laye）。塔蒂精通骑术，骑马的元素也始终贯穿在他的喜剧创作之中，他在哑剧中能够同时模仿骑手和赛马，《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里有一场于洛骑不上马的戏，1967年的短片《夜校课程》（Cours du soir）里专辟一章讲解如何表演骑马，塔蒂能在马上模仿职业选手、老板、贵妇等不同身份的人，显露出骑兵功底。塔蒂说过，喜剧演员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是对体育运动的训练。1928年，他加入“法国赛马俱乐部”（The Racing Club de France）旗下的橄榄球队，司职二排（second row）。值得一提的是球队的队长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日后出版了《人口通论》并提出“第三世界”概念，成为影响世界的人口学家。每到比赛结束，塔蒂总爱在更衣室里模仿刚才的比赛过程，一个人能扮演球员、裁判和观众，常能引来全队队友的哄笑。索维发现了塔蒂的喜剧天赋，在他的支持和推荐下，塔蒂在俱乐部年会上公开表演了原创的哑剧《无声体育》（Silent Sport）。1931年，塔蒂离开了装裱店，告别了橄榄球，正式向演艺界进军。三1930年代的欧洲，除了电影院，最主要的娱乐场所是Music Hall。Music Hall不能按字面意思翻译成“音乐厅”，有人译为“杂耍戏院”或“游艺场”相对贴切一点。这种娱乐场所兴起于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演出内容包括流行歌曲、喜剧和杂技，具体形式可以参照一下瑞典电视台为塔蒂拍摄的《马戏巡游》。塔蒂的表演事业就起步于Music Hall，节目主要是哑剧（Mime）和模仿（Impression）两类。到了1934年，塔蒂终于在巴黎演艺界崭露头角，登上里兹饭店俱乐部的舞台，和他同台演出的有主演过刘别谦《璇宫艳史》（The Love Parade）的当红小生莫里斯·谢瓦利埃（Maurice Chevalier）以及Music Hall女王密斯丹格苔（Mistinguett）。1935年，在《无声体育》的基础上，索维改写出《体育印象》（Sporting Impressions）的新剧本，塔蒂在米歇尔剧场（Théatre Michel）首演成功。到第二年，他带着《体育印象》转投另外一家Music Hall——ABC剧场，成了那里的绝对台柱。传奇女作家兼巴黎文艺名媛柯莱特（代表作小说《姬姬》Gigi），看过演出后对塔蒂赞不绝口，“我觉得以后要是请不来像他这样令人叫绝的艺人，就别搞什么派对、综艺或者杂耍了。他的表演创造出一些独一无二的新玩意，里头融入了舞蹈、体育、讽刺，还有活人画（Tableau Vivant，19世纪欧洲兴起的一种戏剧形式，演员在舞台上摆出静态造型）。双手就是他的装备和搭档，雅克·塔蒂能同时扮演马和骑士，带到巴黎观众面前的简直就是一头传说中的神兽——半人马。”塔蒂自己认为所有值得一提的喜剧演员都是从Music Hall或者马戏团里练出来的，因为“如果不站在舞台上和观众接触，学到自己的本事，就不可能拍出一部喜剧，除非他要拍的是文字喜剧。”四踏上舞台的同时，塔蒂也一直做着电影梦，希望自己有一天也能像卓别林、基顿、劳莱与哈台那样登上大银幕。不过，当时他最崇拜的喜剧明星是英国的小蒂奇（Little Tich），一位身高只有1米37的侏儒演员。小蒂奇存世的影像资料仅有两部，1900年拍摄的《大鞋舞》（Big Boot Dance）被塔蒂誉为“银幕上所有喜剧的基金会”。早在1932年，塔蒂就试图把自己的体育哑剧拍成电影，不过这部名为《网球冠军奥斯卡》（Oscar, champion de tennis）的短片早已遗失，也许根本就未能完成。二战爆发之前，在橄榄球队队友和Musical Hall同行的帮助和引荐下，塔蒂一共演过五部电影，基本全是短片。其中值得一提的只有1936年的《小心左边》（Soigne ton gauche），塔蒂在片中扮演一位参加拳击赛的农夫，充分展示出他的肢体表达能力。执导影片的是只有二十三岁的雷内·克莱芒（René Clément），塔蒂第二部电影On demande une brute的助理导演，《小心左边》是他的导演处女作。后来，克莱芒拍过《铁路之战》（La bataille du rail）、《禁忌游戏》（Jeux interdits）、《怒海陈尸》（Plein soleil）等片，法国战后最重要的导演之一，被新浪潮敌视的“优质电影”代表人物，也是电影史上不可绕开的角色。1939年9月，德国闪击占领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拉开帷幕。正在意大利巡演的塔蒂被召回部队，派往法国北部的康布雷（Cambrai）布防。1940年5月，法兰西战役打响，德国展开“挥镰行动”，同时进攻法国、荷兰、比利时、卢森堡西欧四国，塔蒂所在的第16骑兵团参与了莫兹（Meuse）附近的战斗。6月14日，闪电战大获全胜的德军占领了“不设防的城市”巴黎，一周后，法国求和派维希政府宣布投降。法国沦陷后，已随部队撤退到中部的多尔多涅地区（Dordogne）的塔蒂退伍复员，回到了巴黎。德军占领时期，巴黎的娱乐场所照常营业，塔蒂重登舞台，在著名的丽都夜总会（Lido）继续表演《体育印象》。不过，丽都当时主要的顾客都是德国人，这段经历也让塔蒂日后受人指摘，成了他不愿提及的记忆。1942年，塔蒂受邀赴柏林斯卡拉俱乐部演出。结果，他发现柏林人大部分都已征兵打仗去了，城里的厨师、裁缝包括演员都是法国人，后来他甚至想过以此为题材拍部电影，表现“占领下的柏林”。塔蒂在柏林认识了同样来自法国的亨利·曼奎特（Henri Manquet），两人一见如故，成了一生挚友与合作伙伴。随着战事变化，回到巴黎的塔蒂怕被德国人抓进集中营做苦役，1943年他就和曼奎特一起逃往非占领区避难。两人在安德尔河畔的圣塞韦尔（Sainte-Sévère-sur-Indre）附近的一个小村庄里住了下来，合作完成了短片《邮差学校》（L'école des facteurs）的脚本。战后，塔蒂和曼奎特重返故地，在这个村子里拍摄了首部长片《节日》（Jour de fête）。1945年5月，纳粹德国宣布投降。塔蒂终于有机会回到摄影机前，继续他被战争打断的电影梦。1946年，塔蒂曾在两部爱情片里扮演无关痛痒的配角，此后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别人的影片里，甚至没有任何一次客串，换句话说，他只为自己拍电影。1943年，塔蒂参与过马塞尔·卡尔内（Marcel Carné）《天堂的孩子们》（Les Enfants du Paradis）的选角，虽然最终落选与这部诗意现实主义的扛鼎之作擦肩而过，却结识了电影的制片人弗莱德·奥莱恩（Fred Orain）。战后，奥莱恩和塔蒂成立了卡迪电影公司（Cady Films），据说名字是取自奥莱恩的一条狗，他们制作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塔蒂在乡下写成的《邮差学校》。开始，塔蒂本想再找克莱芒来当导演，可克莱芒靠《铁路之战》在戛纳电影节上拿了最佳导演，手上的项目多到拍不过来，塔蒂只好自己当起了导演。五拍完《邮差学校》的同年（1947年），塔蒂和奥莱恩接着就开始制作他们的第一部长片《节日》（Jour de fête）。这部电影其实由《邮差学校》扩展而来，编剧依然包括曼奎特，塔蒂扮演的还是邮递员，成片基本涵盖了《邮差学校》里最重要的几个桥段。《节日》选在塔蒂熟悉的圣塞韦尔拍摄，就是他和曼奎特1943年避难时待过的那个村子，他们也兑现了当初的承诺，几乎所有村民都在电影里露了脸，比如扮演村长的就是塔蒂当年的房东。今年是《节日》在法国上映60周年，圣塞韦尔当地开辟了主题旅游项目，不仅在村子里建成一家电影博物馆，还设置了“跟随邮差弗朗索瓦的车轮”线路，让游人骑车追寻塔蒂当年的足迹。《节日》有一个很重要的情节，塔蒂扮演的弗朗索瓦透过大棚的缝隙偷看了一场免费电影，一部表现美国邮政高效率办公的科教片，里面起着摩托甚至开着飞机送信的美国人，彻底让这位法国乡村邮递员傻了眼。银幕之外的塔蒂同样被电影的新技术困扰着，奥莱恩当时在法国技术委员会任职，他急于把《节日》拍成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并且运用本土研发的Thomson color（当时通用的是柯达开发的Technicolor）。塔蒂对这一国产彩色系统心存疑虑，所以就坚持同时使用黑白摄影机和彩色摄影机。这个决定虽然让工作量增加了一倍，每场戏都得重拍一次，但事后证明是正确的选择，因为影片的彩色胶片还未洗印，Thomson color公司就破产了。《节日》最终上映的还是作为备用的黑白版本，奥莱恩的爱国革新举动也落了空。其实，塔蒂对电影的色彩有自己的一套理论，比如他把《游戏时间》描绘成一部“彩色胶片拍出的黑白电影”。和卓别林一样，后来出了大名的塔蒂也喜欢反复调整自己的旧作，用他的话说就是“修改家庭作业”。筹备《游戏时间》的间隙，塔蒂在1961年还为《节日》制作过一个手工上色的版本，国旗、气球等道具都填上了装饰性很强的颜色，并重新制作了音轨。当年未能采用的彩色胶片也保存下来，1995年在塔蒂的女儿索菲·塔蒂斯切夫（Sophie Tatischeff）的主持下进行了修复，“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迟到近半个世纪后终于上映。《节日》的发行并不顺利，这部没有明星的低成本喜剧最初在法国根本找不到买主，影片完成的第二年才售出了南美版权。收回部分资金后，塔蒂重新录制了英文版配音，《节日》于1949年初在英国上映，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出口转内销”的《节日》终于在法国得以发行，并于1949年7月2日在圣塞韦尔小镇举办了热闹的首映式，村民们竖起了一座邮差弗朗索瓦的雕像，镇长宣布塔蒂获得“荣誉邮递员”称号并颁发了“金钥匙”。随后《节日》的票房节节攀升，收入超过成本十倍，还入选了当年的威尼斯电影节，雅克·塔蒂第一次享受到电影带来的成功，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岁。六从今天的视角来看，这部制作简陋的长片处女作已经多处显露出塔蒂的电影特点：反经典式的剧情结构，淡化台词强调音效，大量使用全景镜头并且不给特写，利用场面调度制造视觉笑料……特别是电影要探讨的话题，技术革新是否真的让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好，这也成了塔蒂一生创作最重要的母题。但是，《节日》在当时并没能像后面几部作品那样为塔蒂带来盛誉，评论界在肯定他的哑剧表演功底的同时，也对他的导演水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针对台词和叙事的问题。塔蒂本人似乎也对《节日》持保留意见，曾有多家投资商希望拍摄邮差系列的续集，都被他拒绝了。影片热映过后，塔蒂曾明确表态：“我没必要告诉大家，邮差去了巴黎，升了官，或者结了婚。在《节日》里，我已经把邮差弗朗索瓦的故事讲完了，他不会继续往前走了。”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新的角色已在塔蒂的脑海中诞生，一个适合他来表现的角色。四年之后，塔蒂带着第二部电影《于洛先生的假期》（Les vacances de Monsieur Hulot）重新回到聚光灯下，叼着烟斗的于洛先生第一次在大银幕上亮相，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今天来分享法国著名喜剧大师雅克·塔蒂的第一部长片—— 《节日》的缘起，与雅克·塔蒂导演的第一部短片《邮差学校》有紧密的联系。在《邮差学校》里，雅克塔蒂·便扮演了一个送信效率十分之高的邮差，有着高超的自行车驾驶技术，对自己的工作抱有十分的崇敬与尊重。 在该片的结尾，雅克·塔蒂的邮差包被挂在飞机上，跟随飞机一起驶向未知的远方。他看着飞机，露出了欣然的微笑。这里也可以解读为，在1947年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人终于能够继续平淡地生活，并且有如不断向前的飞机，对未来充满着无限的希冀和憧憬。

雅克·塔蒂在《节日》中，对《邮差学校》的主题有进一步深化。从最直观的表面上来看，《节日》重演了大量《邮差学校》的情节，只不过这种情节，被置于了一个时代大背景之下。

当然，这也不是在他的作品中第一次出现邮差，早在1936年雷内·克莱芒导演的首作《小心左边》中，作为编剧的雅克·塔蒂，就安排过一个邮差，将信带到一个偏僻的村庄，让当地能够在村子当中搭建一个小型角斗场，进行拳击比赛。并且，此刻邮差出现时的背景音乐，都惊人地一致。

雅克·塔蒂在当时便演了个懵懂的拳击手，观众得以看他的肢体语言为乐。（再往前追溯，在雅克·塔蒂编剧的第一部作品《要一个暴力男》中，他也演了一个拳击手，不过这跟本次介绍的电影没什么关系） 他的作品当中，不知为何弥漫着一种对车的迷恋，并且经常使用纵向镜头，去模拟车中人向前或后退的视角。这种创作方法起源于《快活的周日》。这部片子讲的是两个无所事事的年轻人用诡计购得一辆车，于是冒充成导游带领一众游客观光。导演用了主观视角模仿车中人的乘车经验，一同来感受这趟无趣的旅程。

这部短片的部分笑点，例如路牌方向的调转，也被用到了《节日》当中，糅合进了《邮差学校》中送信的部分。 邮差和小镇，可以成为该时期雅克·塔蒂创作的两个关键词。小镇上的小型角斗场，在《节日》中已成为一次大型的庆典。旋转木马、电影放映等现代化生活的气息进入小镇，为当地居民带来了更加新型的娱乐活动。 对于电影的影响，雅克·塔蒂有两处很有意思的诠释。首先是杂技团小伙子到了这个小镇之后，偶然瞥见一名一见钟情的意中人，这种设计有些许法国诗意现实主义的味道。二人站在电影放映蓬的门口，一言不发，却就着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旁白，上演了一出只会发生在浪漫爱情电影当中的邂逅。

还有一处对于电影的描绘，就是大家集体观看一部关于美国邮差的纪录片。在当时1949年的美国，邮差已经开直升机送信，身手有如特工一般，效率极高。并且邮政行业已经进化到娱乐的一部分，还会举办邮差健美比赛，评选最美邮差。 什么时候法国才能像美国那样，以高超的科技水平达到所谓的高效率？ 放映结束后，大家一起开起了雅克·塔蒂饰演的这名邮差弗朗索瓦的玩笑，问他为什么没有像电影当中的美国人那样，以惊人的方式去技艺去送信。美国的意识形态，便随着电影的放映，渗透到了当地居民的心中。

刚好带着几分酒醉的弗朗索瓦，对自己的工作以及生存方式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反思。他决定凭借自己的自行车，用属于自己的方式，达到效率的最大化。 后半段对于送信的剧情，基本上就是对《邮差学校》的复刻，也是一次主题上进行深化的过程，从单纯的敬业精神，发展到了对美国文化、高效率的戏仿与嘲讽。仔细观察的话，看似相似的部分其实在细节上也存在不同之处，不排除是雅克·塔蒂进行过两次拍摄的可能。 他凭借着一腔愚勇，以高超的送信技术，成为了全镇的景观。此处倒是多了不少基顿的影子，二者都喜欢展现高难度动作，并且对某些价值观更为执着，愿意冒着生命危险而为之实践。

关于美国效率的这条线，最后简单地被一个充当旁观者角色的老奶奶用一句话轻易化解了：“无论效率多高，地里的庄稼都不会长得更快。”这是雅克·塔蒂对于加速社会的反抗，也是一次对法国传统价值观的坚守。 全片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线索，就是展现小镇居民的团结品质。邮差就像是一条线，串起了每个居民之间的情感联结。从一起立旗杆，再到一起喝酒放纵，这种闲适的心态，放到当下网络社会，已经近乎于绝迹。 但对当时的法国来说，尤其是刚从二战缓过来的普通百姓，只要生活还能如此平淡地过下去，那就一切皆有可能。 当初马戏团的车开进小镇，宛如“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的真实写照，耕者停下了手中的活，各家妇女也纷纷踏出门口探视情况，孩子们欢呼雀跃，迫不及待地帮杂技团搬运车上的木马。

不过节日终有结束的那一刻。旗杆会被拆除，杂技团也要离去。全片首尾呼应两次小男孩追车，倒是在对比之下多了一分唏嘘。小朋友再也追不上梦里的旋转木马，童年会随着时间而离去。 那属于法国的这段百姓守望相助的“童年”，又会在什么时候，变得不再能追赶得上呢？

【也许是一份电影蓝图】 《节日》有一种乐天又憨傻的气质。于洛先生的前身弗朗索瓦是个长手长脚头脑简单的人，拥有过人的运动天赋和身体协调能力，很像塔蒂本人。村民则是淳朴而天真的，喜欢恶作剧，他们笑话弗朗索瓦笨拙而低效的邮递工作，事实上是没有任何恶意的。村庄的名字叫Follainville，不知是不是塔蒂有意为之：fol是愚蠢，疯狂的词根，ville则是村庄的词根。 这部处女作显得粗糙、稚嫩，却已大致涵盖塔蒂后来影片中探讨的话题，比如技术革新给生活带来的麻烦、对法国传统乡村的留恋与回归、标准化和机械化抹杀人性、以一种日常的喜剧视角看待生活……也显露出塔蒂日后影片的诸多风格特点：不给特写、大量全景镜头、淡化剧情逻辑、利用场面调度制造视觉笑料、以声音引导注意力、强调音效淡化台词…… 邮差弗朗索瓦透过大棚的缝隙偷看了一场免费电影，一部表现美国邮政高效率办公的科教片，里面骑着摩托车甚至开着飞机送信的美国邮递员让弗朗索瓦看傻了眼。美国的高科技也让村民们大开眼界，他们无情地嘲笑弗朗索瓦的低效。在几个年轻人的怂恿下，弗朗索瓦打算模仿美国人的高效率办公，他使骑自行车送信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杂耍，送信之路则变成一场冒险之旅。人们往往是未见其人，信已到达。虽然成功提高了送信的效率，但也闹出不少笑话和麻烦。 表面上是对美国高效办公的模仿，影片的内核，则是对美国化的批判，这一主题也出现在塔蒂后来的作品中，甚至从后三部电影的双语标题中就能看出来。新事物给生活带来的美好与威胁，不可避免地与法国对美国的争论联系在了一起，它表现在《我的舅舅》中俗气的现代建筑中（连同日式花园在内），《玩乐时间》中蜂拥而入的美国游客中，《交通》中的多功能露营车中。 塔蒂的电影没有明显的剧情逻辑，因为塔蒂的作品来源于观察而非虚构。他发掘日常生活细节中的喜剧因素，这些元素构成了影片的基本单位，所以有人会说，看塔蒂的电影，即使中间打了瞌睡，也能跟上情节。塔蒂的观察被其诗性美学的想象力调和与组织，正如评论家戴夫•希基所指出：“塔蒂认为，我们所有的人，一直生活在一个我们称之为世界的复杂艺术品内，也许只有另一件艺术品才能教会我们欣赏眼前所见之物。” 【差点成为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 当时法国还没有国产彩色电影，制片人奥莱恩认为可以通过还处于试验阶段的“汤姆森彩色”技术，使《节日》成为法国第一部彩色剧情片。汤姆森彩色是一种复杂的手工艺发明，相较于大片厂的色彩技术，它提供一种小作坊式的替代性方案，或许能够成为法国对特艺彩色的回应。于是塔蒂开始了他有趣大胆的设想：“或许能找到一个黑暗的小村庄的广场，我已经决定居民们都穿黑色，就像过礼拜日，这样所有的颜色就几乎消失了。……人们带着自己的家伙来到露天广场，突然间广场充满了颜色。颜色是在他们打开大拖斗――那些装着摸彩的东西和旋转木马的拖斗――的时候出现的。于是‘节日’就从颜色里得到了它的重要意义。节日一结束，拖斗又打开了，颜色回到了马车里。狂欢节的卡车继续开动，将村庄的颜色带走，让它处于黑色和白色中，外带一点褐色。” 塔蒂知道自己在冒险，于是调用了两台摄影机进行拍摄，一台是彩色的，另一台为了安全起见，用了黑白胶片。他在彩色中设置电影布景，把村里的很多房屋大门都涂成深灰色，让大部分村民穿上深色外套。不过这个想法在20年之后的《玩乐时间》中才完美呈现出来。因为影片的彩色胶片还未洗印，汤姆森彩色公司就破产了。 和卓别林一样，塔蒂也喜欢反复调整自己的旧作，用他的话说就是“修改家庭作业”。筹备《玩乐时间》的间隙，塔蒂在1964年重新剪辑了《节日》，重新制作了音轨，并用模板为一些杂散的视觉细节上了色。他甚至重返圣塞韦尔，拍了一些新增角色的素材，该角色是一位为法国国庆日活动进行速写的年轻画家。塔蒂非常精妙的将新素材整合到影片中，看起来天衣无缝。在接下来的三十余年中，大家看到的都是这个版本的《节日》。塔蒂将他这种修订才华延伸到了他其他的作品中：《于洛先生的假期》首映20多年后，他又加入了一个揶揄《大白鲨》的小笑料；《交通》上映很久之后，他又插入了一个关于加油站派送复古石膏模型的漫画式桥段。 《节日》未采用的彩色胶片保存了下来，1995年在塔蒂的女儿索菲塔·蒂斯切夫的主持下进行了修复。索菲是塔蒂的第二个孩子，也是他唯一的女儿，她还是一位专业电影剪辑师。她一定与父亲的色彩观点一致，在其父逝世五年后，她重新回到《节日》的彩色负片，希望能在摄影师弗朗索瓦·爱德的帮助下，重构一个彩色的版本。在与爱德耗时七年时间终于克服了技术问题之后，她决定删掉画家的角色，转而致力于修复最初的版本。“法国第一部彩色电影”在迟到近半个世纪后终于上映。 【取悦观众与评论家不可兼得】 《节日》制作完成后，塔蒂却找不到发行商，于是只能重操旧业，演起了哑剧。沮丧之余，他还写了一个关于失意魔术师的剧本，这个剧本在2010年由西维亚·乔迈制作成了动画片《魔术师》。 第二年塔蒂出售了《节日》的南美版权，收回部分资金后，塔蒂重新录制了英文配音版，1949年初在英国上映，取得了不错的口碑。“出口转内销”的《节日》终于在法国得以发行，并于1949年7月2日在圣塞韦尔小镇举办了热闹的首映式，村民们竖起一座弗朗索瓦的雕像，镇长宣布塔蒂获得“荣誉邮递员”称号并颁发了“金钥匙”。随后，《节日》的票房节节攀升，收入超过成本十倍，在威尼斯和戛纳电影节都获得了重要奖项。塔蒂作为一名电影导演终于赢得了国际声誉，此时他已经整整四十二岁。 然而，在评论界，《节日》并没能得到太多盛誉。人们在肯定他的哑剧表演功底的同时，也对他的导演水平提出了质疑，特别是针对台词和叙事的问题。塔蒂本人似乎也对《节日》持保留意见，曾有多家投资商邀请他拍摄邮差弗朗索瓦的续集，都被他拒绝了。他表示：“我没必要告诉大家，弗朗索瓦去了巴黎，升了官，或者结了婚。在《节日》里，我已经把弗朗索瓦的故事讲完了，他不会继续往前走了。”在宣布这一决定之前，新的角色已经慢慢在塔蒂头脑里产生，那是一个长手长脚身体前倾，嘴叼烟斗，手拿雨伞，彬彬有礼而滑稽可笑的家伙。于是，于洛先生诞生了。 公众号：电影套盒（laodianyinghual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