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

“我并不在寻找什么信息，我只是对人们感兴趣，对家庭，对孩子，对提供的服务，各种在这个越来越被计划好，机械化的世界里的各种小问题感兴趣。”——雅克·塔蒂 《我的舅舅》是雅克·塔蒂的第三部长篇，以于洛先生为主角的第二部影片。我们终于得以见到于洛先生的日常生活是怎么样的。他住在一所老旧可爱的公寓楼的顶层，这是一个传统的居民区，有一些善良的普通居民，生活热热闹闹，却也颇悠闲。相对的，于洛先生的姐姐和姐夫住在一座现代的高科技住宅，姐姐费尽心思，让丈夫帮于洛先生在他的塑料工厂里找一份工作。于洛先生又搞砸了，他显然和任何机械化的事物格格不入。 故事里没有说教，也没有极端的讽刺与批判，塔蒂用滑稽的、好玩的人与事所包裹的，是现代——传统、拘束——自由、机械化——人性化的两种社会图景。就像他本人说的：“我不教育别人，我只是试图给人们一个可以进入的情境，在那里他们可以有理由发笑。” 影片到处是塔蒂精妙的设计，开头的工作人员名单以路标的形式呈现出来，而且这个路标位于一个施工工地前，显然一栋新楼房正在建造。接着，出现了典型的法国传统街区，几只流浪狗四处闻嗅，寻找食物，古老的青砖墙上，写着影片的名字“我的舅舅”。现代与传统的对比从这个开头就建立起来了。 最鲜明的对比则是于洛住的老公寓楼与姐姐的现代化豪宅“阿贝尔公寓”。虽然表现的是二战后的现代建筑，但阿贝尔公寓的设计灵感来自1920年代左右的建筑。设计师Lagrange说：“我拿剪刀和浆糊用《建筑评论》上的插图做了一个拼贴。从这里拿一点，那里拿一点，舷窗式的窗户，愚蠢的凉棚，让那么一小块地显得大一些的曲曲弯弯的花园路……这是一个建筑的大杂烩。……当年轻的建筑师们试图变得前卫的时候，却犯了他们爷爷辈犯过的错误。” 有趣的是，影片一上映，就有人要求建筑师为自己建造一座一模一样的阿贝尔公寓，现在这房子还有人住着呢。 阿贝尔公寓完全是在几何学的范畴下设计建造的，每一个元素都是精准切割的结果，包括房子、花园、小路、门窗与家具。房屋周围是一排金属围栏，与邻居家分割开来。同样的视觉设计也应用在阿贝尔先生的工厂里，空阔的办公室，连椅子都是阿贝尔家同款，室内无一点装饰。那些线条与图形显得呆板又乏味，而且一律采用冷色调，与于洛所住的曲折、不规则又色彩温暖的小房子形成鲜明对比。 在于洛先生的生活环境里，狗子们被允许自由撒欢，儿童在外面嬉戏，集市也熙熙攘攘的。所有的事物——住宅、街道、商铺看起来都色彩斑斓和与众不同。在于洛先生上楼的长镜头中，无聊的行动也变得生动活泼：公寓占据整个画面，于洛先生在每层不同的窗前穿梭，有时露出脑袋，有时是腿，有时是半身，有时是全身。楼内的其他住户则做着自己的事。公寓楼变成一个充满趣味与惊喜的迷宫。 在景别上，两种场景也有区别，现代公寓多采用近景，体现出一种现代生活的排他性（这种排他性还体现在独立的现代公寓与将住户分割的铁栅栏、小轿车以及止于礼节上的虚伪问候）。而传统街区则多用远景、深构图，传达出一种包容性。 塔蒂并没有把两种建筑和场景架空，他们在数个镜头内都有重叠，可以清楚感受到传统的街市正慢慢向现代化过度。比如影片几次将镜头给了一堵正在拆毁的旧围墙，远景则是数栋一模一样的现代大楼。所有穿行于新旧两种生活环境的人，这里似乎都是必经之路。影片临近结尾时，我们还看到工人正在拆围墙，那里不远处就是于洛住的地方，可以想见，在不久之后，那座可爱的小公寓楼也将消失。 在一个工厂的远镜头中，近景是一个农民和他的菜园。农民在他窝棚的旁边种植蔬菜，背后的工厂则在不停的生产不可再生塑料。 生活环境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塔蒂对超速发展的现代科技对人的异化指涉是显而易见的。战后经历二十年的恢复与变革，经济复苏，到了一个新科技新产品大爆发的时期，进口摩托车、汽车、电视、厨房电器以及美国梦的概念影响着法国人。然而抛弃手工全部以机械取代真的满足了人们的梦想吗？未必。看于洛和姐姐不同的生活方式就知道。 于洛的姐姐是个对生活现状心满意足的小妇人，她最大的乐趣就是享受过于整洁、高度机械化的家。她的厨房是全自动化的，最近为了庆祝结婚纪念日，她还为丈夫把车库大门改成了自动化开关的。他们感到很幸福，直到一不留神被关在了车库里。其实拍摄时这些东西都要靠手动，比如厨房里那些设备，都是塔蒂苗条的助手藏在后面的夹层里在操作。自动车库也是有人在后面手动控制。 于洛这个传统生活方式的卫道士，每一次来都要闹点笑话，制造点麻烦。在一个聚会上，他把墙上的树枝艺术造型给弄坏了，晚上来偷偷来修。这里塔蒂开了个小玩笑。二层的两个圆窗变成了眼睛，阿贝尔夫妇的脑袋成了黑眼珠。在一个极具喜剧色彩的时刻，眼睛盯上了正准备溜走的于洛。 他还把鱼喷泉给弄坏了，水从沙地上喷了出来。这个聚会不仅是一个有着丰富细节和讽刺性的段落，还是一个有微秒变化的欢乐又温馨的段落。聚会的开始，大家都只是表面上的客套，一旦客套完了，就没话可说了。但从阿贝尔先生公司的技术人员挖地修水管开始，起了微妙的变化，人们变得熟络了，我们听到了真切的而不是装出来的笑声。大家举着桌子和椅子沿着独木桥似的小路寻找一片空地，当水管修好了，一阵欢呼声响起，聚会终于有了聚会的样子。类似的“解体——聚合”在《玩乐时间》中则被塔蒂扩充为餐厅中的整个段落。 在现代化街道中，所有东西都好像变成了工厂大机械生产的一个环节。忙碌吵闹的早高峰压根不存在，所有车辆都排成一条直线，以同一速度前行，完全遵守每一个路牌指示。汽车停在学校门口，孩子们从车上下来，整个过程就像机械性的卸货：一个孩子下来，车开走，下一辆车停下，孩子下来，车开走……孩子们的下车时间分毫不差，每辆车只下来一个孩子，每辆车都听在同一位置，连开关车门的速度都一样。这就是塔蒂呈现的现代化生活方式。 于洛的姐夫，塑料公司的经理，是一个和于洛完全相反的人物。他每天出门的程序和动作分毫不差，他要沿着虚线才能把车开进车位，而且他的车位是单独在一片空地上的。影片快结束时，他开车去接于洛，好笑的是，他无法把车停好，一个爱管闲事的行动异常迟缓的老头给他指挥，最后也不耐烦地走了。 相比姐姐和姐夫，于洛先生和工厂里的普通工人们更接近。那是一群还未被“机器化”的年轻人，他们笑话于洛做出了香肠似的管子，还得避开老板帮于洛去扔管子。 机械化的生存环境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财富、衣着、“高雅”的礼仪成为追求，人人都戴上了一副虚伪的面具，有一种外在自我高于内在自我的优越感。在阿贝尔公寓，就只有小侄子和小狗子还保持着纯真。最具象征性的就是那座逼真的鱼形喷泉，喷泉只有在有客人来访时才会打开。不过也不是任何人来都会开，如果来人是自家人或身份卑微，比如于洛先生、她的丈夫、邮递员、蔬菜小贩，她就不会打开。于是喷泉成了鉴别人们身份地位的标准。花园里还有一条S形小路，这使得阿贝尔夫人去迎客时，她和客人都需要从这条小路上走过。于是在某一时刻，他们并不是在向对方走来，而是各自目视前方，对着空气说话，直到在小路的中间相遇。塔蒂用一种刻意夸张的方式讽刺了人们无意义和虚伪的社交。 相反，于洛先生阵营的居民就亲切可爱多了。塔蒂以全景视角展现了街区一角的群像。扫地工、蔬菜商、废品收购员、老人、孩子、狗、遛狗的大爷、于洛的邻居——一位老奶奶和她的孙女。那个帮助阿贝尔先生停车的老头是Georges Bazot饰演的，他是个有半个世纪戏龄的老马戏团明星，在塔蒂还没出生时就开始表演了。塔蒂专门请他客串一把，是塔蒂对马戏演员的一贯敬意。演扫地工的是场景摄影师Andre Dino，塔蒂反复向他示范，必须每一次打扫的动作在开始前就要被某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给搅和。他还从动物收容所里找来好几条狗，想指挥这些未经训练的狗子十分困难，塔蒂曾说：“约莫四十个技术人员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一条狗屈尊在一个电灯杆子下释放自己这一事实让我感到了巨大的财政上的责任。”影片结束后，塔蒂不愿将它们重新送回收容所，于是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为“出演《我的舅舅》的狗明星”找领养人。结果反响异乎寻常，“我们收到了那么多的请求。有些女士愿意做任何事，就是为了要其中的一条狗。最终它们落户到了巴黎各个角落。其中一只在很别致的Avenue du Bois安了家。它是一只很有风度的狗。另外一只在郊外的Asniere和一个退休的小个子呆在了一起。” 现代与传统的对比在一个情节中表现得特别鲜明：阿贝尔夫妇为庆祝结婚周年纪念日，来到高雅餐厅享受食物与音乐，可是，两个人之间却似乎无话可说。同一晚，于洛结识了一对年轻情侣（一个搞笑的误会），一同坐马车回家，他们一路上有说有笑，还唱起歌来。与他们真实的快乐相比照的是，小轿车中的阿贝尔夫妇俩，彼此确认着：“我们玩得很开心，对吗？” 《我的舅舅》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后，美国电影学院问塔蒂希望得到什么样的待遇，塔蒂提出希望去马克·森内特、巴斯特·基顿、斯坦·劳来现在住的地方拜访。他见到森内特的时候，老森问他为什么要学英文：“当你什么都不说的时候，我能理解你更多。”的确，塔蒂的故事是用画面、音效与音乐来讲述的，他自己也说：“《我的舅舅》几乎就是个默片”。 塔蒂近乎疯狂的追求声音上的细节，剧编剧卡雷尔讲述，曾见过塔蒂在录音棚里砸玻璃，一块接着一块，一连砸几个小时，表情严肃， 就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声音。” 影片中，塔蒂创造性的赋予了现代与传统街区不同的主旋律。现代住宅的段落几乎是没有背景音乐的，占据声音主体的是各种各样音量过高的杂声，比如脚步声，穿衣声，桌椅声，各种机械设备的声音等。在后半部分一场戏中，厨房和电动剃须刀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阿贝尔夫妇都变成了哑剧表演者，而他们谁也没听见谁。在一些车辆的镜头中，音乐节奏和车灯的闪烁是一致的，结尾处，停车的节奏也和音乐一致。还加入了一些让人联想到《玩乐时间》的滑稽音效，比如工厂侧门的开关声，于洛面试坐的椅子的响声，鱼形喷泉的喷水声，生产塑料管的声音等等。 在传统街区，则时时伴随着欢快的“背景”音乐，音乐来自于一家小餐馆。塔蒂还原了一个典型传统街区的各种各样的声音，显得丰富而真实。另一个应用音乐的出众例子是结尾的飞机场外，人们从四面八方涌进入口，他们穿着统一色调的服装，背着同一款式的包，合着音乐的节奏往里跑，就像是在跳舞。于洛被他们夹在中间，直接转着圈被挤进去了。 和《玩乐时间》相似的转变在《我的舅舅》的结尾也出现了。于洛先生就像是治愈社会异化的解毒剂。他的“天性”、利他主义和真实神奇的治愈了阿贝尔一家的疏离感。就在影片快结束时，阿贝尔先生的新车开进了老街区，阿贝尔先生和儿子在机场外目送于洛先生，意外的实践了一次儿子以前玩过的戏弄人的小把戏。结果儿子牵住了阿贝尔先生的手，就像他以前牵于洛先生那样。 公众号：电影套盒（laodianyinghualang）

典型的Jacques Tati式喜剧，一个和世界不搭调的主角，大段大段的场面调度和长镜头，侃侃深情的批判主义，什么是电影的绝好范例。塔哥考证过，Tati是做Music Hall出身，他曾说不搞Music Hall就出不来喜剧。Tati的另外一个传统是哑剧，他演过哑剧，这也算是欧洲的传统了，或许也是让他肢体语言极其丰富的原因。以下「Mon oncle」上映前，戈达尔对Tati的短评，没得说，有见地。老歪译得也好。戈达尔评Jacques Tati因为有他，法国「新现实主义」诞生了。就像在罗马，在这个充满灵感的不设防城市里，举办的一场盛大的嘉年华，但在同时，这嘉年华也有点走味，只因里头出现了，愈来愈多的，不说话的于洛先生。于洛先生，招待我们去品尝生命，那些神秘的甘美和苦涩的滋味。是的，这个傻兮兮，四处闲逛的于洛先生，纯然是个诗人，就好比是「Tristan l’Hermite」[1]曾有过的，那样的诗人的面貌。他总是无事生非，没事找事。他总有办法去拍个海滩的场景，只为了表现孩子盖个砂堡，然后哭得比海浪还吵。他也会去拍一场戏，只为了在远远的背景里，有扇窗子被打开，（说真的，这场戏真的很好笑），就是简单的一扇窗子被打开，就能让Tati兴趣盎然。万物皆可、无物无不可、草叶、一个风筝、一票孩子、某个小老头、以及所有、所有的事物，只要曾经发生过的，只要是不正常的，只要是迷人的。Tati拍喜剧的那根筋，来自他对奇异事物的直觉，你要想跟他好好谈次话，根本是不可能的，他是个超级的反理论专家，他的电影，如果没了Tati，只剩下他的那些点子，叫别人来拍，就会立刻完蛋。于洛先生的假期会立马一文不值。打从Max Linder之后，凭着他拍的两部杰作，Jacques Tati已经是法国影坛最佳的喜剧导演，现在，也许「Mon oncle」将会是他的第三部杰作，而且，是最好的一部。[1] Tristan l’Hermite Francois l’Hermit(1602-55)的笔名, 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Godard论Tati goodfellaWith him, French neo-realism was born. Jour de Fete resembled Rome, Open City in inspiration. Less liked because more reticent, Hulot, too, invited us to savour in secret the bitterness and the pleasures of life. Yes, this moon-man [1] is a poet, as Tristan the Hermit [2] once was. He sees problems where there are none, and finds them. He is capable of filming a beach scene simply to show that the children building a sand castle drown the sound of the waves with their cries. He will also shoot a scene just because at that moment a window is opening in a house away in the background, and a window opening—well, that’s funny. This is what interests Tati. Everything and nothing. Blades of grass, a kite, children, a little old man, anything, everything which is at once real, bizarre and charming. Jacques Tati has a feeling for comedy because he has a feeling for strangeness. A conversation with him is impossible. He is, par excellence an anti-theoretican. His films are good in spite of his ideas. Made by anyone else, Jour de Fete and Hulot would be nothing. Having become with these two films the best French director of comedy since Max Linder, Jacques Tati may with his third, Mon Oncle, become quite simply the best.[1] 原文‘Jacques de la Lune”, 暗指 Marcel Achard的剧本 Jean de la Lune. 其中的主角 ( Jouvet扮演舞台剧版主角, Michel Simon扮演电影版主角) 是一位常干傻事的蠢人[2] Tristan l’Hermite, Francois l’Hermit(1602-55)的笔名, 法国诗人，剧作家，小说家。

非常规观影记录，无关剧情，仅记录视觉观感愉悦~ Keep Funny 会动的教科书 像鱼一样的吠 鸟儿的日光浴 感性的停车位 上新的亲宠装 里面的世界 我的新坐骑 月老的塑料管

Dream house 亲爱的家人，可爱的狗子 彩色的庭院，傻鱼的泳池 弯弯曲曲的石板路 可移动的下午茶座 没有烟火气的厨房 像眼睛一样的天窗

Beautiful Life 不落古的马车 熟悉的街坊邻里 应有尽有的集市 窗子、露台、小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