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

《日瓦格医生》（《DOCTOR ZHIVAGO》），一九五八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一部被称为当代苏俄文学中最优秀的作品，刻画了一个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前后的理想，希望，沮丧和失望种种。更重要的是描述了一份在动荡年代中史诗般的爱情。小说作者俄罗斯著名诗人，翻译家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AK）迫于被驱逐出境的威胁而拒绝领奖，不久郁郁而死，和日瓦格一样，他不愿意离开俄罗斯。同样让人惋惜的是，帕氏和他的红颜知己伊文思卡亚（拉拉的原型）传奇的爱情故事也以悲剧结尾。被称为美国“传统文化中最后的莫希干人，两代美国知识分子的良心，第三代，第四代青年的精神教父的爱德蒙．威尔逊”赞扬《日瓦格医生》兼备了《战争与和平》与《芬尼根守灵》的双重经典特色。威尔逊表示自己同帕氏一样，继承了介于改革与传统之间的精神矛盾，有一种“艺术家气质同哲理素养的冲突”----仿佛是水泥盖的心房上长出一颗生机盎然的小树。清澈如流冰春水，伴着弦琴叮咚，象绵延到天涯的白桦树林那样忧郁深情的“日瓦格旋律”。著名的美国乡村歌手肯尼．罗杰斯曾唱过填词后的日瓦格旋律----《somewhere my love》。一九六五年好莱坞请“电影诗人”大卫．里恩（David Lean）将小说搬上银幕。该片被提名为当年度的“最佳影片奖”但最终输给了《音乐之声》。卓别林的女儿杰拉尔丁因为扮演日瓦格的妻子冬尼娅而获得“最佳女配角奖”。影片中开头的一部分----送葬的人群唱着凄婉的哀悼之歌，合上棺盖，将这个黑沉沉的盒子中不幸被遗弃的西伯利亚富商的妻子放入墓穴。镜头从泥土雨点似地填入墓坑摇到坟丘旁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失神地望着萧瑟森冷的树丫，风在呼啸着，哀嚎着。雪仿佛是一匹白色的织锦，从青灰色的天上茫茫不断地旋转着，飘落下来，有如一件件尸衣冰冰冷，漠漠然的覆盖在黑色的大地上。临终阴影将合上我的双眼，把我从白昼带走，曾给熊熊烈火带来燃料的血脉，曾辉煌燃烧的骨髓：它们终将离开这个躯体，它们终将成灰。银幕下的每一个人都肃然起敬，坐在那里无声地感受着小男孩的恐惧和伤痛。鲍利斯．帕斯捷尔纳克让我情感的热火游过冰冷的水，继续燃烧。小男孩尤里．安德烈耶维奇长大了．他看病，思考，研究，写作，成了外科医生日瓦格，并且诗名远扬。他和拉拉的爱情是乱世中的爱情。爱情的敌人太多了，可以是名誉世俗，可以是硬通货，也可以是政治。恋人总是能找到逃避的时刻。当外面的世界处于一片厮杀一片混乱时，这对恋人在冰天雪地的荒野小屋里缠绵厮守。拉拉烧水洗衣，尤里打水劈柴，为心爱的女人写诗，甜蜜的宁静，就好像是一对生活多年的幸福夫妻。安德烈耶维奇用手抹去长桌上的厚厚的灰尘，桌面散发出栗色温暖的光，他将再一次开始写作：当生活陷入烦恼与痛苦，你为我阻拦了绝望之路，你的美就在于勇气十足，就是它把你我牢牢系住。微微发蓝的洁净的冬夜，远方沉寂的廖廓雪地里传来一声声凄厉的狼嗥。这是一种敌对的力量，这种力量还包括面临被捕，被冻死，草料和粮食的无法补给，他们陷入了绝境，等待着他们的不是逃脱就是死亡。医生和拉拉分手的时刻一天天的临近，他知道必将失掉她，随之也失掉生活的欲望，甚至生命。命运的洪流终于，终于又一次的分开了这对恋人，永远的。那一刻，绛紫色的太阳落入了雪堆的蓝色线条里；那一刻，柔和的淡灰色旷野沉入紫色的暮霭中。冬天的夜晚，充满前所未有的同情，医生站在台阶上，脸对着关上的门，与世界隔绝了。“我的明亮的太阳落山了。”他心里不停地重复这句话，却无力把这几个字按顺序吐出来，因为喉头抽搐，一阵阵发疼，使它们时刻中断。有时，医生会清晰地想起那个已经远行的女人，心中便涌起一股柔情，心如刀割，痛苦得不知所措。就像是童年的时候，在夏天鸟儿的啼啭中他仿佛听到死去母亲的声音，仿佛她在隔壁的房间里叫“尤罗奇卡”．．．．．。《日瓦格医生》第十四章----《重返瓦雷金诺》，这一章和第九章《瓦雷金诺》具有同样迷人的诗意。记得这本书的译者之一，蓝英年先生也最心动于《重返瓦雷金诺》，说他译这一章节时，“激动地几次搁笔，无法译下去。”难道不是吗----动荡的时代与苦难的境遇不会磨灭反而激发了人的灵感和写作热情，而和命运相比显得那样渺小的爱情却自然的发生，坚韧得成长于命运的戏弄里，且常常矛盾地游离于婚姻之外。电影《日瓦格医生》的编剧罗伯特．波尔特（ROBERT BOLT）是一个不可不提的人物。细腻而大胆地把本世纪最伟大的爱情主题搬上银幕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非凡的才能。罗伯特将小说的结尾作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改动：老年日瓦格回到莫斯科，准备到波特金医院就职，和影片开头的伏笔一样，他又上了一辆有毛病的电车，车顶上的绝缘体出了故障，噼噼啪啪冒火花。所不同的是，影片的开头，还互不认识的尤里和拉拉座前后排，影片的结尾，心脏薄弱的象纸一样的尤里在车里看到街上，一个头戴雏菊花和矢车菊花的淡黄色草帽的女人，她几次超过停停开开的电车。医生看到了她，一阵头晕，四肢无力。他以超人的毅力挤到车门口，踏到长街的石板上，想要叫住那位步履轻盈的女士，却发不出任何的声音，一阵锥心的痉挛，日瓦格医生走了一步，两步，三步，栽倒在地上，停止了呼吸。和小说中那个走得气喘吁吁的不相干的女人不同，电影中的金发女子被暗示成拉拉，于是故事的结局变成尤里又一次错过了拉拉，在生命的最后。日瓦格医生神秘的保护者和崇拜者，每当在危急时刻就会悄然出现的医生的同父异母的兄弟----叶夫格拉夫．日瓦格将军同志在电影被添加了不少戏份。电影《日瓦格医生》用将军同志寻找尤里和拉拉的孩子来贯穿头尾，给湍急险恶，黑色无情的命运的河流带来了几许金色的曙光。

        影片中令人难忘的不是日瓦戈和拉拉，而是善良美丽的冬妮娅。影片对她的结局没有任何交待。为此找小说看了几天。场景庞杂，结构散乱，描述和对话冗长（一段话常常十几行甚至半页；作者习惯借助人物对话来叙述故事，全书三分之一以上篇幅是对话），人物众多，人名扑朔迷离 （名、父名、姓，女人婚后改姓，昵称、浑名、绰号 ）。 俄国文学读起来煞是费力。                日瓦戈医生失踪（被抓去游击队当医生）后，家有老小又有身孕的冬妮娅的惊恐和煎熬难以言状，连拉拉都不忍说给日瓦戈听。后来，政府征招冬妮娅的父亲（教授）回莫斯科就职。在书的后半部，冬妮娅一家被驱逐出境。离开俄国前，冬妮娅给日瓦戈写了一封信。尤拉：          你知道咱们有女儿了吗？我们给她取的名字是玛莎，为了纪念你的母亲玛利亚•尼古拉耶芙娜。 另外一件事情。立宪民主党和右翼社会党人中的一些著名社会活动家和教授，梅里古诺夫、基泽维杰尔、斯库瓦以及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这真是灾难，特别是你不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必须接受。还好，我要感谢上帝，在这可怕的时代对我们采取了这样温和的驱逐方式，我们的遭遇原本还可能会更糟。如果你在这里，就可以跟我们一起走。可你在哪儿啊？我会把这封信寄到安季波娃那儿。如果她能找到你，会把信转交给你的。我很痛苦，政策是让咱们一家人都出国。如果上帝怜悯，找到了你，是否也会让你出国，        我真的不知道。我从来没有放弃过相信你还活着，相信一定能找到你。我的爱告诉我一定会是这样。我深信，也许到那时，到你出现的时候，俄国的环境变得温和多了，你能够弄到一张单独出国的护照，我们又能在同一个地方相聚了。我这样写的时候，并不相信这种幸福能够实现。         所有的问题在于我爱你可你却并不爱我。我一直寻找这种结论的意义，解释它，证明它。我进行自我反省，对我们共同生活过的日子，以及对自己的认识都审视了一遍，仍找不到起因，回想不起我做了什么才招来这样的不幸。我有一种感觉，你用不友善的眼光看待我，你曲解了我，就像从哈哈镜里看我一样。          可是，我爱你呀，但愿你能想像出我是多么爱你！我爱你身上一切与众不同的东西，好的坏的都爱。我爱你你平凡的个性，它们费凡的组合在我看来如此可爱。你的脸庞因你独特的思想而愈显高贵，如果没有这种内涵可能显得并不英俊，你那无与伦比的才华和智慧，仿佛代替了你所缺乏的意志力。所有这些对我都弥足珍贵，我认识的人中，没有谁可以跟你相比。          你知道吗，即便你对我来说不是这样珍贵，即便我不如此爱你，即便我还没有认识到自己冷酷而窘迫的真相，即便是那样，我仍认为我爱你。不爱是一种多么令人难堪无情的惩罚啊！ 仅仅出于对这一点的恐惧，我就不可能承认我不爱你。不论是我还是你，永远也不会明白这一点。我自己的心会向我隐瞒，因为不爱有如谋杀，我决不会给任何人这种打击。        虽然一切都没最终确定，但我们极可能到巴黎去。我将要到你小时候到过，爸爸、舅舅在那儿长大的遥远异乡去。爸爸向你问好。舒拉长高了很多，虽然他的长相算不上十分好看，但已经是个结实的大孩子了；每次提起你时，他总会非常伤心地大哭，怎么哄都哄不好。我写不下去了，心都要哭碎了。好啦，再见啦。让我给你祈祷，求神赐福给你以后的日子，赐福给我们无止境的分离，赐福给隔着试探和茫然，赐福给你漫长而黑暗的道路。无论何事，我都不指责你，我不会责备你。照你自己的意愿生活吧，只要你一切安好，我已满足。          在我们离开离开乌拉尔之前，对我们来说，它可真是个可怕的致命的地方，我对拉里莎·费奥多罗夫娜已经相当了解。谢谢她，在我困难的时候她一直守在我身边，帮我度过生产期。我应当坦然承认，她是个好人，但我也不想虚伪，她和我是完全相反的人。我生来就是为了使生活变得简单并寻找合理的解决方法，而她却要使它变得复杂，制造困惑。          永别啦，我不得不停笔了，他们来取信了，我也该整理行装了。哦，尤拉，尤拉，亲爱的，我亲爱的丈夫，我孩子的父亲，这是怎么回事啊？ 我写下了这些话， 你是否意识到我们将永远、永远不会再相见了？ 我写下这些话，你能明白其中的含意吗？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他们催我了，这催声令我痛不欲生。尤拉！尤拉！      冬妮娅对拉拉的评判是冷静公允的。拉拉年轻貌美，16岁时就半推半就地与母亲的情人、她认定的“自私无耻不足挂齿的小人 ”“老寄生虫”科马罗夫斯基通奸，导致母亲服毒身亡。日瓦戈曾目睹与科马罗夫斯基一幕，“姑娘屈从的情景显得不可思议地神秘而又厚颜无耻地露骨”。          拉拉的丈夫帕沙是个高大优秀的热血青年。得知拉拉的失身，痛不欲生，去从军打仗，成为高级指挥官。他仍深爱自己的妻子，拉拉也爱他。但拉拉在图书馆遇到日瓦戈后，就成为日瓦戈的情人。冬妮娅浑然不知，日瓦戈失踪后，冬妮娅拖着大肚子来小镇找人，当地人人皆知拉拉的情人，带她找到拉拉。拉拉照料冬妮娅产下女儿，冬妮娅对丈夫的情人也有了观察和了解。        日瓦戈从游击队逃回后，冬妮娅已离去。他没有去莫斯科找妻子，而是与拉拉同居。拉拉为他怀了个女儿。 就在此时，科马罗夫斯基再度出现，一通谎言，拉拉居然离开日瓦戈，随科马罗夫斯基而去。日瓦戈曾分析拉拉与科马罗夫斯基的关系：“人的天性，特别是女人的天性，如此难以理喻，充满矛盾。说不定你对他在厌恶之外还有其他感情，令你总是屈从于他。你对他的这种感情甚至比你自愿爱上的男人还多。”          帕沙来寻找妻女，却晚来一步。他与日瓦戈彻夜长谈。日瓦戈告诉他不可能找到拉拉，帕沙痛心自杀。          日瓦戈视拉拉为“我唯一的爱人”。他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论。他对拉拉说：“我不爱没有过失，未曾失足或跌过跤的人，她们的美德没有生气，价值不高，生命从未向她们展现过美。”“一个我熟知且喜欢的男人，和我一样，爱上同一个女人，我不会感到怨恨，也不会和他争吵，反而会产生一种悲剧式的兄弟之情。我不嫉妒跟我旗鼓相当的对手，我只嫉妒比我低下的人。当然，我不是说分享我所爱的女人，我会放弃她。我的痛苦就不是嫉妒了，不那么刺痛，不那么愤怒。就像我遇到了一位艺术家，他也在进行与我相同的工作，但是做得比我好。极有可能，我会放弃自己努力的成果，因为我不想复制他的，如果他做得确实更好，我就没有必要在进行下去了。”           日瓦戈告诉拉拉，科马罗夫斯基曾是他父亲（一个身价百万的工业家）的法律顾问。科马罗夫斯基常常把他父亲灌醉，搅乱他的生意，弄得他倾家荡产，逼得他跳轨自杀。“他是我父亲和我成为孤儿的罪魁祸首”。但日瓦戈在科马罗夫斯基面前并无血性和勇气，他听任甚至协助科马罗夫斯基带走了拉拉。        纠结就在于此：好女子拉拉明知科马罗夫斯基是坏人，却不由自主地听命和屈从于他；好男人日瓦戈偏偏迷恋对杀父仇人怀有斯德哥尔摩情节的不贞女子拉拉，不惜抛妻弃子。      尤里与拉拉是一对同有嗜痂之癖的既多情又寡情的男女，他们的“不幸”以及给别人带来的不幸，更多是他们自身的责任，但他们却认为，书中也描述成是“时代的悲剧”。       抛开苏俄革命刀光剑影、遍地烽火的历史图景（“高尚的理想沦为粗鄙的物欲，文明的希腊屈服于野蛮的罗马，光荣的俄国启蒙变味成血腥的俄国革命”），《日瓦戈医生》缺乏美感和正气，没有令人激赏的人物。 它能得诺贝尔奖，似乎是因为西方政治的需要。        此书有十来种中译文。我看的是长江文艺出版社的译本，比网上的蓝英年译本好，但仍不尽人意 （“她没能想像到他舞跳得如此好”“其中包括你舅舅尼古拉，我父亲，以及我们其他人，正在被驱逐出俄国”）。 俄文作品中最令人晕倒的人名，翻译时其实可以根据中文阅读习惯归纳简化，至少可以附上详细的人物表。 （netzjw）

按：想为这部片子写几句话，但是看了林国华的文章，觉得没有必要。牛人就是牛人，不服不行。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 1994年秋，我进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读硕士学位，跟乐黛云和刘小枫两位先生研究19世纪俄罗斯文学与宗教哲学中的末世论问题，尤醉心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舍斯托夫以及他们共同的精神之父———德意志极端神秘主义二元论的神智论大师雅各·波墨，此人在黑格尔的4卷《哲学史演讲录》中所占篇幅仅次于康德和斯宾诺莎。别尔嘉耶夫的精神传人舍斯托夫(Shestov)给我至深印象。 作为19世纪末的俄罗斯思想家，舍斯托夫是那样陶醉于他所理解的犹太启示思想，那样毫无节制地诋毁理性和世俗的哲学与政治生活，那样公开地纵容自己的多愁善感。在其广为流传的神学随笔集《在约伯的天平上》、《旷野呼告》、《雅典与耶路撒冷》以及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尼采的对比研究中，他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是罕见的，仅仅因为后者建议思想者“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政治论》1.i)。 犹如当年的摩西站在犹太子民的流亡路与肥美的迦南地之间一样，斯宾诺莎发现自己作为一个犹太人正站在屈辱的古代与未知的现代之间。“当谈论人世间时，决不应当讥讽、悲哀或诅咒，而应当首先去理解”，这项关于思考习性的建议，对于斯宾诺莎自己的民族而言有着深刻的政治含义，它关系到他的“摩西式”的政治使命：通过把犹太民族的思想习性从漫长的弱者的道德怨诉转变为对公正、理性和坚韧的政治意志的健全的热爱，斯宾诺莎试图把丧失了独立与自由的犹太民族从屈辱的神学－政治命途中解救出来，并且以安静和平的“公民”身份、而不是以虚荣好战且屡战屡败的“神的选民”身份安顿在现代的人类世俗史中。 在这个意义上，斯宾诺莎的著作都可以冠之以“新出埃及记”(New Exodus)的副标题。 斯宾诺莎的这句格言遥遥呼应着罗马帝国晚期哲学家、政治家塞涅卡的斯多亚式的坚韧：“这个俗世中的事情是渺小琐屑的，我们之所以决定还要在其中活下去，是因为它还有值得研究的地方”(塞涅卡《自然问题》，vii.31.2)。和帝国斜阳中的塞涅卡一样，洞察人世的斯宾诺莎同样表达了一种坚定的政治思考意志：要按照人世的本来面目去看待人世，而不要按照我们所希望的样子去想象这个人世(《政治论》I.i－iv，《神学政治论》，序言)。 俄国人舍斯托夫对斯宾诺莎的道德义愤的源头并非他本人声称的所谓圣经的启示真理，而是他自己的酷似犹太人的俄罗斯民族的历史处境。不是去试图改变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而是把自己民族的悲惨历史当成引人于沉沦的审美迷醉与道德怨恨的文人悲剧，这才是舍斯托夫神学的原旨所在，也是19世纪俄罗斯文人思想传统的精髓所在，这就是通常所谓的“受苦的俄罗斯灵魂”，它其实不过是粗糙的斯拉夫民粹思想、东正教的末世论神权政治迷信，以及古老的日尔曼极端二元论的神秘神学(埃克哈特大法师、雅各·波墨、黑格尔)的大杂烩。 “俄罗斯灵魂”从“受苦”中诞生，最后竟然以“受苦”为崇高归宿，它滋养了一个没有“政治文明”的民族，它蔑视“服从”，也不获“保护”，它津津乐道的是似是而非的“精神自由”，却无往而不在身体和灵魂的枷锁之中，从索洛维约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别尔嘉耶夫，一直到布尔加可夫、舍斯托夫、梅烈日夫斯基，以及发明了典型的俄罗斯式的“撞墙哲学”的安德列耶夫，莫不如此。 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是那么迷醉于所谓“高尚”的“文化”，以至于忘了去培养一种在他们看来极其低贱的文化，一种一个民族藉以克服命运与暴力的威胁并体面地安身立命的文化，一种千秋万代的岁月洪流中的万国立法者所孜孜不倦的、因而也是人之为人所能成就的最高文化，一种古代的摩西和近代的彼得大帝曾经筹建过的文化：政治。由于缺失了这种文化，19世纪的俄罗斯又是那么粗野，那么讽刺性地没有文化。正像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结尾所展示的：一个厌恶战争和政治的高贵的俄罗斯诗人孤独地惨死之后，葬礼上的吊唁者却络绎不绝，作者旁白道：没有人比俄罗斯人更热爱诗歌和诗人了。请问，世上还有什么反讽的味道比这更加苦涩的呢？19世纪的俄罗斯文人没有一个不厌恶政治文化，但却没有一个不在谈论救度国民，他们往往被自己精心编织的高贵的民粹谎言感动得痛哭流涕，自以为他们和俄罗斯国民鱼水深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在古今西洋各民族文学史中，19世纪俄罗斯文学作品是最滥情的，无聊的贵族的泪水也是流得最多的)，但是，等到所有国民蜂拥而起，砍断他们的脖子的那一刹那，他们才意识到，他们错了，整个19世纪都错了。从来没有哪个民族的文人像19世纪的民粹派俄罗斯文人那样，自以为替民众立言，而实际上却又离民众那么遥远；最终把这两个群体连接起来的不是文人的同情与怜悯的文字，而是民众愤怒的镰刀和斧头。———文人的文化除了用来装点自己“旷野中”贫乏粗糙的灵魂以外，不但无助于救度国家，甚至也救度不了自己。 19世纪的俄罗斯是文化的俄罗斯：俄罗斯给了文化以昙花一现的生命，而文化却没有拯救漫漫苦难中的俄罗斯。俄罗斯文人的命运提示我们，文化可以装点一个盛世中的国家，甚至可以陶醉一群贫乏无味的灵魂，但不能被用来救国度民，因为它自身不具备此等国民政治大业所需要的材质。 1994年秋，我进入北大的时候，北大校园仍然弥漫着1980年代文化启蒙热浪的最后一丝余热，据说那是某一个源远流长的传统的余脉，那个传统叫做“文化救国”。袒露在那丝热浪中，我一直搞不明白一个问题：有“救国”之音，必先有“亡国”之相，然与前代相比，1980年代的中国百废渐兴，救国之说又从何谈起呢？好在那丝热浪渐去渐远，世相虽然不定，但学院众生似乎各自皆有了去从，读书只是个体性的俗世生活，而不再是救亡启蒙的集体伟业；成就此等伟业自有他人他途！身为文人，在对纷纭世事的清明洞察下，以及在对自身的文化职业的有限性的意识中，耕耘自己的园地，做一个安静正义的国家公民，这是文人自身的启蒙乃至救度，它肯定救不了“国”，但却一定能救得了自己。——“这一切原本都甚好。” 现在，2006年，又有12年的光阴流逝，世相依然纷纭不定，有的东西已经死去，有的东西还在，或生或死，皆乃幽冥之中之命运使然，“人的一切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又有什么益处呢？”我此时感到，当年我从尘封中唤醒的并不是我曾经自以为是的所谓有着鲜活生命的文化，而是生人永远都不该去打扰的亡魂，古老的命运命令它们对阳光下的必死人世缄默不语。 “已过的世代，无人记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记念”，因为那出自尘土的，必将归于尘土，那已归尘土的，则不该再看到阳光。寄居特洛伊的希腊美妇人海伦曾经预见到自己死后将会成为后世的歌题，而我们的文人们则应该做好不被后人记念的准备。 ———就是这样，从来没有什么“救国文化”，文化就是文化，灵魂世界的装饰品，政治世界的缄默者，它既出于必死之人，它自己也必将死去。凡以文为生者，都当如斯宾诺莎那样感知到命运所给予的平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