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亮湾的笑声

辛辣的讽刺 辛酸的笑——也评《月亮湾的笑声》范达明一部我国的“时事讽刺剧”或“政治讽刺剧”一些影评家（如梅朵、王云缦）都说《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喜剧片”i。应该说，总的来看，这是正确的；但我觉得又说得不够具体，或是话说到口却未说透，所以，我想凑合另说上几句。梅朵或王云缦指出了《月亮湾的笑声》作为喜剧有它“深刻”性与“思索”性的地方，很对；而喜剧一旦如此，就必然要带有悲剧性与讽刺性。梅朵的文章也讲到了“带泪”与“讽刺”的问题，并把《月亮湾的笑声》同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与《摩登时代》相比拟，也是发人深省的。联想到卓别林有一部目前正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叫《查理•卓别林时事讽刺剧》的，我认为，《月亮湾的笑声》就可以说是这样一部我国的“时事讽刺剧”或“政治讽刺剧”。它带有所谓“活报剧”的性质。不过它不是那种过去街头演出的讽刺时事、图解政策的杂耍式的粗陋“活报剧”，而具有一种高级的精湛入微的性质。有人会说，讽刺剧就是喜剧的一种，这是两个相连的概念。但是我认为，这里说《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讽刺剧要比说喜剧准确得多。当我未看影片时，我就读了梅朵的那篇影评。当时我十分纳闷：怎么把一部中国农村片（报刊宣传的所谓上影“三部农村片”云云）去与卓别林的洋玩意相比呢？但是当我一看影片，就觉得梅朵的比拟是深刻的、一针见血的。其实，卓别林的《大独裁者》与《摩登时代》也都是“时事讽刺剧”，《月亮湾的笑声》也是。只不过《月亮湾的笑声》不如《大独裁者》那样直接讽刺政治“大人物”罢了。确切地说，它更类似《摩登时代》：《摩登时代》讽刺了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在城市与工业社会的典型表现——人的异化；《月亮湾的笑声》则讽刺了一种政治制度下的经济政策在农村与农业社会的典型表现——人的浮沉！《月亮湾的笑声》辛辣讽刺的对象——这是影片中无形而处处在的一个最大敌人——就是“政治”！《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反“政治”的政治影片。它是一部站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拨乱反正了的今天政治（经济）立场上去直接反对“四人帮”的罪恶政治，特别是罪恶的农村政治的政治讽刺片！因此，虽然从表面上看，影片通过庆亮与冒富两老攀亲家的反反复复的过程，展开的是一幅近六年来中国农村的社会风俗的图画，但是把影片简单地归结为“农村片”或“农村喜剧片”之肤浅，实在是显而易见的。影片辛辣讽刺与着力抨击的直接对象那么，影片辛辣讽刺与抨击的这个“丑”的审美主角、这个“四人帮”罪恶政治的化身是谁呢？是那个手执军用裤腰带、把冒富赶到“地富分子”那墙角边去的民兵营长吗？是那个三次给冒富写报道拍照片的记者吗？是那个两次为女儿退婚、从而由亲家变为冤家的庆亮吗？都不是。影片编导有他们自己堪称大智大睿的政治境界与胆识。在编导看来，这些一度执行与顺应“四人帮”政治下的农村政策的具体人物，也是值得同情与可怜的在政治上同样麻木不仁（因麻木而不仁）的小人物。一方面，他们多少压迫与欺负了像冒富这样的勤劳一辈子的农村最下层的典型的中国式的老农，一方面，他们自己又何尝不是这种罪恶政治下的一种工具与牺牲品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不太同意梅朵文章中认为应当也把讽刺矛头更多地对准那个“风派记者”的说法。影片目前对那个确是“风派记者”的处理还是适当的，否则打击面就会太宽——在我们这个政治高于一切的社会里，当时又有哪一个在新闻机关干事的人能够完全避免不随风倒、不受“政治”染指呢？否则傅彬（影片《苦恼人的笑》主人公）就不会“苦恼”，就不会生平第一次去撒谎骗取病假单了。像《法庭内外》那样，把讽刺矛头过多地集中在那个其实也是很可怜的“抬轿子”的林秘书身上，我总觉得不太公平。那么，这个“四人帮”罪恶政治的化身是谁呢？可以说，在影片中，它没有物化为人，而是物化为物——即名为《江南日报》的那张报纸。影片中，这张《江南日报》所出现的两期，全是胡编乱造，充满了虚伪与欺骗——先是把尚未“暴发”的冒富，硬是配上别人家的收音机与缝纫机，拍照登出，以示其富，作为狠批林彪“国富民穷论”的反证；再是把明明是自尽其力、自食其“橘”的冒富，硬是横加一个“资产阶级暴发户”的吓人罪名，在头版头条登出专论，以作为他们“大批资本主义”的活靶子。在这张报纸眼里，在两年内干着同样劳动的同一个人，可以一下子成为社会主义劳动的人民英雄捧上讲台，又可以一下子成为资产阶级暴发户的阶级敌人而赶入牛棚！显然，这张出尔反尔、肆意鱼肉善良百姓、挂着党的招牌却毫无党性原则的报纸，就是影片辛辣讽刺与着力抨击的直接对象。“报，我才不听报上的呢！”影片通过冒富这一发自肺腑的朴实而真切的语言，集中地道出了广大人民对“四人帮”政治的无比厌恶与愤慨的心声，也引起了广大观众政治感情的强烈共鸣。它使我们看清了“四人帮”的政治及其喉舌的“党报”曾经堕落到了何等丑名昭著、不得人心的地步！冒富的人物形象与典型意义影片是把老农冒富在“四人帮”这种罪恶政治下朝令夕改的农村政策带来他个人命运的折腾与沉浮的悲剧，作为贯串全片戏剧冲突的主要方面来表现的。显然，把冒富这个影片中具体出现的真正主人公，像影评家梅朵、王云缦那样简单地视为一个喜剧形象，我实在不敢苟同。固然，在冒富的形象中也有使我们发笑的东西，也可以说是有着喜剧因素的滑稽成分。但是像冒富这样一个被政治愚弄的纯朴老农为我们带来的笑，是同情与共鸣的笑、可怜与可亲的笑，即含泪的笑、辛酸的笑。这种笑与对“四人帮”罪恶政治与政策的痛恨与嘲笑绝不一致。即令是冒富被当作“四人帮”政策的活典型，在四处巡回做“批林批孔”报告时，影片都没有把批判与讥讽的矛头对准他，我们仍然觉得他是那么可亲可爱。因为每个有那段经历的观众都记忆犹新：当初可以说整个中国一代人都有着如冒富那样的受政治愚弄的可悲命运。我们对冒富只觉得感叹与哀怜，为他深受“四人帮”的冤屈而辛酸与悲愤！显然，在冒富的人物命运中更多的倒是悲剧性的因素，因此，与其说冒富是个喜剧形象，倒不如说他是个悲剧形象，或者说是一个充满戏剧性的悲剧形象，至多也是个悲喜剧形象。影片塑造的冒富这个人物形象具有高度的艺术典型意义，是影片《月亮湾的笑声》的最高成就。在冒富身上，不但体现了十年内乱中整个中国劳动农民的本质，而且几乎是概括了整个一代中国人的特征，其中的某些意义，甚至超出了十年内乱的历史期限。这个形象的成功，除了编导的构思，应归功于演员张雁的高度表演才能。关于喜剧人物庆亮影片真正典型的喜剧人物是庆亮，他是观众直接而集中发笑的审美目标。影片温和地嘲笑了这个肚里既喝点墨水也灌满黄汤的见风使舵的丑角形象。他是一枝敏感的水银柱——随“四人帮”朝令夕改的政策而升降，以决定自家与冒富家的亲疏关系，时为亲家，时为冤家，使两家子女的自由恋爱自由婚姻涂上了一层政治恋爱政治婚姻的滑稽色彩。影片塑造这个喜剧人物的矛头所向，还是在“四人帮”的罪恶政治与政策上。从“笑”到“笑声”两年前的1979年，上影成功地搞了一部也是充满政治讽喻色彩的影片《苦恼人的笑》，那部影片的悲剧性还要深沉些。从“苦恼人”到“月亮湾”，从“笑”到“笑声”，表明上影的电影创作家们的眼光已不局限于体察城市知识分子在那个年月的痛苦思索与彷徨上面，而是投射到更广阔的下层百姓，看到了芸芸众生的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的命运的沉浮。因此，当月亮湾人得到了今天的解放，那就不只是单个人物的内心喜悦的无声的“笑”，而是融会成广阔的中国大地上的朗朗的“笑声”了。《苦恼人的笑》与《月亮湾的笑声》题材与主人公不同，它们被准确地采用了各不相同的、各得其所的电影表现手段与美学风格，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非常令人鼓舞的。因此，不要认为我这个上海人的家乡观念的偏爱，事实上，在全国大小电影制片厂中，上影确实走在前列；他们得到表彰是当之无愧的。                                    1981年8月6日写于Y.C.2005年9月3日录入电脑于杭州梅苑阁影片信息：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彩色故事片（9本，1981年）编剧：金海涛、方义华导演：徐苏灵摄影：张 珥作曲：徐景新主演：张雁（江冒富）、仲星火（庆亮）、顾玉琴（兰花）、寇振海（贵根）、谈鹏飞（德山）、欧阳儒秋（兰花妈）、冯广泉（记者）、朱莎（余二婶）i 参见梅朵写的《一部深刻的喜剧》，载北京《大众电影》1981年5月号；王云缦写的《笑声后的思索》，载贵阳《电影评介》1981年5月号。  

不知原谅什么/诚觉世事尽可原谅 这句诗句出自木心的《杰克逊高地》，木心先生也曾在1971年以后莫名入狱，也像江冒富一样，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命运被一只无形大手捉弄。 《月亮湾的笑声》是一部时事讽刺喜剧，老师在毛概课堂上给我们放映这部影片，是想让我们更好的了解文化大革命前后的历史以及人民的生活状态和思想观念。影片情节围绕着江冒富的个人沉浮和儿子贵根的爱情兜兜转转。江冒富在解放前是贫农，解放后凭着勤劳和智慧，过上了滋润的生活。先是因为“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儿子的婚事被搅黄，又因为批判“国富民穷论”被树立为民富典型，接着“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又成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最后四人帮被打倒，他们一家才过上正常生活。他个人并没有做错什么，错的是左倾严重的政治错误，错的是四人帮；“邓论”拨乱反正，影片的美好结局预示中国将会朝美好方向发展。 80年代的电影，故事线清晰有逻辑，比起现在很多连故事都讲不明白的电影，已经很好了。人物塑造也很到位，人物各有特点，虽然表演有点夸张，小外孙女很可爱。乱世之下，人们还是有正常的生活和情感需要的，故事背景在农村，完全没有“注意你的政治立场”这种台词，对于年轻人来说，对父辈、祖父辈过去的生活能有更多理解吧。 影片中值得讨论的地方很多，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个记者，他的两次报道是改变江冒富生活的直接原因。中国的新闻事业被定义为“党的喉舌”，任务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事实证明“喉舌”在文革期间、在人民公社期间、在党犯错的时候只能助纣为虐，丝毫不能提醒、监督甚至提出反对声音。第一次报道江冒富为“富”只是制造假象，用借来的收音机和缝纫机摆拍；第二次报道，完全胡说八道，没有告知当事人，没有任何讨论，仅是“上面指定江冒富作为被批对象”。做出这样报道的不是媒体，是宣传栏、公告栏。 文革之所以是恶，有许多原因。原因之一是“平庸之恶”；太多的国人当时做过错事坏事甚至恶事，而后有勇气出来忏悔的人却极少，敢于承担的人更少，作出努力和改变的人少之又少。虽然在影片结尾，记者向江冒富道歉，说自己是身处大形势不能自已，可是这不是一种开脱吗 一个健全的社会里，应该有独立的媒体，当记者对现实的信息环境和政治对待感到无力时；当政府公信力不那么如意时；当越是压迫越想反抗时；当义愤填膺时；媒体和记者要能够当社会的“眼睛”，去把人们疑问的事情弄清楚，不站在邪恶的一方，如果可以——为正义发声。把思考的空间留给读者，尽可能多地呈现事实。当然不能只对媒体“怒其不争”，更重要的是社会体制接受并采纳新的媒介观。 影片结尾，江冒富原谅了那个记者；社会原谅了一个十年的错误，重新开始生活。 原谅一切吧/反正一切都不值得原谅

（友情提示： 1.本文剧透，介意者请绕道而行； 2.本文时候对世间规律、人心以及“道”感兴趣者阅读，仅供参考交流。） ————分割线———— 影片主要情节： 冒富大叔在文革期间已经是村里有名的“尖子”，因为他善于搞副业，在对上出工多的同时，不仅种了果树，而且养鸡养鸭，在生产队上是“资本主义的头头”。 庆亮是同村的农民，他本来想把女儿兰花许配给冒富的儿子贵根，因为冒富家庭富裕，“名声不好”，他怕被连累，第一次退亲了。 庆亮走后，冒富想不明白：为什么富裕反而有错呢？难道想穷还不容易吗？ 后来，省报记者来采访，需要一个由穷变富的典型，配合批判林彪主义，生长队德山队长推荐了冒富。一时间，冒富成了正面典型，到处作报告，好不风光。庆亮见此，找到冒富赔了不是，主动要求再次定亲。 可是，好景不长，后来省报记者再次来生产队采访，这次也是形势需要，需要找一个“搞资本主义”的反面典型，并且还是选定了冒富大叔。 就在贵根与兰花举办婚礼的当天，冒富被报道成为“资本主义的典型”。庆亮害怕被连累，认为可能子子孙孙也脱不了这顶帽子，强行到婚礼现场将女儿夺回。这是第二回退亲。 经此打击，冒富似乎瞬间老了，他参加批斗会，被民兵营长骂得抬不起头。回到家里，他把果树砍掉，也不再搞副业了。他觉得儿子贵根也是因为自己不能娶亲，好像自己是个罪人，让后辈跟着受苦。他哭得满脸的眼泪鼻涕。 又过了几年，外面的风气又变了，这回上级又提倡搞副业了。德山队长家里都开始种果树了，庆亮也开始养猪，连原来批判人的民兵营长也买起了手工编织的篮筐。冒富看到了变化，又开始搞起了副业，日子慢慢变好了。 不久，庆亮再次找到冒富，恳求他答应同意让女儿嫁给贵根。——这是他们的第三次定亲。 影片最后，省报记者第三次到来，这次他是按照上级要求，要把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的错误全部报道出来。他找到冒富大叔，赔了不是，并且说以后日子是会越来越好了。冒富大叔感慨万千，他老了，经不起折腾了，他说到：这一会应该不会再变来变去了吧。 主要的体会： 1看到冒富大叔被批斗，把果树砍掉，为耽误儿子婚事内疚，为他心疼。本来都没有这些事的，可是他却成了风口浪尖上的典型，时而被捧，时而被打击，就这样折腾来折腾去，尝到了甜头，也吃到了苦头。 如果知道要这样起起落落，他会不会一开始就躲避？如果知道成为先进是一时的浮华，被认定为反面典型也是可能，他会不会宁愿过自己普普通通的日子呢？ 那么，我们的生活里，毁誉参半，顺逆交加，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看到了冒富大叔的经历，我们又该如何选择呢？ 2最让人害怕的是庆亮这样的人，墙头草随风倒，你好的时候来沾光，你坏的时候撇清关系。可是庆亮至少不会落井下石，庆亮至少不会检举揭发，庆亮也不会背地里做手脚，这样说来，庆亮比现实生活中可能出现的人，还好了几分呢。 3外界的毁誉也好，顺逆也好，冒富大叔因此欢喜，也因此痛哭流涕，其实这一切本来都是不存在的，只是形势需要，风向变得太快；只是人心不古，嫌贫爱富，求名求利，脸色变得也快。然后才有了冒富大叔的幸运和苦难。这一切本来并不存在，都来自于人心的嬗变。 4记者，为了形势需要，被捧被批，他听安排，也不管真假对错。我们生活中，又有多少人只是时代风向的迎合者呢？就真的对吗？ 5为什么富裕反而是错？为什么一个人可以突然被认定为是榜样，也可以马上被打倒为反面典型？为什么有时候亲近，有时候冷淡？这么一个变来变去的世界，究竟是什么在变呢？真的是世界吗？还是因为我们都有一颗，不那么能够正确并且坚定判断的心呢？ 20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