瀑布

在《危险的个体》这篇文章中，福柯写下过这样的案例，一个人没有任何征兆，从最正常不过的生活中突然“变异”，成了被主流放逐的“危险个体”。“存在这一类型的疯狂它只通过残暴的罪行而不是其他形式呈现自身”。它就那么发生了，几乎找不出溯源与归因。 《瀑布》便是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如果用一句歌词加以概括，那一定是“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罗品文是一家外商公司女高管，她离婚独自抚养一女，女儿18岁上中学，与她的关系若即若离。她感受到从生活四面八方压迫而来的恶意——事实上恶意全来自于她的想象，最后她被查出是自己神经出了些问题……

当口罩、居家隔离等经典时代元素出现的时候，会立马收到此刻仍在被这段历史裹挟的我们投来的亲切感。罗品文公司效益不行，甚至要求员工带头提出减薪，这都是我们正在经历的荒谬。然而抛却这些独属于时代的元素，其实俩人的关系所带出的问题是共通于历史的。 影片主角是两位女性，比起女性主义的话题，我想影片更多是提供了一个精神病学方面的典型，也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现代都市中产为什么更容易走向“疯癫”？

实际上从有现代精神病学以来，人们一直在做的，就是将“疯癫”的、“逾矩”的行为给整合进个体生活的其他部分，并从中找出可以阐释的发展脉络，为他们认为的那群“危险者”画一张有迹可循的脸谱图。然而实际上普通人也会走向“疯癫”。我们甚至都不需要那么多歇斯底里，只潜藏在静水流深的生活中，在许多次平静地忍气吞声后，在可怕的细水流长却一眼望不到头的人生里，个人的毁灭就悄然降临了。我们想知道“声名狼藉者”的生活到底从哪开始与“主流者”、“正常者”的生活产生了些微的裂缝，导致他们变成了这样或那样；但人生总不过那些事，细细扒开来里面才会发现每个人的人生几乎每件事都是令人难以忍受的，但自己也就这么忍下来了——只是有的人忍不了。 所以回到罗品文身上：她为什么会走向疯癫？我想，是因为她“活着”。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还在这个充满“积极者”、“成功者”说教的世界里寻找栖身的角落，只要我们可以罔顾满目疮痍的身心去面对每天的太阳，只要我们有那么哪怕微小的一刻感觉到格格不入，那么我们每个人就都是潜在的患者、危险的帮凶。

现代生活的规训让我们很多时候并不能“做自己”，并且我们无法意识到这种压抑正在悄悄吞噬我们。我们的乖巧、懂事、兢兢业业，终有一天会反噬我们，就像背负了所有人期待的司马光有一天砸开了缸，发现坐在缸中的就是他自己。 影片中的罗品文，职场里是叱咤风云的女高管，现实生活里和丈夫离婚，与小孩关系总有层隔阂在。身份上的撕裂感必然会将她引向自我怀疑，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她是《阳光普照》里阿豪（许光汉饰）这角色的另一种延续。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在别人身上花的精力太多，以至于很少问问自己：“我过的好吗？”“我想要什么？” 她的女儿小静也不得不比其他人早点成熟起来。影片只有一次她几欲爆发出来，那是她对父亲说的：“为什么我要去承受你们的烂婚姻？为什么我要承受这样的人生？为什么是我？”然而这短暂的几秒钟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死气沉沉的生活仍是泛不起一点涟漪。现在的小静，高中还没毕业就要独立起来，替妈妈做决定，照顾妈妈，以后的小静只会更懂事，懂事得讨人喜欢，直到有天她做出让人“意外”的事情而被评头论足：“怎么好好的人会变成这样子呢？”

然而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如何去顺从，做别人眼里那个懂事听话的孩子，却从没教过我们如何去反抗本不愿去接受的命运。从很小开始，我们就已习惯巨石压胸口的感觉，却从不去想有天这石头会压垮我们。更有时候，我们还挺会自我安慰的，“哎呀，人生不就这么过嘛，大家都这么过来的呀”。于是觉得，好像怎样都去接受吧。于是习惯了隐忍而痛苦，习惯在历史的光圈里渺小如蝼蚁的我们，再多蜷缩一点。

“瀑布”这个意象只在影片快结束的时候，罗品文才向女儿提起，之前一直在她耳边轰鸣的声音，变成了溪水潺潺的声音，那时她才知道，原来那就是瀑布的声音。就像是对待生活的态度，越深陷其中，越能感受到生命有一种潜移默化腐蚀人的力量，在巨大的静默中，你感受到的都是无能为力——当你站在瀑布底下的时候，你被水流猛烈地冲刷犹如刀刮在身上，轰鸣的声音在你耳边爆裂开来，你是受不了的。但是当你远远地观赏瀑布，你才能咂摸出它自然的美来。对待生活太过认真的人，总没玩世不恭者过得舒服。 其实影片里还有一处“瀑布”，那便是遮盖大楼的巨型蓝布。它隔绝了阳光，也隔绝了人内心的阴暗面，而这条静止的“瀑布”让这栋大楼像一块硕大的墓碑，墓主便是所有现代人。实际上，现代人所有可能给生活的热忱，都在规律与规划中被消杀干净，只有“傍晚六点下班，换掉药厂的衣裳”；只有“一万匹脱缰的马，在他脑海中奔跑”。

个人公众号：Imagine Heaven。

坐标台湾台北，贾静雯是独自抚养高中女儿的离异女性高管，在疫q经济下行、公司业绩下滑、高管集体减薪的背景下，迫于房贷、车贷、女儿、家庭、工作各方面压力，贾静雯精神破防患病住院，最终失业。生活就是这样突如其来、毫无征兆的要把她按在水里淹死。 出院后，母女位置转换，高中的女儿王静担起了照顾妈妈和家庭的重任，并不得不接受缺失父亲的事实。贾静雯逐渐康复，找到了新的工作，交了新的男友，母女变卖房产换了一处新的小家，女儿考了大学且有惊无险的躲过了泄洪事故。生活的另一面又将水中即将停止呼吸的母女救起，虽然二人身上都湿漉漉的，但好在天已放晴可以晾干。 这便是钟孟宏讲的关于《瀑布》的故事。一个大厦崩塌又建起陋舍的故事。 人类社会高速发展太久也病了很久，社会里病态的人们都在勉强支撑，一次wenyi引发的连锁反应会使本就病态的人彻底崩溃，应该说任何一件小事都能引起这样的连锁反应，这就是人类社会体系或单个人生脆弱的地方。 钟孟宏就是利用这个社会大背景下，病态的调调去窥探一个破碎家庭里的母女。起初他手拿大棒用阴森惊悚的调性一下下将母女击倒，然后又开始拿着狗血喷洒温暖，一次次救母女出生活的泥潭。从此母亲为了女儿活，女儿为了母亲生。

电影前半段强行拆楼，后半段强行盖屋，这生活的两面让人死去活来，但《瀑布》终究还是拍给想活的人看的多一些。因为想要活下去的人，无论如何总是要活着的。最终钟孟宏还是想让观众体会病态社会中残存的一点点温暖。 假如剧情这样写，离婚失业精神崩溃的贾静雯出院后，新工作被领导潜规则，卖房产被贱卖1000万，女儿毕业旅行被洪水淹死，那贾静雯只能继续发神经病，最后自杀了。 所以钟孟宏强行在电影后半段给这对母女安排了“贵人们”，病友之间的相互安抚，好心的超市领导辅助她们生活，好心的中介经理避免卖房受骗，就连女儿都能劫后余生。大概是想给生活一点点希望吧。 我们就是那样孤立无援，既不能摆脱生活对我们的恶意，也不能推辞生活对我们的暖意。看着直播洪灾新闻的贾静雯奉献了一次影后级别的表演，女儿的生还就是她活着的最后希望。 如此生活30年，直到大厦崩塌；再次生活30年，最终瓦房垒起，住在里面的人坐看生活的瀑布一直流，直到活到死。钟孟宏杀死了那个台湾人，又救活了那个台湾人，这是生活最后的温柔。 Ps.实际上豆瓣现排名第一的影评和我最初想法立意大体一样，都是听万青的人。大厦崩塌，万马奔腾，这就是生活。我这就是随手一写，人家写的真挺好，所以安利一下。

Q：是什么吸引您去创作关于家庭的故事？ A：事实上我在拍完《阳光普照》后就对家庭电影有点反胃了。去年我听一个从哥斯达黎加回来的朋友讲他女儿的故事，讲他女儿生病，他照顾她，最后女儿因为去hiking被水冲走。他的故事非常感人，他在我面前讲了三个小时完全没有停下来。但是这不会让我想拍这个电影，只是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感动、非常哀伤的故事。直到我看到了蓝色的房子，那个房子让我非常震惊，我觉得在2020年virus开始起来的时候，mask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隔绝出来。所以对我来讲，《瀑布》已经不再是一个家庭电影了，它关系到去年的生活里面被隔离，被压抑，人与人之间被推开的一种非常强烈的距离感。 Q：剧本的创作过程是先写一个母女之间的故事，然后把这个故事放在疫情期间，还是开始的创作意图是就是想写一个与疫情相关的故事？ A：我这个脚本写到一半的时候就已经要放弃了，因为刚开始的剧本是妈妈照顾小孩子，小孩子一直生病到底，写到后来的时候我想干嘛要写一个妈妈照顾小孩的故事。很原始的想法是，我们把整个故事放在疫情下的台湾，想用一个最亲密的家庭关系来反映整个时代里疫情的问题还有人际关系。后来我写到一半还是没办法接受讲一个family的故事，是妈妈在照顾女儿，我觉得这样下去我会预期到故事会怎样走向。直到我去做田调，要research，去一个医院的时候看到了窦加那幅画，我才发现说，应该不是女儿生病，应该是妈妈生病才对。所以中间我突然有一个转折，变成前面是妈妈的幻想，事实上是妈妈生病，最后是女儿照顾妈妈。有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真的蛮开心的，而且我很快就把剧本写完了。 Q：您是出于什么缘故想以女性视角写一个故事？ A：我在拍完《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太太曾经告诉我，“你会拍一部电影吗？没有帮派的，没有黑社会的，没有人死掉的也没有人流血的，没有人被砍头或是手不见的，而且是以女性的角色来拍的。”这当然这是一个笑话，她觉得我只会拍一些男性电影，gangster movie，很暴力啊，但是我后来想一想，当时听到我那个朋友讲完故事以后，我真的决定要拍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想过要用男性的角度来讲这个故事，而且我需要这个片子里面男性的戏是非常少的，纯粹用女性的角度，母亲跟女儿之间。因为在过去，台湾男人都在外面，真正看到小孩子成长的是妈妈，小孩从学校到出社会，都是以妈妈的角度来看待。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自己也有小孩，我的小孩也是女儿，我发现女孩子的心思，她们那种坚强，是我们男生非常难想象的。我觉得用两个女性来表达亲子关系，力量应该会更强。 Q：您通常是自己做摄影，但会用中岛长雄的名字，为什么这次决定用真实的名字？ A：曾经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我都告诉他们：“中岛长雄因为疫情的关系，在日本不会再回来了。”但我真的想法是，我在拍完《阳光普照》的时候，我就觉得我要改变，我觉得改变不是说内容要改变，我觉得整个拍摄形式完全要变得不一样。所以我这次的变化是在摄影上完完全全跟以前不一样，整个拍摄方式，镜头运用，甚至那种不安定感都做了很大的改变。在镜头上会使用一种很固定的，一个镜头一个镜头慢慢拍慢慢拍，不断地很有耐心地一场戏一场戏很多镜位很多镜位一直拍一直拍。我希望这个片子剪出来后不是一个非常slow pace的文艺电影，我是希望它是节奏非常快的，而且有一些影像上的不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