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道德的审判

看这部电影的人莫不会被女主角Paulina所述说的故事吸引：那到底是不是真的？这个女人显得那么神经质，提出的证据都是容易磨灭或变迁的主观体验，难以作为审判认定的证据，再加上她的丈夫Gerardo在劝她平静的时候也提到了她过去的误认经历，这些都构成否定性的证词；然而，被审判者Miranda医生最后偏又尽情吐露了作为一个色情施虐者的内心体验，尽管这是在严刑逼供之后，是在最后也是最严肃的威胁之下，在悬崖前，但是对体验而不仅仅是行为的描述使得他的供认显得那么真实，从而审判的天平变得无法确定倾斜的方向。真相到底是什么？看着音乐会里Paulina和Miranda以及Gerardo三人的视线交流，关于真相的问题，可能就更令人疑惑了。我们可以确定的事情是，Paulina对于《死神与少女》这支四重奏会产生创伤后反应，她听到这旋律的时候需要紧握丈夫的手来支持自己。她到底经历过什么样的创伤经历呢？根据Paulina的故事，在反独裁的斗争中，她为了掩护男友Gerardo而被秘密警察抓起来施以酷刑，Miranda医生受秘密警察雇佣，先是照料她的伤情，之后又对她进行了色情施虐。这些施虐便是伴随着《死神与少女》的旋律。而Miranda医生坚持自己当时并不在国内。他们便是这场审判的控方和辩方。但不幸的是，控方同时也是审判者、有权力者。审判中本应当存在的三方缩减成了两方。Gerardo大部分时间里处于软弱的中立状态，时而同情Miranda，时而袒护Paulina，他所象征的法律在很多现实情况下也是如此的无力，尤其在缺少证据的情况下。审判的目的是要Miranda承认当年对Paulina犯下施虐罪行。Paulina也想报复，但并未实施。虽然她说：“我想强奸他，可是，我不能。”但这不是她未实施报复行为的原因，真正原因在于，当她身心俱损地出狱时，发现Gerardo正与情人在床上。这一事件给她带来更加严重的创伤。Paulina像秋菊一样执着，希望且仅仅希望得到当年罪人的供认不讳。那么这承认对她有何重要意义？秋菊的执着是因为她“把自我价值投射到了他们家男人那‘要命的地方’”，而Gerardo的爱情也是Paulina自我价值所在。她隐姓埋名在半岛上幽居，极少有人知道她的存在。我们都难以想象她每天的日常生活内容。她能够怎样被定义呢？唯一的线索是对Gerardo的依附。在这么多年里，她一直都向丈夫隐瞒着当年受虐的具体情况，因为她认为一旦说出来那些事情将永远横亘在他们之间，这种说不清是爱情还是依附的关系也将变得危险。而且如果当年的痛苦无处安放，即所谓冤有头债有主，那么随后发现Gerardo的背叛就更加难以承受。这便是Paulina会既冷峻又狂热地审判Miranda的原因。这场审判以Miranda的坦白而告终，Paulina得到了她想获得的确认，也得到了Gerardo的爱情的巩固。一般来说，如果嫌疑人自己供认了罪行，那么就没有什么多余的枝节了，然而，除此以外，我们却还有另外的角度来理解这个审判过程。在音乐会上，Miranda与Paulina对视后，又转头向孩子微微一笑，非常和蔼而且镇静。Paulina的眼神有些愤恨，Gerardo则显得有几分嫉妒。如果之前真的发生过如此残酷的审判，这种眼神交流又该如何理解呢？所以我们不妨来设想一下，如果这场审判仅仅是一个幻想，衣冠楚楚地坐在音乐厅里的绅士淑女不安分的头脑中的一段性幻想的话，它的合理性怎么样呢。在这个故事里，Paulina起先曾经是受虐者，受到诱惑、强奸以及羞辱，在后面的审判中又成为施虐者，她对Miranda施加的刑讯可以说是强奸的变形，既有暴力、惩罚，又有性刺激。所以也可以说，这个故事其实是Paulina的一个施虐受虐幻想。尤其这个幻想故事当中还被掺入了一些同样包含有相似性质、但更富装饰性的元素，比如青春、学生革命、牺牲……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舒伯特的四重奏曲名中得以囊括——死神与少女，破坏驱力与力比多。不过施虐受虐幻想基本上主要与力比多相关，而不是与破坏驱力相关。施虐受虐幻想所追求的是快感，不是毁灭。这正好解释了Paulina不杀死Miranda的原因。施虐倾向的根源很容易在正常人中见到。施虐倾向相当于性本能中的攻击性因素，只是它变成一种独立的夸张的因素，占据了主要的地位。(Freud，出处待考) 受虐倾向不是性本能的直接表现，而是施虐倾向转向自身。性幻想中既有单纯施虐幻想也有单纯受虐幻想，不过在人的欲望中往往是施虐受虐欲望都存在，只是在幻想当中可以将施者和受者分裂，形成不同的幻想过程。在这个电影里演出的故事中，不仅存在着施虐与受虐的分裂，还有角色交换。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这么富于想象力的。在施虐受虐幻想当中，负罪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弗洛伊德说：“在受虐幻想中，可以发现一种明显的内容，即负罪感。当事人假想他犯了某种罪过(犯罪性质是不确定的)，必须用忍受痛苦和折磨的过程来赎罪。”弗洛伊德还说：“就我所知，在施虐倾向转变为受虐倾向的过程中，负罪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出处待考)然而影片中正好演出了一个反向的过程，Paulina是从受虐者向施虐者的转化，这种变化令我不得不去设想，可能是她将这种负罪感向外投射到某人身上，才发生了这种逆向的变化。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Miranda会供认自己施下虐刑，因为Paulina完成了受虐幻想，满足了赎罪的欲望，此时她便可以释放自己较为有力的和求生的一面，她需要有人接受她的负罪感，而形成施虐快感，她选择了Miranda。这种施虐快感相当于攻击所带来的快感，根据其幻想中泄漏的一些细节，我们也不妨设想，Paulina所要攻击的可能就是她的丈夫，因为她疑心丈夫发生了外遇。但同时Paulina却不敢直接攻击丈夫，即使是在幻想当中也做不到。其原因有可能是丈夫被她投射了一些对她具有重大意义的象征，譬如正义（她的丈夫是个律师）、权力（做委员会主席）、依附关系等等。将这样重要的形象摧毁是她所不能承受的，所以有了Miranda这个倒霉鬼。当然我们还可以设想出其他的解读。为了能产生更多其他新奇或者有说服力的解释，可能我们还会不厌其烦地重新翻出电影来考证细节。那是因为观看电影的过程和上述的两种解释仍然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我们头脑中的施虐受虐欲望。我们需要将这电影吞噬、咬碎、消化、排泄、然后再次把玩，我们籍此将我们过多的力比多释放。真相就在此中。（所有涉及弗洛伊德的引文均来自李银河《虐恋亚文化》。原始出处待考。）

受难使人完整。引用弗洛伊德的话：“成年的病态源自于儿时的刺激。”如果把“儿时”改成“过往”，不仅对于影片主人公波利娜，还是波兰斯基自己，都是一种致命的贴合。波兰斯基的卓尔不群在于，无论是多少人性、历史、当今局势、尘封政治的主题都不会给人大而不当的慌乱感，主题的宏大向来都有以小见大的纵深放大性。电影的“演出性”不重，似乎导演人工藻饰的痕迹可以被情绪与气氛的内在掌控掖合的匿影藏形。无论是二战创痛的平静克制(钢琴师）、政治丑闻的臭名昭著（影子写手）、两性较量的三人行（水中刀）、惊波逆转的缜密叙事（唐人街）、情与欲的水乳交融（苦月亮），还是这一部包含了以上特征的《不道德的审判》，波兰斯基都在用“不去劈头盖脸责难，不去口诛笔伐批判”的中立态度继续那些宏大主题，再捎上一段段仅属于特定年代的故事，剩下的边角料，可以技术性的归功与他对光影色彩的情绪性把握。关于这个电影的审判，三个人物，两男一女（水中刀的记忆不咏自来）；紧凑的情节设置；大量封闭式场景的空间调度；集权暴政下的白色恐怖；民主革命的疯狂镇压；秘密警察的大肆猖獗；人性逆转的冲突矛盾。波兰斯基极尽可能的在人性反差上给予不置可否的态度，但是却因为各种政治历史的主动开路，让大家对米兰达的人性转变失去了大刀阔斧的批骂之风，似乎他的人格污点也因历史污点给人们对于时代前提更多的理性考量。毕竟，较之电影前大半部分米兰达的义正言辞，他最后的“内心剖白”为提亮剧情层次和揭示人性复杂起了动人的功效。循序渐进的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两种东西不能直视，一个是太阳，一个是人性”的金科玉律。关于女主角，我想起鲁迅说“敢于趴在敌人尸体痛哭之人，方为真脊梁。”关于她最后的放生，不管是对“敌人”还是对“自己”，都是受难后自我交待的必要形式。有了这个必要形式，最后“故人”相见同听《死亡与少女》的场景，才可以让观众一边看他们的秘而不宣，一边为兴师动众后的平淡结局触目惊心。

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贯穿全片始终，使得被压迫的愤怒和恐惧为这部电影更带有跨越时代的复仇使命，真相往往是悲剧的另一种形式，脆弱与狰狞也可以不分你我。死神带走了无力反抗的少女，少女又不知何时会变成死神。全片只有三个角色，几乎完全是在一间大屋里发生冲突，戏剧性极强，气氛紧张惊悚，三个身份对立又彼此关联的人物在狭小的空间里上演了生死对决和人性拷问，以暴制暴的主题在历史遗留惨剧背景下格外触目惊心，而结局同样耐人寻味。 片头弹奏舒伯特的《死神与少女》时，我们仅仅能从女主寻求庇护般拉住男人手的动作里看得出来这首音乐对她的影响很大，从开头便立刻一个微小的动作让观者产生疑问，严肃中略带恶趣味的音乐让人着迷却也让人生寒。直到片尾再现了这一幕，镜头转向了更为广阔的视野，我们才明白女主的内心世界已经不仅仅是对过去恐怖回忆的抗争，还有撕心裂肺的宽恕，以及布满荆棘也要面对新开始的顽强意志。斗转星移物是人非，当年彼此追杀、憎恨、伤害的人们居然可以平静的坐在同一间屋子里听着当年的曲子，回忆和欲念中肮脏的一部分也已不为人知的被隐藏在高雅的外表下。施虐者和被虐者不仅仅在施暴过程中会角色互换，他们甚至可以默契的同时掩藏各自的身份，不得不说是一种对现世太平的讽刺。 丈夫和妻子都曾是反抗法西斯独裁的地下工作者，法西斯倒台后，妻子的工作不详，而丈夫一跃成为总统的得力律师，甚至要被总统任命为军事统治期间所有非法暗杀和拷打等侵犯人权事件的主席。从妻子得知这个消息之时，两人的身份便处于对立面。妻子所代表的所有亲身受到法西斯独裁统治暴行的受害者身心俱损希望亲手报复，而以丈夫所代表的司法机关则贯彻人道主义原则赋予施暴者受保护的人权，这场审判从一开始只有正义却不公平。 为什么施虐者可以随心所欲的化身为野兽，受害者无法反抗；而到了受害者可以寻求司法庇护的时候却只能压抑愤怒仇恨，听从从未感同身受的冷酷司法机关的判决？如果化身死神既可以满足私欲又可以受到保护，正义岂非只是一个第三方与第三方之间的互动，既无关受害者也无关施虐者，仅仅是司法机关与广大群众的一次疑问解答，受害者的声音和希望被置若罔闻，他们被迫“原谅”了，“宽恕”了，因为整个审判过程都与他们无关。所以在片尾看到医生父亲美满子女成双、而妻子只能强忍着悲痛拉住丈夫的手，这样的结局也真是够了。我们感激波兰斯基给了受害者一个亲手审判刽子手的机会，因为不带强迫意识的审判才能有真正的救赎和拯救。 不知道是谁将本片的名字翻译做了《不道德的审判》，虽然名字难免让人觉得义愤填膺怒血上头又略带矫情，但仇恨与理智互换了角色，妻子-受害者-毫不留情的变成了自己最为痛恨的角色-施虐者-，彻底释放了心底的恶念，那一瞬间，是否也会有一点点理解法西斯在施恶时的快感了呢？然而道德这种东西，本就是饱暖问题解决后人们自发创造出来的框条，像一剂温补的汤药安慰群众却不能释放情绪。受害者不能被“代表”，受害者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法律结果。然而即便角色互换，妻子依然逃脱不开过去的阴影，在她的脑海中一遍遍的重复着曾经的伤痛，甚至最后的结果也只能更让她绝望：她看见了施虐者的坦诚和自白，却看不清人性之恶的深渊。

妻子行事果断思维敏捷，可以看出年轻时身为地下党骨干的风姿，正因为这钢铁般的意志变得神经质甚至过分敏感，我们更能从言语之外体会到她所经受的苦楚。影片不仅仅在观察受害者审判施虐人时的道德标准和人性拷问，更是将作为女性本身从意识到行动都处于弱势的一面：数个世纪的贞操观和性金箍紧紧压抑着女人的性意识，她们会受到侵犯，然而她们却无法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相较男性在性方面的开放和享受，女人却深为这种报复感到羞耻，即便是用丈夫的或者其他工具都肮脏的让自己在施虐时也会侵犯自己的灵魂，这也是女人比男人高贵之处的所在：男人通过自以为是的征服身体来征服女性，其实不过是想在试探自己究竟可以多堕落罢了，这种无耻是很多女性不敢与之苟同的。 同样，女人还被冠上了“神经质”、“敏感”、“第六感”等标签，妻子通过对话、声音和味道认出了罪犯，然而这都是身为司法机关首脑的丈夫所嗤之以鼻的，他心中的那杆秤首先将女人的证词放在了理性之下，最可怕的是他明知道很多法西斯支持者为了洗白使用了假的身份并修改历史，却依然尽力阻止妻子的报复行动，这样的正义皆因自身定位角色顺序不同，所以在妻子看来迂腐的可笑不值得信任。最根本原因，还是男性对于女性身体受到侵犯后的漠视，因为那只会让他们感到自己的财产受到染指。丈夫放弃了亲手为妻子报仇，在我看来，仅仅是男性社会对于自身建立的道德体系和法律准则的一种服从，这种规则从一开始就要建立在弱势群体的奉（牺）献（牲）以及认（服）同（从）上，所以丈夫从头到尾都在信任着罪犯而非自己的妻子。 在电影中，丈夫的行为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所代表的角色身份首先是律师，其次是丈夫。他是这个社会秩序的维护人和监督者，是以绝对公正的角度衡量社会道德标准的秤。他与法西斯的区别便是在于他的从一而终，坚持自己的信念，杜绝以权谋私，拒绝私刑逼供，绝不佛面兽心。可惜的是，在审判过程中，我们更多的是看到了他独善其身甚至是事不关己的行为。他是个外人却是个裁判，只看未来不重过去，这种绝对理性无疑可以维稳却是令受害者雪上加霜。 悬崖上的那一幕曾给我医生会自尽的错觉，然而人们总是更愿意相信自己的鬼话，并心甘情愿的在鬼话中度过余生，比如医生一再强调自己很尊重女性，比如医生告诉丈夫他是如何的敬佩他的事业。 温暖的色调，冰冷的故事。狂风暴雨制造的停电将这个小屋与世隔绝，也隔绝了理性世界所坚持的一切；屋里的点点烛火象征着个人审判的开始，虽然微弱但对当事人来说已经足够。当黎明逐渐到来，电力也已恢复，外面庞大世界也开始插足小屋法庭的世界，妻子不得不提前宣判。天黑和天亮暗喻着法西斯独裁统治的灭亡，因为小屋内妻子的行为正是重复着独裁时的恐怖行径。所幸导演没有残忍到让医生真的是个无辜人，或许因为波兰斯基曾深受迫害的经历让他更能愿意站在受害者的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