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爱可诉

（文/杨时旸） 像那部阴沉磅礴的《利维坦》一样，导演萨金塞夫的这部《无爱可诉》同样冰冷又沉郁，万物寂寥，人心枯索，这个有关家庭和爱情溃败的故事一直在这样的语境下缓缓推进。它不只讲述了一个分裂的家庭和一个走失的孩子，更多的，它涉及了信念的断崖和崩塌，从一个家庭内部，扩展到每个人人心的底部，然后指向庞大的社会基数。 男女主角共处一室，要么落进尴尬的沉默，要么陷入无尽的辱骂，这对正在办理离婚的夫妻身后有一个被戾气裹挟的男孩，有一天，男孩突然不知去向，家人开始巡查，终究未果。悬而未决的一切终于分崩离析，但终于来到的新生活也未见清朗。这个故事全部悬疑都系于那场寻找，但最终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萨金塞夫沿袭了《利维坦》中将一件小事植入宏大的社会和政治环境的典型做法，试图用一次情感和私密关系的崩溃折射一个社会的撕裂和内部精神的溃散。实话讲，上一部作品中的“事件”和“环境”的关系会比《无爱可诉》紧密很多。而《无爱可诉》当中那些社会的、政治的内容更像是长期的、浮散的，隐匿的、无处不在的肇事者，那一切并不直接激发什么，但长久的浸润和腐蚀更加致命，仔细想想，到底是这些环境造就了人心的封冻，还是死去的人心造就了冰冷的现实呢？从这个角度上讲，这个故事更多的有关于人的失魂和人心的失血。 妻子厌弃丈夫，丈夫讨厌妻子，父母疏远孩子，而他们似乎觉得自己当下的生活是一次错误的结果，企图重新寻找，男人寻得了一个年轻的女人，女人找到了一位自认为爱自己的中年男人，故事在平行地推进，双方分别寻欢，各自厌倦。但实际上，一切都在复制他们之前生活的原貌，一样的疏离的裂纹，一样的慢慢扩张的孔洞。这故事有一种独特的叙述方式，明目张胆地把新生活正在发生的一切描述为旧生活的翻版和重演，这对夫妻争吵中抱怨和悔恨的过去，在新恋情中重现的时候，却都被当做一种崭新的拯救，他们即便经历过一次痛彻心扉，但仍然愚蠢蒙昧无所察觉。这个故事的主题已经愈渐清晰，那就是“不得救”。 他们的生活由此进入了一场无法挣脱的死循环，都企图重启，但终究无效，无法具备爱的能力，即便他们和新人之间有着性，调情和期盼，但终究，落入了既定的轨道。心被极寒冻伤，犹如片中那些枯枝丛生的树和寒气密布的湖。他们曾在争吵中说起孩子，“如果当初打掉，对谁都好。”而到后来，孩子自己将自己“打掉”，自我流放，自我驱逐，自我消失——从一个无爱的家庭中。但什么都未曾改变。 《无爱可诉》中能看到太多让我们熟悉的影子，家庭中的冷暴力，伦理的废弃，外部环境中的虚妄和倦怠。这电影到处都是扮演、心斗和各种算计的伎俩，男人小心翼翼在办公室隐藏自己婚姻破裂的事实，只是因为老板声称自己是一位虔诚的教徒，失去婚姻可能会导致失去工作，但老板是缺席的，这一切也从未被印证，而每个人都在默默传送这个信息，彼此加固，女人终日辗转于美容店和高级餐厅，利用残存的姿色和屈就换取一点生活的资本，并把一切涂装上爱情的说辞。人们都企图用一些东西装点生活的门面，完全不顾内里已经全然腐烂。 电影从开场就有意识地交代了一次新旧交替——房子被挂牌出售，恩爱的新夫妻前来看房，交恶的旧夫妻晚上在客厅吵架。一页即将被翻篇，迎来新的一页。然后，男人和新欢在超市选购，在床上缠绵，女人和男人在餐厅互相凝视，彼此挑逗，他们都在奔赴新生——一种自以为是的，即将获得救赎的新生，只有那个孩子，被残酷的滞留，或者说，被遗忘在旧世界里，独自抵抗某种不知道原由的，莫名降落于他头上的悲剧。那失踪的孩子自始至终没有什么像样的台词，寂寥地留下和伙伴的一次告别，一场不出声的痛哭，一帧独自玩耍的背影，最终从生活中遁形，这行为是对于生活的利落宣判，即便直至最终，那两个成年人也未曾理解生活和命运为自己下达的判词。 相较于不负责任的母亲和渣男父亲这种浅表的、个体化层面的解读，这生活周而复始的、一次次徒劳无望的重复才是这故事寒凉的根底。房子被出售，剥落了墙皮，重新装修，生活被重置，一个家庭接棒另一个家庭，一段痕迹覆盖另一段痕迹。旧屋住进新人，旧人也各自安了新家，新生活的尘埃和俗常开始一点点堆积，再度令人窒息。那男人把新降生的孩子厌弃地抱去一边，这些冰冷铸就出新的刺和刃会不会把这个婴儿塑造为第二个走失的男孩？

胤祥发自戛纳 首发：迷影网http://cinephilia.net/57247 萨金塞夫（到底要不要翻成日维亚金采夫嘞……）的新作《无爱可诉》除了延续自己《回归》和《将爱放逐》的家庭伦理片的脉络之外，恰好可以与《警界黑幕》、《电子云层下》、《和谐课程》以及《聋哑部落》形成某种就后社会主义苏俄社会发言的互文关系。这些影片都有着不同程度上可称之为“塔尔可夫斯基主义”的画意长镜头摄影，同时还有着一个可以作为症候性阅读的切入点，正所谓“无主的空间”。在《无爱可诉》里，失踪的阿廖沙被怀疑藏身之处，正是一幢年久失修，破败不堪的明显具有社会主义风格的大楼（当然勉强也可以联系到《警界黑幕》导演贝科夫的《危楼愚夫》或是其翻拍的对象、前苏联/格鲁吉亚导演沈盖拉亚的《危楼风波》）。这个最具视觉冲击力的段落，成为了《无爱可诉》的解读切入点。 影片的第一幕里，前来看房的一对小夫妻得知了珍娅要卖房的原因是因为即将离婚；珍娅和鲍里斯在一场相互甩锅的恶战之后，并没有注意到躲在门口并听到了一切的儿子阿廖沙；他们更不会得知的是，阿廖沙听到自己在父母眼中是新生活的累赘（甚至有可能被甩给社工或者孤儿院）时绝望地流下了眼泪。诡异的配乐似乎给鲍里斯拿刀切火腿的场面赋予了某种危险的意义，但随后鲍里斯在工作和生活中的谨小慎微又消解了这种可能。很快夫妻两人向各自的情人交代了这场离婚的前因后果——虽然处理方式真的像在背人物前史，所幸有还算不错的性爱场面与非常讲究的摄影来调和这种生硬。夫妻两人都已完全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准备，鲍里斯的情人甚至已经怀孕即将临产——而阿廖沙恰是一场未婚先孕的产物。“历史遗留问题”在新俄电影乃至东欧电影里并不鲜见，但这次的变化在于，第一幕里，珍娅是一个“无爱”（loveless）的母亲，她厌恶自己的孩子这一事实甚至她自己和孩子都知道。 于是第二幕的走向既是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外，阿廖沙失踪，声称自己是无爱母亲的珍娅一步步变成了一个普通的、为孩子着急的母亲，甚至把自己的情人（简直是高富帅sugar daddy型的二十四孝男友嘛）也拖进了寻找儿子的行动；而鲍里斯则在最初的一点点推卸责任之后开始变得冷静甚至沉默。当然报警和警察的官僚作风或不作为是必备的桥段，但令人意外的是警察将他们转介给一个专门搜救失踪儿童的社会公益团体。这个团体分工明确，流程科学、纪律严整，俨然一支军队，并且分文不取，在他们接手之后，事情变得愈发严重起来。珍娅和鲍里斯刚刚形成的那一点和解也无法维持，两人的关系在他们于志愿者陪同下去珍娅母亲处寻找阿廖沙之后彻底破裂。

于是第三幕里，那幢被阿廖沙和唯一的好友视为“基地”的废楼才能占据如此的篇幅。重要之处并非只是萨金塞夫复刻了《乡愁》或者《潜行者》式的场景，同时随着搜救行动展开的这幢楼及其周围的空间也在另一种程度上反身定义了这一搜救团体的象征含义，恰是作为某种后社会主义时代中，某种承袭自社会主义的遗产性的社会组织方式，同时形成了与警察体系或者家庭与学校无法实现的某种社会的另类解决方式。这个团体从宗旨、行动模式到dress code都颇为概念化，但正如少年阿廖沙想象家庭问题的解决方式是躲进废楼一般，搜救团体的解决方式恰是对各种可能性，或者说解决方案的某种试图将之穷尽的整合。 但这种乌托邦式的团体，指向的大概也只能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失败结果：医院里被错认的孩子，或者停尸房里那具珍娅拒绝确认的男孩尸体——当然鲍里斯的反应已经说明了一切。所以尾声段落里重要的并非鲍里斯或珍娅听到乌克兰战争新闻时的怅然若失，而是装修工人们在终于卖掉的房子里开始拆除装修，并以撕下原本属于阿廖沙的房间里的海报和壁纸作为一个最终的判决。 《无爱可诉》最大的问题就是导演试图将这个家庭情节剧与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父母本不情愿的结婚和不可避免的离婚，孩子离家出走并悲惨丧生，即使不做明确指向也因俄国电影而先在地具有浓厚的政治意味，正如《回归》里长期缺席、归来而又死去的父亲，甚至是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不言自明的象征。但用电视新闻这种生硬的手法，具体地指向乌克兰危机，就不得不说显得笨拙而生硬了。真正饶有趣味的对切近历史事件的直接回应，应当是《罗生门》之于东京审判，或者是《花之武者》之于911这种具备某种普遍性的寓言式文本。所幸影片的摄影确乎是技术大奖级别的，尤其是移动镜头的精当调度和室内细腻的布光都颇为赏心悦目，就不去纠结某些地方令人费解的剪辑点选择了。总而言之，不提乌克兰危机的话，《无爱可诉》对家庭伦理剧的社会政治含义的开掘，与它对后社会主义时代社会问题/解决方案的描述，还是颇为扎实的。大概是我对萨金塞夫的期待过高，而这部片子又显得太过保守，终于还是不免失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