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糟糕的人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和女性意识的觉醒，生育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的社会热点。光是为人母的社会-自我期待与鬼门关走一遭的风险间的残酷冲突，国内（《生门》、《人间世》这样的纪录片）国外（如《女人的碎片》）的影视作品均有关注并引发热烈讨论。在社会福利和平权建设方面一向走在世界前列的北欧国家在这一题材近年来更佳作频出，如丹麦电影《爱在你手心》、《第二次机会》和瑞典电影《宾馆》（“机械姬”艾丽西亚·维坎德饰演一位因提前分娩未能按预期时间剖腹产而抑郁的新手母亲）。 而今年入围戛纳电影节的挪威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则将生育问题温柔地融合到“生”、“死”、“爱”的永恒讨论之中。作为一部绝对的女性电影，《世界上最糟糕的人》不仅斩获戛纳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还是奥斯卡最佳外语片的有力竞争者。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的女主角朱莉（Julie）是一位典型的北欧女性：在高等教育和社会福利都唾手可得的背景下，她完全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专业、事业、伴侣和人生轨迹。自由是她的首要价值，而这份自由却又带来些许迷茫。随性的她最初学习医学，却因为对人类精神的兴趣远多于对人类躯体的兴趣而半途而废。兜兜转转到30岁时，她在一家书店做店员，业余爱好是摄影。她也尝试写作。她的男友阿克塞尔（Aksel）是一位颇有名气的画家，已经40多岁的他期待着一个孩子。而这成为了两人矛盾的焦点—— 阿克塞尔说不清为何想要孩子，大概是因为他的朋友们都有孩子，而年长朱莉十几岁的他的人生也趋于稳定。而朱莉恰恰相反。朱莉说不清为何不想要孩子，大概是直觉孩子将会阻碍她的自由。朱莉也隐隐感到自己无法自得地融进阿克塞尔的家庭和事业。在阿克塞尔享受鲜花和掌声时，她若无其事地离开，溜进一个婚礼party拿酒喝，假装自己是医生跟年长的阿姨们说母乳哺育会养出精神病的孩子…… 也在这个party上，朱莉和素昧平生的男二号艾文德（Eivind）玩了一场假装出轨的游戏：一对分别有爱人的男女在亲密关系的边缘疯狂试探——饮同一杯酒，互相讲出隐藏最深的秘密，互相观察对方小便……并嬉笑着判断“这算/不算出轨”。 艾文德关心气候、环境和生态问题，对人类的存在感到羞耻（这样的关怀和羞耻感在当今北欧年轻人中极为普遍），因而也不想要孩子。终于某天，朱莉离开了阿克塞尔，奔向了艾文德。但新的隔阂也在浮现…… 对中国观众而言，北欧女性朱莉提供了一种极具诱惑力的投射，又提出了我们未来或许将面临的问题。如果说东亚女性在层层期（束）待（缚）中的状态是消极、倦怠而无从逃离的话，那么已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里，女性面临的问题是：在对抗性关系隐去后，如何在“我孑然一身存在于世间”这一处境中锚定自己，进而发展出方向、道路和力量。 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里，这个动力性问题集中表现为：当一位女性不再受到来自宗教或礼教传统的显性束缚，也不受到与权力关系相伴的隐性束缚，当她在身体、性、亲密关系和婚姻上都具有绝对自主时，她为何仍怅然若失，时时需要从一个人身边逃到另一个人身边？ 这种飘零的、无依无靠的感觉，正是现代社会人类精神世界的写照：人与人的关系可以随时开始，也可以轻易结束。曾经人们以为神圣和庄严的纽带，现在都瓦解了。失去了这些坐标的女性，该如何定义她自己呢？正像影片中最精彩的迷幻蘑菇一节，朱莉感到脚下的土地慢慢坍塌下陷，她终于无立足之地而飘荡。在幻觉中，朱莉看到了自己垂垂老矣的样子：经过哺乳的乳房严重下垂，四肢骨节突出，小腹和臀部的皱纹一层层耷拉成一片片臃肿。 清醒后，恐惧的朱莉披着被子在艾文德的怀抱里寻求慰藉。而这样的慰藉当然也是暂时的——朱莉随后就会发现艾文德完全不像阿克塞尔那般能欣赏她的作品。但显然阿克塞尔也不是一处可以永久停驻的港湾，因为向往自由的朱莉根本不愿停驻于任何一处港湾。 如果不是女主角（现在是戛纳影后了）的表演以一种惊人的天真和坦诚（如她笑着承认自己需要确认自己的性吸引力）感染了观众，这样一个角色恐怕很容易被骂“矫情”和“作”。尽管如此，豆瓣评论区亦有不少人批评其为虚弱的“田园女权”，批评其恃靓行凶，心智停留在儿童水平云云，甚至连女主最终成为摄影师也解读为给画家前男友拍照而“依附”了男权的力量。 这样的争鸣比电影本身还要有趣。因为它反映出的与其说是某种原教旨的文化差异，不如说是与性别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关的差异：在这个地球上，当一些女性在争取被动的自由时，一些女性已在探索主动的自由。后者可能因为对我们过于陌生而显得荒谬。而这样的探索哪怕看起来矫情、虚弱，如无头苍蝇般无处着力，也依然是珍贵而有其启迪意义的。 何况这样的探索明明是有现实根基的。在社交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远方早已不是远方，他人的生活同样能在本土激发新的震荡。正如笔者本人的遭遇： 笔者在丹麦居住时的房东是哥本哈根市政府的一位官员。在那年的圣诞节他告诉笔者，年轻时他曾订婚，却终于因为恐惧失去自由而逃婚。彼时彼刻，他的朋友们都和家人庆祝圣诞，他只能和年迈的母亲形影相吊。他由是叹息自己必须为年轻时的选择承担今日的孤独。他又告诉笔者，他的部门有多位专注事业的女下属在步入四十岁后，突然由不婚不育主义开始疯狂想要结婚生子。但结婚生子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在听到这两件事的那一刻，笔者确实震惊了——在高度平权的北欧社会，女性面临的生育选择竟然有这样一个向度。这是二十多岁的笔者不可能想到的。 在那里，生育问题或许不再受经济因素和权力关系的宰制，但生育问题仍和对衰老、死亡、孤独相连，和时间的不可逆转相连——在我们那单行线的生命面前，我们到底有多大程度的自由？而那些自相矛盾、左右横跳、甚至自己打脸的尴尬窘迫，也正是生命的真实样子。 于是，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在《奥斯陆，8月31日》和《盲视》后，成功地挖掘出生育问题背后的死亡焦虑。而死亡焦虑也是他作品序列的一贯主题——时光流逝，墨水会流干，画纸会烂，人的肌体会形销骨立（如阿克塞尔患癌症后的样子），艺术家的创造力会干涸。在这个意义上，一切艺术都承载着某种朝向永恒性的寄托（如中国古人所说的“立言”），而这样朝向永恒地凝视反而确证了生命的有限——永恒的不可能性。 于是艺术的尽头也都是不得其解，杳杳指向只能嘶吼着我要活着那一天，正如影片结尾处，阿克塞尔坐在车上向朱莉痛苦诉说，我真的不想流露出脆弱，但我真的痛得无能为力；我不想在作品中被人铭记，不想作为记忆被你铭记，我想活着，我想和你一起生活，happy after。 而朱莉竟然一句话也说不出。死生亦大矣。在死亡面前，生的力量就算不是不存在，也是微乎其微。朱莉拼命从阿克塞尔那儿寻求确认（“你将是一个好妈妈”），似乎期待着一个婴儿的降生来挥散死亡的阴影，却在阿克塞尔去世后流产。——文学和影视作品中那种“死亡之后亦有新生”的流行叙事，被本片无情打断。（而可资对比的一个有趣例子是，在《红楼梦》前八十回里，浓墨重彩刻画或轻描淡写带过的死亡远远多于新生，甚至没有新生。） 可以想象，这个孩子的逝去也宣告了朱莉和艾文德“新的篇章”的完结。如果多数婚姻是在孩子的润滑作用下维系的话，那么一个人晃晃悠悠也未尝不好？在影片的结尾，成为摄影师的朱莉发现前男友一个去了天堂，一个已和别的女人生育孩子。但她还是那副天真可爱的神态。 影片终结于朱莉的孑然一身。而孑然一身却未必是孤独。它也许是自给自足。谁说女性的自给自足不是一种美丽的状态呢？ 导演新作《情感价值》依然在思考死亡： 《情感价值》：你可以选择生存，你可以（情感价值）影评 （欢迎关注我的个人公众号LaStrada2018，不定期发布女性主义影评，医学人类学和在欧洲/美国生活的见闻思考。）

明年的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提名短名单终于在近期公布，横扫欧美各大颁奖台的《驾驶我的车》，普遍被外界视为今年最有可能摘得此项殊荣。 不过除它以外，另一部戛纳系的作品也非常有意思，它就是来自挪威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导演约阿希姆·提尔（《奥斯陆，8月31日》）对观众而言也许比较陌生，但他的电影却在圈内小有名气。 今年的这部《世界上最糟糕的人》，讲的不是一个人的遭遇，讲的是当代年轻人普遍面临的问题。 女主Julie，一个原本在医学院攻读学位的高材生，因不满整天做手术带来的枯燥乏味，决定探索人的内心世界。为此，她更换了专业，攻读起感兴趣的心理学。

可过了没多长时间，她发现自己对心理学也丧失了兴趣。比起对内心的探究，自己果然只是个视觉动物，于是，Julie再次退出，选择用学生贷款购买了专业设备，打算今后以拍照谋生。 专业变了一次又一次，男友换了一个又一个，aksel的出现让她暂时拥有了一段还算稳定的关系。不过很快，Julie又觉得不对劲了。 比起事业有成的Aksel，只是一个学生、靠在书店打工拿着微薄薪资的她什么都没有。看着男友在发布会现场接受鲜花掌声和书迷的崇拜，Julie很郁闷。

不堪忍受如此落差的Julie借故早早离开，返家途中，她看到了一个正在举办新婚庆典的party，打算潜入其中排解此前的低落情绪。 派对上，Julie结识了另一个男子Eivind。 虽然只是一次偶然邂逅，但两个人都发现彼此相当来电，甚至已经有了擦枪走火的前兆。 影片采用章回体叙述，来到两人邂逅的这一章，标题起名“出轨”，但这种出轨并不来自肉体层面。尽管两人管住了下半身，颇具暧昧的互动，却将他们的真实想法传递给了对方。

果然，这次经历并没有让Julie忘掉Eivind，以至于影片必须要用一个时间凝固的超现实段落，来表现Julie”身在曹营心在汉"的骚动心理。 至此，“全世界最糟糕的人”指代的是谁已经了无悬念，没错，那个人就是喜欢反复无常的Julie。 导演毫不留情地将矛头指向Julie，并用生动和极富真实感的生活琐碎，为观众还原了那些一直打着“自由”旗号，却始终无法让生活走向正轨的一类人。 讽刺的是，不光他这么讲，Julie自己也深有体会。

或许这样的批评有些不留情面，甚至有些冒犯，但就像刚才所讲，它的确反映了当代青年所面临的的问题—— 脑子想的永远比实际做的丰富。 可问题是，究竟有多少人愿意花时间去深耕，并等待自己的付出开花结果？Julie大部分时间是不知道的，她总是习惯用“不知道”来回答男友提出的现实问题。 Julie和Aksel巨大的年龄差难免会被人抨击为不切实际，但在这个“爱最大”已成为共识的年代，年纪已经无法成为判断情侣关系的标准，更何况，他们的磨合可比大多数人来得幸运，除了没小孩，这段关系大部分时间是完美的。

导致Julie不停尝鲜的原因，影片提供了一个切口供观众解读。 单亲家庭成长过来的julie和生父一直见少离多。难得的生日聚会，对方也以身体不适为由缺席参加。 Julie看到了父亲再婚家庭的现状，知道他在撒谎但并未戳穿，从小到大的父爱缺失，一定程度上的确给了她不安全感，为此，她必须付出比常人更多的时间来获得稳定。

所以当Aksel询问她是否要造人时，Julie才会愤怒地拒绝，她不希望依靠他人意志存活，这样没有存在感。但将锅甩给男方的强势和操纵，其实也只是她用来逃避现实的借口。 事实上，对于人生接下来该怎么走，Julie基本是一团浆糊。 这并不是她的错，因为她的阅历注定了她必须经历更多才能看清未来，所以影片中，她才会不停更换跑道，继而陷入下一轮迷茫的循环。

相比之下，男友Aksel就理性很多。 他知道和Julie之间的关系需要面临巨大的压力，但既然选择了，也会果断向前，一步步规划属于两人的未来——尽管这对喜欢变化的Julie而言有点亦步亦趋，甚至呆板。 如此截然不同的人生观，根源来自于他们是两个不同时代的人。 和Julie分手后，Aksel因绝症进入人生的最后阶段。探病期间，两人展开过一次别有深意的对话。 Aksel告诉Julie，自己所处的年代网络不够发达，那是一个需要靠双手去发掘周边事物的年代，以唱片和书籍为例，所有的文化符号都是具体和可被亲手感知的。

新生代则不同了，一出生就被信息覆盖的他们面临着诸多选择，一切都能通过快捷方式得到满足，但认真体验一件事物的乐趣，亦随着海量信息的冲刷荡然无存。 Julie身上的缺点就是这个时代负面的集中体现，经由数字信息喂养起来的他们看似什么都懂一点，但能系统了解事物全貌的人已经不多。过于分散的精力让他们很难专注于同一件事，同一个人。 什么都很有趣，但很快又会随着下一个新事物的出现变得索然无味。由此带来的问题是，当代青年看似活得潇洒自由，但未必比老一代人更通透。

看看Julie随后和Eivind不断恶化的关系，再看看她所处的舆论环境，一切都在表明：我们的生活并不因为便利变得多元，反而因为过分便利而拉低了人类智思，变得越发激进和趋同。 新鲜劲头一过，Julie很快意识到新任男友不过是一个咖啡厅的杂工，而她要的不止新鲜那么简单，所以她只能又一次提出分手，不管对方是不是对的人——就和当初的Aksel如出一辙。 网络大数据带来的阵营分化，让人已经无法再心平气和地看待不同观点，有的只是非黑即白的标签化和恶毒的攻击。要在这样的环境下找准前进方向，何止Julie，身处其间的你我皆会迷茫。 好在人是一种非常有弹性的动物，我们能从不断的错误中摸索出适合自己的路。糟糕的不是我们所处的时代，糟糕的是我们看清了问题本质，却仍旧无动于衷。 撰文 | Zed 策划 | 轻年力量

《世界上最糟糕的人》是提尔导演“奥斯陆三部曲”的最后一部。 我是从第二部《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开始看的，因为很喜欢又去看了前作《重奏》并盼星星盼月亮整整一年盼来了这部终章。昨天看完电影后又去看了导演的一段访谈，导演说自己花了很长时间走过奥斯陆的街道，观察这座城市。许多人会问，那么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你又在做什么分析？提尔导演说作为电影导演，他只是负责呈现，观众可以自己感受这座城市十多年间发生了何种变化。

在看《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时我就十分倾心于电影对奥斯陆城市景色的描绘，开头的许多模糊的自述既有对奥斯陆的城市记忆，又有仿佛是熟悉的人对男主的回忆。

最后是菲利普大厦的轰然倒塌。

导演在访谈中也特别提及了《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开篇的这个镜头，这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段镜头。Anders从静谧的乡村Rehab回归城市，穿过黑暗的隧道眼前突然一片开阔，是一个在建设中的城市，耳畔响起a-ha的《I've been losing you》。可以想象Anders在Rehab待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在他离开的日子里不仅是亲友发生了变化，这座城市也在改变它的模样。

而这片正在施工的建筑群就是Eivind提及的奥斯陆条形码计划。我也是在他提及这个词儿之后才了解到这片建筑的故事。 根据网上的资料，奥斯陆条形码计划是2003年开始的，峡湾城重建项目Bjørvika的一部分，因为其建筑群的形状被称为“条形码”。

项目最初的目标是在保证城市空间的灵活性、建筑的多样性的基础上，在奥斯陆市中心滨水区，塑造一个有良好步行环境的片区。项目地块是处于火车轨道和峡湾之间的狭长区域，总体规划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建筑建造控制原则，包括重要建筑物的高度、宽度控制、建筑物之间的最小间距等，以避免在滨水区域形成一堵大墙，阻碍北侧城区与水岸的联系，并且缓解城市发展压力，不减少现有的绿地空间。建筑体量控制方面，首先是将片区划分成较窄的条形地块，由于形状相似，被称作“条形码”。另外，提出建筑物之间至少要留出12m间距的控制要求。 作者：Visible_City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452822 出处：bilibili

Eivind与Julie不对等的秘密交换

电影中的时间静止片段，我想主要是服务于提尔导演展示奥斯陆街道的愿望。因此Eivind被安排在条形码大楼里端咖啡，而Julie跑过大半个城市去找他。一路上的风景就是奥斯陆十五年的变迁。

条形码建筑群的近景历经10余年，条形码区域基本建成完成，这是一次重塑城市景观的绝佳尝试，在保证充足公共空间的前提下进行城市功能和空间的更新，并且赢得了多个国际奖项。但是，这个项目也是奥斯陆有史以来最具争议的项目之一。不同的社会群体，包括专业人士和市民，都对建筑群的高度和设计提出过广泛批评。反对的人们认为，这个建筑群成为了峡湾与其他城市空间的屏障，破坏了奥斯陆原本低密度开放的城市景观特征。2007年，反对建造高层建筑人士组织的情愿活动中，收到超过3000个签名。根据同年12月的一项调查显示，奥斯陆71％的人口反对该项目。另外，许多专业人士认为，这个项目的设计“几乎没有关于奥斯陆的文化和历史痕迹”。项目建筑师声称的“为特定环境做出相应设计”在项目中很难体现，也并无迹象表明建筑师实际上在他们的工作中融合当地的社会背景及文化特质，最终的设计中也没有能够反映社会环境的建筑，条形码街区只是一个特定人群使用的商业办公区。尽管遭到众多非议，项目建成后不仅成为该地区重要的商业办公片区，也变成了众多旅游者的目的地。在2016年威尼斯双年展，完整的条形码项目和其中五栋建筑被展出，知名度大幅提升。从那以后，条形码项目已从一个争议不断的城市片区变成了奥斯陆的象征。 作者：Visible_City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5452822 出处：bilibili

我很喜欢提尔导演在作品中融入的理念，场所与记忆的关系。那些生活过的地方本身就带着无法复现的记忆。

本片结尾Askel带Julie去看自己儿时居住的公寓，那几块红黄蓝的彩色玻璃镜头勾起了我无比伤感的心情。我能想象出童年的Askel透过这几块玻璃观察着窗外的世界，又在成年后把这些色彩画进自己的作品。我能想起自己童年时也曾看过的某块玻璃。

Askel说这些颜色是他画漫画时的重要参考

Askel家里的挂画，正是红黄蓝玻璃的颜色。

今天发现开篇就是四色玻璃的颜色

导演也有提到两位记录纽约的导演，Spike Lee和Martin Scorsese，我以后也会专门找来他们的作品看看。我喜欢看那些主角无所事事行走于城市街头的电影，让镜头把鲜活的彼时彼地捕捉下来。也许只需要十年，那些曾被记录过的地方就会消逝，曾在那里生活过的人的回忆又该如何寄托？ 提尔导演做了我一直想做的事，从2006年的《重奏》到2021年的《世界上最糟糕的人》，Anders从新出道的年轻作家变成了四十多岁沧桑的漫画家，条形码计划也已告成，奥斯陆这座城市发生了什么变化？一切都留给观众自己观察。 我的家乡在我成长起来的这些年城市景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许多我留有记忆的场所都已经消失。有时候会有点遗憾，要是能在它们消失之前也记录下来一部分就好了。中国这么些年飞快的城市化进程下，其实很适合拍这样的系列电影，记录城市里的人的故事。 最后，提尔导演貌似很喜欢的这个广场在这部里没出现，我还有点小失落。不过也许有其他的什么场景贯穿了这三部电影，只是我没发现吧。

《重奏》中两人共同喜爱的作者史达尔家附近

《奥斯陆，八月三十一日》中的回音场

提尔导演确实很擅长拍人的意识和记忆与时空微妙的互动，三部里都能感受到这种奇妙的跳跃。很感谢他用镜头让我喜欢上一座城市，希望未来我有机会去奥斯陆把这些地方都走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