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湖会议

德语中，复合词是一大特点。它让德语能够通过简单的叠加创造新词。这种造方法虽然在英文里也有（如football, schoolgirl这种），但永远不会像德语一样能够如此随意地将任意数量的单词写在一起。一个极端的例子：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Donaudampfschifffahrtselektrizitätenhauptbetriebswerkbauunterbeamtengesellschaft，这个由80个字母组成的“单词”，是吉尼斯纪录上最长的德语词。其实不过就是Donau（多瑙）dampf（蒸汽）schiff（船）fahrts（运输）elektrizitäten（电气）haupt（总）betriebswerk（车间）bau（建造）unter（附属）beamten（管理处）gesellschaft（协会）这些名词叠加起来而已。 因此，但在这一点上，德语与中文其实极其相似，相似到甚至会产生“恐怖谷”的效应。（unheimliche Änhlichkeit, ich würde sagen）。我甚至在想，这之间的联系除了可以有语言学上的论证，是否还可以追溯到某种官僚性体质对语言的影响。 die Judenfrage, 不是the problem of the Jews, 不是 the Jewish problem，是而Juden（犹太人）Frage（问题）。 der Judentransporte，不是the transportation of the Jews，而是Juden（犹太人）Transporte（转运）。 das Konzentrationslager，不是 the concentration camp，而是Konzentrations（集中）Lager（营）。 die Endlösung，不是the final solution，而是End（最终）Lösung（解决方案）。 通过这种造词的方式，创造概念、名词、机构变得很加容易。如果“多瑙河汽轮电气服务行政管理处附属协会”出现在英语中，我只能想象它成为《Yes, Prime Minister》中的一个讽刺段子。但在德语和中文中，虽然略显冗长，却并不违和。通过复合词的形式，一个可能有些不合常理和荒缪的概念在语言体系中获得了完全的合法性和不容质疑的权威性。与此同时，组成语言的单词却又保持了相对的纯洁。Konzentration, Lager, End, Lösung 本身的意义没有被污染，依然能够很好地在任何语境中被中性地使用。也正因如此，这些复合词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有相当大的迷惑性，没有人再去追问：为什么犹太人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犹太人需要被转运？为什么要把犹太人集中起来并最终将这个问题解决？就像万湖会议在短短90分钟所讨论的一样。

从电影里来看，犹太问题是元首的心头肉，但是处理起来又问题重重，所以只能由最坚定、最狂热、最简单化的人，也就是党卫队来实施。万湖会议本质上是党卫队根据已经蹚出来的道路、试验出来的方法，事前制定好了周密的计划，用元首“最终解决犹太问题”的意志，在会上压服柏林的那帮前魏玛政府的柏林老爷们，让他们服从指挥，消除顾虑，接受“全欧的一盘大棋”。政府老爷们心领神会，也就提一提“要不要保留犹太人里的军工技术工人”、“会不会搞出之前清除残疾人行动惹出来的乱子”、“会不会影响执行人员的士气和精神健康”、“半犹太人、老年犹太人怎么处理”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 整部片子都在开会，但在对话、神情的刻画上十分入骨。党卫军方面，会议主持人上将海德里希时时面带笑容，面对质疑也胸有成竹，志在必得；种族和安置办公室的奥托·霍夫曼中将总是满怀憧憬地大谈种族净化；盖世太保总负责人海因里希·穆勒少将阴沉着脸，说话简短扼要，时时用审视的目光看人；不喜欢开会的波兰克拉科夫安全局指挥官舍恩加特，怼柏林老爷说“我看谁的鼻子不顺眼，谁就是犹太人”，在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也会不耐烦地说“我早就跟不上了”；还有那个“平庸的恶”艾希曼中校，从电影中可以看出，此人工作态度确实一丝不苟，从会议的筹备、资料的准备到会上的答疑都有条不紊，会上无论被问到什么数据都能立刻给出，面对各种疑问他也早有方案，而且都十分巧妙、熨帖，多次获得与会者称赞。 东部方面，有波兰总督府国务秘书约瑟夫·布勒，整个会议都在抱怨他的波兰辖区成了“帝国的垃圾堆”，抱怨帝国不优先为他们解决波兰境内的200万犹太人，最后在获得“优先解决波兰犹太人”的承诺后满意而归。 政府方面，有内政部国务秘书威廉·施图克特，此人是唯一在会上轻微地抗议、嘲弄、干扰了一下会议的人，从“依法治国”的角度维护了他参与编写的帝国犹太法律，但也大概也不过是为了端一端架子。有意思的一幕出现在他围绕“半犹太人”的问题跟众人辩论了一番后，被问及他自己有什么建设性意见，他先是提出什么都不做，引来全场安静，接下来他又提出“强制绝育半犹太人”的折中方案，这倒是获得了众人的附议，海德里希眼看方案要越讨论越复杂，就立刻休会，把他拉出来私下交换了一下意见，顺便还互相问候了一下妻儿，用“我们应该做邻居”套了套磁，拉近了距离，也就放弃了对抗的态度。毕竟“贯彻元首意志，匹夫有责”嘛。 会议开到最后，15个人中最年长的、参加过一战的总理府国务秘书克里钦格终于在犹豫中提出了他对于“根本问题”——也就是道德问题的疑虑，立刻被舍恩加特反驳说“我没有必要听这些”，“我们履行自己的职责，不会因为尽职而被泼脏水”，还有人轻蔑地说：“我们居然还在讨论残酷不残酷的问题。我们是在进行自卫，如果我们不自卫，犹太人就会消灭我们。”克里钦格只能赶紧解释说他关心的只是自己人，担心最终解决方案会给执行者带来精神上的伤害而已。于是，艾希曼向众人详细介绍了“更高效、对参与者的精神伤害更小的办法”——毒气室。克里钦格也不再抱有异议，只表示“我还是希望犹太人凭空消失”，他的真实想法如何，不得而知。 至此，在高效的70分钟内，所有的疑问都被回答，所有的难题都被解决，接下来，随着帝国机器的开动，杀戮的大幕拉开，数百万犹太人即将迎来他们的命运。

1942年的2月20日，德国纳粹的高级长官们在柏林郊外的一幢私人别墅召开了一场会议。会议主持人是党卫军头目海因里希，参会共有14个人，份量不同，所以态度也各自不同。电影《万湖会议》便是根据这场会议的记录改编而来。整部电影绝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在开会，大致的流程也基本都是会议发起人提出议题，其他参会人分别阐述实际情况、提出解决方案和建议，然后由发起人做出决策，再讨论下一个议题，全程几乎没有废话、没有针锋相对的争执、没有拆台，没有与议题无关的扯淡，连沟通感情的闲聊都不在会议室里进行，整个过程堪称是一次职场会议的教科书式演绎。

这种专业高效是很让人信服，但如果你知道这次会议所讨论的内容是如何灭绝1100万犹太人的时候，恐怕就只会觉得毛骨悚然了吧！所谓草芥人命大致也就是这样了。 确实，正是由于这次高效的计划，直接导致到1945年二战结束时，超过600万犹太人的丧生。参加会议的所有人员，探讨的都是各种技术问题、成本问题、代价问题，进而是各自部门的责任边界问题和如何协作的问题，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总议题提出过质疑，于是，一个历史悲剧就被推导了出来，并顺利的落实了下去。

这是一部需要耐心的电影，因为会议室占据了绝大多数的场景，所有情节都是靠台词对话来推进，但如果看进去就会发现，这就是官僚制的特点：客观、冷静、清晰的程序意识，明确的边界与对应的协调机制。谈笑间，上百万人就要流离失所，进而被从物理上清除。这些纳粹精英们以高度抽象的讨论方式将一系列违反人性的所谓政策冠冕堂皇地抛了出来，让人想到的就是那句：死一个人是悲剧，死一万个人就只是数字。 只要离得够远，做什么样的决策都不会有负担。

会议过程中，外交部的代表希望命令不要挑战法律，需要进行更细致的修订；内政部的代表提醒通婚者及其下一代如何区分要明确；其他还涉及如何安排犹太人集中、需要怎么安排车辆和交通的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可以更“高效”的进行批量化处理，后续的尸体如何处理以及焚尸炉的的效能和需要扩产的规模等等。之所以选择集中营和毒气，只是因为经过计算发现比子弹的成本更低，甚至他们还认真讨论了每天处理那么多尸体可能对相应德国士兵带来的心理影响和应对措施……诸如此类的提议和讨论，基于一个已经默认的共识——犹太人必须被消灭。 但，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元首提出来的，元首一定是正确的，这就是会议必须接受的总前提，也是现代官僚制度常常存在的问题——只关心“怎么办”和“是什么”，不思考“为什么”。而很多“人祸”的发生，就出在“为什么”的缺失上——不再追究意义，一味强调行动。所谓平庸之恶，便是自上而下对“为什么”进行阉割，把人变成执行命令的机器。 这是一场执行会议的重新演绎，是一段真实历史的缩影。与之相关的讨论跟影片不胜枚举，而将注意力放到还原会议场景，确实是一个很独到的视角。 于是，值得反思的不止是那一段历史，还有官僚制度所形成的平庸之恶——只有效率、利害、得失，没有效果、善恶、对错。唯有对意义的思考和突破，才能为这样的制度注入人性，这也是“为什么”作为注射器的独特作用。 那么，不妨问一下，你会用这支注射器吗？还是已经习惯被注入了各种宏大叙事和伟光正的概念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