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线无战事

如果1930年12月5日那天，在柏林放映的是今天这个版本的《西线无战事》，戈培尔大概不会那么丧心病狂的在剧院里放老鼠，作者雷马克之后也不会被开除德国国籍。 毕竟，在电影的原创剧情里，是德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珍视战士生命，忍辱负重排除万难才最终促成协议签署，如果没有法国元帅福煦在谈判桌上的百般刁难，双方本来早就能签署协议，包括主角在内的诸多士兵就不用白白送死。

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长马蒂亚斯·埃茨贝格尔

至于那位最后一分钟发起冲锋的德国将军，更是导演虚构出来的人物。事实上，一战中因为拒绝传递停战命令而臭名昭著的反而是美国远征军的约翰·潘兴将军，由于他没有指示手下暂停进攻行动，11月11日停战当天有将近11,000名士兵在战场上或死或伤。 所以你看，这样一部与原著相去甚远的改编作品，有什么值得让纳粹们紧张的地方呢。只要你树立了一个具体的靶子，我就能轻易地把所谓“反战”话题引向针对个体的讨论中，并祭出野心家们所钟爱的暗示：如果换成另一位政客，另一位指挥官，结果就有可能不同。 而这一点，就是原著与电影最大的不同。 读过原著的朋友应该对此有极深的印象，小说洋洋洒洒十几万字，却从未指明主角们参与的是哪场战役，也没提及过任何高层人士的姓名，更不曾探讨过任何战略战术，甚至连“英国兵”、“法国人”这样的字眼通篇也就出现过十来次而已。故事始终围绕主人公保罗和他所处连队的这些普通士兵展开，以一种极其纯粹的，最底层的视角展示着战场上的残酷。 整部小说里，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战争”本身。 正是这种没有具体目标，近乎将战争作为抽象概念进行批判的手法，让《西线》从诞生其至今近百年的时间，仍然位居世界反战作品的“伟大”之列；正是因为雷马克几乎没有指名道姓，才使得“战争”本身的恐怖、肮脏体现得更加纯粹，批判的力度更加猛烈——任何人在这部作品面前都不再能利用国别、民族、信仰、政治倾向、意识形态等等常见的方式去美化战争。 而电影，却似乎在任何方面都削减着这种残酷性。 我举几个个人认为最明显的例子，希望能引起大家的共鸣。 注：以下文字的引用部份均来自于原著，后续不再重复说明 饥饿

……而我们却骨瘦如柴，饿得要命。我们吃得太差。食物里过剩的代用品吃得我们生病。德国的工厂主成了富翁——我们的肠子却忍受着痢疾的折磨。茅坑里始终蹲满了人——祖国的人真该来看看这一张张灰黄的、可怜的、顺从的脸，一副副佝偻的样子。绞痛正从他们体内榨出血，而他们，顶多用疼得抽搐扭歪的嘴苦笑着说：“根本没必要提上裤子——”

与坦克碾过战壕，履带下血肉迸裂的画面相比，“饥饿”恐怕是战场上更加阴沉的底色。 小说开篇第一节就围绕前线士兵与炊事员因为分饭问题产生争执的情节，赤裸裸的向观众展示了战场上一顿饱饭的价值。当时主角所在连队在一场战斗中损失惨重，150人只回来了80人，而炊事员却是按原人数准备的物资。发现这一点后战士们兴奋异常，没人再去为死去或躺在医院中的战友哀伤，反而都催促炊事员把配额发完——因为这意味着每人可以分到双份，包括食物和烟。

“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要么合葬在了战场。今天，就不用你招呼了！”……加登喜形于色：“老天，什么叫走运！这些全归咱们了！人人有份儿——等等——没错，每人正好双份儿！”

这种老兵身上务实到近乎荒诞的作风，本是要体现战场上的残酷，但是到了电影中却成了卡特谴责炊事员思想僵化不知体恤士兵疾苦的愤怒，两种意味迥然相异，我们不去比较谁更高明，但总之，你绝无法从后者中体会到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士兵对饥饿的恐慌。

……吃饱的价值相当于一条坚固的掩蔽壕。我们之所以贪吃，是因为吃饱能救命。

或许是因为难以拍出抓人眼球的画面的缘故，电影对这种战场更深沉阴暗的底色无意细究。即便他们突入敌军战线后也会就地扫荡桌上的残羹剩饭，也会偷鹅之后躲在仓库里大快朵颐，但依然，你恐怕很难能从这些眼神清亮，发型考究，肤色红润，面颊饱满的士兵身上感受到原著中那种如影随形，深入骨髓的“饥饿感”。

哥们的肉都快挡住鼻子了，你说他是个缺吃少喝的士兵我是不信的

也正因为此，电影中米勒和农家姑娘发生艳遇的那场戏就显得更加莫名其妙。三位姑娘为什么那么轻易地就同意米勒跟她们走？是出于恐惧？还是一见钟情？其实都不是。书中对这场艳遇背后的原因交代得清清楚楚，就是饥饿二字。 和大兵春宵一度之后可以换来几顿饱饭。所以三位姑娘几乎立刻就和他们达成了“协议”。朝不保夕之下，道德感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战场上所发的一切都要让位于实际价值。 而这一点，就带出了另一件处电影让人啼笑皆非的改动——那件从法国姑娘处得来的围巾。

从军靴到围巾，令人费解的改动

这条围巾的原型，其实是小说中一名叫做克默里西的伤兵的靴子。 最初，主角一行人商量着前去医院探望这位战友的时候，都以为他不过是大腿中了一枪，甚至说这“简直就是个不错的返乡证”。但等到他们来到病床前见到克默里西的实际状况后，却全都变的不知所措起来。当时这位士兵还还不知道自己的腿已经被截去，但保罗等人却看到他脸上已经爬满了青色的血丝，肤色蜡黄，他们立刻明白，“克默里西走不出这件大病房了”。后来当保罗再次来到病房看望克默里西时，后者终于意识到自己大限将至，开始拒绝进食，不说话，也不张口大叫，只是静静地流泪，等待自己生命的结束。这期间，医院的医护人员从他们身边经过，只是瞟他一眼，就又走开了——克默里西已经无药可治，而他们正在等着他的病床空出来。 几个小时过去，在突然地发出呻吟与呼噜声之后，克默里西终于断了气。保罗精疲力尽，认为这是他所经历的“最令人不安和痛苦的告别。” 正是这名士兵，在死后留给保罗一双质地上佳的靴子，并辗转在几位士兵之间传承——事实上，在众人看到克默里西已经时日无多的那一刻，米勒就已经开始惦记他床下放着的这双靴子了。搜刮战友身上的物资给自己使用，这并非因为士兵们冰冷没有人性，而是前文提到的，这不过是每日与死亡相伴的他们被战场教育出来的务实精神而已。

假如克默里西还用得着那双靴子，米勒一定宁愿赤脚跑过铁丝网，也不会花心思想着弄到它。但现在，就克默里西的情况而言，那双靴子已对他毫无用处，而米勒刚好需要它。……对我们而言，唯有实际的，才是正确的、重要的，而好靴子太少了

而电影却反其道而行之，将“战友的遗物”换成了“猎艳的战利品”，恰恰将一个在战场上毫无用处的物件拿来作为士兵们的精神寄托。 这种透着酸腐味的一厢情愿，也再次消减了战争的冷酷性。导演似乎认为，对姑娘身体的憧憬代表了年轻士兵对和平的渴望，也体现了他们体内原始的“生命力”。但问题在于，这条围巾来自于一位法国姑娘，却被一帮德国大兵视若珍宝手手相传。这种情节的诡异就像是日本鬼子睡了一个敌占区的农家闺女之后，还拿走了人家的红肚兜闻来闻去，然后号称这种行为体现了人性的光辉。 导演是真不嫌牙碜。 在原著中，作者在后续章节中几乎立刻就揭开了这种虚伪。保罗等人与法国姑娘们春宵一度之后（原著里赶去赴约的是包括主角在内的三人）食髓知味，还念念不忘地憧憬着某种浪漫关系。但姑娘不动声色的表现却让保罗大失所望。作者写道，“人们相信奇迹，但事后才知，奇迹不过是块面包。”，借主角之口，把这种幻想狠狠地嘲讽了一通。 所以，导演等于是把原著中作者特意否定、丢弃的东西全都捡了回来，当成宝一样大肆渲染。 为了什么呢？大概是觉得这样做能沾染些许香艳气息，在这些青春年少的大兵身上飘洒一些荷尔蒙作祟的段子能让影片更加“好看”吧。 异化 战场会将人异化成野兽以求得生存。

……我们变得凶残，变成强盗、杀手，变成我们眼中的恶魔。这股气浪以恐惧、愤怒和贪生怕死让我们力量倍增，让我们去拯救自己，去拼杀。这时，哪怕敌军中有自己的亲生父亲，我们也会毫不迟疑地将手榴弹掷向他的胸膛！

在这种环境下，文明社会的那一套礼义廉耻没有生存空间，甚至连拉屎撒尿这种事情也统统回归自然。老兵们不屑于进那种“带顶又牢固”的公共厕所，转而选择拾取那种“四处散落的小箱子”来解决问题。

我们将三只箱子围成圈儿，惬意地坐了上去。不坐满两个钟头，我们绝不起来……光天化日拉屎撒尿已然是种享受。如今我已不明白当初我们为何会对此感到害臊。它不过是和吃饭喝水一样自然而然。或许它本来就不值一提。

这种幕天席地蹲在箱子上围成圈在一起拉屎撒尿打扑克的场面导演大概难以忍受，于是仍然为演员进行了“升舱服务”，道具组选取了一块开阔隐秘的林地，搭建了一处带顶的简易厕所，让他们最终沐浴在和风煦日中完成了这个场景的拍摄。

在这么美的环境里蹲坑，度假村都不敢这么搞

导演心中如此难以割舍的精致感，也被带到了主人公在弹坑中的那场白刃战中。 原著对保罗在这个场景中先杀人再救人的行为转折铺垫了相当丰富的心理活动作支撑。其一，这是保罗第一次亲手杀人，近距离击杀敌人的心理冲击让他难以承受；其二，也是更重要的原因，保罗此前刚刚结束了一次休假，与家乡亲人的短暂相聚，让他内心涌起了难以抚平的厌战情绪，这种情绪先是经过与战友重聚的发酵，又被对方垂死挣扎的呻吟声催化，最终成了一种灵魂拷问——此时此地，他已经被战场异化成了一个野兽。

……假如爬行时我没有遗失左轮手枪，我会给他一枪，但用刀，我无法做到。

为了减轻这种心理上的负罪感，保罗翻出了对方口袋里随身携带的照片、信件，以及身份证明，嘴里胡乱许诺着今后会寄钱给对方妻女，甚至以后还会继承对方的身份，回去也当一名“排字工”。

电影此处情节到这儿就结束了。而原著中，重要的转折才正要开始——几个小时过去，当肾上腺素水平恢复正常，紧张恐惧的情绪逐渐褪去时，保罗意识到，自己之前念叨的承诺其实完全是瞎掰。原先的愧疚感在他回到战壕，听到战友的安慰后，瞬间化为无形。

我不再去想那个死人了。他对现在的我来说已无足轻重……当初在那个弹坑里，我不过是说了番疯话！“只是因为我不得不和他一起躺了那么久。”我说。战争毕竟是战争。

于是，那道在弹坑中倏然涌起的“人性之光”，就这样被冷酷的生存法则吞噬掉了。 战场上，人的异化才是常态。 而对导演来说， 他需要的大概只是展现“年轻士兵后悔杀人”如此的意向而已，于是将这段情节掐头去尾，扔进了电影里，让它最终变成一段突兀而又做作的陈词滥调。 未来 最后再说说小说中的核心，也是最终被电影完全摒弃的那部分内容吧。 原著基于第一人称视角写成，包含了主角保罗大量的内心独白，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关于他们这批“钢铁青年”未来命运的诘问。 “战争结束后，我们该何去何从？”

……年岁大的人和他们的往昔关联密切。他们有家，有妻子和孩子，有职业和需求。这一切强大到无法被战争摧毁。而我们，只有父母，或许还有个姑娘。……除此之外，我们再没什么别的了。也许有些热情、爱好，还有学校。就算这些，现在也荡然无存了。一听到“和平”这个词，我就想，以后去做些难以想象的事，或许我真的会这么做……可我根本不知道能做什么。我只想到职业、学业或工资这些事——让人厌恶。我突然感到一阵绝望，前途一片黑暗……两年的枪林弹雨——这段记忆，随后怎么可能像脱袜子一样轻易抹去。……艾伯特脱口而出：“战争把我们的一切都毁了。”

这些讨论和独白贯穿了小说的始终，不仅体现出这些年轻士兵迷惘和痛苦的精神世界，也透过战争对他们的价值观、信仰和道德规范的毁灭，引起人们对战争的强烈谴责和反思。 但是，电影对此却几乎没有任何体现。 导演宁愿对诸如新兵连团灭，坦克碾人等“大场面”拍上十几分钟，或是动辄来上一段构图考究，调色高级的空镜头，但在表达士兵们未来被剥夺的无力感上，却吝啬地只在众人削土豆时蜻蜓点水般提起过这个话题。 卡特问保罗战后要做什么，后者的回答只是短短一句“不知道，我想不出来”，仅此而已，场景就此结束。

就这么一句台词，能说明什么呢？

西线无战事，有趣的是，电影直到剧终落幕，也没有表明为何这个故事被称为“西线无战事”。 事实上，原著的名字来自于主角保罗阵亡的那一天。“……那天，整个前线都寂静无声。军队指挥部战报上的记录仅有一句：西线无战事。” 没有战事，为什么主角死了呢？ 对于个体而言，不需要宏大的命题，结束士兵生命的，可能只需要一颗小小的流弹，而这样的事件，在战报上，根本不值一提。所有的喜悦，悲伤，伤痛，折磨，思考，梦想，只需要一颗弹片，就会让一切戛然而止。 战争是丑恶的，不应被以任何形式去歌颂和美化。 在我读的小说版本中，译者姜乙在“后记”中提到，“没有哪位作家曾像雷马克一样，如此公开而不留情面地将战争描写为对生命巨大的敌意，和残忍、痛苦的野蛮之海。尽管民族主义势力视战争为力量之源和即将到来的共同体之核。”原著出版于1929年1月，仅仅一年多的时间就在德国国内销售超过百万册。这种对战争本身的深刻批判，让任何试图以民族主义或是意识形态为旗号发动战争的统治者坐卧不宁。1930年《西线无战事》在好莱坞被搬上银幕，但戈培尔阻止了这部电影在柏林的首映。雷马克被迫流亡瑞士，而小说也同时被纳粹列为“有害的，不受欢迎的”作品在德国被禁。 1938年，雷马克被剥夺了德国国籍。 我想，如果当年上映的是如今这部电影，戈培尔大概不会如此大反应，毕竟按照这部电影的改编，纳粹更有理由向众人宣告，你看，若不是法国人如此傲慢无礼，我们的士兵又何必白白送死？君不见，在真实历史中，正是康边停战协定点燃了德国国内的舆论，让德国人民感到的自尊心受辱，因此也间接推动了希特勒被选上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导火线之一。 1940年6月，法国遭到德国占领，巴黎沦陷，同月22日希特勒选择在康边停战协议签署的同一处位置与法国签署和平协议，对法国的羞辱意味不言而喻。 如此看来，电影莫不如换个名字，做个原创故事似乎更合适一些。不必伪装深刻，也不必消解痛苦，浅尝辄止，娱乐至上即可。 毕竟，拍一部让大家放心大胆地去感受画面中血肉横飞的爽片，也不是什么罪过。但是要小心的是，导演就尽量不要再安排“到农家偷鹅”这种桥段了。因为德国什么情况不太了解，但在我们这儿，如果侵略者进村抢了家里的鸡，大人反抗未果，最后小孩子拿起枪孤身一人追踪至树林然后一枪崩了你的话，妥妥属于少年英雄的经典桥段，是绝不会有人去同情那个鬼子，更不会起到任何反战效果的。 The End.

网飞新片《西线无战事》是历史上的第三个电影版，也是唯一将指挥棒交还给德国人的版本。要知道，被业内奉为经典的1930版是一部美国片，而且是由一位俄国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执导的；名气稍逊但品质仍然过硬的1979版也是一部美国片（电视电影），导演是以《君子好逑》拿过奥斯卡且一直是戛纳常客的德尔伯特·曼。

《西线无战事》（1979）

无论是服务于网飞的全球-在地策略，还是真心将书写权交还给德国人，这种操作都值得鼓励，因为落实到经验的层面，没有什么比德国主创、德国演员、德语对白以及德国人的主体性历史反思（尤其是在一战结束的百年之后）更为正当的选择了。 对于一战期间的德国，美国人是相对遥远的看客；对于二战期间的德国，美国人就是直接的敌人/对手。但这种思维会导致一种历史的异化，即美国人会带着一种外部的悲悯视角看待战火里的生活流，而德国人则在一种自尊、抵制和钝感的操作中牺牲了相关的细节经验。 《西线无战事》的原作者雷马克就是一个历史夹缝中的人，他的原著在1929年问世的时刻取得了空前的市场成功，但也在这个受伤且傲慢的国家引发了前所未有的诋毁：有人怀疑他是法国人，有人说他根本没上过战场，有人说他的书是从别人那里抄来的，还有人说他只去过东线没去过西线……但任何参加过一战的德国人都不会质疑雷马克，因为经验不会骗人。

雷马克

德国《福斯报》从1928年11月8日开始连载《西线无战事》，在一篇同步刊登的评论文章中，编辑写道：

雷马克不是职业作家，而是一位30出头的年轻人；《西线无战事》不是战争小说，也不是日记，它是经历过的生活，是‘无名士兵’的第一座真实的纪念碑。它是一部没有倾向性的书，但却是一座比石头还要坚固、比矿石还要持久的纪念碑，这纪念碑激动人心，充实人的头脑，给后几代人展示了最恐怖的战争和真实图像。

《西线无战事》是局部性的，是日常的流动经验，它无关大局，只是针对个体生存的白描。在第十一章写到索姆河坦克的时候，雷马克也只有几句描述：

坦克是机械的，它们的履带犹如战争一样无休止地转动，它们就是毁灭，它们毫无知觉地滚到弹坑里，随即又爬上来，势不可挡，仿佛是一只咆哮着、吐着烟的装甲舰队，是刀枪不入、把死人和伤者碾得粉身碎骨的一群钢铁野兽。

雷马克的“客观”在于一种局限于个体的经验维度，但网飞版的《西线无战事》则将其变成了宽幅景观模式，除了给出全景阵列和战场压制的具象化（包括碾压活人/尸体以及从战壕中主角的头顶越过），这段坦克战斗还与军队统帅的远望以及和谈代表的商讨交替剪辑，以谋求一种宏观的共时性。这确实达到了视觉的规模化，是让制片人以及部分观众兴奋的元素，但与此同时，这部改编作品的内核也离雷马克原著的理念越来越远。 雷马克给出的最直接的表述是“战争对年轻一代的毁灭”：他们年方十八，从未有过职业，学会的第一件事就是杀人。在雷马克那里，人的毁灭（或经验的毁灭）是第一层的，反战则是第二层的，如果以忠实原著而论，无论是否整改或删减，最重要的是服从这一逻辑。因此，1930年和1979年的版本虽然是局外人（美国人）主导的电影，但都属于忠实的改编；2022年的版本虽然是德国人自己主导的创作，但从槽点数不胜数的“宏观调整”来看，他们重述故事的视角并不像是作为历史的主体，而是作为历史的看客。

这些宏观调整的背后，或许有美国资本的阴影作祟，但德国主创本身的“历史异化”同样难辞其咎，这种异化的根本就是一种“有选择的记忆”，这也是托尼·朱特笔下西德政府的主张：一战是过眼云烟，魏玛时代是英雄时代，纳粹分子是一小撮，而且已经受到了相应的惩罚。 这种姿态，就像当年文德斯对弗里茨·朗的崇拜中混合着一种美国梦。作为德国导演，爱德华·贝尔格当然有自己的崇拜对象，那大概率应该是克里斯托弗·诺兰、萨姆·门德斯以及大卫·阿耶（当然也混合着对库布里克、科波拉等人的间接引用），因为这几位都是近年来全景化战争的代表人物。但值得注意的是，除了阿耶是略显过时的硬核战争景片思路外，像诺兰和门德斯等人都有着独家意义上的精密复杂化操作。 如果说新《西线》开篇的战壕戏可以追溯到《1917》乃至更早的《光荣之路》这个源头，那么可以说它一上来就失败了：镜头跟随士兵的几个穿行转到爬出战壕战场冲锋，在这番调度刚刚往长镜头发展的时候，它就被瞬间截断了。技术上的不足、调度上的匮乏，使得爱德华·贝尔格无法像诺兰那样精密地拉开序幕，也无法像门德斯那样掌控连贯性极强的调度。

《1917》（2019）

诺兰和门德斯的复杂化，是为了在某种程度上提升经验的阈限——对此，我曾经指出战争片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CNN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全景式直播摧毁了作为战争片精髓的后勤学思路。那么精于创造的导演自然只能在技术-感知层面做文章，将战争的感官经验提升到新的维度。 爱德华·贝尔格当然没有这样的天才手笔，但总算有自知之明，在技术尝试浅尝辄止后，他转回到自己还算擅长的景片模式。影片最开始的几个静照：远山、树林、狼穴、仰拍的树冠、俯拍的战场（以及最后垂直而下的推镜）已经预先阐明了他的作业习惯，他的特色在于静态构图，其后果就是将基于个体经验的动态视觉转向了一种客观经验的环境视觉。

贝尔格有造型的水平、场景设计的功力以及写实性的基本思路，但这不足以透视人的精神层面，因为他有意回避了绝对的主观镜头，这种回避基于两种逻辑：其一是回避调度上的难题而专注于客观视觉的景片；其二是回避一种绝对沉浸的思考，这是历史异化的后果。失去了主观镜头，也就失去了作为《西线无战事》内核的经验，因而无法去锚定这种经验的毁灭。 以学校鼓动学生参军的一场戏来说，1930年的版本融合了教室内景和后面街道的士兵游行，教师的鼓动和学生的躁动，使用了一种双重纵向的推镜，一直抵达精神外化的大特写，这是表现主义的遗产；但新《西线》的操作是学校大厅里枯燥的横向摇镜，以及实用主义的景别切换，这里环境的自我封闭以及垂直方向上的不连贯性无法产生一种像前者那样有效的说服体验。

我们或许可以将其称为“单一景面化”，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长卷画/全景画的客观经验模式，以虚设的非肉身视点作为轴心，缺少一种实际的推拉变焦。在原著故事的取舍上，我们也很容易辨认这一点：主人公的新兵训练（包括在夜晚设计胖揍了欺负他们的教官）以及休假返乡的段落都被删除了，而更多和战争相关的情节，如军队统帅这个角色/视点的植入以及和谈代表们与法军谈判的段落，成为了替代性的补充物。 这些故事上的改动，破坏了纵深性的景面错落并维持了景面的统一。在删除新兵训练段落之后，这群年轻人被迅速抛到战场上，一种震撼性突如其来，但它并不可信，也不实在，因为它缺乏了原著当中最重要的“心理现实性过渡”，而这番过渡，恰恰是库布里克《全金属外壳》前半段的精髓，始于比尔的格格不入，终于他的吞枪自杀，这番悲剧让新兵登陆越南的经验变得连续和自洽。

在击杀第一个法国人（并被反向还击打中钢盔）以及随后的战壕轰炸戏中，导演也基本回避了主观经验，即便这意味着让观众处在一个安全的反思性位置，但也导致了经验的匮乏。在本雅明看来，这种经验的匮乏来自于现代性的拱廊街，来自全景画，来自于波德莱尔式的漫游体验，而这些都对应于贝尔格在新《西线》中的单一景面化操作。 在1933年撰写《经验与贫乏》的时候，本雅明很可能读过雷马克的小说，看过1930版的电影，他将经验贫乏追溯到战争的思考，很可能与《西线无战事》中休假返乡的一段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人们归来……变得沉默了——可交流的直接经验不那么丰富而是更为贫乏了……”这段回乡的失语，以及相关的经验毁灭，是原著乃至之前两个电影版中最为精华、最为深度的反思段落，但在新《西线》中，这一段的删除意味着切断了和雷马克之间的精神联系——人的毁灭被置换成了物质的毁灭，精神的废墟被置换成物质的废墟。

目的性极强的战地摆拍和那些自然空镜头，交叠出的是一种直白的反战信号，而谈判代表的介入，意味着反战的字面逻辑凌驾到了个体的毁灭之上。在这番剧情的更改中，扮演谈判代表的丹尼尔·布鲁赫，这位出演过《再见列宁》和《极速风流》，在好莱坞占据一席之地的德国男演员，仿佛成了新兵鲍曼之外的另一个平行主角。我们可以将其视为一种资源势力的介入，或者一种宏观人道主义叙事的介入，但这种空洞的平行叙述却是以牺牲纯粹的个体经验为前提。

由于丧失了自我视点，新《西线》中的士兵都成为了一个军牌（Dogtag），一个锈迹斑斑的被念出的名字，这是一种人的微缩化，它对立于《拯救大兵瑞恩》中瑞恩这个姓氏的丰碑化。微缩化的另一个改动，是将鲍曼和卡特偷鹅的地点从德军的团级司令部改到了法国的农户，虽然这制造了两人逃离时被来福枪背后击打的凶险且滑稽的场面，但也将两人从英雄变成了窃贼。 读过原著的人，都会为鲍曼和卡特之间如父如子的情谊打动，看新《西线》也不例外，但这一版添加的读信部分以直白的方式道出卡特的家庭悲剧（其儿子死于天花），又是一个文艺腔过重的尴尬段落。卡特的经验并没有构成一种有效的传递，因为二度的偷鹅从根本上失败了，他在丛林中被农户的儿子击杀，以一种微缩化（中枪时的仰拍镜头）结束了自身的存在。

在士兵们被微缩化的同时，将军的一意孤行和谈判组的忍辱负重，成为了战争与和平之间决断的关键，尊严和止损之间的宏观命题，或许才是德国主创们真心关注的问题，他们籍此又一次回避了底层个体的经验。随着德皇威廉二世的退位，投降协议的签订，翌日11点的停火在一种屈辱中生效，但作为屈辱的反面，将军在遵守原则的同时，又勒令新兵们完成最后一波攻击，以夺取阵地的虚妄英雄姿态迎接即将来临的和平。 士兵们被驱赶上阵，11点的和平钟声成为了催命符。这个倒计时以宏观反战的态度呈现了时代的虚妄，但也成了置人物于死地的机械工具——鲍曼的死就此成为了必然，而且必然会发生在11点钟声敲响的时刻，这是一个多么投机兼讽刺的设计啊？ 反观1930年和1979年的版本，鲍曼虽然难免一死，但他的死向着时间敞开，没有这种设计的紧迫性：在1930年的版本里，他在战场上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并且在抓取蝴蝶的瞬间被法国狙击手击毙，镜头仅仅拍摄了他的手部特写；而在1979年的版本中，鲍曼听见了一只云雀的叫声，他在用纸笔摹画那只云雀，却在出神的时候中了法国人的冷枪，他随后倒在战壕里，镜头中是他画出的那只云雀的特写。

这些简约的诗意，是经验实在的化身，而在新《西线》中，鲍曼中了敌人的刺刀，却在弥留之际走出隧道，仰望天空，在战壕的一角闭目而亡。这一场戏，拍的过于具体，渲染过度，以至于我们本能地不相信这是人的真实经验——它是严格的设计，是戏剧性的重构。

这一如索姆河战争的段落，在鲍曼用匕首刺伤那位法国大兵的时候，雷马克描述的是一种复杂的情绪：鲍曼希望自己落难时候也能得到法国人的救护，这种心情让他选择了拯救。这段戏在1930版中持续了两天两夜，他的头顶是不断跨过的法国大兵，是燃烧弹的不断升落。而在新《西线》中，这段戏只持续了很短的事件，人们只看到法国大兵的吐出的血水与鲍曼脸上沾满的泥。 新《西线》的失策，或许就是拒绝了经验本身，从而让作为亲历者的自我（德国主创）变成了一个看客。这里面有德国人对历史的本能拒绝，也可以说是对身为战败国之战争的反思无能或鸵鸟精神。美国电影人则没有这样的文化包袱，在那些讲述越南、伊拉克、阿富汗战争的电影中，我们不难看到一种基于经验本身的个体反思，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启示录》《全金属外壳》《决战以拉谷》《节选修订》等电影都成为了反战电影中的经典。

虽然悖离了雷马克的原著，但新《西线》绝非一无是处，至少它在整个战场场景的现实还原上以及宏观层面的反战主题上都实现了自身的有效性，虽然这可能显得碎裂或庸俗，但总归是合乎时代精神的——即对战争的本能拒绝以及对人道主义的本质接纳。 在思索战争片的时候，人们很容易会回到“我们为何而战”的话题。但需要明确的是，二战反法西斯的“正义时代”早已过去了，反战与和平早已经是人类任何情境下的基本共识，就此来说，新《西线》虽然遗失了经验，但它至少也算是“无经验”的（比较空洞的）正向作品。人们或许会拿它和《战狼》对立起来比较，那么这种对比也或多或少是有效的，因为《战狼》的问题明显更大，它不光是“无经验的”，而且是“反经验的”，甚至可能是“反智的”存在。 【虹膜】

人类工业科技首次最辉煌的绽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上。 我们用绞肉机发射的子弹拧碎同类的血肉，我们用铁皮机器的炮弹轰击同类的头颅，我们用喷火枪带着浓重的汽油味将同类的皮肤烤成黑色的焦油。 如果我们能坐下来好好谈谈，不说政治，不说历史，不说长辈的恩恩怨怨。 也许会发现，我们喜欢听同一个风格的歌曲，喜欢聊同一个类型的姑娘，喜欢吃同一个口味的饭菜，喜欢喝同一个牌子的啤酒。 因为，我们都曾是十月怀胎的婴儿，都由母亲挣扎着把我们带到世上，我们都有过快乐的童年，也有过青春期的迷茫。我们都是儿子，是丈夫，是某个可爱小孩或者可爱小猫的父亲。我们都是人，活生生的，脆弱的，会连纸划破手指都会痛的叫的——人。 忽然硝烟漫过，他站在我的面前，手里拿着枪，后面的声音尖叫着让我们恨对方，让我们要杀死对方。我能从他的大眼睛里看到惊恐与迷茫，我知道我也一样。当我的喉咙还没发出呼喊…… “哄！！！"炮弹落下，血和肉混着泥像雨一样落下来。我和他的残肢交杂在一起。这时，没有人记得我们曾是婴儿，我们曾是少年，我们曾有过各自本该美好的人生。 所以，他们也许夜郎自大，他们也许数典忘祖，但除非他们拿刀架上我的脖子，否则这些都不能成为我要杀死他们的理由。 愿东线也无战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