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境盟约

故事本身就极度震撼，视效也非常棒，可惜不是院线电影，不然在大荧幕上看会很顶。这些人真的有神一样的意志啊。 各个百科对1972年乌拉圭空军571号班机空难给的初始死亡人数都不同，可能因为对“初始”的定义不一样，所以我决定完整的梳理（非常长）一下整个事件： 空难发生时 飞行员Ferradas此前曾 29 次飞越安第斯山脉。在这次飞行中，他正在训练副驾驶Lagurara，后者负责控制飞机。 该飞机已有 4 年历史，机身已使用 792 小时。这架飞机曾被飞行员们调侃动力不足。 由于云层覆盖，飞行员在飞行高度5500米处无法从下方地形目视确认其位置。 虽然一些报告称副驾驶员使用航位推算错误地估计了他的位置，但他们依赖的是无线电导航。从 Planchón 山口飞跃库里科的飞行时间通常为 11 分钟，但仅三分钟后，副驾驶就用无线电通知圣地亚哥，他们正在飞跃库里科并转向正北。 他请求空中交通管制允许降落。 管制员授权飞机下降到 3500 m的高度，但由于缺乏雷达覆盖，没有意识到飞机仍在安第斯山脉上空飞行。飞行员Ferradas也没有注意到导航错误。 飞机在下降时遇到了严重的颠簸。 南多（Nando）多回忆说，飞机迅速从云层中下降了数百英尺。 起初，橄榄球运动员们拿湍流开玩笑，直到他们看到飞机异常靠近山脉飞行。 “那可能就是飞行员看到前方黑色山脊开始急速升起的那一刻。” Roberto回忆说，“他开始爬升，直到飞机几乎垂直，开始失速并摇晃。”飞机的警报响起，吓坏了所有乘客。 飞行员使用最大功率来获得高度并打算越过冰斗冰川 4200 米高的南山脊。 目击者的叙述和现场证据表明，飞机撞到了山上两到三次。 下午 3:34 当飞机机头飞过山脊时，右翼被切断，尾部与机身分离，带走了两排座椅、厨房、和行李舱，在后部留下了一个大洞。 三名乘客、领航员和空乘员随机尾部分失踪并当场死亡（5）。 接下来几秒钟，飞机继续爬升 200 米，直到 4,400 米处露出地面的一块岩石撕裂了左翼，螺旋桨切穿了机身。又有两名乘客从后部的大洞中掉了出来，一人当场死亡，一人跌入雪深处后窒息而死（7）。 机身掉在雪地上，像高速雪橇一样以 350 公里/小时的速度从冰川陡坡上划过，撞上雪堆并突然停止。 座椅从地板上脱落，撞到机身的前舱壁上。 撞击使机头弯曲，将两名飞行员压在仪表板上，飞行员Ferradas立即身亡（8），另有四名乘客在撞击时导致的座位移动中死亡（12，这一般被认定为初始死亡人数）。和飞行员Ferradas一起被压在仪表盘上的副驾驶Lagurara，于第二天死亡（13）。坠机事故中，许多人伤势严重， 罗贝托（Roberto）和古斯塔夫（Gustavo）都是医学生，他们迅速对伤员进行了分类，并首先治疗了最需要帮助的人。 然而最后患有复合骨折的乘客无一幸存。 官方调查结论认为，坠机是由于飞行员失误导致飞行撞地所致。飞机的机身停在了阿根廷马拉圭省泪谷的冰斗中，该地海拔 3,570 米，位于 5,169 米高的索斯内多山和 4,280 米高的廷吉里里卡火山之间，横跨智利和阿根廷之间偏远的山区边界。飞机停在其计划航线以东 80 公里处。 空中搜救失败 智利航空搜救局 (SARS) 在一小时内就接到了该航班下落不明的通知。 下午有四架飞机进行搜索直至天黑。 乌拉圭媒体于下午 6:00 左右获悉航班失踪的消息。 晚上SARS 官员听取了无线电广播，得出结论，飞机一定是在安第斯山脉最偏远、最难以到达的地区之一坠毁，并向智利安第斯山脉救援队 (CSA) 寻求援助。 机上乘客甚至救援人员都不知道，这架航班在进入智利之前就在阿根廷坠毁。 第二天，来自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的11架飞机开始搜寻失踪航班。搜索范围涵盖了事故地点，甚至有几架飞机飞越了坠机地点。 幸存者试图用从行李中找到的口红在机身顶部写下“求救”信息，但没有足够的口红写出救援人员从空中可以看到的大字。 他们还用行李在雪地上塑造了一个十字架，但未能引起救援人员的注意。 幸存者曾三度看到飞机飞越坠机地点，但救援人员无法在雪中发现白色机身。 恶劣的条件使救援人员对找到生还者的希望渺茫，因此救援工作在仅仅八天的搜索后就被取消了。 1972年10月21日，经过超过142小时的搜寻，搜寻人员得出结论，坠机事件中任何人生还的可能性为零，并终止了搜寻。 他们计划在 12 月雪融化后恢复搜寻工作以寻找遇难者。 第一周 除了前面提到的副驾驶Lagurara，还有其他四个人没能熬过第一晚（17），剩下的 28 名幸存者拆除了破损的座椅和其他碎片，将机身改造成一个简陋避难所。 他们用行李、座椅和雪来封闭机身后端。 Fito Strauch用从座椅下面回收的金属板设计了一种太阳能集水器。 为了防止雪盲症，他还通过切割驾驶舱内的绿色塑料遮阳板并用电线将其缝在胸罩带上来制作太阳镜。 他们用羊毛座套保暖，用座垫当雪鞋。 橄榄球队队长马塞洛·佩雷斯（Marcelo Perez）担任领导职务。 三天后，南多醒过来，却发现母亲已经去世，19岁的妹妹苏珊娜受了重伤。 他试图让他的妹妹活下去，但第八天她也因伤势过重而死亡（18）。 其余 27 名幸存者在夜间气温骤降至 -30 °C 时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他们一生都在海边生活，有些人在坠机前甚至从未见过雪。 没有人有任何高海拔生存经验。 他们缺乏医疗用品、御寒衣物、设备和食物，而且他们只带了三副太阳镜。 他们发现一个小型晶体管收音机卡在两个座位之间。 罗伊·哈雷利（Roy Harley）用飞机上的电线临时搭建了一根长天线，在山上的第十一天，他们听到了可怕的消息，他们的搜索已被取消。 同类相食 幸存者几乎没有食物可吃。 他们设法凑齐了八块巧克力、三小罐果酱、一罐贻贝、一罐杏仁、一些枣子、一些糖果、李子干和几瓶酒，尽管他们对食物进行配给制，但只持续了一周。南多·帕拉多三天内只吃了一颗巧克力花生。尽管实行严格配给，食物供应还是很快减少。 那里没有天然植被，也没有任何动物可供它们食用。 当食物耗尽时，他们开始吃座椅上的棉塞和皮带和鞋子上的皮革。 幸存者们知道救援工作已经取消，所以他们互相允诺，万一他们死了，可以用自己的尸体当食物。 幸存者别无选择，只能吃掉已故朋友和亲戚的尸体。罗贝托·卡内萨（Roberto Canessa)后来描述了吃死人的决定：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生存，但我们缺少的是食物。 我们在飞机上找到的微薄的收获早已用完，也没有发现任何植被或动物。 仅仅几天后，我们就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身体正在消耗自己以维持生命。 不久之后，我们就会变得太虚弱，无法从饥饿中恢复过来。我们知道答案，但答案太可怕了。我们的朋友和队友的尸体保存在外面的冰雪中，其中含有维持我们生命的重要的、维持生命的蛋白质。 但我们能做到吗？ 我们苦恼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冒着雪走出去，祈求上帝的指引。 如果没有他的同意，我觉得我会侵犯我朋友们的记忆，我会偷走他们的灵魂。我们想知道我们是否会因为考虑这样的行为而发疯。 我们变成了野蛮的野蛮人吗？ 或者这是我们生存的唯一选择？ 确实，我们正在挑战恐惧的极限。

靠吃死去战友的尸体而生存，这个决定并不是轻易做出的，因为大多数死者都是同学、密友或亲戚。 罗贝托·卡内萨用一块挡风玻璃碎片切肉，以身作则，吞下了第一块火柴棍大小的人肉。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一些人也纷纷效仿，但仍有一些人拒绝吃人肉。南多·帕拉多在他的回忆录中谈到了这一决定：

在高海拔地区，人体的热量需求是天文数字。 我们已经严重饥饿，找不到食物，但我们的饥饿很快就变得如此贪婪，所以我们无论如何都要寻找。 我们一次又一次地搜寻机身，寻找面包屑和碎片。 我们试图吃从行李箱上撕下的皮革条，尽管我们知道它们的化学物质对我们弊大于利。 我们撕开座垫希望找到稻草，但只发现了不可食用的室内装饰泡沫。 我一次又一次地得出同样的结论：除非我们想吃我们穿的衣服，否则这里除了铝、塑料、冰和岩石之外什么都没有

帕拉多保护了他母亲和妹妹的尸体，以免她们被吃掉。 他们将尸体上的肉在阳光下晒干，以便更容易食用。 起初，他们对这种经历感到非常厌恶，只能吃皮、肌肉和脂肪，但当他们吃完后，他们就吃心、肺，甚至大脑。 所有乘客都是罗马天主教徒。 有些人担心吃人肉会导致永恒的诅咒。 根据里德的说法，一些幸存者将他们的同类相食与圣体圣事进行了比较，即将面包和酒转化为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 其他人引用《圣经》约翰福音 15 章 13 节来为他们的食人行为辩护：“人为朋友舍命，没有比这更大的爱了。” 所有在这场磨难中幸存下来的人都做出了吃人肉的决定。 哈维尔·梅索尔和他的妻子莉莉安娜·梅索尔（当时唯一幸存的女乘客）是最后吃人肉的人。 莉莉安娜有着非常强烈的宗教信仰，反对这样做，在有人建议这样做类似于接受圣餐后，她才勉强同意。 第一次雪崩 10 月 29 日接近午夜，即坠机事件发生 17 天后，一场雪崩袭击了机身，而幸存者正在熟睡，机身几乎完全被冰雪填满，导致 8 人窒息死亡（26）， 其中包括橄榄球队队长兼幸存者领袖马塞洛·佩雷斯（Marcelo Perez），以及“像母亲和圣人一样”照顾许多受伤乘客的莉莉安娜·梅索尔。这对剩余的幸存者来说尤其难以承受。 雪崩将机身完全掩埋至距离天花板不到 1 米的地方。 被困在里面的幸存者很快意识到他们很快就会耗尽空气。 他们从行李架上拿出一根金属杆，用它撬开驾驶舱的一个挡风玻璃，并在雪上戳一个洞以获取新鲜空气。10 月 31 日早上，他们费了很大的劲才挖出一条从驾驶舱到地面的出口隧道，结果却遇到了一场暴风雪，迫使他们爬回机身。暴风雪猛烈地肆虐了三天，将幸存者和死者的尸体困在积雪的机身内。 第三天，他们开始吃刚去世的朋友的肉。 南多·帕拉多后来说：“它又软又油腻，上面有血迹和潮湿的软骨。当我把它放进嘴里时，我猛地作呕。” 佩雷斯去世后，丹尼尔·费尔南德斯（Daniel Fernández）和堂兄弟爱德华多·斯特劳奇（Eduardo Strauch）和菲托·斯特劳奇（Fito Strauch）接管了领导权。 他们负责从死者身上割肉并分发给其他人吃。 在雪崩发生之前，一些幸存者坚持认为唯一的生存方法就是翻越山脉寻求帮助。 由于副驾驶死前不断重复飞机飞越了库里科上空，幸存者认为距离最近的智利乡村仅在以西几公里处。 他们不知道的是，飞机坠毁在安第斯山脉深处，距离最近的智利乡村89 公里。 日子一天天过去，夏季来临，气温升高，埋藏机身的积雪也开始融化（南半球，12月份是夏天）。 探索周围和无线电求助 在坠机事件发生后的最初几周，一些幸存者开始了短暂的探险，探索飞机附近的情况，但他们发现，高原反应、脱水、雪盲症、营养不良和夜间极度寒冷使得他们无法进行远途旅行。 夏天来临后，一些幸存者决定再次出发去探险寻求帮助，包括罗贝托·卡内萨（两名医学生之一），但其他幸存者则不太愿意这样做。 努玛·图尔卡蒂（Numa Turcatti）和安东尼奥·维津丁（Antonio Vizintin）被选中陪同罗伯特·卡内萨和南多·帕拉多，但努玛受伤的腿已经感染，因此他无法参加这次探险。 罗贝托·卡内萨（Canessa）、南多·帕拉多（Parrado）和安东尼奥·维津廷（Vizintín）是身体最健康的人，他们被分配了更多的肉类配给，以增强他们的体力，并为探险提供最温暖的衣服，以抵御他们在山上必须面对的夜间寒冷。 他们也被免除日常任务，以便他们可以专注于为即将到来的磨难进行训练。 他们等待了一周的时间，直到气温升高。 探险队的目标是向西前往智利，但冰斗西缘的大山构成了巨大的障碍，因此三人小组决定向东前进。 他们希望山谷能掉头向西，引导他们到达智利。 11 月 15 日，在机身以东下坡步行 1.6 公里后，他们发现飞机尾部残骸，和基本保存完好的厨房。 他们还发现了行李，里面有一盒巧克力、三个肉饼、一瓶朗姆酒、香烟、额外的衣服、漫画书、一些药品，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发现了飞机上的电池和通讯设备。 第二天一早，他们继续向东下降，但在探险的第二天晚上，他们差点被冻死，所以他们决定最好返回尾部，尝试向圣地亚哥寻求帮助。24 公斤的飞机电池太重，无法运回机身，需要在厚厚的积雪中从尾部爬上坡。 他们决定最好返回机身，将无线电带回飞机尾部残骸处，将其连接到电池。 罗伊·哈雷 (Roy Harley) 利用他作为业余电子爱好者的知识来协助这一过程。 他们不知道的是，飞机的航空电子设备需要 115 伏交流电源，而尾部的电池仅提供 24 伏直流电源，因此他们的计划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几天后，他们无法让无线电工作，他们放弃了，回到机身后意识到，如果他们有生存的机会，就必须爬出山去寻求帮助。 途中，他们遭遇了另一场暴风雪，罗伊·哈雷想放弃并死去，但南多·帕拉多坚持帮助他回到机身。 另外三人遇难（29） 阿图罗·诺盖拉 (Arturo Nogueira) 于 11 月 15 日去世，三天后，拉斐尔·埃查瓦伦 (Rafael Echavarren) 也因伤口感染而死亡。 努玛·图尔卡蒂 (Numa Turcatti) 对吃人肉的极度厌恶极大地加速了他的身体衰退，他于第 60 天（12 月 11 日）去世，体重仅为 25 公斤。 剩下的幸存者知道，如果他们不尽快离开寻求帮助，他们都会死。 幸存者通过晶体管收音机听到乌拉圭空军已恢复搜寻他们（的尸体）。 远征智利寻求帮助 剩下的幸存者意识到，唯一的出路是翻越冰斗西缘的山脉，而这种攀登是不可能的，除非他们找到一种方法来度过夜间的寒冷气温。 于是他们用机身后部的绝缘层、电线和覆盖飞机空调装置的防水织物制作了一个睡袋。 努玛·图尔卡蒂在睡袋完成后去世。 罗贝托·卡内萨对于这次旅行仍然犹豫不决。 虽然剩下的幸存者鼓励南多·帕拉多继续探险，但没有人真正自愿和他一起去。 帕拉多最终说服卡内萨，他们与安东尼奥·维津廷（Vizintín）一起于 12 月 12 日出发了。 在没有任何登山装备，没有区域地图，没有指南针，也没有攀岩经验的情况下，他们仨开始攀登海拔 3,570 米的冰川，目标是翻过阻挡他们向西进发的冰斗的4,670 米西山脊。他们设法越过山脊，然后下山，徒步十多天寻求帮助。鉴于飞行员临终时说他们已经飞越了库里科，他们估计他们位于安第斯山脉的西缘附近，因此他们只带了三天的肉。 他们预计，只要一天的时间，他们就能到达顶峰。 南多·帕拉多带头，另外两人经常要求他放慢速度。 缺氧的空气使攀爬变得困难。 他们自制的睡袋确实让他们度过了寒冷的夜晚。 在纪录片《搁浅》中，罗贝托·卡内萨描述了他们在第一天晚上如何很难找到平地来放置睡袋。 一场暴风雪刮得猛烈，他们终于在悬崖边找到了一块足以容纳睡袋的岩石壁架。 卡内萨说这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夜晚。 攀爬缓慢而乏味。 大本营的幸存者看着他们攀爬了三天。 上山的第二天，卡内萨以为自己看到了一条向东的路，并试图说服帕拉多朝那个方向走。 帕拉多不同意，他们无法达成协议。 出发后的第三天早上，罗贝托·卡内萨选择待在营地。 安东尼奥·维津廷和南多·帕拉多到达了一百米高、几乎垂直的山壁的底部。 山壁上覆盖着冰雪。 帕拉多决心徒步出去，否则只会死去，因此他用随身携带的一根棍子在冰墙上刻出了台阶。 他在维津廷之前登上了 4,650 米海拔的山峰。 他相信他会看到西边智利的绿色山谷，但当他面对四面八方绵延不绝的雪山时，他惊呆了。 他们爬上了阿根廷和智利边境安第斯山脉深处的一座山，这条边境线距离智利绿色的山谷有几十公里。 太阳落山时，维津廷和帕拉多下山并与卡内萨会合。 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救援探险将花费比他们预期更长的时间。 他们的食物即将耗尽，维津廷提出返回大本营，为剩下的两人保存食物，这样他们就可以完成旅程并获得帮助。 维津廷的返回完全是下坡路，他使用飞机座椅作为临时雪橇，在一小时内返回大本营。 帕拉多和卡内萨花了三个小时才爬到山顶。 卡内萨心想：“我们死定了！” 当他到达山顶时，放眼望去，四面八方都是雪山。但南多·帕拉多看到西方地平线附近有两座较低的山峰，没有积雪，山脚下的山谷慢慢蜿蜒通向那些山峰。 帕拉多确信山谷是走出山脉的出路，并且拒绝放弃希望。 罗贝托·卡内萨同意和他一起西行。 直到很久以后，卡内萨才得知，他当时看到的那条向东的路线本会是一条更容易的通路，可以让他们更快获救。 在山顶时，帕拉多告诉卡内萨：“我们可能正在走向死亡，但我宁愿步行去迎接死亡，也不愿等待它降临到我身上。” 罗贝托·卡内萨同意道：“南多，你和我是朋友。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现在我们一起去死吧。” 获救 帕拉多和卡内萨又徒步7天进入智利。 他们到达了帕拉多从山顶看到的狭窄山谷，在那里他们发现了圣何塞河的源头，它是波蒂略河的支流。 他们继续沿着河流下降，到达雪线。渐渐地，他们开始看到越来越多的人类生命迹象，最后在第九天出现了一群牛。 罗贝托·卡内萨已经筋疲力尽，无法继续行走，所以他们晚上休息了。当他们收集木材生火时，他们看到河对岸有三个骑马的人。 南多·帕拉多向他们喊叫，但河水急速融化的声音淹没了他的声音。 河对岸的一名男子看到了他们，大声喊道：“明天！” 第二天，这个人回来了，写了一张纸条，用铅笔把纸条绑在一块石头上，然后把石头扔给河对岸的帕拉多。 帕拉多回复：

我来自一架在山上坠毁的飞机。 我是乌拉圭人。 我们已经走了10天了。 我朋友受伤了。 除了我们俩，飞机上还有14人受伤。 我们需要尽快离开这里，但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们没有任何食物。 我们很虚弱。 你什么时候来接我们？ 拜托，我们连路都走不了。 我们在哪里？

智利骡夫塞尔吉奥·卡塔兰 (Sergio Catalán) 读了这张纸条，并做出了表示理解的手势。卡塔兰向河对岸的两名探险者扔了一条面包，然后向西骑行十个小时寻求帮助。 在旅途中，塞尔吉奥·卡塔兰 (Sergio Catalán)在阿苏弗雷河南岸遇到了另一名骡夫，并要求他去找那两个人并带他们前往村子内。 然后，卡塔兰沿着河流到达Termas del Flaco度假胜地。 在那里，他叫了一辆卡车，把他带到了村里的警察局，警察将幸存者的消息转达给当地智利陆军指挥部，后者又联系了位于圣地亚哥的智利陆军总部。 与此同时，帕拉多和卡内萨抵达村庄，在那里他们得到了食物和休息。 他们在十天内，在危及生命的条件下徒步了令人难以置信的 61 公里。卡内萨体重减轻了一半，在飞机失事和救援探险长途跋涉之后，他的体重只有 44 公斤。 当乌拉圭空军 571 航班坠毁后，幸存者完全依靠自己在安第斯山脉高处生存了 72 天的消息传出后，幸存者的遭遇引起了国际媒体的关注。 一群国际记者徒步数公里到达他们修养的村庄争相采访帕拉多和卡内萨。 智利空军提供了三架贝尔UH-1直升机协助救援，其中一架备用。 帕拉多带着飞行地图引导直升机前往阿根廷的坠机地点。 飞行员们对两人成功穿越复杂地形感到万分惊讶。 两架直升机于1972年12月22日下午抵达坠机地点。由于地形陡峭，飞行员只能通过一次滑行着陆，而且由于高度限制，直升机只能救出一半的幸存者 。 其中四名救援人员自愿留下来与其余七名幸存者一起度过他们在山上的最后一晚。第二天黎明时分，救援直升机进行了第二次飞行。 1972 年 12 月 23 日，即坠机事件发生近两个半月后，最后幸存者获救。 —————— 虽然我不信仰上帝，但依然为他们的精神感到震撼和感动，他们对上帝的信仰绝对是引领他们坚持这么久，并誓要靠自己爬出这冰天雪地的主要动力之一。当然，这也和他们基本都是年轻力壮的英式橄榄球队小伙子有关。也和他们基本都是亲朋好友有关，没有出现什么尔虞我诈丛林法则之类的内斗，一直维持着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的高尚秩序。有趣的是，他们的队名就叫Old Christians。 Arturo说，我信仰上帝，但不是那个上帝，那个上帝没有救我们出去，我信仰的是分肉的Strauch兄弟，我信仰的是医治大家的Roberto和Gustavo，我信仰的是每天坚持锻炼的Nando。 书上说，神按自己的形象造了人，历史说，人按自己的形象造了神。必要时，人会变成神，神一直在每个人的心中。

1972年10月13日，一架由乌拉圭业余橄榄球队包租的空军571号班机在安第斯山脉坠毁，经过72天的地狱般的自救，45人中仅有16名位幸存者重返人间。1993年好莱坞曾根据一部英国畅销书将事件搬上银幕（中译名《天劫余生》），用英语对话和白人演员（伊桑·霍克主演）重构这起南美空难。本片非彼片的翻拍，而是西班牙导演改编自乌拉奎记者的非虚构作品，乌拉奎和阿根廷演员用西语演出，在文化上更准确地代表了这场悲剧。两部电影我都看过，相形之下，有趣的是三十年间电影取向的位移——上一部更关心人类的精神，而不是人类的痛苦，且充满好莱坞式的多愁善感和豪言壮语。这一部滤去事件进程以外的浮夸，至少在进程上做到1：1还原，还虔敬地为每位逝者立下一块电子墓碑。最抒情的段落仅限于以一位遇难者的口吻作旁白和用鱼眼镜头拍摄一位雪崩罹难者逐渐失焦之瞳。 灾难铲平了一切社会差别，在此之后，生存仅仅是个精神韧性的问题。从头到尾都是恐惧，包括但不限于从飞机坠地的滑行中了解人肉的磨擦力、认识并深度体验饥饿和冻伤，授权朋友在自己死后可以吃自己的肉充饥，被雪崩填埋时测试自己的幽闭恐惧，以及在克服不可逾越的障碍和对身边人温柔以待中等候奇迹发生……马丁·斯科塞斯的《沉默》（远滕周作原作）之后，又一部思考信仰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的电影。一部永远无法在飞机上看到的电影，但无论怎么避讳，每位乘客都知道，空难发生的几率永存（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