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比伦柏林第二季

巴比伦柏林第二季。 有一些剧透。本文中，我想说一个可能别人不会提及的点。 首先这一季确实更精彩了。政治分野的从极左到极右都出现了：托派、德国共产党和工运、苏共、社会民主党、保皇党、，民族主义者、纳粹…… 然后有丰富的各色的社会边缘人群：犹太人（族裔而言）、新女性主义者、性工作者、Queer（LGBTQ）、黑社会，网罗了魏玛时代的社会万象。 以上都不是重点。重点是两个男主角：Gereon Rath和Bruno Wolter: 魏玛共和国就是纳粹的前夜。这两个人在我看来就是纳粹的两种化身。 第一个人是探长Bruno Wolter。这是一个有温情但可以很残酷的民族主义者。他的性格比较简单，有温情在于他对Charlotte Ritter是有恻隐之心的：打理她母亲的葬礼。他的残酷就不用说了。主要是冷血枪杀自己的年轻同事，因为后者在监视及企图伤害他们的民族主义大业。因此这个人可以为了事业适当的残酷。处在他当时的年代里，我觉得这个人很普通很正常，他的道德水平和今天的人其实差距不大。 第二个人是更复杂的，就是男猪脚Gereon Rath。这个角色更复杂，在我看来也隐藏更深更危险。 从前后两季看来，这个人没有什么政治大局观。不站在任何政治立场。他是非政治的、无政治的。他的所有旨趣，他介入社会政治的方式，有两条路，一是他的职业，一名警员，他有他的工作，二是他身边的亲人朋友……他的父亲；他的哥哥；他的嫂子；他中意的女人（女猪脚），等等。这些是他的情感所在。他因此而被卷入到大政治里。在巨变的魏玛时代里，他更像一个旁观者。他因为各种个人的事情而被卷入到更大的政治里去，而且居然还歪打正着成为了关键人物。 他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当他冒着生命危险飞到苏联上空去拍摄德国民族主义军人设立的空军基地时，他并不是为了和Benda一样，维护什么魏玛共和国的民主政治:，这是他的工作而已。 当Benda已经放弃追寻苏联列车上那节车厢的Sorokina黄金时，这个小职员居然自己调动资源拉着女猪脚一起劫火车去了！他为什么这么做呢？是什么政治使命驱动？他想把黄金交给谁呢？从德国民族主义军人手里劫下来后，是交给德国政府？交给苏联政府？交给Sorokina？交给托派？他的正义感在哪里？完全不知道。他也没有答案。他只是一个在自己岗位上机械执行任务的螺丝钉而已。照章办事。 当他在黄金车厢上对Bruno Wolter掏出手枪时，后者说，“你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根本没有道德，只是照章办事，你的行为不创造任何价值”，我觉得这句话是金句。虽然Bruno Wolter被塑造为坏人，但他对Rath的这句描述极为准确。他极度准确地勾勒出了Rath的形象——一个官僚体制里的螺丝钉——并进行了有力的价值判断。这句话可能被很多人忽略，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之后，他被后来可能演变为盖世太保的右翼警察收买，委以要职。在法庭上，为了保全自己，他做了违背良心的为证（客观结果是损害了德国共产党的事业）， 所以这就是一个小人物，没有政治观，只有很自己的自己和亲友的利益。 这个人相当的有特点。而且是德国官僚体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这些螺丝钉的组成，使得纳粹德国庞大的屠杀犹太人的工程得以履行。他们很多人并没有大的政治观，只是完美无缺的执行委任自己的工作。他们认为执行这种工作是履行职责，并不需要为上司的行为负责任。 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指出，个人应当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上级要求你做触犯人类罪的行为，而你做了，那你就要承担伦理罪责。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富有特色的德国螺丝钉官僚。在纳粹即将倒台的最后几个月里，许多德国城镇在盟军（主要是盟军，如果是苏军来了人们基本都逃跑了）快到来时都选择放弃抵抗或投降。这时，警察还在积极奉行戈培尔的命令即枪毙任何“叛国”的市民。经常是离盟军解放还有一两天甚至若干小时，德国警察还会枪毙已经放弃抵抗准备投降的市民。因为这个原因造成的死亡不计其数。这是德国官僚在最后一刻还在机械的、不考虑任何伦理语境的发挥作用的典型例证。为了执行机械的命令，他们造成了大量无谓的、荒诞的牺牲。 这可能也是某种德国特色，他们是犹太人大屠杀的重要环节。 在我看来，主角Gereon Rath和Bruno Wolter代表着两种不同的人格。Gereon Rath是非政治的官僚体系螺丝钉；Bruno Wolter是一个为大政治理念驱动同时愿意为了事业愿景诉诸某种暴力的人。 作为警察，他们都可以是在十年后被派到东欧作为SS Einsatzgruppen亲手残酷枪杀犹太百姓的人。与年青一代的党卫军不同，他们都是在纳粹上台之前接受教育、平民背景的普通德国人。出于不同理由，他们都有潜力成为纳粹得力的杀人机器。 他们的道德和今天的人差距并不大。他们也是代表Arendt的“banality of evil”的人。 总结：《巴比伦柏林》为我们塑造了两个纳粹体系下的刽子手候选人。

两季看完，最让人伤心的莫过于议员Benda遇害的那场戏了吧。讨论区有豆友说想给剧组寄刀片，不过良心剧组为了帮助观众更好地理解该剧的历史背景在FB提示了议员的历史原型——Bernhard Weiss，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柏林副警察局长。 Weiss于1880年出身在柏林的一个犹太名门，是德国民主党（Deutsche Demokratische Partei/German Democratic Party,DDP)党员，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维护民主共和的高级警官，在魏玛时期和当时的柏林警察局长一起为防止战争再度爆发而抵制了左右各派的极端势力。 和剧中的议员Benda一样，Weiss对祖国充满热爱，是一个心怀慈悲且有公众服务意识的律师和政治家。他早年取得法律博士学位，24岁自愿服役，由于其犹太出身而不被普鲁士军队接纳，成了巴伐利亚皇家军队的预备军官。一战期间，他负责军队的一支医疗旅，并获得了一级铁十字勋章。他的三个兄弟和一个表亲都参加过一战，其中一个战死，一个受重伤。而其法律服务方面的出色表现（当过律师和法官），Weiss成了在前魏玛时期第一个进入公共行政领域的犹太人。1918年，他被任命为柏林刑警（the Berlin Criminal Police, the Kripo）的副局长，并在1925年被提为一把手。 魏玛共和国从建立之日起就一直是各种极端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Weiss倾力使得刑警署（Kripo）成为一个能够维护议会制民主制度的机构，他还曾经提供在柏林苏联贸易代表团从事颠覆活动的证据。Weiss也致力于遏制纳粹活动，1927年，他下令关闭了纳粹党在柏林的分支机构，和戈培尔的关系形同水火。 所幸的是，他在希特勒正式上台之前的几天逃离了德国去到了伦敦，并因此而失去了他的德国公民身份，直到1951年去世前才重新获得这一身份，但遗憾的是，他有生之年再也没有能够回到德国故土。为了纪念这位捍卫民主的犹太人，柏林米特区的一条街道是以他命名（Bernard Weiss Strasse）的，并且在他柏林的故居树立了一块纪念匾额。 而编剧之所以要安排Benda遇害的（糟心）情节，一方面是反映当时民主派犹太官员的危险境遇，另一方面也是缘起魏玛时期另一位高级犹太官员——外交部长Walter Rathenau（拉特瑙）的遇刺。他于1922年热那亚会议签订〈巴拉洛协定〉后两个月后被害，Bernard Weiss领导了柏林警察局成功地追捕到刺杀拉特瑙的凶手。该协定使得苏联和德国摆脱了一战后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双方互相放弃赔款要求，给德国战后经济复兴创造了条件。 这便是二战前夹在民族和国家之间的犹太人的境遇。“我们的母语不是德语吗？我们的祖国不是德国吗？我们在十多年前还上战场为国捐躯，难道国家会抛弃我们吗？”

对于感情并不得意的德国青年格里安来说，奔赴一战的前线，到战争中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是个不错的选择。他并未想到随后战场上发生的一幕会深刻的改变自己的人生。这场战争不仅让他被残忍和血腥的场景所震撼，甚于别人的，他内心中的自私、怯懦、冷漠被赤裸裸的暴露在自己面前。正是这一残酷的发现令他陷入到无法自拔的恐惧和懊悔当中，进而发展成了严重的战后精神疾病。因此，他对战争和动乱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和排斥。 然而1929年的德国，格里安并不是一个主流。 这个战败的国家同时受困于战败的结果和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社会局势正在暗流涌动。当个体感受到生活的艰难和前途的渺茫时，就有向身边群体寻找抱团来寻求改变的倾向。对于人们来说，常常会有两个途径可以去寻找抱团：民族抱团和阶层抱团。而1929年的德国，这两者都有肥沃的土壤。 对于一战前线归来的军官，对战败的结果依然如鲠在喉。因为直到战争末期，国防军西线部队仍然与英法极为胶着，而由于十月革命成功导致苏联退出一战，东线部队居然有了可以腾出手调往西线支援的机会。这看似能扭转战局的时机当口，德国国内却遭遇了由于长期战争所积压的社会不满的大爆发。以至于在德国本土还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迫于国内左翼力量的压力，德国政府就宣布了无条件投降。因为战阵的失败，德国不仅连殖民地带本土都被协约国瓜分，而且战争的巨额赔款更是给德国国民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而更要命的，《凡尔赛和约》对德国军事力量上进行了大规模削减和严格抑制，这对于德国军官阶层的打击尤为巨大，对执政当局的愤恨和不满很容易蔓延。当国家层面失势的影响同时降临到以军官为代表的上层社会和底层民众身上的时候，激进民族主义的苗头就有了被挑拨起来的基础。通过对外武力征服来解决国内困难现状进而建立辉煌帝国的壮美图景，既是上层地主和军官可以利用来煽动民众的诱饵，又是底层民众情绪的出口和抱团的理由。 另一方面，人们目睹了一战所造成的各国大范围的士兵平民沦为炮灰，由于一战的技术条件所限，军火具有足够的破坏力，但机动性能却没跟上，导致很多战场都是来回的撕磨，绞肉机似的搭进去人命却分不出胜负。认识到在战争中实现理想是徒劳的想法这一点，直接导致了前线士兵的哗变。俄法德均出现了兵变，俄国的兵变更是直接导致了十月革命的爆发和苏联的建立。当前线沦为人间地狱的时候，后方的权贵和资本家仍然大发横财，这让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重新拥有了巨大的魅力。第三国际在一战后的欧洲一时间拥有了广泛的市场。当饱受疾苦的产业工人扛起红旗走上街头的时候，不可阻挡的激起了一呼百应的共鸣。向自己的阶级兄弟抱团，建立起苏维埃政权，成为了摆在民众面前的又一条道路。 然而吊诡的是，这看似两个极端的思潮后面居然有同一个魅影在浮动——苏联！第三国际的总部所在地的苏联，正大肆对外输出赤化的革命思想，而同时它境内却不仅有帮助德国国防势力训练飞行员的机场，还开出了装满毒气用于帮助军方夺权的火车。这是否暗示了两条看似截然相反的路径最后会有殊途同归的一刻？ 对于父亲是正在执政的社民党官员的格里安来说，他本人并没有明确的政治取向，然而他越发的感到从两个方向同时袭来的压力，他的助理和同盟的议员身边暗藏着不可预知的危机。这正是处于政治光谱中间派的当权政党所面临局面的缩影，极左和极右势力都在试图对现状进行颠覆性的改变，希望稳定、极力避免动荡的中间力量可谓是腹背受敌。所以他亲眼见到政府军队在对赤党的镇压行动中滥杀了无辜，却即使对死伤者抱有深切同情的同时，仍然对是否供出真相左右为难。他隐隐感到当权派维持稳定的能力已经逐渐变得脆弱，每一根稻草都可能压垮这头骆驼，他从战争中习得的本能促使他做出了反应。 而其他人呢？他们在这个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时代也似乎只是做出了自己本能的反应。饱受饥寒的女佣格蕾塔会对投来的爱情有本能的信赖，同为底层前途迷茫的弗里兹对排犹和街头运动也有本能的好感，战争中丧夫的格里安嫂子黑尔嘉对愿意抚慰母子的大财团也有本能的需求，······每个小人物似乎都在完成他们不得不完成的任务，正是这股本能的合力，酝酿了排犹、赤潮、民族狂热，最终这些似乎无关的力量联手做掉了当权的社民党，在不久后把整个欧洲拖入到了人间地狱。 这让人想到某纪录片中的词：“我把它比作一个不成熟的果子，你不吃，饿；你吃了，它是生的，你肚子疼”。这看起来像人类社会遇到的牢笼，这样的剧本在之后世界发展进程中，仍然在一遍一遍的上演。在东欧、在阿拉伯世界、在南美，一旦经济发展的困局冒头，阶级和民族、激进和保守的命题又会不断的重现。 让我们回到1929年的柏林，那个鬼魅的年代，也许能隐隐的窥见，在波谲云诡的人类十字路口，纳粹，这个魔鬼是怎么被从盒子里放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