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苍茫

今天接着聊《问苍茫》。上次聊了建党初期毛泽东在湖南搞工人运动，这次聊之后的国共合作，聊这部剧里的一些魔鬼细节。 很多人经常会问一个问题，既然国民党后来背叛革命了，那国共合作是不是不应该？答案显然是：否。但如何回答问题这个，却需要深究细节。 首先，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并不是两个人，而是两个政党，它们都是由不同年龄、性别、地域、经历而组成的政党。两个人合作有分有合，不会缺胳膊少腿；而两个组织合作，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会积蓄更大的能量的。 所以实际上越到1927年，随着北伐的即将胜利，随着国民党内部斗争的愈发激烈，很多人是越迷茫的，而毛泽东却恰恰相反，他反而越来越坚定。 因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只差临门一脚。 和很多人想象得不一样的是，毛泽东的很多准备都是在国民党内做的，是的，他在国民党内的职权很高。 在前一篇文章里我们说，很多人会下意识忽略21年到27年，而在这段历史中，更容易被忽略的是24年毛泽东在上海的大半年。 但这段日子是承前启后的，没有这段时光，毛泽东不可能从工人运动转向农民运动。 尽管在三大上，他也提出了不能忽略农民，但他并没有进一步地去和农民有所接触，正如他不久前给恽代英的回信说，城市工作都做不完，哪有时间做农民工作。

但他在三大上进入了中央局，靠的不是农民，恰恰是上一篇文章里提到的他所做的工人运动。因为在安源、岳州太过成功，他被陈独秀提拔进了中央局，成为陈独秀的秘书，第一次进入到领导层。而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他又被选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 中共三大是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也是在广州召开的。但国民党一大开完以后，中共总部迁回了上海，原因也很简单，国共合作的首要目的是打倒军阀除列强，而广东距离北方太远，再加上我党有一大块版图在北方，由李大钊专职负责，在通信不够方便的时代，把总部放在上海是最合适的。 这里插一句，其实不只是一大，李大钊在二大上也没有与会。那是因为他作为北大教授，更适合做一些和上层交往的工作，以及幕后的工作。 而北方的工作和工人运动（劳动组合书记部负责），更多是由张国焘负责的。所以张国焘在二大时，已经是党内仅次于陈独秀的第二号人物了，而他随之膨胀的野心也使得他搞起了小团体，只和劳动组合书记部的成员开会，排挤非工运成员，最后引起了不少早期党员被逼退党的连锁反应。 所以当面对国共合作的大背景时，张国焘显然是第一个反对的，他反对的真实理由其实是，在二七惨案后，张国焘引以为豪的工人运动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这个时候要国共合作，势必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地位。 《问苍茫》里开会时，看似强调的是是否要国共合作，但话题却转向了张国焘强调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工人运动的高潮不能否认。 换言之，是否国共合作，对于张国焘来说，并不是一个思想上的问题，而是一个是否会给他带来影响的真切命题。 而结果也很明显，张国焘在三大上地位一落千丈，直接落选。虽然后来他在国民党一大上被推选为候补委员并被要求去武汉担任国民党分部工作时，他就直接拒绝了，而对于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工作，他也几乎不参与。他的全部精力都放在全国铁路总工会筹备上了。 从这里我们也能对比发现，张国焘作为一个精英，他遇到挫折的第一反应是按照既有路径往下走，不顾局势变化，不顾条件制约，类似的事情在未来会发生无数次，最终让他走上了不归路。而毛泽东则恰恰相反，他时刻关注时局的波动，哪怕是一点小变化都能快速捕捉，从而无数次为自己积攒了力量。

而在张国焘无法再承担起北方工作时，李大钊不得不出面来亲自主持北方工作了，这也是李大钊在剧中频繁登场是国共合作时期的重要原因。 让我们接下来把目光放到国民党身上。 国民党之前的总部其实也在上海，在孙中山靠着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广东籍同盟会元老与广东军阀合作之前，国民党的主要力量在上海，比如接下来会登场的谢持和叶楚伧，都是长期深耕上海的国民党元老。 所以当国民党一大在广东召开后，国民党以广东为大本营，那么上海的国民党员地位必然会急剧下降。这种情况下，孙中山为了安抚好留在上海的国民党员，就不得不派他的左膀右臂去镇场子了。 胡汉民和汪精卫就是带着这样的命令来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 我们来看看上海国民党执行部的构成。 秘书处常务委员胡汉民、叶楚伧、汪精卫，文书科主任邵元冲（因邵元冲未到任，由毛泽东担任）。组织部长胡汉民，秘书毛泽东；宣传部长汪精卫，秘书恽代英；工农部长于右任，秘书邵力子；青妇部长叶楚伧，秘书何世祯；调查部长茅祖权，秘书孙镜。 当我们把玩了这个配置后就会发现，胡汉民和汪精卫是广东人，叶楚伧和茅祖权是江苏人，于右任是陕西人，所以这是一个分锅吃饭的格局，于右任最弱所以选不上常务委员，最后去搞了上海大学。 所以焦点其实是胡汉民和汪精卫。 事实上，《问苍茫》剧中特别强调了这一点。 先是胡汉民对毛泽东表示欣赏，要求毛泽东担任自己的秘书，而此时叶楚伧在窗外偷听，不敢多说什么。 然后是广东局势发生变化，胡汉民被孙中山要求回广东主持工作。

这两场戏看似与主线无关，但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如果只是想刻画毛泽东被叶楚伧刁难，那么大可不必花戏份在胡汉民身上，但这两场戏其实是在强调一件事：有胡汉民在，大家翻不了天。但胡汉民走了以后，叶楚伧这些人的不满就开始表现出来了。 但如果是这样，那我们看到的是，毛泽东被叶楚伧处处针对，邵力子被人殴打，而恽代英和向警予却没有遇到太多的刁难，这又是为什么呢？ 邵力子很好理解，当时他是共产党员，再加上他只是于右任的秘书，国民党大本营在南方，陕西派当时说不上话，所以拿邵力子开刀是最能小题大做的。但为什么要集中火力对准毛泽东？ 答案是，胡汉民和毛泽东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负责的是组织工作。 只有抓住了这一条，才能理解毛泽东为什么受到的攻击是最大的。 毛泽东在上海遇到的两件事，很多影视作品都有表现，本剧也不例外，这两件事分别是谢持登记党员表和流氓冲撞第四区党部。 先说第一件。胡汉民和毛泽东负责国民党所有党员的重新登记工作，而这个工作要求所有人都必须登记自己的履历，国民党元老谢持自恃资格老、地位高，对毛泽东这个毛头小子看不顺眼，所以不愿登记，大闹党部。 这是传统叙事。我们会很自然地觉得这是一个老资格在倚老卖老，但实际上国民党的老资格很多，为什么单单是谢持呢？而如果我们又只把它归结为谢持的个人性格问题，又未免不唯物了。 再看第二件。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看似就这几个人，其实他们下面有着更基层的支部，国民党是学习苏共模式而改组的，所以上海执行部其实这段时间做了大量的动员工作，成立了九个区的支部，这些支部大大扩充了国民党员。所以在第四区的选举大会上，叶楚伧暗中默许一群流氓去干扰大会。

看起来叶楚伧是在担心我党坐大，但实际上当时的局面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大家是很容易就互相分化的，很多后来背叛革命的这时也加入过我党，甚至叶楚伧自己在国民党一大上也极力支持了国共合作。更何况组织和组织之间的互通有无非常多，毛泽东1925年少年中国学会濒临解散时还是其成员。 由此可见，他们所说的忌惮共产党坐大，并不一定是根本动机。 根本动机是，他们担心国民党二大上丢权，害怕自己选不上。 这从他们后来要去成立西山会议派、另立中央也能看出来，这群人的核心诉求是别管外面天翻地覆、我辈不能丢失权柄和地位。 而我们从剧中给出的信息也能看到，国民党一大时，因为国民党的基层非常涣散，很多国民党员就是靠钱混进来的，鱼龙混杂，所以一大代表各省六个名额，其中三个是各省自己选举，剩下三个直接是孙中山指派。 蒋介石自己长期在广东不在浙江，所以浙江省党部显然不会选他。而孙中山自己也没有选他的时候，蒋介石意识到自己在一大上失去了话语权。 剧中特地展现了这一段，实际上就是在传递信息：早期国民党，是完全以孙中山个人魅力和社会影响而构成的前现代组织。

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再来思考国民党改组以及二大的选举方式。 很明显，国民党改组，看起来党员登记针对的是谢持，实际上呢？ 实际上针对的是谢持能否再次当选国民党二大代表这个核心问题。 国民党改组后，孙中山是不再具有指派名额的了，一切代表都要由地方党部来选。而之前的国民党基层涣散，完全靠花钱，这时就是可以用钱来赎买选票的，反正具体多少党员别人也不知道。 但现在不同了，谢持自己是不是登记不重要，他登记了，那他下面那些人要不要登记，要是所有党员都登记了，那他们还能不能舞弊，还能不能选上？ 这才是谢持要闹事的根本原因。 而剧中其实也暗示了这一点，毛泽东特地登门拜访，表示自己很尊敬谢持，还背诵了谢持革命家史，强调谢持在成都起义、重庆起义时的壮举，这是在给谢持递话：西南地区的党务工作，我们还是会支持您的，到时您以西南地区的身份参选，是肯定能选上的，但上海执行部的工作我们得做下去。 这话说得很有水平。谢持是监察委员，不负责上海执行部的工作，但他在上海负责监察，与此同时他是四川人，辛亥革命后当过四川省长。再加上国民党成都执行部也被要求成立，却最终没能成立。由此可见，毛泽东对于谢持是迂回许诺了一番。 这个故事原本出自罗章龙的回忆录，并没有提及毛泽东登门拜访时说的这番话，剧中强调这段话，正如同上文所说张国焘的言辞，都是暗藏机锋，不动声色间传递了信息、改变了利益格局。 所以谢持勉强接受了填写表格，不是因为毛泽东过于尊敬，而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了希望。 但对于叶楚伧在执行部第四区选举大会上的破坏行动，毛泽东就不能让步了。因为谢持填写表格，只是谢持的事情，只是西南地区的事情，但第四区是上海的事，是很多人的事。 而我们查阅资料可以看到，谢持和叶楚伧，分别是孙中山指派的在四川和上海的一大代表。 所以当二大的选举全部变成无记名投票时，那叶楚伧还怎么能选上代表呢？

带着这样一个全局性的思路再来看这两件事，我们就会发现，干组织工作的毛泽东，远比干宣传、青妇、工农工作的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眼中钉，于是毛泽东被枪打出头鸟了。 所以毛泽东生病离开了上海（当然这里面还有维经斯基和马林的博弈），从此以后他再没直接干过工人运动。 而如果说是为了养病，他在上海治疗是最合适的，而在长沙也能勉勉强强，可他选择的是去韶山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卫生医疗条件的地方。 所以只有一个原因，他是主动回的韶山。 虽然在上海国民党执行部时期，毛泽东发展了大量的国民党员，但他也并没能牢牢抓住这支力量，他依旧在小洋楼里，他依旧在环龙路44号的小洋楼里。所以当叶楚伧对他刁难时，他会发现只要国民党上层失去了支持，他就会迅速败北。 所以他必须去抓住新的力量。 很多人都会津津乐道毛泽东1925年在韶山搞了农协，建立了韶山党支部。 但很多人不会注意到的是，毛泽东在韶山还搞了国民党第七区党部和国民党第四区分部。 是的，我党是他可以完全信赖的核心力量，而国民党是他可以动员的重要力量。 那么，当时的大背景是什么？为什么他能这么做？ 答案是，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去世。 而1924年11月，孙中山北上路过上海时，和毛泽东见了一面。历史并没有留下太多他们见面时讨论的内容，但我们知道，孙中山此次北上是在做最后的努力：他在试图弥合南北矛盾，在为哪怕只有一点希望的南北和平统一做工作。

毛泽东在见完孙中山后不久就离开了上海。 但结果其实我们知道，孙中山北上和谈失败，最终南北再次势同水火，局面一触即发。 恰好在这个时候，由蒋介石担任校长的黄埔军崛起，这是国民党的革命军，由一群中层教官与基层新兵组成。 于是结果可想而知，在孙中山和谈失败并且病逝的背景下，北伐就成为了这样一群人的最大诉求，他们每个人都跃跃欲试。 那么我们看看地图，从广东向北征伐，什么地方最重要？答案是湖南和江西。 所以我们会看到，回到韶山的毛泽东，也并没有第一时间就搞农民运动，而是先和开明绅士友好交流，办起了农校。 而在3月，当孙中山去世的消息传来后，他才开始搞秘密农协。 因为他知道，湖南作为最重要的前线，农民一定会为革命事业做出重大贡献。 不得不说，这是他对于时代局势变化的最精妙判断的结果。 于是毛泽东，这样一个在上海被排挤回家乡的人，却又一次抓住了有利时机，在短短几个月内迅速东山再起，然后被广东国民党叫过去，专门负责代理宣传部长和农讲所工作。 很多人都会说这是因为毛泽东在上海的工作过于出色，被胡汉民和汪精卫注意到了，这固然是一方面原因，但这个绝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一定是他在湖南搞农运这几个月的声势浩大。

而要想知道他此时对湖南有多大影响，我们来看《毛选》第一卷第一篇就知道了。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其实是发表在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上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是从湘军分化出来的一支旧部队，内部派系林立。军长是谭延闿，在1922年春与赵恒惕发生战争后，湘军分裂，谭延闿率领这支队伍南下广州投奔了孙中山，参与了讨伐陈炯明的斗争。（详见上一篇） 而新湘军的组成必然主要是湖南农民，由此可知，他这篇文章实际上就是在为湖南农民、在为第二军所写。 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巨大的社会能量，毛泽东尽管在上海被排挤得不行，可是到了广州，他反而成为了国民党二大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其余四人分别是谭平山、邓泽如、林伯渠和林森。 是的，更高层面的组织工作又由他负责了。这一切都来自他这大半年在湖南农民中的威望。 而蒋介石这次也不再是一个无法当选代表的人了，他这时同时当选了黄埔军代表和浙江省党部代表，是的浙江这次求着蒋介石了。而背后折射的，正是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巨大的权力真空，以及黄埔军的崛起。 此外，本剧除了这些细节外，还有一个特色，那就是会在每一集都给所有角色以字幕卡，尤其是这些字幕卡是带职务信息的。比如周恩来，刚登场时他是广东区委委员长，远没有进入领导层，但我们能从他每次登场的职权信息里清晰地看到他是怎么前进的。

好了，现在我要总结了。 北伐前夕，很多人摩拳擦掌统一祖国，很多人都做好了准备，有的很充足，有的以为自己很充足。但没有做准备的那些人，比如谢持，比如叶楚伧，很快就没有他们的舞台了。舞台是属于做准备的人。 而回到本文开头，我说毛泽东在1927年只差临门一脚。这个临门一脚是什么？ 是枪杆子。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话谁都会说，但陈独秀、汪精卫等很多人说这话是没有价值的，因为他们无法迅速拿出枪杆子。做不到的话，也没什么说的必要。 但毛泽东不一样的是，这六年时间，给了他充足的准备，工人、农民、党务、组织、宣传，现在就只剩下军事了 而必要的人才储备、社会关系都已经到位了。 只等他离开高楼大厦。只等他离开小洋楼。 所以我们会发现，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每句话看似批评的是别人，其实都是他自己这六年来的自我反省。 只是他是能调整改变自己的。 就好比陈独秀能不能赞扬农民呢？也能。但这六年他一直在小洋楼里，没有和任何一个农民接触的机会，所以面对1927生死转折惊涛骇浪时，他只能退居二线。 这份名单可以数很长，包括但不限于很多我们熟悉的人。 只是：这个世界是唯物的，是不等人的。如果你没有做好准备，那你永远也做不好准备。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 微博「孔鲤」 豆瓣「孔鲤」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这句词是怀念，怀念曾经的三十多年过往。这句词也是告别，告别过去的一切既有路径。如果不是打定主意要走新路，是不会在革命形势看似大好的1925年写下如此哀伤的词句的。 稠。 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30周年，《问苍茫》作为一部献礼剧，非常好。我们已经看过太多建党前毛泽东的相关影视，我们也已经看过更多上井冈山以后毛泽东的相关影视，但如果不能理解从1921年到1927年这六年时间里他遇到过什么，我们是无法真正理解一个知识分子是怎么毅然决然走上井冈山的。 《问苍茫》以极其宏大的视角和极其准确的细节展现了这段不太被人注意到的历史，它的定位是：（毛泽东）以一个「探路人」「早行者」的姿态，从一名追随者成长为先行者、开拓者，并探索出中国革命正确道路的历史故事。 从早行者到开拓者。 我翻译一下：从一个知识分子、纵横家逐渐成长为战略家、革命家的过程。 什么叫纵横家知识分子？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不妨先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发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能够成功，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会以二七惨案的失败告终？ 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本剧前六集的主要核心脉络。 让我从一个偏门人物讲起。 赵恒惕。 赵恒惕可以说是本剧目前为止刻画得最好的反派，他的出场戏份加起来不到二十分钟，但却表现出了非常多面的形象。这里的多面不是很多小知识分子所渴望的，对反派的爱恨情仇、性格形成等个人特点的苍白刻画（比如一些对于家人、朋友的态度，这些都不重要的非常次要的细节），尤其是在塑造一个历史人物时。 是的，本剧非常直白地表达了他就是反派，但这个反派不是以往很多影视里的一根筋，而是直白地塑造了赵恒惕在这一系列事件中的个人利益诉求。 我们来看关于赵恒惕的两场戏。 赵恒惕出场的那一场戏是这样的：第一纱厂的经理带着账目来找湘军总司令、湖南省长赵恒惕，告知赵恒惕，因为黄爱、庞人铨搞的大罢工，赵恒惕家的分红也少了很多，从而希望得到赵恒惕的支持，镇压黄庞。

这场戏看似平平无奇，但它的几个细节指向了非常清晰的结论。 第一个细节是，经理说，这大半年黄爱二人一直在闹事。关键词，大半年。这个时间点精准地表示了第一纱厂的恢复时间。 别看现在湖南的重工业很强，在一百多年前，湖南其实是轻工业大省，其中纺织工业占主导地位，而湖南第一纱厂就是湖南第一家近代机器棉纺企业。 湖南第一纱厂本是1912年官督商办的工厂，后来随着湖南的政局变化，一度无法开工，等到1920年张敬尧被驱赶走以后，谭延闿和赵恒惕接管了纱厂，决定将纱厂交给民间公司代办，并打算于1921年初正式开业。 注意时间线，这场戏发生时是1921年秋天，距离1921年初正好是大半年时间。由此可知，本场戏里的时间指向是非常清晰的。虽然当时的临时省长是林支宇、第一纱厂这件事背后还有湖北江苏工人的地域冲突，但这并不妨碍本剧进行了一定改编而保留了最重要的线索： 湖南第一纱厂的最大暗股，一定是在赵恒惕家手里。因为赵恒惕自己是1920年才真正掌握湖南军事大权的。 而第二个细节是，经理说的是，夫人很不满意。 经理没有直接说明原因，而是先强调了一个没有登场的夫人。 为什么要强调夫人？赵恒惕的夫人是童锡翰，童锡翰的哥哥是童锡梁。童锡梁是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毕业的，和当时各地军阀都有很深的同学情谊，更重要的是他是赵恒惕与谭延闿（被赵恒惕逼走的前湖南话事人）之间的桥梁，虽然谭延闿被逼走了，但谭延闿留下的大量班底都还在湖南军政界，童锡梁自己就是湖南省军事部长。这种情况下，赵恒惕要想稳住自己在湖南的统治，是必须要和这群谭延闿老班底把关系搞好，然后再徐徐图之的。

所以在这样的利害关系中，赵恒惕才从一开始的不耐烦转向重视，并且最终做出了镇压的决定。 短短一分半钟的戏，其实信息量非常大。虽说影视剧讲究一个通俗易懂，但本剧的门槛确实不低，实际上把赵恒惕在湖南的利益关系网都透露了出来。 要知道赵恒惕虽然是湖南人，但他在此之前一直没有在湖南主事过，他留日回国后就去了广西，而后参加辛亥革命，在湖南的根基是远不如曾经的谭延闿、程潜等人的。 那赵恒惕的另一场重头戏，就发生在毛泽东、郭亮等人发动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事件中。 1922年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在9月9日，毛泽东派长沙支部党员郭亮担任粤汉路岳州工人俱乐部秘书，并很快成立了全路工人俱乐部联合会。 9月9日，大罢工开始，虽然岳州（就是今天的岳阳）在湖南，但实际上岳州和湖北的联系也非常紧密（宋朝时期属于荆湖北路，至今岳阳和湖北的关系都很近），所以虽然罢工在湖南，但最受影响的不是湖南的赵恒惕，而是湖北的萧耀南。 萧耀南是吴佩孚的人，是北军直系。而赵恒惕和北军虽然处于合作状态，但合作的目的是防止北军进湖南，而不是去救援北军。赵恒惕真正的心腹大患在南方，在谭延闿，在衡阳，在粤军。 所以岳州工人罢工，其实反而是给了赵恒惕和北军谈价钱的机会，尤其是我党在利用了这个矛盾时强调了不针对湖南军事，一切军用物资照常通行，实际上就是在给赵恒惕递话：这件事我们井水不犯河水。 果不其然，最后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集中在了鄂段路局与鄂军阀萧耀南的上面，萧耀南孤立无援，只能投降，答应一切条件。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取得了胜利。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就能很直观地发现，赵恒惕对于工人运动的态度并不是很直接的单一反应，而是非常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有的罢工不利于自己，有的罢工反而是有利于自己的。而我党在具体的工作中，也充分利用了他们这一点。 这里就需要普及一下赵恒惕的历史了。 上文说到，赵恒惕之前，湖南的地方话事人是谭延闿、程潜两派，而张敬尧作为皖系军阀，是外来人，所以很快就被各界（包括当时在衡阳的吴佩孚）集体驱赶走了（毛泽东也在驱张运动中起过重大作用）。这时赵恒惕入主湖南，自然与谭延闿、程潜两派之间产生了剧烈摩擦。在这样的摩擦中，虽然名义上赵恒惕在两派中来回摇摆，最后把二人都赶跑了。 但就像上面说的，两个人留下的老班底都还在湖南，比如湖南政府各司长（谭延闿）和湘军各地守备军（谭延闿、程潜），就留有大量人马。 于是在外有直系紧盯、内有派系林立的焦灼局面下，赵恒惕才拿出了大杀器：湖南自治运动。 是的，这才是湖南自治运动的真实背景。 湖南自治运动的核心是什么？是找到自己的真正支持者。在舆论大旗下，赵恒惕赢得盆满钵满，而他的自治运动则找到了大量县议员来进行省长选举（是的，由大家来选，而不是任命），这个时候他的核心关切其实是县议员的利益。 那么县议员们的利益是什么？县议员是各县的中小地主出身，从湖南的地形看也能知道，这里的地主是很难拥有连片的土地的，所以他们的经济实力不会特别强，也因此会更加依赖于稳定的外部环境，赵恒惕要的就是这一点。 这也是为什么剧中很快表现了赵恒惕派他手底下的警务厅厅长石成金来参加声援大会这场戏。

在这一点上，赵恒惕、岳州事件的利益诉求其实是一致的，岳州事件实际上是在湘鄂的矛盾下的产物。 于是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线： 1922年9月9日，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 1922年9月10日，县议员选举省长开始，27日结束，赵恒惕当选（之前他只是代理的临时省长）。 有了这个时间线，我们才能清楚地知道，为什么赵恒惕在这个时间段里不会有大动摇了。 在关于赵恒惕的这两场戏我们解析了以后，会发现这其实不是一部从我党内部讲述我党发展历程的剧，而是一部基于中华民国全局视角下讲述我党是如何发展壮大的剧。 有了这样的认知，我们再来看剧中是如何呈现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的，就会有更多收获了。 首先我们要先了解一下安源煤矿的地域性特点，这三个特点构成了安源煤矿的主要矛盾基础，也导致了安源煤矿变成了一个天然的火药桶。 安源在哪里？ 安源在江西省萍乡市。 安源的煤矿运去哪里？ 运去汉冶萍公司，在湖北省武汉市。 安源的工人主要是哪里的？ 湖南。以湘潭人与醴陵人为主。

好了，有了这个背景，我们来试着描摹一下安源煤矿的图景。 在清帝国时期，盛宣怀为解决汉阳铁厂燃料之需，引进外资和西方先进采矿技术开发安源煤田。开凿总平巷，修建株萍铁路，1906年路、矿相继完工投产，成为中国最早采用机械生产、运输、洗煤、炼焦的煤矿，时为中国十大厂矿之一。 而等到了民国时期，各地军阀林立，我们上面看到，一个湘鄂之间的冲突，就在岳州事件上有了可做的文章，那么再加上一个赣呢？ 答案是这里的利益结构异常复杂。最上层是北京的利润，其次是湖北的煤矿需求，然后是江西的抽成（而经理们只有工资），最后是湖南工人的工资。 换言之，自下而上很多群体都有改变利益结构的诉求，所以它最终产生了1921年到1926年中最为耀眼的工人运动。 毛泽东就是利用了这个诉求的人。 剧中很直接地表现了他是怎么去的安源。 几个关键点： 1，他是通过族叔毛紫云（当时在安源煤矿甲段当段长）的关系，以办学的名义来的安源。

2，他是穿着马褂来的安源。 前者意味着，他并不是以最底层的身份到达的安源，但也不是像李立三后来直接和矿长写信的高姿态到达的安源，而是相当于中层话事人的亲属过来的，对于当地的利益结构不会有太过猛烈的冲击，大家也不会有非常直接的排斥，这非常有利于他进行深入调查。 后者意味着，他是以知识分子的身份来到的安源。 在儒家构建的文化里，士农工商，虽然科举消失了，但社会上对知识分子的态度一切照旧，所以毛紫云在给安源的地方话事人介绍毛泽东时，只说了毛泽东给《大公报》写过很多文章，就能让毛泽东获得大量的尊重。 更何况在后来毛泽东和矿工们的交往中，他的这一形象更加突出，以至于出现了一幅世界名画。 而同样是在毛紫云介绍毛泽东的这场戏里，还表达了安源的暗流涌动。 在场的一共有五个人，没有一个废角色，除了毛泽东和毛紫云外，还有三个人。 牛矿长（原型应该是李寿铨，可能是本剧中为数不多没有直接用历史人物的），他后来的态度是对罢工默许，因为正如上文所说，他们也拿的是死工资。 李队长（原型应该是周渭南和李鸿程），矿警队队长。上文说了，安源的地方情况复杂，所以在矿警队的人事安排上，矿厂和萍乡地方行政之间是有冲突的，所以从剧中能看到牛矿长和李队长之间的面和心不和、皮笑肉不笑。 洪爹爹，洪帮话事人。当地本就是哥老会的兴旺地方，从清末的大起义开始就一直盘亘在此，而矿警队基本有不少北方的干部，但基本的成员也都还是洪帮的人，所以矿警队和洪帮之间一直对于基层话事权有着争夺，矿长/经理也很明显更支持洪帮一点。 所以在这场戏里，看似大家都是在针对的毛泽东，实则几组人马在毛泽东面前上演了一出暗斗，而这场暗斗被他看在眼里，才有了后来的故事。

故事就是，后来的李立三、刘少奇都是穿着马褂或西服来的安源。 故事就是，后来在罢工时，李立三特地和洪爹爹结为同盟，相当于表明了立场，明确了利益结构（去上海后李立三也用了同样的办法）。 故事就是，因为安源有大量的湖南人，所以当这些湖南工人的工资抬高时，反而是会增强他们在家乡集镇的购买力，会扩大湖南的地主经济利益，加强赵恒惕在湖南的统治，所以对于这件事，湖南方面是睁只眼闭只眼的。 故事就是，安源地处江西和湖南交界处，在面对罢工时，湖南不想出力，江西出不上力。江西同样是在湖北和广东之间，是孙中山北伐的重要前线，当时江西督军蔡成勋刚刚上任没几天，人还没坐稳，这个时候是根本使唤不动下面的人的，更何况打击罢工反而有助于增长湖北的力量，所以江西方面可以说是没有出太多兵。 于是在这样的一层层叠加的故事中，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取得了空前的胜利。 好了，可能已经有朋友忘记了我们上面那个问题：为什么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发动的安源煤矿工人大罢工能够成功，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会以二七惨案的失败告终？ 我们现在要开始总结了。 答案已经写在明面上了。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发生在北方，当时北洋军阀的势力很强，而且发生在郑州，是一个省的新兴铁路城市核心地段，力量比较单一，事件比较严重，所以会快速引起单一军阀的快速反应。于是酿成巨祸，二七惨案。 而无论是我们上面说的岳州，还是安源，实际上都是在两省交界处，再加上湖南湖北江西地处南军和北军的拉锯地段，地方军阀力量薄弱，很多时候需要和各路力量进行博弈，这就给了发动罢工以成功的基础。

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细节是，张国焘自己就是萍乡大族出身，所以你猜为什么他不去安源，而是要去郑州呢？ 所以这意味着什么？ 这意味着，虽然我们今天更多会强调民国初期军阀混战，但民国的另一面依旧是一个名义上的共和国，哪怕只是名义上的，也是因为各路军阀的实力都不足以吞并下更大地盘，所以他们只能一个个尊崇这样一个名义上的一致性。而在这样的错位中，就出现了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利益团体，在这些利益团体中就有了缝隙，有了缝隙就有了加杠杆的机会。 而一旦面对没有缝隙的局面，比如上文提到的赵恒惕和湖南第一纱厂，比如二七惨案，那面对的就只有血淋淋的屠杀。 是的，充分了解到各个势力之间的利益诉求，然后在其中捭阖纵横，争取生长空间，这就是纵横家。 比如五四运动背后的政学系和安福系的冲突，梁启超、林长民的身影。 比如长辛店铁路工人大罢工背后北洋政府新旧交通系之间的博弈。 比如李大钊、冯玉祥（西北军）、吴佩孚（直系秀才）、郭松龄（奉系新军）之间的你来我往。 这个列表数下去还有很多，就不一一列举了。 事实上，在明清的社会结构中，有着无数个中小地主，任何一个地方政权要想稳住基层，就必须对中小地主进行赎买，而这样的交易成本是会随着赎买而越来越大的。 大到最后就是系统性的崩盘。 为什么会崩盘？ 因为纵横家的核心是路径依赖，通过纵横家本身的社会身份属性，快速找到自身在既有利益结构中的位置（比如毛泽东在安源时的马褂所代表的社会身份），然后对于这样的社会结构进行利益交换。 这也是为什么本剧不是从开一大讲起，而是从毛泽东办湖南自修大学讲起。 召开一大后，领到了要发展党员任务的毛泽东回到长沙，他的路径依赖是办自修大学，通过学校和学生来找真同志。 即便办自修大学没有经费，他还是很快通过船山学社的负责人贺民范拿到了经费，得到了审批，开始了招募。而招募到的人，比如夏明翰，背叛了自身阶级而加入革命队伍的，剧中也特地强调了他的家庭背景：两江营务总理的孙子、秭归知州的儿子。

而其他面试的人，剧中也特地强调了很多背景信息：比如纱厂经理的儿子，比如看到赵恒惕在修改条例想去当官的，由此可见自修大学能招收到的普遍社会阶层。 再考虑到我们召开一大时大家讨论的一个焦点问题是能不能做官，可以看到，当毛泽东通过路径依赖创办自修大学时，确实找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人，但这些并不根本。 所以本剧第一集其实是一个特别隽永的告别仪式。 是毛泽东用既有身份进行的最后一次尝试，在这样的尝试中，他创办过新民学会、参加过少年中国学会、搞过学联，但他现在再一次试图这么做时，却发现并不能真正快速地找到同道。 可以看到，第一集最后的毛泽东是有困惑的。这才是他踏出路径依赖的第一步。 是的，毛泽东自己就改变了想法。 本剧的一条重要暗线就是毛泽东改变想法的过程，看似这也尝试那也尝试，实则别人的很多行为都会被他所观察、从而进行思考。 当他试图去说服黄爱、庞人铨时，却被黄爱的一句话警醒： 你当过工人吗？仲甫先生、守常先生，恐怕也没当过工人吧？

这句话太重要了。 甚至可以说是本剧的题眼之一。 虽然剧中表现的是这句话以后，毛泽东经过思索去往了安源。 但剧中的另一条线就更有意思了。 第一集花了大量篇幅刻画了毛泽东去请贺民范出山的戏码，会在戏剧上让观众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但这个人很快就没了踪影。 他的第二场戏出现在第四集，直接就是毛泽东和他的谈话，在谈话中贺民范直接表示自己已经不太能接受现在他们做的事了。 什么事？ 岳州，安源。 贺民范作为一个一身遗老装扮的人，虽然也曾加入过同盟会，虽然也曾推广过《新青年》，虽然也曾参与过长沙早期建党，但他始终放不下自己的来处。 所以他选择了另一条去处。 1922年，贺民范脱党。不过剧中还表现得含蓄了一些，《刘少奇传》里直接有写，贺民范是被他们赶走的。

这场戏极其关键的地方是，它不仅仅是贺民范的离开，也是贺民范所代表的不事生产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逐渐从毛泽东内心深处离开。 毛泽东对贺民范的鞠躬，也是对自己过往的告别。当然，这还只是第一次告别。 接下来他会告别越来越多。 另一方面呢？ 另一边，我们来看陈独秀。 陈独秀登场的时候，是在听戏。 听的是什么？ 黄梅戏。 陈独秀是安庆人，黄梅戏发展壮大于安庆望江。而安庆对于陈独秀来说，可不只是籍贯这么重要。 陈独秀当年能去北大当文科学长，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是安庆人。蔡元培之前的北大被桐城派（桐城隶属于安庆）把持，而蔡元培要想撬动这个利益结构，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一个安庆人，用温水煮青蛙的办法一步步搞新文化运动。 1921年9月，陈独秀的第一场戏，还是在听戏，除了他和马林的那段对话外，黄梅戏的具象反应也同样刻画在他的身上：他是一个无法摆脱旧结构的人。 所以陈独秀最终被抛下了。

相比于毛泽东登场，就是完全不同的状态。毛泽东脱光了衣服，顺着水在畅游。 脱下了衣服，放下了身份。 这是实拍，也是隐喻。是本剧最想讲述的东西。 本剧这样的小细节比比皆是。 比如第一集里，一边说何叔衡参加了一大，一边何叔衡还问毛泽东关于经费的问题，这不免会让人疑惑，实际上是因为何叔衡虽然参加了一大但中途就离开了。 又比如第二集里安源鞭炮世家冬伢子的登场，虽然剧中没有明说，但熟悉的朋友自然能发现，这就是我军工程兵创始人之一王耀南。 还有第六集水口山矿工耿娃子，这就是耿飚。 毛泽东三兄弟的称呼，从三哥开始。是的，毛泽东虽然是长子，但在家中排行老三，因为他有两个哥哥夭折了。很多年以后毛泽东回到家乡看到王淑兰还是会叫四嫂。 本剧中这样的称呼在很多地方都表现得很准确。 准确的也不止称呼，还有造型。蔡和森的发型就不用说了，毛泽建和杨开慧一起时，一张脸黑，一张脸白，二人之间的阶层差异一下子就凸显了。 值得拿出来说的还有蒋介石的状态，一个投机失败的青帮子弟，非常颓唐，蒋介石一生爱下象棋不爱下围棋，所以本剧开头特地表现了他一个自认一事无成的臭棋篓子。而这盘棋，也像极了蒋介石的结局。

当然，本剧也有一些细节可以更加考究一点。比如安源工人朱少连，他是火车司机，有文化，读过书，地位不低，所以能读过毛泽东的文章，也能成为工人头，而不是剧中的煤矿工人。当然这个点瑕不掩瑜，毕竟篇幅有限，没法再安排安源工人内部情况的戏份。 现在我们要总结了。 《问苍茫》这部剧，讲述的不只是毛泽东在1921年到1927年这六年时间里做了什么，而是他在这六年里为什么会做出某些事、又为什么会失败于某些事。 所以虽然剧集才播了几集，但我们能看到，最后无论是他在长沙，他在安源，他在上海，还是他在广州，结果都是失败的。 因为这个时候他还一直是纵横家。 而此时赵恒惕也没有和他爆发出最为激烈的矛盾。 直到1926年。 我们上面说了，赵恒惕的核心力量是湖南的中小地主以及县议员，所以之前毛泽东无论掀起风浪有多大，对于赵恒惕来说都没有致命的，他可以一边打压一边默许，观望前行。 但当毛泽东于1926年最后决定开展农民运动时，才真正从根本上动摇了赵恒惕的基本盘。所以赵恒惕才要来抓他。

一个对比是参加北伐战争的唐生智，唐生智的军事干部大都来自保定讲武堂，这是他一开始能够接受农会的重要原因之一，而在农会真正壮大后，他也开始倒戈了。 是的，自我革命才是最困难的。 纵横家是什么？是不去改造社会关系，而是利用既有的社会利益结构进行利益的再次分配。 所以纵横家需要的核心是分。你有分，我才有操作空间，但不真正改变局势，而伴随着分得越多，交易成本越大，纵横家所需要维持的盘子也就越大。 于是在利益实体本就足够多、分歧本就足够大的时候，一切纵横家的最终命运都是失败。 那个男人想明白了，与其去利用矛盾双方，不如孤身入局，让自己成为矛盾的一环，所以到了井冈山上的他更多关注的不再是外部环境，而是井冈山的内部发展。至于湘赣边界的矛盾是很重要，只是那是外因，不是内因。 经验只适用于有资格适用经验的人。——这句话只有亲身经历的人才能明白。 所以我无比相信那个男人最后总结出《矛盾论》，与他这六年时间的经历非常有关。有了这六年的抉择，他才能告别同学少年，告别书生意气。 他才能不再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而是去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公众号「书林斋」（Kongli1996） 微博「孔鲤」 豆瓣「孔鲤」

“我只是想留下一张我们一家人的照片。”《问苍茫》第12集，暖黄烛光轻轻摇曳，毛泽东与久未团聚的妻子杨开慧坐在床榻边，开慧眼里闪着星亮，提出了照一张全家福的请求。因为她心里一直有个心愿，那就是家人团聚时能够拍一张完整的全家福。

后来，这个家庭拍下了唯一一张留存下来的“全家福”。然而，最终的照片上却没有毛泽东的身影。这张“全家福”并不“全”。

身为杨开慧的丈夫、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父亲，此时的毛泽东去哪里了？他为何缺席了这张唯一的“全家福”？ 1924年，31岁的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局秘书，杨开慧带着两个儿子来上海和他团聚。杨开慧抵达上海后，一家人和蔡和森、向警予夫妇住在一处石库门老房子里。当时中央对领导干部及其家属立下的规矩是不许随便上街、不许随便会客、不许随便串门、尤其是不能与中央领导人随便拍摄合影，以免暴露身份，泄露党的秘密。 再加上，那时毛泽东还受到邵元冲、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的权势欺压。他们强行以“越级上报”之事给毛泽东泼脏水，并高喊要开除他的党籍。

“欲咎之罪，何患无辞。”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罪状，毛泽东非常生气，当场就决定辞去了上海执行部的职务。他如此宁折不弯、刚正不阿，让我们既敬佩又心疼。因为，退出上海执行部后，家中薪水几乎只能靠杨开慧给工人夜校上课，毛泽东的身体疲弱不堪，心理上也承担了更大的压力。

所以，拍摄“全家福”的时候，无人知晓毛泽东在哪里。我想，当编剧看到那张没有毛泽东的“全家福”的时候，情节似乎是无法展开的，这很难拍，没法拍。但《问苍茫》匠心独运，用艺术想象向观众还原了当时的场景，展现出了一张“全家福”背后的意难平。 电视剧中，面对如此温柔诚恳的妻子，拍合照的请求让毛泽东难以拒绝，他还是陪妻子去了。阳光透进窗帘，毛泽东站在相机旁，远远看着他心爱的妻子和儿女。只能远远的，毛泽东虽在合照现场，却为坚守党性没有入镜。 但是，电视剧采用艺术化的手法，弥补了毛主席的遗憾，让每一位观众都潸然泪下——毛泽东本来已经打算不参与照相，但在快门按下之前，小岸英竟然走上前去拉着毛泽东说：“爸爸跟我们一起拍照。”

在孩子的呼唤下，在妻子期待的眼神中，毛泽东鼓起了勇气。他走到画布前，和他的妻儿站在一起，紧紧握住杨开慧的手，两人四目相对，满含爱意。那一刻，画面定格，他是一位真真切切的父亲，是一位情深义重的丈夫。 那一刻，我们也瞬间明白了编剧的良苦用心——“还”一张全家福给主席。我相信，这样一张四个人的完整的全家福，一定在毛泽东和杨开慧的梦里出现过无数次！

这短暂的一幕里，身为丈夫与父亲的毛泽东心里，定然涌起了满足的幸福。他们一家人紧紧地贴在一起，目光里只有家人的惦念与关爱。多么甜蜜，多么珍贵，虽然只有一瞬。 但是最终，杨开慧还是犹疑了。她是一位伟大的妻子，绝不会因为自己的“小家心愿”而违背“大家安排”。为遵守党的保密纪律，她将头倚靠在丈夫的胸前片刻，又满含热泪地将他推开了。看到这里，我们的眼睛也湿润了，完全能体会到杨开慧的不舍、留恋与无可奈何。

“不拍了。”当杨开慧说出这句话的时候，那是多少的心酸和坚忍，又是多么开阔的心胸和度量。快门按下，这张“全家福”里终究还是没有毛泽东。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全家福”拍下6年后，也就是1930年，杨开慧被军阀杀害牺牲，毛泽东终生未能满足妻子的心愿，这也成为一代伟人心中永远的痛楚和遗憾，永远的意难平。无语凝噎，唏嘘不已。

但是，这张唯一的全家福，毛泽东“缺席”了吗？我想，答案是否定的。他站在合照现场，站在妻子和孩子的目光里，站在整个黑白莫测的中国背后，默默地等待着亮相崛起的时刻。 一张“全家福”背后，我们看到了毛泽东和杨开慧舍小家为大家的博大情怀，更看到了编剧的巧妙匠心：情节既不违背历史，人物又立体可感。《问苍茫》通过诸多细节给毛泽东注入了普通大众的情与爱，让我们心中的主席不再是千里独行的“苦行僧”，而是有温度有情感的平凡人，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伟人形象得以落地生根、真实生动。 而这份“全家福”背后的意难平，定将成为青年毛泽东今后成长的无尽力量，为了家，更为了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