造物弄人

来自方舟子的blog: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40687901000ccs.html839年1月，30岁的达尔文与大他一岁的表姐爱玛结婚。达尔文此前曾对是否要结婚犹豫不决，在笔记本中写下结婚的好处与坏处加以比较。排在结婚好处第一条的是“孩子”。结婚当年年底，达尔文夫妇有了第一个儿子。此后一直到爱玛48岁，他们共生下了10个子女。其中有3个夭折：二女儿玛丽仅活了3星期，小儿子查尔斯在2岁时死于猩红热，大女儿安妮在10岁时死于肺结核。    后来有人把达尔文子女的夭折归咎于近亲结婚。这是没有道理的。在达尔文的时代，儿童夭折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大约五分之一的婴儿没能活到1 岁。即使是10～15岁的儿童，死亡率也高达千分之五，是现在的25倍。猩红热在当时对儿童是一种能够致命的常见传染病，达尔文的朋友、后来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的托马斯·赫胥黎也有一个儿子三岁时死于猩红热。至于肺结核，在当时更是医院不予收治的可怕的不治之症，在死亡原因中排在第一位。    近亲结婚既没有给达尔文的子女带来更高的夭折率，也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身心健康。没有夭折的两个女儿和五个儿子都很长寿（67～93岁）。大儿子是银行家，二儿子是数学家、剑桥大学教授，三儿子是植物学家、剑桥大学的教授，四儿子是工程师、皇家地理学会会长，五儿子是科学仪器设计者、剑桥市长和皇家学会会员，可谓个个有成。只有2岁夭折的小儿子根据达尔文的观察记录以及从照片判断，当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种遗传病——唐氏综合征（先天愚）患者，但这显然是由于爱玛是个超高龄的孕妇导致的：45岁以上的孕妇生下唐氏综合征婴儿的概率高达30分之1。    达尔文把他的子女当成了科学观察的对象，一出生就开始详细地观察和记录他们的一举一动，从中收集证据用来证明人类的情感与动物并无本质区别，必定是经过进化而来，而不是上帝创造的。在他看来，孩子的夭折也是一个自然事件，并非上帝的安排。医学也许有一天会发现疾病的自然因素和治疗方法，但是宗教对此毫无用处。    爱玛则是个虔诚的基督徒，面对孩子的死亡，特别是她和达尔文最宠爱的大女儿安妮死亡，和当时的多数人一样，从宗教信仰中寻找安慰：希望安妮能上天堂，等自己死后与她在天堂上再见。但她也不能明白上帝把安妮从她身边夺走的目的何在。她珍藏了安妮的一些遗物，放在一个书箱中。它们至今还在达尔文后人的手中。    达尔文此前已向爱玛明确表示过，虽然他曾经是剑桥神学院的学生，但是他不相信基督教。他仔细推敲过基督教的教义，发现没有证据和理由能够让他接受基督教。但是他还和爱玛、子女们一起上教堂参加礼拜仪式。在安妮死后，达尔文彻底地告别了基督教，不再参加礼拜仪式，星期天把家人送到教堂，自己则留在外面等他们。安慰他的，只有安妮留下的美好回忆——在安妮死后一周，他写下了一篇安妮回忆录。    安妮究竟得了什么病，当时并无明确的记载，其死因也只简单地写着“发烧”。但是从其发病过程和症状看，现在一般认为安妮得的是肺结核。在当时没有任何药物可以真正治疗肺结核。实际上，当时对绝大部分疾病都没有真正有效的药物，流行的药物大多含汞、砷等重金属，或者是鸦片之类的毒品，不仅不能治病，反而能对身体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在安妮患病后，达尔文根据一位名医的建议，每天对安妮进行“水疗”，例如用湿布包裹患者全身，猛烈揉搓5分钟。在家中治疗无效后，达尔文把安妮送到了那位名医的疗养院，在其指导下进行水疗。一个月后安妮就死在了那里。在安妮生命的最后几天，达尔文日夜陪伴在她身边，每天写信向因怀孕留在家中的爱玛汇报情况，留下了详细的记录，读之令人心酸。    安妮死于1851年。当时医学界对肺结核的病因一无所知，有的认为它是消化不良引起的，有的认为它是一种遗传病——这让经常患病的达尔文更感到内疚。事实上当时对传染病的病因都一无所知。26年后，德国医生科赫发现炭疽杆菌，首次证明传染病是病菌引起的。在读了科赫的论文后，达尔文评论说：“我还清楚地记得在二、三十年前我对自己说，如果能够证明传染病的起源，那将会是科学的最大胜利；而我现在很高兴看到了这一胜利。”5年后，科赫发现了结核杆菌。 1921年据此出现了能预防结核病的疫苗（卡介苗）。但是一直到1944年链霉素的出现，才有了真正能够治愈结核病的药物。    孩子是父母能够得到的最好礼物，而孩子的夭折也给父母带来了最大的痛苦。我们应该庆幸现代医学的进步大大降低了出现这种痛苦的可能性，这是达尔文时代的人们所难以想像的。它确实算得上是科学最大的胜利之一。2007.11.18.（《中国青年报》2007.11.21）(XYS20071121)评论请去：http://www.xys-reader.org/blogs/fangzhouzi/?p=6773

     讲伟人就该这样讲，把他从神人的宝座上拉下来，推进凡人堆里，让人知道他也有喜怒哀乐，他也有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时候。这是宣传教育的好方式，与某些策略相似，欲擒故纵、假道伐虢，都是洞悉了心理，遵循了事理，借用技巧有效地达到了目的。  《造物弄人》改编自达尔文第三代玄孙兰道.凯恩斯的传记小说《安妮的盒子》，全片用达尔文的记述与回忆展开这位伟人的生活一角，即第一部长篇巨著《物种起源》诞生及撰写前，达尔文的情感与生活。   不觉乏味，是因注重了世俗化的故事情节，而不是从理论演讲稿的字里行间找伟人的形象。原著传记小说是影像的蓝本，但也不得不说乔恩.阿米尔是手艺精湛的工匠。他能一直用平常心分析真实人物的心理，不甘于停留在表面上，进而把握住传记电影忠实于真相的主心骨，并执导出让人感动又有所思考的影片，做足了功课，拍出精品想来是水到渠成的事。尤其，开场那段亦真亦幻的生物群舞，彩蝶纷飞，让人印象深刻。   看过此片，心中符号化的达尔文会有血有肉地走进脑海。不会再捧着表姐表弟近亲结婚的故事卖弄，也不会认为他是个长着聪明脑袋的怪物，会了解到他虽然爱生物爱科学，但他更爱妻子还有孩子们，他就像任何一个伟大的父亲，麻烦的丈夫，出色的劳动力，没有变异。   离世的小安妮出场与退场都经过了精心的编排，照相机的发明，为小女孩儿留下了最后的倩影。从此以后，安妮存在于虚幻里，化作一种精神力量伴随在达尔文的身边。当然，对于安妮的死因，也必须承认它在剧中起到彻底激化矛盾的事实。它贯穿始终，揭示从逃避到正视，达尔文陷入信仰基督教与研究生物科学的水火间，痛苦挣扎与勇敢战斗的过程。   在表现达尔文心灵孤独与质疑自我时，有条不紊地拍摄出了他的恍惚无助，无形中笼罩的恐惧气息，带着常人能理解的情绪，虽然那是伟人预见事实时短暂的怯懦，是科学家颠覆整个认知体系前的惊惧，但对旁观者而言没有理解上的障碍。   而达尔文的妻子艾玛，电影在刻画她时，则用一种超越从属地位的视角，把一个母亲、爱人、表姐、虔诚的基督教徒等多重身份的女人，以爱的名义有情有义地塑造了出来。而詹妮弗.康纳利会说话的眼神，随着波动的剧情，正好完美地诠释了这样一位女性。还有一妙处，也有隐喻的成分，艾玛最后向达尔文妥协时所说的话，恰好带出了当时政治宗教文化的影子，对科学界先锋人士及家人，远离上帝，得不到上帝的宽恕，绝不是值得炫耀、心安理得的事。   若说整部电影从头至尾都被悲伤、愤怒包裹着，其中小安妮最喜欢听的悲伤的故事，有关一个叫珍妮的红毛猩猩的故事，那段是最轻松快乐的片段。我知道那是严肃的实验论据，但画面生动活泼得只叫人心情愉快，不知不觉想起那个泼猴-孙大圣。   没有丰富的剧情悬念的传记电影，能讲出如此动人的故事，转化掉晦涩与愤怒，用温婉的节奏，像不惊动晨露的晓风，真是不容易。

过去在看传记题材电影的时候，很少想过演员和实际历史人物长得像不像的问题。但是在《Creation》里，Paul Bettany的气质跟那张著名的水彩画上的年轻达尔文无疑是非常像的，那是一张苍白，贫弱但又固执的面孔，饱满光亮的额头，细密的金色鬓须，眼神执着，但目光并非咄咄逼人。电影里，达尔文的大女儿Annie这个角色，演员和真人也有着一种很灵动的联系，当然，照片上的小姑娘表情是严肃的。那个时代有着一种今天无法理解的严肃感。相比之下，Jennifer Connelly的长相跟画像中的Emma不怎么像，但是她的气质，那种迷人的坚强、稳重又明智的形象，足够让人觉得她就是那个最终做出了正确决定和勇敢牺牲的Emma。其实，如果继续注意一下电影里另外的两个龙套角色，就能发现影片在重现历史的方式上有那么一种可敬的严肃态度。Joseph Dalton Hooker和Thomas Henry Huxley，就是电影开始不久跑来催促达尔文写书的那两个人，演员和真人也都有一点神韵上的相通。这种后人和前人的神貌相似自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即使他们不像，这个小插曲也一样吸引人。胡克和赫胥黎都是生物/博物学界的重要人物，尤其是赫胥黎，成就和名气跟达尔文可以说是不相上下吧。匆匆来访，三言两语，咄咄逼人的质问，一筹莫展的踯躅，平静的乡间小径，竟这样参与了影响历史的宇宙进程。这种事情的发生是多么奇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