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餐

友情提示：这篇基本算不上影评。全篇内容可能比你想得还要长很长很长。 手机屏等App用户建议略过别读，因为阅读感一定会眼累手酸

电影剧照

现实照片：航拍下琼斯镇

电影改编自现实里的1978年11月18日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琼斯镇”发生的“集体自杀”事件（革命性自杀）。 关键词：吉姆·琼斯（Jim Jones），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琼斯镇（Jonestown），革命性自杀（Revolutionary Suicide），关切的亲属（Concerned Relatives），Tim and Grace Stoen，Deborah Layton Blakey 1978年11月18日，在琼斯镇，吉姆·琼斯命令他的信徒们喝一种含有氰化物的葡萄味饮料实施“革命性自杀”，作为对人民圣殿教敌人的报复。 这个事件造成912人死亡，三分之一的受害者是未成年人。其中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死亡的：婴儿和儿童被强制喂食有毒饮料致死；一些人拒绝服毒自杀，便被在场的警卫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也被射杀。 琼斯镇“集体自杀”之前，琼斯下令，让人民圣殿教的红旅安全小组在凯图马港机场杀了议员Leo Ryan，终导致共5人死亡。 此外，琼斯还给在圭亚那乔治城总部的信徒下了革命性自杀指令。 琼斯镇事件是911事件（2001年）以前蓄意造成的最大一起美国平民死亡事件。 整个事件复杂庞大。电影只截取事件的一个截面讲述，即事件爆发之前，加州国会议员Leo Ryan来访琼斯镇。 （以下人名较多，为了方便辨识和查询，用原文名，不译） 1978年11月17日，国会议员Leo Ryan访问琼斯镇。

电影剧照：Jonestown化名为Eden Parish

Leo Ryan是加州第11国会选区的代表。 起初，是人民圣殿教信徒Bob Houston的故事引起了Leo Ryan对人民圣殿教的注意。 Bob的父亲Sammy Houston是Ryan的朋友。Sammy最终将Bob的事情告诉了Ryan。 注：Bob Houston是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人员之一。1976年10月5日，Bob被发现死在旧金山南太平洋铁路站的铁轨上。尸体被发现时已被火车碾过。当时，Bob年仅33岁。 鉴于大型火车站内只有少数夜班工人，没有目击者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法律上裁定他的死亡为意外事故。 Bob的妻子Joyce和Bob的父亲都对此结论怀疑。有几项证据证明这一结论存疑： 1.Bob的尸体是在火车站的一个地方被发现的，而他通常不会去那里。 2.Bob的防护工作手套被发现与身体分开折叠起来，显然他当晚没有使用过。 3.1976年10月2日，就在Bob死前的3天，他的妻子Joyce Shaw Houston给他打了电话，让他离开人民圣殿教。 Bob来自一个稳定、有支持的中产家庭，父亲Sammy Houston是美联社受欢迎的摄影师。他成长在一个生活条件优越的环境，受过良好的教育。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音乐学位，并在旧金山州立大学从事过高级学术工作。 Bob的第一任妻子是Phyllis Tuttle Houston，两人1963年结婚，育有两个孩子Patricia和Judy。但两人相处不太好。就在这时，Carolyn Moore邀请Bob加入人民圣殿教。随后，Bob Houston全家都加入了人民圣殿教。 琼斯经常给Bob贴上“麻木不仁的知识分子”和“阶级敌人”的标签。Tim Reiterman在Raven一书中提到，琼斯经常批评Bob，让他受到整个人民圣殿教的嘲笑，甚至让Bob成为他的出气筒。 1972年，Bob和人民圣殿教里的另一名Joyce Shaw发展了情侣关系。 Joyce Shaw 毕业于迈阿密大学，拥有心理学学位，曾在旧金山加州大学医学中心担任心理测评师。 1964年，Joyce与匈牙利人Ian Shaw结婚。Ian Shaw是在共产党政权下长大的，学了8年马克思主义，但他坚决反共。1969年，两人离婚了。 1970年5月，Joyce第一次接触人民圣殿教。1971年，她加入了人民圣殿教，答应把自己收入的25%捐给人民圣殿教。 1974年9月，Bob办理了离婚手续。随后正式和Joyce Shaw结婚。 1976年7月，Joyce因人民圣殿教内缺乏言论自由而受到一些谩骂，她感到沮丧，随后她决定离开人民圣殿教。同年10月，她给Bob打电话让他也离开人民圣殿教。 Bob死后，Joyce去人民圣殿教取Bob的遗物时，Carolyn Layton告诉Joyce不要试图争取Bob的两个孩子Patricia和Judy的抚养权，因为Boy签署了文件声称他们对孩子有猥亵行为。 当人民圣殿教迁移到圭亚那琼斯镇时，Bob的前妻Phyllis带着两个孩子去了琼斯镇。 1978年11月18日，Phyllis和两个孩子Patricia和Judy都死于琼斯镇“集体自杀”。

电影剧照：Patrick读他姐姐的来信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人民圣殿教的其他脱逃者Tim Stoen（人民圣殿教的关键人物），Grace Stoen（人民圣殿教的关键人物）,Deborah Layton （Blakey）（人民圣殿教的关键人物），和以及关切的亲属（Concerned relatives）组织提出的指控进一步引起了Ryan的注意。

现实照片：Ryan访问团里的媒体记者。从左到右：Tim Reiterman, Don Harris, Gordon Lindsay, Bob Brown, Steve Sung, Bob Flick, Ron Javers和Greg Robinson。

1978年11月14日，Ryan飞往圭亚那首都乔治城，探访琼斯镇。与Ryan随行的人员还有： Jackie Speier：Ryan的法律顾问； Neville Annibourne：圭亚那信息部代表； Richard Dwyer：美国驻圭亚那大使馆副馆长； Tim Reiterman（探访琼斯镇之前采访并报道过吉姆琼斯）：《旧金山观察报》的记者； Greg Robinson：《旧金山观察报》的摄影师； Don Harris：NBC的记者； Bob Brown：NBC的摄像师； Steve Sung：NBC的音频技术员； Bob Flick：NBC的制片人； Charles Krause（探访琼斯镇之前与脱逃者Deborah Layton联系颇多）：《华盛顿邮报》记者； Ron Javers：《旧金山纪事报》记者； 以及关切的亲属的8名代表：Tim Stoen，Grace Stoen, Steve Katsaris，Anthony Katsaris, Beverly Oliver, Jim Cobb, Sherwin Harris, 和Carolyn Houston Boyd。 1978年11月17日 当Ryan等人抵达圭亚那时，Mark Lane（人民圣殿教的律师）和Charles Garry（人民圣殿教的律师）最初拒绝他们进入琼斯镇，拖延了整3天。 Ryan对琼斯镇的拖延战术感到沮丧，宣布无论是否得到琼斯的许可，都将于当天下午设法进入琼斯镇。 1978年11月17日早上，Lane和Garry已经告诉了琼斯，无论琼斯是否愿意，当天下午Leo Ryan都可能来到琼斯镇。 几个小时后，Ryan一行人在Lane和Garry的陪同下来到凯图马港（Port Kaituma）的一个机场，距离琼斯镇10公里。由于飞机上空间不足，只有4名关切的亲属代表（Anthony Katsaris, Beverly Oliver, Jim Cobb, Carolyn Houston Boyd）陪同Ryan等人到访琼斯镇。 注：Charles Garry长期以来因支持左派而闻名的律师。他曾因给左派人士（如黑豹党成员）辩护而闻名。 1977年7月17日，人民圣殿教付了1万美元的聘用Charles Garry作为人民圣殿教的外部律师。 Garry开始注意到人民圣殿领导层的运作方式就像共产党的基层组织。Garry发现，无论基于何种分析，一旦领导人做出决定，与他们讲道理都是徒劳。他推测，原因可能是他是局外人（不是内部信徒）。 内部成员仅根据内部商议行事。哪怕在外部事务如金融交易、法律举措或秘密策略中，他们也只是执行预先安排的计划。如果不可能，就尝试进一步拖延事态发展，直到他们能够单独重组。 Mark Lane是阴谋论专家，领导公民调查委员会（Citizens Commission of Inquiry）。他曾因宣扬肯尼迪事件和马丁·路德·金之死的阴谋论而声名鹊起。在Garry之后，人民圣殿教聘请他为另一名律师。 Lane组建一个律师团队（他本人、Don Freed、一名研究员、一名档案管理员，或许还有一名卧底）帮人民圣殿教调查是否遭到恶意迫害。人民圣殿教为Lane团队的运营每月支付大约6000美元。 Anthony Katsaris是Maria Katsaris（她是琼斯镇的关键人物）的哥哥。父亲Steve Katsaris原本计划和Anthony一起去琼斯镇，而且他们一到那里就准备把Maria 强制绑架到机场回美国。因此，他告诉Anthony一定要设法把Maria带出来。 Jim Cobb, Jr.是一位黑人，他曾在圣罗莎学院 (Santa Rosa College) 的人民圣殿教奖学金下学习 牙科专业。1973年，因人民圣殿教问题而与父母分道扬镳。后来与其他人组成“八人帮”脱逃。 Carolyn Houston Boyd 是为数不多的真正住在Ryan国会选区的关切的亲戚之一。 Beverly Oliver 是黑人，她的存在可以确保种族平衡。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知道她的儿子们爱她，她希望能够说服他们回美国。 凯图马港的飞机跑道只不过是丛林中的一块空地：没有航站楼，也没有塔楼。在天黑时，机场没有灯光。遇到麻烦时，也没有机械师协助。着陆跑道甚至没有铺砌，都是泥土，就像雨林中的其他道路一样。 最初只有Ryan、Speier、Lane和Garry被接受进入琼斯镇，其他随行人则在日落后获准进入琼斯镇。 随行记者Charles Krause后来说：

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我们穿过简单的木门，沿着长长的泥泞路走向中央展馆时，我对琼斯镇的第一印象。我所看到的让我想起了内战前的南方种植园，不是因为建筑，而是因为场景。大木亭的一侧是一个公共厨房，里面的妇女们（大多是黑人）正在用大桶煮炖菜，其他人在烤面包。年幼的孩子们在看似校园的地方玩耍。还有其他人民圣殿教信徒们，无论黑人还是白人，无论年轻还是年长，都在亭子里和周围吃晚饭。亭子既是露天餐厅，又是聚会场所。

记者回忆道，琼斯有一种居高临下的威严，但很快访问团就发现他对来访感到不安。当记者围过来对琼斯提问时，他前一分钟还理性地回答，下一分钟就变得情绪化且非理性。他在回答有关脱逃者Deborah Layton和其他脱逃者的问题时吼道：

威胁，威胁，灭绝性的威胁！.... 我了解仇恨； 爱与恨非常接近。有时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出生。

然而，尽管琼斯的行为很奇怪，但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琼斯镇存在饥饿、酷刑，或者至少在最初，琼斯镇的居民迫切希望离开的迹象，也没有看到枪支，也没有看到相关亲属经常谈论的那种恐吓的迹象。

电影剧照：欢迎派对

现实照片：琼斯镇当晚的欢迎派对。

现实照片：Leo Ryan在琼斯镇的欢迎派对上

当晚，他们参加了在展馆里举行的音乐招待会。虽然派对气氛很热烈，但琼斯说，他感觉自己像一个垂死之人，并在谴责媒体和敌人的攻击时咆哮政府的阴谋论和殉道。

电影剧照

后来据报道（并经调查人员找到的录音带证实），当时琼斯已经排练过如何让Ryan的访问代表团相信琼斯镇里的每个人都很幸福且精神状态良好。 然而，当晚，两名信徒Vernon Gosney和Monica Bagby首次采取了脱逃行动。

电影剧照：小女孩偷递的纸条

在展馆里，Gosney将记者Don Harris误认为是议员Ryan，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亲爱的国会议员，（我们是）Vernon Gosney和Monica Bagby。请帮助我们离开琼斯镇。

附近的一个孩子目睹了Gosney的行为，告诉了其他信徒。

现实照片：琼斯晚上接受媒体采访。

从左到右：Jim McElvane、Jim Beam、Tim Carter、Johnny Brown Jones、Jim Jones、Charles Krause、Dick Tropp（背景）、Charles Garry、Ron Javers、Tim Reiterman 和 Bob Flick。 Harris给Ryan和Speier看了这张纸条。根据2006年Speier的说法，看到这张字条让她和Ryan意识到 “事情非常不对劲”。 当Harris在展馆采访琼斯将Gosney的纸条给他看时，琼斯表示这是脱逃者撒谎，他们想摧毁琼斯镇。 琼斯准许Ryan, Speier, Dwyer和Annibourne在琼斯镇过夜，而拒绝允许其他访问团成员（记者们和4名关切的亲属代表）在琼斯镇过夜。他们被告知，他们得自己寻找住宿。因此，记者们和4名关切的亲属代表住在了凯图马港的一家小酒吧的地板上过夜。 那天晚上，和圭亚那治安官一起喝酒时，他们得知，琼斯镇确实有枪，并且有几名信徒试图逃跑。治安官告诉他们，一些脱逃者身上有瘀伤，可能是遭受酷刑造成的。 1978年11月18日 1978年11月18日不仅是Ryan访问团到来的日子，还是Grace Stoen和分居的丈夫Tim赢得加州法院的裁决，授予他们对儿子John-John的共同监护权后一年的第二天。（气氛紧绷到极点了...） 18日清晨，琼斯镇里有11名信徒感到了危险，他们离开了琼斯镇，一路走向与凯图马港机场相反的方向，前往马修岭镇。这些脱逃者中就包括琼斯镇的安全组主管Joe Wilson的妻子和儿子。 注：Joe Wilson的妻子Leslie Wagner Wilson背着3岁的儿子Jakari Lafayette Wilson和一小群脱逃者步行了48公里逃到了安全地带。仅仅几个小时后，她的妈妈、姐妹、兄弟和丈夫都在了琼斯镇的“集体自杀”。

现实照片：Marceline带访问团参观琼斯镇公社，努力做好人民圣殿教的PR。

18日上午晚些时候，当记者和关切的亲属代表回到琼斯镇时，琼斯的妻子Marceline带他们参观了琼斯镇公社。 18日的突发骚乱

现实照片：在琼斯镇操场中心的卡车即将开往凯图马港。琼斯被他的高级助理围着，紧张的信徒们在一旁看着发生的一切。

18日下午，Parks 一家和Bogue一家，以及姻亲Christopher O'Neal和Harold Cordell，上前要求Ryan访问团护送他们离开琼斯镇。 Parks家在琼斯镇负责管理医疗诊所。Edith Parks（白人老妇人）对记者Harris说，1978年春天，他们家的一些人来到琼斯镇。他们立即感到这是一个错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们家与Bogue家以及Richard Clark夫妇讨论了秘密逃跑的计划。事实上，Richard Clark已经成功离开了琼斯镇。 琼斯的养子Johnny试图劝说Jerry Parks不要离开时，Jerry Parks回答：“不可能，这里就是一个共产主义俘虏营！”

琼斯与潜在的脱逃者Edith和Harold Cordell谈。Jim McElvane在一旁观望。

琼斯走过来，请Edith Parks和他单独谈一下。琼斯恳求她，Parks家至少不要和Ryan一行人一起离开。他声称Parks一家如果想要离开，他们可以离开，只要他们别与琼斯镇的敌人扯上联系。如果他们愿意在Ryan访问团离开后的两三天后再离开，琼斯甚至愿意支付他们5千美元路费。琼斯确实让Edith Parks动摇了，但她的孙子Dale Parks不相信琼斯的话，他坚持要现在就和Ryan一行人离开琼斯镇。 除了Parks家之外，琼斯还必须面对失去农业主管Jim Bogue（他是农业学家）的情况。Bogue一家人看到Parks家采取行动后，也立刻向Ryan宣布了他们家也想离开。年轻的Thorn Bogue打完篮球后闲逛过来，看看发生什么事了。当他得知他们家可以离开琼斯镇，他很高兴，因为这正如他如愿。他加入了脱逃者，在展馆周围等候，准备去卡车那里离开琼斯镇。然而，他19岁的妹妹Marilee拒绝离开琼斯镇。 琼斯最终允许了这两个家庭以及Gosney和Bagby都离开琼斯镇。

电影剧照

Bonnie Simon站在那里尖叫着，说她的丈夫Al Simon要带着孩子们离开。Al Simon是美国印第安原住民，琼斯镇的安全主管之一。他把两个孩子带到Ryan那里，让他帮孩子办理回美国所需的文件。Al恳求Bonnie回美国，但她拒绝。 Ryan的访问计划是在琼斯镇住两晚。因此，Ryan表示，如果Al Simon愿意的话，他可以确保他能够在第二天和Ryan一起离开。如果出现任何法律困难，代表琼斯镇的律师们也决定留下来。 事实上，这突发的数名脱逃者对琼斯来说是再一次沉重的打击。琼斯痛苦地说：“我失败了... 这些叛徒... 一切都失去了... 我为我的人民而活，因为他们需要我... ” Garry 看到了琼斯出现了可怕的反应，琼斯的反应就好像他陷入了恐慌。Garry告诉琼斯：“胡说八道！如果他们想走，就让他们走吧，祝他们一路顺风！” 虽然有这些骚动，但Ryan仍然向Garry和Lane表示琼斯镇是个美好的地方。他将发布一份报告，用基本上以良好的措辞来描述琼斯镇。 Ryan表示，他采访的60名在琼斯镇里的亲属，没有一个人愿意离开琼斯镇。这14名脱逃者只占琼斯镇居民的一小部分。脱逃者的被监禁的感觉，很可能是因为同伴的压力和这里交通不便引起的。 Ryan还表示，即使900多人中的200人都想离开，“我仍然会说这里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Garry将Ryan的话如实转述给琼斯。 事实上，琼斯镇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但没有发现证据表明居民营养不良或存在严重的身体虐待的现象。 当时大约有20名信徒决定和访问团一起离开琼斯镇，而剩下的其他900多名信徒仍然决定留下来。 尽管琼斯看起来有些精神不太正常，但他当时还是有许多忠实的追随者。

Patty Cartmell是琼斯的的秘书。

突然，一个高个子男性信徒Don Sly（他是关切的亲属Neva Sly的前夫）抓住了Ryan的脖子，尖叫：“Ryan议员——你这个混蛋！” Garry和Lane设法抓住了他挥着刀的手。Tim Carter冲上前，将刀从Ryan身上撬开。Sly手腕的血溅到了Ryan的衬衫上。 琼斯站在大约四英尺远的地方，面无表情、超然地看着这一切。 这个突发的袭击事件很快结束了Ryan的访问。Dwyer劝说Ryan不要再住一晚了，立刻离开琼斯镇。Ryan仍然想留下来解决第二天Simon的监护权纠纷。 Ryan照Dwyer说的做了，承诺第二天回来解决Simon的纠纷。

现实照片：卡车最后一次离开琼斯镇。Chris O’Neil 在前景里。Edith Parks穿着塑料雨衣，戴着棒球帽。Tim Reiterman从卡车后部向外望，Bob Flick（戴白帽子）在他的左边，Dale Parks 在他的右边。

Ryan访问团的大部分人已经上了大型自卸卡车，准备前往凯图马港机场离开。这时，Ryan也上了卡车。

Anthony Katsaris 和 Maria Katsaris

Anthony Katsaris 全程从未真正与Maria公开交谈过。当他走向卡车时，他做了最后一次努力。 Anthony拿出父亲Steve送给他的银色十字架，试图把它放在Maria的手里。Maria问：“这是什么？” Anthony说：“拿着吧！” 然后他转过身去，因为他知道带不走Maria。Maria将十字架扔进潮湿的泥土中，说：“告诉Steve，我不信上帝。” 在卡车即将出发时，信徒Larry Layton要求加入脱逃者，离开琼斯镇。脱逃者Dale Parks不信任Larry Layton，因为Larry是琼斯的亲信。Parks告诉Jackie Speier，Larry可能不是真的想离开琼斯镇。 注：Larry Layton 是脱逃者Deborah Layton的兄弟，人民圣殿教领导层人员之一。他是反战人士，曾出于良知拒服越战兵役。他的父亲是一名科学家，曾做过化学战研究，母亲是来自德国的犹太移民。在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发生的10天前，她因癌症晚期去世了。1967年，他和Carolyn Moore结婚。1968年，两人加入人民圣殿教，当时信徒数量只有136人。 18日的机场枪袭

现实照片：脱逃者等待登上小型飞机。Tim Reiterman, Jackie Speier和Charles Krause 在一旁观望。 一辆载满人民圣殿教信徒的拖车在背景中驶近。Patricia Parks和Tommy Bogue在Teena Bogne身后的台阶上等待。

原本计划的是，访问团乘坐圭亚那航空公司的一架19人座的飞机返回乔治城。由于脱逃者人数增加，需要额外的飞机。据此，美国大使馆安排了第二架飞机，一架6人座的小型机。 当他们于16:30–16:45左右抵达机场时，6人座机没有按计划时间出现。直到17:10, 飞机才抵达，大家开始登机。 Jackie Speier 负责分配座位。她决定让来自琼斯镇的未婚成年人乘坐6人坐机，让关切的亲属的家人，媒体访问团与Ryan一起乘坐19人座机。 登机之前，Dale Parks再次要求Speier不要让Larry Layton登上任何一架飞机。Speier很害怕。她去问Ryan。Ryan说，“你为什么不让他坐6人座机，而你可以坐19人座机呢？” Speier同意了。 在机场，Joe Wilson走过去和一些要离开琼斯镇的人聊天。Wilson问Jerry Parks，他要乘坐哪架飞机，Parks指了下19人座飞机。随后，Wilson又走过去与Larry Layton交谈。分别时，在Layton的绿色雨披下两人握了手。 当琼斯镇的脱逃者们登上6人座机时，Ryan对他们逐个搜查，寻找那个他们担心可能携带武器的假脱逃者。但Larry Layton已经登机完毕，没有被搜查到。记者Reiterman举报了他。Ryan坚持让Layton出去接受搜查。他通过了搜查，clean。 6人座机安置完后，Ryan和其他人开始登机，记者们在争论座位分配。这时，他们看到一辆红色拖拉机和拖车朝他们驶来。看起来琼斯镇的人还有事情要处理，但不知何故，他们看起来并不友好。Speier设法催促大家加速登机。 6人座机已准备起飞。Monica Bagby坐在飞行员旁边，Larry Layton在飞行员身后，Vernon Gosney挨着Layton。Dale Parks 和 Tracy Parks坐在后面。 下午5点左右，飞行员终于发动飞机，将飞机滑行至跑道尽头，准备起飞。突然，飞机向一侧倾斜并刹车停了下来。飞行员被牵引拖车的拖拉机打断了。 Gosney从飞机的窗户往外看，看到拖车里站着一群白人和黑人。

电影剧照：机场枪击

年轻的Stanley Gieg开着拖拉机穿过跑道，绕过19座机仍在装载的一侧。拖拉机牵引的拖车里站着琼斯最信任的一些保安人员，即“红旅安全队”：Tom Kice, Ronnie Dennis, Bob Kice, Anthony Simon, 也许还有另外两三个人。Joe Wilson和Wesley Breidenbach也在那里。 当拖拉机接近飞机约9米内时，Anthony Simon和另一名男子从拖车上跳下来，走到拖车旁边，把手伸进拖车床，拿起步枪，开始向聚集在飞机外的人们开枪，同时至少有2名枪手徒步绕着飞机转圈扫射。 在6人座飞机的机舱内，Larry Layton掏出了一把点三八手枪击中Gosney和Bagby。Gosney看到Layton把枪对准了后座的人，立刻伸手从Layton手中夺走了枪。Dale Parks 立刻抓住枪。Gosney从Layton的手臂中挣脱出来，跳下飞机，穿过一片废墟，跑向丛林。 注：Larry Layton被告知，有CIA人员冒充人民圣殿教信徒进入琼斯镇渗透。这个“冒充者” 与 Ryan一起 “叛逃”，稍后便会入侵琼斯镇。Larry被指示冒充脱逃者，然后在飞机升空后向飞行员开枪，使飞机坠毁。Larry同意了。因为他相信通过这种牺牲自己的方式，他将拯救其他900多人的生命。他被告知这将为其他人争取到时间转移到古巴。 Bob Brown试图继续拍摄，并向Steve Sung喊道：“我们分散开！” Bob Brown的录像带里捕捉到了枪击事件的前几秒。 记者们、Ryan、Dwyer、Speier以及仍在登机的关切的亲属们随着步枪射击的声音四散奔逃。一些人俯冲到飞机起落轮后面躲避，一些人倒在原地。当步枪手发现他们时，鲜血从撕裂的肉中喷出。 Speier就地装死。Bob Flick惊恐地看到一名男子走上前来，对Ryan射击。 在袭击开始几分钟后，枪声停止了，拖拉机用拖车把人拉走了。 枪击事件发生后，6人坐飞机的飞行员Tom Fernandez、19座飞机的飞行员Guy Spence机长和副驾驶员Astil Rodwell Paul以及受伤的Monica Bagby乘坐飞机逃往乔治城。19座飞机和其他人不得已被留在机场跑道上。

现实照片：凯图马港枪袭后的第二天早上，Tim Reiterman用Greg Robinson的相机拍摄了机场枪击事件的结果。

记者Reiterman拍摄了机场枪击事件的结果。 幸存者逐渐聚集在一起，照顾伤者并清点死亡人数。 5名死者（如上图按顺时针方向）：国会议员Ryan（中了20多枪）、NBC记者Don Harris、摄影师Bob Brown、脱逃者Patricia Parks（靠近行李右侧）和摄影师Greg Robinson（靠近左侧飞机轮）。 9名受伤者：Jackie Speier（身中五枪，腿部严重受伤，但她幸存）；Richard Dwyer（臀部被子弹擦伤）；Steve Sung, Tim Reiterman, Ron Javers，Charles Krause，Anthony Katsaris, Carolyn Houston Boyd和Beverly Oliver。 被留下了的大多数人在凯图马港咖啡馆过夜。伤势较重的人睡在机场的一个小帐篷里。第二天早上，一架圭亚那政府飞机抵达，帮助他们撤离。 18日傍晚琼斯镇“集体自杀” Ryan等一行人离开琼斯镇后，Marceline在公共广播上通知大家，一切进展顺利，都很好，并要求信徒们回家等待。 在等待Dwyer从凯图马港返回时，Mark Lane 和 Charles Garry 闲逛了大约一个小时。 他们一起回顾了18日这一天，Garry认为仍然是相当成功的一天。 Jim McElvane 走上前来，他是一位身材魁梧的黑人，曾是一名心理治疗师。他负责为人民圣殿教在加州处理房地产业务。他两天前才抵达琼斯镇。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来自肯塔基州、爱开玩笑的白人Jack Beam。近25年来，Beam一直是琼斯的知己。两人想知道律师们对脱逃有何看法。 当他们谈论这件事时，公共广播响起：“大家到展馆集合。” 数百人开始从宿舍和小屋涌出，其中许多人还穿着周日盛装迎接游客。他们互相开玩笑。有些人说：“我们喜欢这里。我们不会去任何地方。” Beam和McElvane带着律师们和人群一起走，然后把他们转移到展馆附近的学校避难所。 琼斯坐在木匠打造的木架上。Harriet Tropp 坐在他旁边，Maria Katsaris在后面徘徊。琼斯宣布：“一切都完了！这里的每一把枪都不见了！” 注：Maria Katsaris是人民圣殿教的核心人员之一。当时，年仅24岁。她的父亲（Steven Katsaris) 是一所残疾儿童的圣三一青年学校的第二代希腊东正教校长。Maria 是通过一位在她父亲学校工作的人民圣殿教信徒的接触加入的。Maria 也是琼斯的情人之一和行政密友之一。后来，她是主要负责抚养John-John（Grace Stoen的儿子）的养母。 琼斯告诉他们，Larry Layton和Jerry Parks并不是真正的脱逃者。 事实上，当Larry离开前，他拥抱琼斯，并在琼斯的耳边低声说，“你会为我感到骄傲。” 但琼斯告诉其他人：“我没有在他身上发现任何武器。” 当Garry向琼斯询问Don Sly的袭击事件时，Garry说：“吉姆，这是挑衅行为”。 琼斯回答道：“哦，不，我不这么认为。人们非常沮丧和愤怒。” 然后，他脱口而出：“为什么那个该死的傻瓜会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情况下从国会来到这里？” Garry告诉琼斯，这种行为将是对琼斯镇的侮辱。 到了下午5点多了，快到6点了。Maria Katsaris走过来说：“吉姆，我想和你谈谈。” 她把他拉到一边。一阵耳语之后，琼斯回来了。 琼斯以一种奇怪的实事求是的语气告诉两名律师：“Charles，你和Mark得去东边的客房。你们的生命在这里并不安全。大家对你们感到愤怒。” 但在Charles Garry看来，人们并未对他们有愤怒。琼斯夫妇收养的韩裔儿子Lew Eric 拿起Lane的行李和Garry的公文包，带他们去了客房。 Maria Katsaris回到琼斯的小屋，准备一个装有55万美元，13万圭亚那币和一个信封的手提箱。信封里有两本护照和三封指示信。信件主要是关于银行账户持有人的遗嘱。信件中列出的账户余额总计超过730万美元。而这个手提箱是准备交给苏联共产党的。 Annie J. McGowan（她是Deborah Layton脱逃后的帐户签名人）签署的便条上写道：

我代表人民圣殿教这样做，因为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希望我们的钱能够造福于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

以及一封写给苏联大使馆领事Feodor Timofeyev的信：

亲爱的Timofeyev同志： 以下是关于我们要留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共产党的所有资产的指示信。这封信中有指示银行向您寄出银行本票的信件。我代表人民圣殿教这样做，因为我们作为共产党人，希望我们的钱能够帮助全世界受压迫的人民，或者以你们的决策机构认为合适的任何方式。

Mike Prokes（31岁），Tim Carte（30岁），Mike Carter（20岁）被告知把这个装有人民圣殿教资产的手提箱交给乔治城的苏联大使馆。但当他们意识到即将发生的事情时，他们很快就放弃了把手提箱送到苏联大使馆的计划。 Prokes和Carter兄弟扔掉了大部分现金。他们在前往凯图马港人民圣殿教的船的途中被捕了。 由于Carter兄弟俩和Mike Prokes在集体自杀开始之前被交付了这项任务，因此他们三人在琼斯镇集体自杀里幸存了。 注：Tim Carter 来自Burlingame，父亲是国税局代表。他曾是越南老兵。Carter曾假装“逃离”琼斯镇，然和找到关切的亲属组织，设法收集他们的信息以及想查到关于Teri Buford的消息。 Cater将收集到的信息转给给乔治城总部的Sharon Amos，然后又从那里转发给琼斯镇的琼斯。 关切的亲属告诉Carter，Deborah Layton向Ryan通报了琼斯镇情况。Carter惊呼：“哇，这是政变啊！” 与此同时，Carter产生了一些不同的想法。在他自己离开琼斯镇后，他想让他的妻子和孩子离开 后来，Tim Carter回忆道，他们回到琼斯镇时，像疲惫的士兵一样望着发生的惨剧。他拼命寻找妻子和儿子，最终见到的是自己儿子被毒死了，妻子绝望自杀了。当时，Carter精神崩溃，接着就被同样慌乱的弟弟拉着离开了琼斯镇。 Mike Prokes是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人民圣殿教的公关之一。他是莫德斯托 (Modesto) 的一名电视新闻记者。1972年10月，他首次联系人民圣殿教，想要报道琼斯。 Prokes曾是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市的一名高中橄榄球运动员。在人民圣殿教的例会上，Prokes曾被指控对同龄女性感到不自在，他需要正视自己是同性恋，受到了性羞辱和惩罚。 （这是一种琼斯从控信徒的方式：通过各种方式羞辱信徒，令他们妥协，达到强化琼斯个人完美形象的目的。） 1975年1月，Carolyn Moore Layton生下了一个黑发男孩，取名为Jim Jon ，但名字叫Kimo。 为了使这个孩子合法，在琼斯的要求下，Prokes办理了与Carolyn的结婚注册手续，给了孩子他的姓氏Prokes。在Kimo的婴儿手册里，Carolyn只填写了两个条目：祖母 (Lynetta Jones)和父亲 (“Carolyn”)。然而，在人民圣殿教里，大家都知道琼斯才是Kimo的父亲。 琼斯镇事件之后，起初，Mike Prokes想向人民圣殿教的敌人报仇，但其他幸存者告诉他这不会有任何结果。回到加利福尼亚后，Prokes退出了与其他正在接受咨询的幸存者的社交活动，并开始写一本讲述琼斯镇“真实”情况的书。 1979年3月，即琼斯镇事件4个月后，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的一家汽车旅馆房间里，Prokes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 有8名记者参加。 Prokes告诉与会记者：“我不能、也不想与死者撇清关系。(琼斯镇的)人们不是被洗脑的狂热分子或邪教分子；他们是被洗脑的人。人民圣殿教不是邪教。” 然后，他递给他们一叠关于这个主题的著作。然后，Prokes借口去洗手间，关上门，打开水龙头以掩盖声音，用手枪朝自己的头部开枪自杀了。 在Prokes尸体旁边发现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

不要接受任何人的分析或假设，认为这是琼斯镇绝望的结果。我可以活着并应对绝望。这也不是一种“被影响”或“被洗脑”的思维行为——以防有人试图以此冒充。事实是，一个人可以理性地选择以正当的理由去死，而我就是这么做的。如果我的死没有促使人们重新审视是什么导致了琼斯镇的结局，那么这样的生活也不值得过下去了。

在Prokes自杀前几天，他给几个人写了便条，还附上他写的关于人民圣殿教的30页声明。一封便条寄给了《旧金山纪事报》专栏作家Herb Caen，他转载了他收到的便条：

你曾经观察到关于我的‘完全奉献’并不是对吉姆·琼斯——而是对一个由那些已经没有什么可失去的人组成的组织（人民圣殿教）。无论人们对人民圣殿教持何种看法，也许最相关的事实是，它充满了被遗弃者和穷人，他们正在寻找他们在我们社会里找不到的东西。”可悲的是，还有数百万人有着各种不同但迫切的需求，他们的生命将以悲剧告终，就像每天发生的那样。无论你如何切割，你都无法将琼斯镇与美国分开，因为人民圣殿教并不是凭空诞生的，尽管人们试图孤立它，但也终没有实现。

Prokes还将他的声明副本发送给Charles Garry。1979年3月13日的手写文本如下：

Charles-我只是想感谢你和在场的所有人为我的朋友们提供的所有帮助。在最需要的时候，你给了我极大的安慰。请大家照顾好自己，再次感谢你坚定的支持。非常感谢，Mike Prokes附： 你可能不同意我在所附材料中的所有看法，但无论其价值如何，这是一次诚实的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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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Marceline和助手们准备了一个大金属桶，里面装有参有剧毒药物苯海拉明、异丙嗪、氯丙嗪、氯喹、水合氯醛、烦宁和氰化物的葡萄调味剂饮料。这种有毒混合物是在琼斯镇的医生Larry Schacht的帮助下配制的。 注：Larry Schacht是德克萨斯人，曾是冰毒瘾君子。在琼斯的帮助下，他戒毒了。随后， 他在人民圣殿教的大学学费资助项目下，在圣罗莎社区大学学习医学预科课程，成了一名医生。Schacht一直在研究在可预见的大规模自杀中，一个人死亡的最佳方式。 1978年5月，琼斯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医生请求被允许在琼斯镇的猪身上测试氰化物，因为它们的新陈代谢与人类接近。 自1976年，琼斯获得珠宝商许可证购买氰化物（据称是为了净化黄金）以来，人民圣殿教每月都会收到半磅的氰化物。 Garry和Lane独自坐在东边的客房里等待着，心里很纳闷发生什么事了。 大约十几个人来到大约12米外的一个棚子前，打开它，开始拿出步枪和弹药箱。 Don Sly悠闲地走上来，坐在客房的门廊上。Garry 大声喊道，“Don，你还好吗？今天下午你有没有被吓到？” Sly回道：“Garry先生，出于对您的尊重，我不想讨论这个问题。” 然后，Sly看着其他人把枪和弹药运走。 过了一会儿，两个年轻人走了过来，笑容满面，甚至大笑起来。他们有枪，但没有瞄准。Garry认出其中一人是Johnson少年，他曾在美国参加了Garry为黑豹党成员辩护的庭审。 Garry问Johnson：“这是怎么回事？” 他们回答：“我们正在进行革命性自杀。” Lane仔细地估量着局势变化。他试探着问道: “没有其他选择吗？” 他们回答：“没有。” Lane保持镇定，提议说：“好吧，Charles和我为这些年轻人以革命拳头敬礼。 Lane问他们：“我们怎么离开这里呢？” 他们回答：“你们坐飞机吧。” Lane说：“可我们没有飞机啊。” 他们说：“你们要做的就是绕到那里，进入灌木丛，然后沿着灌木丛里的琼斯镇路走，进入凯图马港。” 说完，两个青年转身就走。 Garry和Lane没有浪费时间，立刻就出发了。走着走着，就听见展馆里传来了叫喊声。“我们不要分裂。” 两位律师溜向灌木丛，穿过木薯田和丛林，朝琼斯镇路走去。当他们接近空地边缘时，前方出现了两三个男性，他们拎着箱子，朝丛林走去。 Garry和Lane愣了一下，趴在地上，然后慢慢爬向灌木丛躲避。借着暮色的余光，他们涉入丛林大约30米，然后在逐渐变暗的黑暗中停了下来。 在展馆，琼斯的一些助手和医务人员站在桌子周围，已经准备好了毒饮料。 护士助理Odell Rhoades（幸存者）看到手持枪支和弩的警卫出现在展馆周围。 几乎所有琼斯镇的居民都挤在里面，连厨房工作人员都被拉了进来。一个女孩跳上舞台，开始跳舞并尖叫道：“我要成为一名自由斗士。” 现在琼斯已经准备好向聚众讲话了。人民圣殿教集会中常用的录音机正在运转。 1978年11月18日傍晚，琼斯在展馆内召开的会议的部分内容被记录在一份44分钟的磁带，被称为“死亡磁带”。 （链接：发不出来） 从这份死亡录音里，我们可以听到，集体自杀的集会上的情况。 （以下是磁带里的内容还原） 琼斯说：

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让你们过上美好的生活... 尽管我已经尝试了一切，但我们的一小部分人仍然用谎言让我们的生活变得不可能。我们无法摆脱今天所发生的事情... 离开琼斯镇的人背叛了我们... 有些人偷了别人的孩子，他们现在正在追杀他们，因为他们偷了自己的孩子... 我认为这不是我们想要对我们的孩子做的事情...他们会用降落伞空降到我们这里... 所以我的意见是，善待孩子，善待老人，安静地走过去，像古希腊人一样，喝下（毒）药； 因为我们不是在自杀——这是一种革命性的行为。我们回不去了；他们不会放过我们。他们现在回去会说更多的谎言，这意味着更多的国会议员。我们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生存。我知道，那架飞机上的其中一个人会射杀飞行员。我没有计划，但我知道它会发生。他们会射杀那名飞行员，然后飞机会坠入丛林，结束后我们最好不要留下任何孩子，因为他们会跳伞降落在我们身上。

一位名叫Christine Miller的女信徒与琼斯争论。她反对自杀的做法，设法阻止琼斯执行“革命性自杀”。 Miller说：“我认为离开（琼斯镇）的人太少了，不足以让1200人献出生命。” 她提议琼斯可以向苏联求助，把大家转移到苏联。 琼斯结结巴巴地说，“你认为苏联会希望我们带着这样的耻辱吗？” Miller说：“只要还有生命，就有希望。 这是我的信仰。” 琼斯反驳道：“好吧...人固有一死。一些地方的希望破灭，是因为（那里的）人都死了。我还没见过有没死的。” Miller坚称：“我还没有准备好去死。” 琼斯说：“我认为你是没准备好。” Miller继续说道：“我看着所有的婴儿，我认为他们应该活下去。” 琼斯继续说道：“我同意你的看法。但他们难道不应该得到更多吗？ 他们应该得到和平。... 他（Tim Stoen）做了他想做的事——摧毁了我们。” Miller讲道理地说：“是我们让他们，敌人，摧毁了我们。” 琼斯说：事实并非如此当。我们彻底没了（死），才是我们赢。Tim Stoen就没有其他人可以憎恨了，那么他（接下来）就会毁掉他自己。” （琼斯的这句话让我想起，我以前看过的一个关于农村自杀情况的社会研究报告提到，其中有一部分便是因怨恨而复仇的心理：用自杀死向对方报复） 但Miller继续坚持地说： “作为个体，我们都有权决定自己的生命。” 琼斯对此表示同意。 Jim McElvane插话劝说：“Christine，你现在能站在这里全是因为他（琼斯）首先在这里了。所以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拥有自己的生命？！” 会上的气氛发生了变化。 琼斯引用了耶稣的一位使徒的话，说：“保罗说，T是一个生不逢时的人。” 我生来不合时宜，就像我们所有人一样。而我们能做的最好的见证就是离开这个该死的世界。” 会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 一位老妇吟诵道：“你必须做好死的准备。” 琼斯念叨着古老的福音短语：“放下你的重担，我要在河边放下我的重担。” 然后有人问琼斯怎么能让John-John（6岁多）死呢。 琼斯回答道：“你认为我会将John-Jonh的生命看得比他人的生命更高吗？我不偏爱任何一个。 我对John-John的喜欢并不多于对Don Sly的爱。我不能那样做。我无法将自己与你们或他们的行为分开。如果你们做错了什么，我会和你们站在一起。如果他们想来抓你们，就得先抓我。” 琼斯认为，对于孩子们来说，生比死更糟糕：“我们把孩子交给他们，那么我们的孩子将永远受苦。” 这时，人群中的其他人纷纷做出了决定。 一名男子说：“我们都准备好了。如果你告诉我们现在必须献出生命，我们准备好了。其余的兄弟姐妹都和我在一起。” 琼斯说：“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阻止这件事发生。但我现在明白了，是主权存有的意愿（the will of Sovereign Being），让这件事发生在我们身上，让我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抗议所发生的事情。” 琼斯指出，大多数白人都和Ryan走了。“我非常感谢那些不知道自己是谁的人。” 他对留在琼斯镇的人们说，“如果你们想离开，你们今天就和他们一起离开，因为今天任何人都可以离开。” 然后发出 一阵骚动。去凯图马港的那些人回来。 琼斯问道：“现在发生什么了，伙计们，现在发生什么了？... 报平安！报平安！报平安！” 琼斯以为Dywer已经按照计划乘卡车回来了，于是坚持说：“带Dwyer去东边的客房。” 有人喊道：“坐下。” 琼斯试图安抚人们。“告诉他们，伙计们。这很容易。这很容易。是的，亲爱的”，他转向一位女士。还有些人谴责离开的白人，说：“他们不是我们的一部分。” 琼斯插话道：“别说话。国会议员被杀死了。” 人群安静下来。背景里只有风琴音乐嗡嗡作响。 琼斯说：“这就是后果！这就是后果啊！他们侵犯了我们的隐私。他们闯到我们的家。他们在 9656公里外跟踪我们。红旅向他们展现了正义。国会议员死了。” 琼斯的声音变得更响亮：“请把药拿给我们。很简单，很简单。（药性发作）没有抽搐痉挛。把药拿来吧，在一切都还不晚之前。我告诉你们，圭亚那国防军会来到在这里。快动起来，动起来，动起来。” 两名护士把“药”拿了过来。Judy Ijames 来到麦克风前，试图组织拥挤的人群，说： “站在过道上的人排好队。大家到桌子后面往这边走，好吗？没什么可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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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是最先被迫服毒的。两个带着婴儿的年轻女性上前开始。 Ruletta Paul拿起一杯毒饮料，倒了一些到自己孩子的嘴里，然后自己把剩下的喝下去，走出了展馆。身后的女性抱着自己的孩子跟着照做。 展馆一片混乱。人们四处奔走，试图寻找家人，拥抱朋友，排队领取毒饮料。 Judy Ijames继续指示：“年长一点的孩子帮助关爱一下小孩子，安抚下他们。他们不是因痛苦而哭泣，只是味道有点苦。” Stanley Clayton（幸存者）亲眼目睹了，母亲抱着宝宝走到装有毒药的大桶，琼斯走近人们，鼓励人们喝下毒药。当成年人看到毒药发作后，他们表现出不愿意死。 毒药令成人估计20-30分钟内死亡，儿童5分钟内毒发死亡，婴儿毒发死亡的时间更短。 Jim McElvane再次来到麦克风前，讲述了一个关于他如何使用转世疗法来跟踪客户前世的故事。他说：“当他们迈向另一边时，每个人都非常高兴.... ” 这时，背景里出现孩子们的尖叫声，哭喊声，“不！不要，妈妈！” 淹没了McElvane的话。时而有孩子说：“妈咪，我觉得不舒服。” （这个部分是44分钟录音里最令人心碎的部分 ） 一位名叫Irene Edwards 的老年黑人女性走过来，通过公共广播斥责其他人：“我只想为我看到站在周围哭泣的每个人说几句话。这没什么可哭的。这是我们大家都应该感到高兴的事情。我只是在想吉姆·琼斯。他只有受苦、受苦、受苦。” 混乱中的喧闹声和抽泣声中响起了掌声。但琼斯似乎再没有心情听任何赞美他的话。 琼斯接过麦克风说：“拜托，看在上帝的份上，让我们继续吧。我们曾活过。我们的活法和爱与其他人的不同。我们已经拥有了你们所能拥有的一切... 让我们结束这一切的痛苦吧。” 人们鼓掌得更厉害了。 琼斯继续说道：“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这是一次革命性自杀。这不是自我毁灭性的自杀。所以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他们会为此付出代价。我把这个命运留给了他们。” 一名男子提起了德国犹太人的命运，说： “孩子们现在躺在那里，我宁愿看到他们就这样躺着，也不愿看到他们像犹太人那样死去，无论如何，那样太可悲了。” 孩子们的哭声不断。男子表示，他感谢 “爸爸” 给了他们生命，也给了他们死亡。 当人们穿过队伍领取有毒的FlaVor-Aid时，琼斯告诉他们：“我们试图找到一个新的开始，但为时已晚。 你无法将自己与你的兄弟姐妹分开... 我不知道是谁开枪的。 我不知道是谁杀了国会议员。 但就我而言，我杀了他。 你们明白我说的吗？ 我杀了他。” 他念叨着： “他就不该来，我告诉他不要来。” 一个孩子大叫起来。琼斯说：“这只是让你休息的东西。” 琼斯喊道：“哦，上帝，终于自由了。” 琼斯又说：“我请你们不要再让你们的孩子激动，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只是为了安静地休息……我们是黑人、骄傲的社会主义者吗？还是我们是什么？现在不要再说这种废话了。快点儿，再快点儿，我的孩子们。我只想说，别落入敌人手中……快点儿，我不想让我的前辈们陷入这样的困境。快点，快点，快点。” 琼斯不断敦促信徒们执行“革命性自杀”。 琼斯向某人告别：“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他告诉欢呼的人群，Jim Cobb死在飞机跑道上，但年轻人幸存了。 大桶被拿出来给剩下的大人们。 一个男子说：“我想说的是我的... 我所谓的父母充满了仇恨和背叛。我认为你们这里的人应该想想你们的亲属都是些什么人，要为孩子们的安息而感到高兴。我想说，我感谢“爸爸”让我坚强地承受这一切，并使我为此做好准备。谢谢！” 注：他的话间接暗示了，琼斯曾经策划并演习过自杀的做法。 根据脱逃者的说法，“革命性自杀”是你可以载入史册，说你选择了自己的路，这是你拒绝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的承诺。 Deborah Layton在她的宣誓书中描述了琼斯镇的“革命性自杀”模拟演习：

32. 在一次“白夜”演习，我们被告知，我们的处境已经绝望了，我们唯一可以采取的行动就是为了社会主义荣耀进行集体自杀。我们被告知，如果我们被活捉，就会受到雇佣兵的酷刑。每个人，包括孩子们，都被告知排好队。当我们通过队伍时，他们给了我们一小杯红色液体喝。我们被告知液体含有毒，我们会在45分钟内死亡。我们都照做了。当我们应该死去的时候，琼斯牧师解释说，毒药不是真的，我们刚刚通过了忠诚度测试。他警告我们，离我们必须死于自己的双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一名年轻女子尾随其后，说： “很高兴与你们大家一起走在这场革命斗争中。我别无选择，只能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献出自己的生命，我非常非常感谢 “爸爸”。” 琼斯看到人们毒发死亡的反应时，说：“要死得有尊严。有尊严地献出自己的生命，不要带着眼泪和痛苦。我告诉你，我不在乎你们听到多少尖叫声，我不在乎你们有多少痛苦的呼喊……死亡比再活10天要好100万倍。如果你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如果你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你们会很高兴今晚能跨过去这一切。” Odell Rhoades是琼斯镇的夜间护理勤务员。在排队的喧闹声中，Rhoades帮忙把一个因毒性发作而抽搐的小男孩抱到了院子里，轻轻地放下。他在田野上走来走去，设法安慰那些从展馆走入死亡的人们。 Marceline过来拥抱了Rhoades，感谢他的仁慈之举。 Rhoades看到父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中毒身亡的情景，场面既歇斯底里又混乱。大多数在场的人静静地等待着自己的死亡。许多聚集在一起的信徒走来走去，就像处于恍惚状态。 Rhoades决定，他不想因为别人的所作所为而自杀。 这时，琼斯镇的医生Larry Schacht 打来电话。他需要一个听诊器。 Rhoades向前一跃，告诉了Phyllis Chaiken。两人越过一名警卫来到了医疗区。当Phyllis在Schacht的办公室里寻找听诊器时，Rhoades假装在另一处搜寻，然后他潜入建筑物下面，躲起来，等待着。随后他将逃往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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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 Carter表示，信徒们被武装警卫包围，使他们面临着要么自己喝毒饮料“自杀”，要么被警卫射杀的两难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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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越来越多的信徒死亡，最终警卫们自己也被叫来服毒自杀。 另一位聪明的年轻黑人，Stanley Clayton，同样决定不执行自杀。他漫步到展馆的外围，假装是找朋友，并告诉他们他要回去，从而绕过了一两个警卫，然后消失在一座建筑物后面，向灌木丛飞快逃跑。 幸存者79岁的Grover Davis 因患有听力障碍，错过了广播的集会通知，后来躺在沟里假死。 幸存者76岁的Hyacinth Thrash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爬到床底下躲起来，直到自杀事件结束后才出去。 当磁带录完时，琼斯恳求道：“把我们的生命拿去吧。我们倒在这里。我们累了。我们没有自杀。我们执行的是革命性自杀，抗议这个不人道的世界。” Charles Garry和Mark Lane一起躲在丛林里。过了一会儿，Garry听到了三声枪响。 Stanley Clayton也听到了枪声。他从通往凯图马港的道路向相反的方向逃走后，他潜回琼斯取护照。他听到四声枪响。 琼斯镇的宠物黑猩猩在其中一只身后大叫起来。Clayton僵住了。又一声枪响，接下来安静了。Clayton继续前进，他到达琼斯镇，溜进存放护照箱的办公室。 一声爆炸让Clayton停下了脚步。当他一动不动地站着时，他意识到又是一声枪响。接下来又是安静。Clayton翻找到了他的护照，然后离开。 18日“集体自杀”后的琼斯镇惨状 琼斯的小屋里躺着12具中毒者的尸体： Carolyn Moore（31岁）, Karen Layton, Maria Katsaris（24岁）, Jim McElvane, 另外6名成年人, 以及琼斯声称是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Carolyn的儿子Kimo（3岁多）和挨着Maria的John-John（6岁多）。

现实照片：琼斯的妻子Marceline。

在琼斯妻子Marceline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张纸条，日期为1978年11月18日，由Marceline签名并由Annie Moore和Maria Katsaris见证，上面写道：

我，Marceline Jones，将我名下的所有银行资产留给苏联共产党。上述银行账户位于巴哈马拿骚新斯科舍银行。请确保这些资产确实到达苏联。我特别请求不要让这些东西落入我养女Suzanne Jones Cartmell的手中。对于任何找到这封信的人，请尊重这一请求，因为这对我和我的丈夫James W. Jones来说是最重要的。

现实照片：Carolyn和儿子Kimo

在Carolyn Moore的尸体附近发现了一张她手写的纸条。纸条上有Maria Katsaris和Annie Moore见证，日期为1978年11月18日，上面写着：

这是我最后的遗嘱。我特此将所有资产留在我作为苏联共产党签字人的任何银行账户中。

注：Carolyn Moore （Layton）（Prokes）是人民圣殿教领导层人员之一。她曾是一名高中老师。她的父亲是一名卫理公会牧师。她从15岁起就是一名共产党员。1969年，她和前夫Larry Layton离婚，和琼斯展开恋情。后来和琼斯生了一个孩子Kimo。Moore家曾劝琼斯和妻子Marceline离婚，娶Carolyn为妻。她是琼斯长期的情人、朋友兼同事。 琼斯的尸体躺在了展馆后面的舞台上。他的头枕在枕头上。他的头骨右侧，耳朵上方有一个小洞，左侧有一个更大、更粗糙的洞。如果琼斯自杀，这将是他发射的子弹的轨迹。但射杀的枪却位于大约7米之外。因此，琼斯可能不是琼斯镇最后一个死的人。可能是别人杀了他？事实没有人会知道。 后来，Deborah Layton在书里表示，据信（也是一种假定），应琼斯的要求，Annie Moore向他的头部开枪。她在书里写道：

我觉得（这）有意思又令人作呕的是，吉姆这位信奉“死亡和牺牲”的“伟大革命者”，他如此急切地给他的信徒们下令喝有毒的饮料“革命性自杀”，最终他自己却不敢自杀。

琼斯的小屋门边躺着Annie Moore（24岁）的尸体，尸体旁边放着一把手枪。她头部的枪伤与自杀相符。她旁边有一张写给后人的信：

……我该从哪里写起呢——琼斯镇——有史以来最和平、最有爱的社区。吉姆·琼斯——让这个天堂成为可能的人——与对于那些有关琼斯的谎言，说他是一个渴望权力的虐待狂、卑鄙的人，认为自己是上帝。琼斯是这些谎言的反面。我希望读到这封信的人知道吉姆是我见过和认识的最诚实、最慈爱、最富有爱心的人。他热爱动物，热爱每一种生物，就连毒蛇、狼蛛，没有一个咬过他，因为他是如此温柔。他知道这个世界是多么的可憎，他收留了每一只流浪动物，并照顾它们。他对人类的爱是无法逾越的。许多他所爱和信任的人离开了他，还污蔑他。Teresa, Debbie Blakey，她俩都想和他啪啪，但他病得太重了，无法啪啪。他为什么必须和她们啪呢？还有Tim和Grace。我就应该知道。过去几个月我一直在照顾吉姆。 然而，想要做些照顾他的事很难，因为他总是凡事亲历亲为。他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尤其是阶级主义的憎恨促使他为人民创造一个新世界——丛林中的天堂。孩子们很喜欢它，其他人也喜欢它。我们死了，是因为你们不给我们留活路……—Annie—

注：Teresa是Deborah Layton的导师，一位很聪明的女性。1978年10月，她假装与吉姆的律师合作渗透到关切的亲属组织中，从而逃离了琼斯镇。Teresa也曾尽其所能，试图阻止琼斯镇悲剧的发生。 后来，Deborah Layton在书中对此写道：

关于Annie的信，对此最悲伤的是，假如我当时在场，恐怕我自己也会写这样一封信。这封信清楚地表明了一个无法独立思考的人的心态。可爱的Annie是个纯真善良的人。在她加入人民圣殿教的7年里，她再也没有像我一样恢复自己的理性。她只能否认现实，同时把那个要求夺走她生命的人理想化。根据她的信仰，她所做的事情是完全有道理的。信念很容易变成我们的周遭和环境。在信念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只是自欺欺人。

在集体自杀当晚，脱逃者Harold Cordell失去了20名家人；脱逃者Bogues家失去了19岁的女儿Marilee；脱逃者Vernon Gosney失去了5岁的儿子Mark。 11月18日傍晚，乔治城拉马哈花园的人民圣殿教总部收到了来自琼斯镇的无线电通讯消息，指示总部所有的信徒进行“革命性自杀”。 Sharon Amos是唯一一个遵守琼斯指令执行自杀的信徒。 Sharon当时40岁，是一名忠实的信徒。她坚决拒绝她的丈夫Sherwin Harris（脱逃者，关切的亲属成员）探望他们的孩子。 后来警察到达总部发现，Sharon把她的孩子，21岁的Liane、11岁的Christa和10岁的Martin带进浴室。Sharon用菜刀先杀死了Christa，然后杀了Martin。然后，Liane协助Sharon割咙，最后Liane自杀。 注：Sharon（Linda） Amos 来自旧金山，曾在社会服务部门工作。人民圣殿教领导层人员之一。人民圣殿教大规模移民圭亚那后，Amos取代Paula Adams，负责乔治城总部的通讯和公关工作。

现实照片：美国陆军从琼斯镇回收了900多具尸体里的9具。卡车托盘中间右侧的一个铝制棺材上被标识为“Rev. 吉米·琼斯”。

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发生36小时后，Charles Krause是第一个到达琼斯镇的记者。 他回忆道，蚊子围着数百具浮肿的尸体嗡嗡地飞，热带炎热的阳光快速地令尸体开始腐烂。在展馆周围区域，尸体堆成两层、三层、有时甚至四层。桶里还放着半满致命d的紫色液体。见到了唯一的幸存者是武装“安全小队”的几名信徒。他们的工作是强迫所有人都喝下毒饮料，然后他们自己再喝了自杀。但显然，他们没有选择自杀而活了下来。这些目击者的描述成为了所发生事件的第一手信息。他们告诉Charles，“他们从婴儿开始的...”。连狗都被毒死了。 事后，圭亚那当局没有对全部尸体进行尸检。来自美国的法医对7具受害者尸体进行了尸检，其中包括Jim Jones、Annie Moore、Lawrence Schacht和Carolyn Moore。 Annie Moore和Carolyn Moore被选为尸检对象，部分原因是Moore家族的敦促，其中包括两名受害者的妹妹Rebecca Moore。 注：Rebecca Moore并不是人民圣殿教信徒。她是圣地亚哥州立大学宗教研究名誉教授。后来，她撰写并出版了大量有关人民圣殿和琼斯镇的文章。2018年（琼斯镇事件40周年），在她的Blog里，她开始发布一系列帖子，并将其命名为 Jonestown Journal。 1978年11月18日，Rebbeca的两个姐妹：Carolyn Moore （Layton）中毒身亡，Annie Moore吞枪自杀。Rebbeca的侄儿，Carolyn的儿子Kimo也在那天死亡（大概是死于母亲Carolyn之手）。Larry Layton是Rebbeca的妹夫。他参与了机场枪袭议员，后来受到审判并被定罪。 Annie和Carolyn曾多次劝说Rebbeca加入人民圣殿教。她们给Rebbeca写信，告诉她，他们正在做神奇的事情，吉姆琼斯有多么伟大，他们邀请Rebbeca来参观他们的红杉谷。（电影里Patrick的设定和Rebbeca Moore很相似）。 “革命性自杀（Revolutionary Suicide）”

黑豹党创始人 Huey Newton

黑豹党LOGO

“革命性自杀“ 是琼斯借鉴了Huey Newton（黑豹党创始人）所写的书Revolutionary Suicide。琼斯读过这本书。 书里Newton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重生和为其终身奋斗至死的基本思想非常符合琼斯自己的革命神学。对于Newton来说，黑人只面临两种“自杀”之间的选择： （1）继续屈服于贫民窟，失业、犯罪和毒品成瘾等等的缓慢保守的反动自杀； （2）革命性自杀。 在Newton看来，这个“革命性自杀”的表达象征着已经死亡的贫民窟灵魂的死亡。在拒绝压迫的灰烬中，黑人将在一场只能以胜利或死亡告终的革命斗争中重生。无论哪种方式，革命性自杀都将使黑人在作为解放者的历史种族命运中团结起来。 1977年，琼斯见到流亡在古巴的Huey Newton。Newton 在琼斯镇事件后回忆道：“他试图告诉我，我应该考虑寻找美国以外的地方。他认为美国或第三世界没有任何希望。他说他认为自杀是唯一的出路。” Newton当时并不完全理解琼斯的意思。 对于琼斯来说，迫害中的死亡（革命性自杀）和应许之地的重生形成了一个转世的循环。 琼斯的革命性自杀也遵循了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的经典分析。 Durkhei将自杀分为三种类型：利己主义、失范主义和利他主义。 前两种类型描述了个人与周围社区/环境的格格不入，导致生命不再重要而产生的自杀。然而，第三种自杀类型并不取决于个人论证的失败或道德纽带的松动，恰恰相反，利他自杀的发生符合规范的文化期望。它的精髓可以在日本神风特攻队飞行员身上找到，他们为社会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这种情况下，从社会的角度来看，自杀便是一种光荣的行为。 换句话说，利己主义和失范主义的自杀破坏/违反了社会秩序，而利他主义的自杀则确认且肯定了社会秩序。 还有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根据1973年, Tim Stoen的会议纪要，琼斯从来没有向信徒隐瞒他的革命性自杀的愿景。 琼斯为自己赶走了“不是为真理而来”的人而感到自豪。而那些顽固坚持留下来的人将愿意为“伟大的事业”奋斗而死当作了一种没有法律依据的考验。 琼斯的革命性自杀如同从古至今的殉道（Martyrdom）。 殉道所必需的态度和行为是通过集体灌输的奖励和惩罚等社会控制实践手段来塑造的，以确保其拥有无可争议的正当性和荣誉感。 琼斯在琼斯镇信徒之间建立的集体团结精神和坚守承诺的做法与历史上的殉道意识养成有着惊人地相似。琼斯镇那些自愿自杀的信徒认为他们的命运与他们斗争的荣誉有关，而不是与胜利的希望有关。 Phyllis Chaikin是Gene Chaikin的妻子。1978年11月18日，Phyllis，Gene（很可能被迫，因为他反对革命性自杀），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死于琼斯镇。在琼斯镇时，Phyllis 曾写给琼斯关于革命性自杀的反馈。原文内容翻译如下：

Dad（指琼斯）：昨晚我对会议上提出的观点做了一番思考。最终我仍反复回到这个观点上：革命自杀是我们唯一的解决办法。GDF（圭亚那国防军）中的年轻人参与战斗，那是因为他们被告知或相信我们对他们的国家的经济和政治构成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的那些法西斯分子供应者会给他们提供无限的指导和物资。我认为，持续的小规模战斗的情况下，我们的人员和武库将不断减少，这种情况下，我们无法继续生存。我看到许多支持这场战斗的人里存在一种虚张声势。这些人坚信，如果我们以足够的强度进行战斗，我们就可以保护自己以及人民圣殿教和琼斯镇的整体完整性。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无论领导者或我们集体做出什么选择，我们（琼斯镇）都不可能生存。因为我们敌人的力量和资源如同天文数字般巨大，而我们的力量是有限的。这场战斗最让我不安的是，我们对后果缺乏掌控。那些出于自救想法而拒绝接受革命性自杀的人，如果被敌人俘虏，他们将成为敌人的优秀俘虏（注：这是暗示这些人容易屈服于胁迫或操纵）。这些人会倾向于对敌人说任何话，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自己会受到保护或免受伤害。我们中的许多人将不得不遭受酷刑，我担心这会令我们崩溃。因为我们缺乏中国、越南、俄罗斯勇敢的农民对肉体痛苦的熟悉度和韧性。（注：这是暗示琼斯镇的信徒普遍在承受极端身体疼痛或酷刑的能力方面存在潜在的脆弱性）总之我只相信你。敌人是狡猾的。从我们嘴里说出的任何东西将被蓄意用来伤害全世界勇敢人民的抗争。在一场战斗中，我们无法控制我们中的哪些人以及多少人会被俘虏。最强大的人可能会在被带走之前自杀，而最弱的人是不会自杀的，而且会第一个开口说话。关于瘫痪和致残的幸存者问题，我还没有想到一个满意的解决方式。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确保我们的孩子在正常无威胁的情况下的安全和福祉时，我们就已经处于危险之中，那么当敌人构成直接威胁或主动追击我们时，这种风险就更大了。我的建议如下：我们必须采取最后一步（革命性自杀）。我们通过公共广播朗读过去坚定、自信的革命者的话来让人们为此做好准备。（注：这种做法的底层逻辑是通过突出过去面临类似情况的勇敢人士的例子来激励信徒，灌输决心，以获得集体准备和团结。）阻力的一方面是对它的不熟悉，尤其是对人们尊敬的领导人的不熟悉，所以应该在学校和社会主义课堂上将它纳入讨论范围。（注：这个说法表明，革命性自杀式的抵抗运动缺乏传统上被认可为杰出榜样的领导者或知名人士，所以它在可信度，合理正当性以及争取琼斯镇民众的支持方面就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因此，Phyllis建议，要多教育琼斯镇的人参与革命性自杀的抵抗运动并让他们深刻认识到参与其中的重要性。）当我们所有的选择都用完时，我们将在展馆里举行集体会议，周围部署高度信任的持枪保安。随机选取在场的人。这些人将被一个由性格坚定的人护送去（革命性自杀的）死亡地点，并由两名持枪的强壮保安陪同。我能想到做护送小队人员有Joyce Touchette、Jan Woolsey、Sharon Amos、 Carolyn Layton、Maria Katsaris、Paula Adams。因为他们有爱心、支持革命性自杀，但没有同情心。（注：此处缺乏同情心的描述是表明这些人在情感上脱离了普世价值观下的死亡概念。）我不相信人们会自己选择死亡，就像我不相信有人（主动/自愿）在学习小组里待两周一样。但这两者都可以通过安排外部压力来完成，没有其他选择。在死亡地点，对他们的头部射击。如果Larry检查，发现他们还没死，就用手术刀割断他们的喉咙。如果有必要，我愿意在那里提供帮助。尸体扔进沟里处理。建议在前往死亡地点之前最好将人们的眼睛蒙住，因为地上残留的血液和尸体可能会增加人们的骚动。（我）有个想法让我感到恶心难受：之前当我上了前线并以为我会战斗时，我对此感到兴高采烈（exhilarated）。虽然我拿的是弯刀，没什么厉害的，但我知道我可以做一些事情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或者做些别的工作，或者为战友提供医疗帮助等等，以某种方式主动打击敌人。我的这个计划并不令人兴高采烈（exhilarating），而是很可怕，但它很安全。

琼斯镇事件之后 驻圭亚那的美国军方负责清理琼斯镇的900多名死者尸体。用军用货机运送到特拉华州的多佛空军基地。该基地以前曾用于大规模处理特内里费岛机场灾难死者的地点。最后一批尸体于1978年11月27日清晨抵达。（运尸体运了10天，啧啧！） 基地太平间的任务是对尸体进行指纹验证、身份识别和处理。基地的资源不堪重负，许多负责移动或识别尸体的人员都出现了PTSD。 火化遗体的任务分配给多佛地区的殡仪馆。 1979年春季里的一天，吉姆·琼斯的遗体被火化，骨灰撒入大西洋的海水里。 遇难者中大约一半的遗骸被埋葬在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长青公墓的琼斯镇纪念馆。 但仍有5名遇难者至今无亲属认领。 Larry Layton最初在圭亚那法院被判犯有谋杀未遂罪，并以他“被洗脑”为辩护理由。但是圭亚那法院的无罪释放并没有将Larry Layton释放，他立即被驱逐出境回美国。在他抵达旧金山后，被美国法警逮捕。 Larry Layton不能因在圭亚那领土上企图谋杀Gosney, Bagby, Dale Parks和飞行员而在美国受审，而是根据一项反对暗杀国会议员和受国际保护的人员的联邦法规受审（Ryan和Dwyer）。Larry Layton被判了共谋、协助和教唆谋杀Ryan以及企图谋杀Dwyer。 2002年，Larry Layton获得假释。他是唯一一位因琼斯镇事件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 1979年2月，98% 的受访美国人表示他们听说过琼斯镇事件。在盖洛普民意调查的整个历史中，很少有事件能被如此高比例的美国公众所知。 据说人民圣殿教拥有巨额资产藏匿在瑞士、巴巴多斯、巴拿马和其他地方。 1978年11月后，人民圣殿教的净资产由法院指定的接管人Robert Fabian核算。 Deborah Layton多次被财政部、FBI和Robert Fabian约见。圭亚那政府拒绝归还约100万美元。 最终，通过清理国外账户和变现的人民圣殿教不动产，一共收集了1000万美元。然而，这笔并不缺乏索取者，随后5年内，很快就被花光了。 一部分支付了政府将尸体运回美国的费用； 一部分用于偿还人民圣殿教的各种账单，比如，Robert Fabian本人因追踪人民圣殿教资产和处理索赔的工作而收到了48万美元的费用； 一部分用于支付受害死者的赔偿金。 但是死者亲属得到的补偿其实很少。例如，一位失去了母亲、妹妹和养父的家属得到了1.4万美元的赔偿金。 注：就人民圣殿教自身来说，这到底算不算得上巨款呢？如果将人民圣殿教资产的价值分配给在圭亚那死去的 913名信徒，那么1978年11月人民圣殿教财产价值约为1.2万美元/人；如果分配给所有的信徒，那就更少了。 由此可见，实际上，琼斯打造了一个比各个部分总和更富有的组织，但它并不富裕，尤其是考虑到它的规模和激进的方向，以及它不稳定的未知未来。 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发生后，圭亚那政治反对派抓住机会进行调查，得出圭亚那总理Burnham应对此事件负责的结论，令总理Burnham难堪。 在琼斯镇事件发生后不久，邪教意识网络（CAN）成立了。它是一个Deprogramming组织。该组织包括Leo Ryan的女儿Patricia。1996年CAN破产。 注：Deprogramming是一种策略，试图帮助那些“坚定地持有来自邪教的信念”的人，旨在帮助持有有争议或限制性信仰体系的人改变这些信仰，并切断与创建和控制该信仰体系的相关群体的联系。 1980年2月下旬，Al Mills和Jeannie Mills（关切的亲属组织的联合创始人）和他们的女儿Dafene在加州伯克利的家中被枪杀。 据信，Al和Jeannie的儿子Eddie Mills参与其中，并于2005年被捕，但并未对他提出指控。此案尚未侦破。 1984年，在琼斯镇失去双亲和5个兄弟姐妹的前信徒Tyrone Mitchell从自家二楼的窗户向洛杉矶一所小学的学生开枪，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随后，Mitchell开枪自杀。 琼斯将毒药与Flavor Aid饮料混合。但它通常错误地被称为酷爱饮料（Kool-Aid），由此产生了“喝酷爱饮料”（"drinking the Kool-Aid"）短语。 这个短语指由于认为潜在的高回报而相信可能注定或危险的想法的人。该短语通常带有负面含义，讽刺或幽默地指由于受欢迎、同伴压力或说服而接受一个想法或改变偏好。 近年来，它进一步演变为意味着对某一事业或目的的极端奉献，极端到人们会“喝下酷爱饮料”，为这一事业而死。 人民圣殿教（Peoples Temple） 人民圣殿教是1955 –1978年出现在美国的一个新宗教组织。 1955年，由吉姆·琼斯在印第安纳州印第安纳波利斯创立。 人民圣殿教传播一种将基督教元素与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相结合的新教义，声称要实践所谓的“使徒社会主义”。 人民圣殿教强调平等主义思想，要求其成员穿着便服参加，以免贫困成员感到格格不入，并为有需要的人提供庇护所。 人民圣殿教还为穷人提供租金援助、就业安置、发放免费罐头食品、衣服和冬季取暖用的煤炭等等社会服务。 1959年，琼斯采取措施设立了一个教会孤儿收养基金，以反映他自己的“彩虹家庭”。该基金的资金来自募捐和教会晚宴和教会运营的清洁机构。

现实照片：1970s，人民圣殿教教堂后面的停车场供应公共餐。照片背景是人民圣殿教的巴士。

人民圣殿教在教会的地下室设立了免费餐厅和社会服务中心。 1960年2月24日，由教会女性组成的餐厅开业了，并迅速获得成功，很快每月赠送数千顿饭菜。 人民圣殿教的社会服务中心以给予穷人一些尊严而自豪。 人民圣殿教不像传统的宗教慈善项目那样强迫他们在饭前祈祷。它还设法确保餐桌上实现种族融合。渐渐地，很多人（不仅仅是穷人）开始去那里吃饭，工作和捐赠，支持人民圣殿教。由此为人民圣殿教打开许多大门。 由于这家餐厅非常成功，它成为了人民圣殿教一张很好的名片。志愿者来到人民圣殿教的就业服务台工作。 人民圣殿教充当外展机构，吸引那些有需求的人过来吃饭，给在那里吃饭的穷人提供干净的衣服，并送他们去适当的福利机构，送他们去工作面试，或提供给他们需要的任何其他服务。这一切都受到门徒们的高度评价。 到1960年，人民圣殿教大约有五分之一是黑人。 琼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的唯一赞助人将不再来自社会弱势群体。社会精英再也不能将琼斯视为有点古怪的五旬节派传教士。 人民圣殿教将来自不同生活层次的人聚集在一起，团结在一起，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或共同的教育背景或文化背景，而是因为他们的共同目标和承诺，其中最重要的是，致力于改善贫困和维护民生，并且跨越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 1960s初期，民权运动刚刚兴起，琼斯在当地赢得了一定的声誉。琼斯引起了政府圈子的更多积极关注。 1961年2月，市长Charles Boswell任命琼斯当印第安纳波利斯人权委员会执行主任。琼斯接受了这份工作，年薪为7k美元。 事实上，此前两年，都未能找到一名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填补这个职位空缺，显然这是一份没有人想要的工作。 然而，29岁的琼斯以特有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他引起的轰动超出了市长的期望。琼斯设法让社区不再对种族隔离社会里最根深蒂固的禁忌坚持。 在担任人权委员会主任的前几周内，琼斯没有以传统的官僚身份在幕后工作，而是亲自说服了三家餐馆改变其种族隔离政策。比如，一家餐馆坚持采用一种普遍存在的种族隔离做法：只（为黑人）提供外卖服务。 据说琼斯用一群举行静坐晚宴的教会成员使这家餐馆接受种族融合。琼斯还试图通过鼓励支持融合的人到同意不歧视黑人的地方吃饭来缓解种族融合的影响。 琼斯从他的信徒中派出穿着考究、种族融合的团队对印第安纳波利斯其他教堂的种族政策进行测试。 人民圣殿教的元老级信徒和时任市长后来回忆说，琼斯还成功地使其他地方，如电话公司、剧院、游乐园和市警察局，进行了种族融合。 1960s初期，印第安纳波利斯支持种族融合往往遭受广泛的恐吓和威胁。琼斯是白人，也在一个白人的环境里长大，但他在一个种族隔离的社会里承担起黑人的事业，因此他可能比他的黑人同行更没有能力承受各种偏见。 毫不奇怪，种族融合并没有像琼斯希望的那样迅速或顺利地进行。迫于批评媒体和种族隔离主义者的巨大公众压力，琼斯变得精疲力竭，患上了溃疡。他住进卫理公会医院。但在这里，琼斯却意外获得了一个的成功。 琼斯的医生是一名黑人，医院工作人员便误以为琼斯也是黑人，因此将琼斯分配到全黑人病房。 当一名护士发现这个“错误”时，她向他保证，“别担心事情；一切会好的。我们会将你转离这间病房。” 当琼斯得知医院的种族政策后，他坚持要求院长立即整合卫理公会医院。 琼斯在媒体上明确表示，他并没有责怪护士：“作为个人，她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这显然是医院的政策出了问题。” 琼斯以戏剧性的方式将制度化的做法浮现在公众视野，并取得了胜利。 注：卫理公会医院的事件既展示了琼斯的成功，同时也暴露了他的弱点。 正是因为人民圣殿教融合了五旬节派的救赎和自由主义人道服务，琼斯才首先升任地方官员。琼斯履行公职时的激进行事作风导致他的健康恶化，不得不住院治疗。 琼斯对承受有争议的公共道德斗争的激烈程度极为有限。虽然他在卫理公会医院事件上获得了成功，但这个胜利却是因为他先被打败了。在某种程度上，这似乎是未来琼斯镇的预告。 在印第安纳波利斯，琼斯的跨种族做法使黑人社区与人民圣殿教隔绝了，而对救赎弥赛亚式追求使白人自由派社区也与他们隔绝了，因为这种救赎远远超出了自由新教关于“社会福音”的思想。琼斯对他的处境感到心烦意乱，在一次进步派教会的会议上，他因崩溃而哭泣。 1965年，人民圣殿教的第一次移民计划：搬迁到加利福尼亚。琼斯的家搬到了红杉谷（Redwood Valley）。 1966年，人民圣殿教在加州成立的那一年，据报告，成年信徒只有86人。到第二年，它只增加了20名新信徒。 注：琼斯对吸引信徒方面很慎重，因此人民圣殿教的信徒数量的增长其实偏为保守。 据报道，1969年，信徒人数只有300人。将活动扩展到旧金山和洛杉矶后，信徒数量猛增。1970-1971年，达到712人；1972年，攀升至2203人。 人民圣殿教后来声称其信徒数量为 2万 名。但一位消息人士称其最大的实际注册成员数量约为3千名。然而，人民圣殿教解散后的记录中却发现了5千张信徒证照片。 后来，旧金山的政客们特别感兴趣的是，人民圣殿教能够在仅提前6小时通知的情况下，召集到2千人参加竞选出席活动。 但重点是，在这极为少量的新增信徒中出现了受过教育的加州中产阶级。他们的加入从根本上改变了琼斯的信众群体。 信众群体的组织能力和社会地位有助于推动人民圣殿教走向完全不同的运营规模。 人民圣殿教几乎吸引了来自美国各个种族、阶级和文化的人。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的反文化道路群体，但都通向同一个目标，即一个积极的社区团体，可以提供家庭共融（the communion of the family）和运动组织追求的社会目标（the social goals of a movement organization）。 琼斯和人民圣殿教因帮助城市最贫困的民众，特别是少数族裔、吸毒者和无家可归者而赢得了声誉，与加州福利体系有紧密的联系。 1970s，人民圣殿教拥有并经营至少9个老人院、6所儿童之家，以及一个国家许可的占地约为0.16平方千米的“快乐英亩”牧场（专门为特殊发育的智障人士服务）。 人民圣殿教经营管理下的护理院/疗养院普遍受到好评。反馈通常是他们那里的客户吃得好，穿得好，总是干干净净的。客户投诉极少。 人民圣殿教的疗养院的经营者负责为他们的客户安排医疗护理。他们经常依赖信徒中具有熟练专业技能的信徒。 为信徒提供全方位的服务启发了人民圣殿教的大学资助计划。 1971年，人民圣殿教在圣罗莎社区大学（Santa Rosa Community College）开始这项计划。人民圣殿教的青年信徒被送往那里接受教育，以未来帮助人民圣殿教不断发展的活动范围。 Larry Schacht，Jim Cobb Jr.，Annie Moore，Paula Adams等都曾在圣罗莎社区大学读过书。 在加州，人民圣殿教的工作人员似乎无意中发现了社会主义社区官僚行政机构的形式。

电影剧照：Patrick的姐姐Caroline

在传统的现代世界中，相对无权的个人，尤其是那些靠福利生活的个人，不得不独自面对和应对官僚机构的各种要求。个人经常在处理这些事件中，遇到令他们困惑的要求，或相互冲突的要求，甚至遭受某些有辱人格的经历。 人民圣殿教调动自有资源，给信徒们提供税务顾问、律师和社会工作者的服务等多元化、集体化个人服务，大规模地为其信徒处理他们个人的事件/案件。 Carolyn Moore，Tim Stoen等人总是在礼拜后为其他信徒提供从车祸到福利资格等各种与保险索赔，福利申请，法律问题相关的咨询。 通过人民圣殿教，信徒们不仅能将自己从无力应对的事件中解脱出来，而且他们感到自己拥有一个可以代表自己的机构与政府官僚机构对应/对抗。 显然，人民圣殿教代表了在现代福利官僚世界中的不公平现象下的受害群体。因此，人民圣殿教在“社会工作”道德伦理的基础上蓬勃发展。 通过集体处理个人事件，人民圣殿教实现了与政府行政机构类似的利益，还为现代社会广泛认可的问题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 琼斯的教义理念似乎并不热衷于讲来世的神学，而是更关心今生的重建。通过为信徒提供比来世救赎更具体的东西，人民圣殿教突破了“教会”的模式，成为一个具有超凡魅力的公共宗教社会运动。 人民圣殿教绝不是以通过使用乌托邦手段达到乌托邦的道德纯粹主义为目的。正相反的是，琼斯的方法论却是更现代的“结果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这种意识形态使一些观察家认为，人民圣殿教是法西斯主义或斯大林主义。 注：在琼斯镇事件之后，谈到人民圣殿教如何将耶稣的事工推向合乎逻辑的结论时，Carolyn Moore的父亲John Moore说：“他们关心人类家庭里的最末且最不重要的那一个。” 琼斯本人称他的信众是“美国废料”（“the refuse of America” ）。人民圣殿教将受压迫者视为自己的保护对象。 一些黑人信徒曾在矿山和北方工厂工作过，其他人则在20世纪初南方种植棉花。他们的生活不仅面临经济困难，还面临以枪击、私刑和阉割为标志的种族压迫。他们的家庭生活常常充满强奸、乱伦、意外怀孕和分居。 这些黑人信徒中有些人曾参加过Marcus Garvey的重返非洲运动。 对于这样的人，就像那位信徒所说的 “我一直想去黑人国家” 一样，琼斯重新点燃了一个遥远的梦想。 还有一些黑人信徒曾参与了南方佃农工会和共产主义党派，参加罢工等等激进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黑人来到加利福尼亚，希望寻求过上更好的生活。然而，一些甚至出生在加州的黑人却深刻体会了边缘的艰难的街头生活：毒品、拉皮条和卖淫。 加入人民圣殿教的不仅仅是饱受苦难折磨的黑人，还有其他来自自由派的黑人资产阶级。他们中的许多人发现自己与政治上保守的黑人教会疏远。 人民圣殿教几乎没在严密的指挥系统的基础上运作，权力分配也没有经过精心授予，最终没有形成由统治者主持的中央幕僚。 各个活动中心根据对人民圣殿教总体目标的承诺，以相当程度的自主权运作。因此，决策权在信徒之间分布不均。 人民圣殿教的运营和管理是由一个松散但组织合理的行政官僚机构进行的，叫做规划委员会。 规划委员会负责圣殿教的日常运作，包括关键决策、财务和法律以及监督等等。工作成员数量从50人增加到100多人。 人民圣殿教的核心领导层是一个由大约30名来自中产或富裕家庭且受过良好教育，有专业职业技能的精英所组成，其中几乎90%是白人，约60%是女性，且势必遵循琼斯的宗旨：“为达目的，不折手段”（“Ends justify the means”）。 领导层核心成员主要包括：Carolyn Moore Layton，Patty Cartmell，Sharon Amos，Sandy Bradshaw ，Grace Stoen（脱逃） ，Maria Katsaris，Teri Buford，Debbie Layton Blakey（脱逃），Tim Stoen（脱逃），Gene Chaikin，The Mertles (the Millses) （脱逃），Joyce Shaw Houston，Bob Houston，Mike Prokes，The Carter brothers，Larry Schacht，Annie Moore，Paula Adams等等 注： 像那些较为富裕的中产白人被人民圣殿教所吸引，并不是因为物质上的匮乏，而是因为反主流文化和反战运动所带来的各种疏离感。他们虽然较为富足，但也同样漫无目的。 比如，Deborah Layton 在书里解释，1971年，她自己决定加入人民圣殿教的原因：“通过加入人民圣殿教，我希望帮助他人，并在此过程中为我自己的生活带来秩序和自律。” 不难看出，来自中产家庭的Deborah追求的是生活的意义。 1960s，二战后婴儿潮一代的数十万美国人有意识地 “退出”了社会，因为当时那个社会似乎无法适应他们的生活方式和理想主义，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有机会分享到晚期资本主义的物质财富。 1960s末，人们对越战的担忧激增，作为缓冲的的 “ 权力归花儿”（Flower Power）也黯然失色。此时的年轻人往往要么倾向于参与结构化的宗教团体，例如国际克里希纳意识协会（Hare Krishna）和超觉静坐冥想；要么则参与当时的社会运动，从反战运动到生态和平等权利。 其他已经建立了较好的职业的白人在横向职业转变中加入到了人民圣殿教。因为人民圣殿教通常会声称这个组织将会提供更多的职业机会，他们不仅可以利用自己的职业实现个人利益，而且能帮助促进社会共同利益，比如 Tim Stoen，Gene Chaiken，Sandy Bradshaw。 白人、中产阶级，加州大学毕业生，专业人士等较高阶层的有专业技能的人群涌入吸引了来自社会相对富裕阶层的其他人加入人民圣殿教。 随着白人中产阶级信徒人数的不断增加，而且许多人有专业和官方职业，人民圣殿教的组织核心发生了转变，这便有利于将其发展扩大到完全不同的规模。 随着信徒的增加，人民圣殿教创建了一个安全小组，以确保信徒内部的秩序并确保行政管理层成员的安全。该小组购买了保安警车，并为警卫配备了步枪和手枪。其成员主要是黑人。 在加州的安全小组成员主要包括：Marvin Swinney，Wayne Pietila（脱逃”八人帮“），Jim Cobb Jr.（脱逃”八人帮“），Chris Lewis，Jim McElvane。 还有，由工人阶级的普通信徒组成的“部队”。他们负责布置集会现场，如摆椅子，收集捐款箱，以及其他工作。这些人里70—80%是黑人。 注：工人阶层的黑人被人民圣殿教的准社会主义方法论所吸引。而且，人民圣殿教里仍然保持着他们所熟悉的福音派祈祷形式。 白人在领导层中的参与比例过高，导致脱逃者和部分信徒指控人民圣殿教与整个社会有种族主义。还被嘲讽为平等主义的人民圣殿教里的精英主义者，并被视为“秘密警察”。 加入人民圣殿教的白人也被社会化地认为自己是 “黑鬼”（Nigger）。比如，一些白人孩子留着非洲辫等黑人发型。 事实上，白人成年人放弃了自己的种族地位群体，加入了一个反对肤色界限的群体，然而在更广泛的社会方面中，肤色仍然无形地界限维持了他们的特权地位。 在某种程度上，领导层存在的种族不平衡就反映了人民圣殿教诞生的社会里先前生存机会的种族分层。 加入人民圣殿教的一些黑人多数实际上是文盲。其余的黑人中也没有多少人拥有在社会工作、出版、制图、公关、法律或行政、技术等专业方面的知识和经验。然而，人民圣殿教的成功正是依赖于此方面。 像Tim Stoen（律师，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 Mike Prokes（报社记者）, Annie Moore（爸爸是牧师的中产家庭，学习过护理）, Gene Chaiken（律师），Teri Buford（毕业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Harriet Tropp（黑斯廷斯法学院毕业）等此类这样的白人进入人民圣殿教几周内就找到了进入领导层的通道。 然而，除了Archie Ijames这样的少数人之外，黑人上升到领导层的速度较慢。 注：Archie Ijames是人民圣殿教的助理牧师，高层人员之一。他负责督导其他牧师和人民圣殿的活动。他是唯一的琼斯允许在人民圣殿教传教的黑人牧师。Archie Ijames是黑奴后裔，他的父亲是佃农。 “各尽所能”是人民圣殿教的信条。那些拥有专业技能的黑人一进入人民圣殿教，就发现自己立刻能得到善用。 除此之外，种族失衡的领导层也是琼斯个人选择的必然产物。 琼斯维持自己超凡魅力的权威必须建立在打造一支他可以信任的员工队伍的基础上。因此，只要信任方面不成问题，技能就是决定性的标准，而不是种族、性别或友谊。 比如，有一个年轻人不太在乎琼斯个人，但他在公关领域担任领导职务，因为琼斯需要他的专业能力。 据说，琼斯对男性的信任很慢。琼斯普遍指派白人女性担任幕僚助理的关键角色，簿记员、财务主管和秘书。这些女性同时也是琼斯的情人。 琼斯站在了一个网络的中心，在这个网络中，友情关系、亲密关系和工作关系等人际相互交叉。 这种性关系的背后隐藏着一种隐含的勒索形式：妥协的性接触可能会在事后让对方保持沉默，或者让他或她继续参与其中。 因此，她们承担着圣殿教最敏感的任务使命，比如协助琼斯制造伪神迹的表演。 从本质上讲，这项工作并不愉快。她们必须接受一些组织所说的“天国欺骗”。 只有将她们的注意力和道德集中在更大的利益上，即人民圣殿教的发展前途和琼斯所倡导的理念，她们才能帮助欺骗那么多人。 由于她们工作是高度保密性的，她们没有机会与外人一起商量探索，她们也无法互相信任。 另外，在这样的领导职位上，具有社会工作倾向的女性有时并不认为自己是统治者，而是服务于人民圣殿教信徒。 但是，人民圣殿教对以下领域严密控制：财务、法律、一系列安全措施、秘密活动和战略举措。当领导层想要采取果断行动时，他们会像军队指挥士兵一样下达/执行指令。 人民圣殿教的社会控制 人民圣殿教的意识形态追求集体认同，团结，培养信徒对信念的坚定和忠诚，实施一种公共生活方式 在这种结构下，人民圣殿教必须运用多种社会控制手段，如家庭关系，社会关系等信徒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最为隐私的两性关系。 脱逃者Jeannie Mills 曾对此评论道：“在人民圣殿教里，两性关系（Relationgship）完全不同；很难解释。” 人民圣殿教要求信徒们与人民圣殿教的“家人”一起过感恩节和圣诞节，而不是与亲人。这是一个让信徒摆脱外界接触并将他们的生活转向完全致力于人民圣殿教的开始。 家庭本身就是社会控制的机构。人民圣殿教的集体认同关系并没有改变家庭是控制机构这个事实，而是以家庭控制为基础，用另一种控制取代它。 比如，一个女信徒的婚姻出现了问题。琼斯便为她安排了一个情人作为她的情感替代和补偿。 这个情人为她提供情感倾诉，同时他还向琼斯传达了她的个人观点。这便形成一种监视。然而，这种家庭模式有利于在集体利益的基础上形成的关系。 总的来说，琼斯给的建议是让人们处理自己选择的后果，只要“家庭”放在第一位。但实际上，琼斯的典型策略往往倾向：解决个人问题的方向必须符合人民圣殿教的集体利益。 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多数反对人口过剩，不负责任地生育。因此，会试图抑制信徒怀孕的倾向，甚至产生羞辱，间接地令其放弃生育意愿，甚至发生堕胎。 琼斯告诉他的追随者，“让我们等待，当我们获得自由时，我们就可以开始自由地做爱了。” 人民圣殿教越来越多地运用精神控制和行为矫正策略的影响信徒。 脱逃者Mike Cartmell也承认琼斯可以成为一名出色的心理辅导员。但琼斯的辅导方式显得有些病态且残忍。 总的来说，人民圣殿教的做法遵循了70年代流行的心理学理论，即对他人的感受坐视不理会制造隔阂。 因此，释放情绪的精神宣泄（Cathasis）提供了一种化解敌对情绪和处理出现在公共场合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媒介。即使人们在情感上变得疏离，但人们仍能继续与他人一起过公共社区般的生活。 虽然精神宣泄有助于打通人际之间的阻塞，帮助爱的流动更顺畅，但琼斯发现，并不是所有的个体都会响应精神宣泄、充满爱意的批评和忏悔的请求。 1970s，人民圣殿教的例会上明确开始采用针对心理和身体的纪律。 人民圣殿教认为，如果没有某种纪律或制度，你就无法将陷入混乱不利环境的人带入正轨。 这种方法的采用对象开始包括街头的年轻黑人。他们中的一些参与过帮派、偷窃，吸毒贩毒、药物成瘾，酒精成瘾，拉皮条等等。对于这些年轻黑人和带他们去人民圣殿教的父母来说，人民圣殿教代表了一种“机构”，可以达到让他们摆脱困扰自己的自身行为问题。 注：Chris Lewis 是人民圣殿教安全小组的主要成员之一，琼斯镇开拓先驱之一。 Lewis是一个身材高大、健硕，令人生畏的黑人，来自旧金山猎人角街区。他曾是一名黑帮分子，长期吸毒。 Lewis的一些家人是人民圣殿教的信徒。他的家人带他来参加人民圣殿教的 “康复计划”，即行为矫正。 Lewis通过 “康复计划”成功戒掉毒瘾，成了人民圣殿教行为矫正策略的典范之一。 由此，Lewis对人民圣殿教和琼斯忠心耿耿，是人民圣殿教里的传奇人物之一。 据传，Lewis 恐吓那些人民圣殿教的反对者，如关切的亲属。 1973年11月，Lewis在一个满是目击者（大多数是其他人民圣殿教信徒）的房间里射杀了西增区活动家（也是人民圣殿教信徒）Rory Hithe。 枪击事件本身并不神秘，但动机仍不清楚（有传琼斯是背后指使者）。Lewis被捕并受审，但因自卫被无罪释放。 1977年12月，Lewis从琼斯镇回美国后，在旧金山街头被身份不明的袭击者枪杀。 警方得出的结论是，这起枪袭要么与毒品有关，要么是仇杀。但由于没有找到任何嫌疑人，无法证明或下定论。 Lewis 被当成人民圣殿教的受敌人杀害的烈士，脱逃者们报复的牺牲品。一些琼斯镇居民敦促琼斯将他们送回美国为Lewis报仇。 Lewis的许多亲戚最终移民到了琼斯镇，他们都死在了后来的琼斯镇“集体自杀”。 琼斯倾向将个人的失败理解为集体的失败。 当个人接受惩罚时，它重申了集体意识，即人民圣殿教对道德世界的愿景是公正的。 人民圣殿教的身心纪律实践做法更像是严厉的新教徒。人民圣殿教中的体罚超出了现代中产阶级的规范标准。但同时不能忽视的是，接受严厉的行为矫正的信徒们主要来自非中产的底层阶级。 对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监控并不是为了强化任何特定的乌托邦关系，而是为了促进一种基本的价值观：忠诚。 人民圣殿教严格界定了“敌人”的心理界限。一旦跨越人民圣殿教所规定的“叛徒”的界限，后果不堪设想，但它不仅建立了内部的团结，也帮琼斯培养了其个人崇拜。 脱逃者“八人帮” 当信徒第2代年轻人开始面对人民圣殿教成人生活的现实时，他们发现他们的人民圣殿教理想受到了打击。他们对人民圣殿教的纪律感到不满，尤其是性恐吓，因为他们认为所有人都在压抑某些同性恋倾向。 1973年，有8名年轻信徒（被称为“八人帮”）一起脱逃。 这8人是：Jim Cobb Jr.，Mickey Touchette，Wayne Pietila，Terri Cobb，John Biddulph，Vera Ingram，Lena Flowers，Tom Podgorski。 他们在蒙大拿州的山区写了一封长信表达他们的控诉。然而，内容并没有以道德理由批评人民圣殿教，而是攻击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存在种族主义和根植于人民圣殿教起源的反理论社会主义。 他们抱怨Joyci Clark, Alice Inghram和Archie Ijames等黑人，“没有一个对当今的邪恶有任何不满的黑人会听从或追随他们中的任何一个。”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领导层中的少数黑人是保守主义，而这些年轻人在人民圣殿教成长过程中培养了激进的信仰和革命热情，还参加过准军事训练课程。 琼斯勃然大怒，琼斯雇用了多个搜索小组抓他们，其中一个小组用租来的飞机搜寻高速公路。 注：“八人帮”的脱逃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多地改变了人民圣殿教的生活和方向。 琼斯对此表示: “我的爱不起作用。我想我必须开始对他人严厉，这样似乎反响更好。” 琼斯开始对那些制造困难的人变得更加专制。 “八人帮”的脱逃发生后，琼斯召集领导层到他家，对这次脱逃第一次提出“集体自杀”的提议。 但遭到反对，他又放弃了。 “八人帮”的脱逃重新激活了琼斯根深蒂固的集体移民的想法。他认为，只有到”应许之地“，才能从美国社会的迫害、资本主义剥削和种族主义中解放出来。 人民圣殿教的资本财富积累

现实照片：位于洛杉矶人民圣殿教的教堂。

人民圣殿教的资本形成并非以暴利为基础。 人民圣殿教早年在加州，钱赚得并不容易。 信徒通过各种人民圣殿教举办的小型盈利项目，如烘焙义卖，衣物捐赠，出售旧物。 每年都会有针对弱势群体的圣诞节活动。他们在民众活动中出售茶点，从老年人舞蹈表演活动到当地高中橄榄球比赛。 人民圣殿教甚至在红杉谷中心加油站旁边的东路买了一家小店。行政办公室设在楼上，楼下经营人民圣殿教的自助洗衣店和其他小型商店。 在加州早期，人民圣殿教信徒以个人身份经营疗养院。从1971年开始，人民圣殿教利用债务融资购买了一系列用于疗养设施的房屋，并将其出租给获得经营许可的个人。因此，就像私营部门的供应商一样，人民圣殿教在其信徒经营的疗养院中建立了股权。 对于人民圣殿教的信徒来说，将自己的全部忠诚奉献给他们认为正义的事业，牺牲个人生活、长时间工作且无薪都不是问题。因此，人民圣殿教在社会服务供应商市场上具有绝对的竞争优势。 人民圣殿教是非营利教会，所以不在美国国税局的征税范围。因此，人民圣殿教不用为其收入缴税，包括租金收入，捐款收入以及信徒经营疗养院的利润收入。 信徒们帮助其他信徒处理保险，税务或福利行政等事务，有时还会得到意外之财。 比如，一位女士在Tim Stoen的帮助下拿到了保险索赔。在结算后，她把应付的1万美元中的8000美元直接捐给人民圣殿教了。 人民圣殿教的信徒还乐意捐赠个人收入，移交房产、保险和其他有价值的物品。 当有人觉得自己的车出毛病没法儿用了时，他就会考虑将她其捐赠给人民圣殿教。 人民圣殿教实行一种战利品共产主义，即接受任何进来的资源，然后将它们转化为集体使用或出售。因此，人民圣殿教的信徒会努力修理汽车、家具等旧物，把回收利用最大化。 当琼斯被要求解释人民圣殿教的成功时，他说：“老实讲，我不知道我们是如何取得今天的成就的。我想，就是努力工作吧。而且我们非常节俭。我们也没有带薪员工。” 人民圣殿教被指控侵吞信徒房产。但经调查，房产交易数量不是很多。 到1977年8月为止，大多数信徒已经搬到了琼斯镇，记者只发现15处房产被赠予了人民圣殿教，并以大约 66.7万美元的价格出售。 人民圣殿教进行各种形式的招募和筹款。他们巴士筹款年净收入可达100万美元。 洛杉矶每周收到的捐赠和治疗服务的收入为15k- 25k美元，旧金山为8k-12k美元。 人民圣殿教还设立了“真理企业”，这是一个直邮分支机构。它每月向参加人民圣殿教礼拜或听完广播节目后写信给圣殿教的人们寄出3万--5万封邮件。美国大陆、夏威夷、南美洲和欧洲各地的捐款邮寄到这里。 除了接受捐款外，人民圣殿教还出售小饰品，例如琼斯的长袍碎片、治疗油、人民圣殿教戒指、钥匙链和挂坠。在高峰期，其收入每天可达300–400美元。这个数字甚至让琼斯本人感到惊讶。 早期，琼斯要求他的信徒们销毁他的照片，因为他不希望人民圣殿教的信徒像天主教徒“崇拜石膏雕像”一样崇拜他。但Jeannie Mills和Al Mills 说服了琼斯出售他个人开光加持的照片以筹款。 注：从本质上讲，人民圣殿教的所有资本都是为了一个单一的目标：为人民圣殿教这个大家庭提供资金，使之成为一个生存的方舟。反过来，人民圣殿教将在公共基础上满足个人的需求。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它存在着共产主义的资源重新分配，包括信徒们的劳动力。 有一次，信徒Bea Orsot付不起房租了，人民圣殿教为其支付了房租。 人民圣殿教公开为有需要的人提供服务，从洗衣服、熨烫衣服到日常购物。 由于人民圣殿教愿意为一位老人提供终身照顾，而换来了3万--4万美元的捐款，许多老人干脆将社保支票签字交给人民圣殿教作为得到这种照顾服务的交换。这种做法最终引发了反对者的指控。 1973年秋天，人民圣殿教决定移民圭亚那后，大约投入了300万美元的资金作为“农业计划”的开发。 1976年11月，人民圣殿教就批准拨31万美元购买卡车、农业机械和其他开发所需的重型设备。 尽管花费巨大，人民圣殿教仍然积累了大量资金。 大量现金代表着可以在没有任何人追踪其流向的情况下分配使用现金。这就需要大量人员来跟踪人民圣殿教的财务状况，其中主要的长期信徒兼书记员是Harold Cordell 和Grace Stoen。 1976年7月Grace脱逃后，Tish Leroy, Deborah Layton和Teri Buford 接管了某些工作。 Carolyn Moore参与了多项重大银行和投资交易。 Carolyn Moore、Tim Stoen、Maria Katsaris、Teri Buford、Mike Cartmell 和Deborah Layton曾一度将钱存入小型私人账户和名为“美洲福音协会”的空壳公司账户 。 Teri Buford 后来回忆道，有一次，她和Tim Stoen从美国携带现金超过100万美元。他们把钱装在行李箱里，绑在身上，带到圭亚那。 1973年，人民圣殿教还成立了兄弟唱片公司，这是一家附属唱片公司，为人民圣殿教的“大型跨种族青年合唱团和管弦乐队”制作音乐。 人民圣殿教与反对者们之争：媒体，John-John监护权，关切的亲属组织 1977年8月1日，Marshall Kilduff和Phil Tracy在《新西部》杂志上刊登了一篇批评人民圣殿教和琼斯的文章，主要基于前人民圣殿教信徒的虐待指控的采访。 最初，琼斯希望Charles Garry起诉《新西部》诽谤。但1977年8月时，Garry接受广播采访时，他捍卫言论自由，说过：“我个人不喜欢诽谤诉讼。” 随着连绵不断的针对人民圣殿的指控，Garry承担起了查出这是否是迫害人民圣殿教的阴谋。 1977年9月，Garry告诉Berkeley Barb报，媒体近两个月的指控看起来像是一场精心策划、有预谋的政府运动，目的是摧毁一个政治进步组织。 注：《新西部》的文章报道之后，就很少有人愿意再平衡脱逃者的叙述与人民圣殿教方面的故事。 John-John 监护权

现实照片：John Victor Stoen

现实照片：John Victor Stoen和母亲Grace

现实图片：琼斯向媒体展示6岁的John Victor Stoen，并声称其牙齿和骨骼结构的相似性证明这个男孩是他的儿子。

Tim Stoen和Grace Stoen与琼斯（人民圣殿教）因孩子John-John的监护权纠纷是琼斯镇悲剧的关键之一。 1977年9月，Tim Stoen和Grace Stoen因孩子监护权与人民圣殿教上了圭亚那乔治城法庭。 Tim Stoen是人民圣殿教领导层的核心人员之一，负责人民圣殿教的法律，财务等重要业务。 Stoen（还有Gene Chaikin）负责处理从提供法律服务到安排外国银行账户的所有事务。在周末的教会活动中，还为信徒提供法律咨询服务。 Stoen 从1970年（加入）--1977年6月（脱逃），这期间，他一直为人民圣殿教提供法律服务。他没有从人民圣殿教获取薪水或佣金，但人民圣殿教每月给他的报销可达500美元。 1970s，Stoen帮助琼斯和人民圣殿教做强做大的关键力量之一。Stoen接受过专业的法律培训，他比Carolyn Moore或Teri Buford拥有更丰富的组织专业知识。Gene Chaiken是人民圣殿教的另一名律师，但其成就不如Tim Stoen。 根据（包括琼斯本人）在内的多位信徒的说法，Stoen可能比琼斯以外的任何人都更了解人民圣殿教的运作。 Tim Stoen（Timothy Oliver Stoen）出生在科罗拉多州富裕的中产家庭，毕业于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是一名律师。他年轻，聪明、雄心壮志，善于表达和分析。 1965年，Stoen在尤凯亚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工作时，他就开着保时捷。他一直关注经济和种族平等，致力于改善贫困。 1967年8月，Stoen到尤凯亚法律服务基金会工作。这是一个致力于帮助穷人的机构。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琼斯。之后不久，Stoen 加入了人民圣殿教，开始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Tim Stoen的工作性质本身几乎每天都与地方最有权势的人接触。在工作中，他结识了地方检察官、法官、报纸编辑、主管、警察、学校官员、州和县机构负责人等等。 由于Stoen展现了虔诚且正义的形象，对琼斯知之甚少的人们对人圣殿教的评价很高，因为人们会觉得，一个如此善于分析的人都接受了人民圣殿教，它肯定很了不起。 Stoen（还有Gene Chaikin）对人民圣殿教诉讼的法律层面进行监督，确保人民圣殿教的一切活动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安全地带。 他采取了有效的预防措施以避免人民圣殿教受到起诉。比如，如果发生涉及信徒的案件，他向琼斯通报情况。他还会出现在地方检察官办公室，阻止人们（包括信徒）对琼斯和人民圣殿教提诉。 Stoen（还有Gene Chaikin）的表现似乎与其他美国律师在对抗性法律体系下的做法一样：不顾事实或成文法律，竭尽全力保护自己客户的利益。 1970 年，Stoen与Grace Lucy Grech结婚。他们是在反对人口过剩和污染的游行集会中认识的。

现实照片：Grace Lucy Grech（Grace Stoen）

Grace Stoen也是人民圣殿教领导层人员之一，还是琼斯的情人之一。 然而，Grace Stoen似乎不信人民圣殿教宣扬的自我剥夺精神。琼斯大肆宣扬节俭和购买二手衣服。在人民圣殿教女性为了减少自我而剪短发之后，Grace仍然穿着雅致的衣服，留着披肩长发。 脱逃后，Stoen一家被其他信徒指责为精英主义。一些信徒甚至辱骂Grace为“精英主义婊子” /“资本主义婊子”。 1971年夏天，Grace怀孕了。 1972年1月25日，孩子出生了，起名为John Victor Stoen。 孩子出生一周后，Stoen夫妇收到了卫生部门发来的出生证明副本。上面列出的母亲是Grace，父亲是Tim。Grace签署的法律文件。 1972年2月6日，就在Stoen夫妇收到出生证明一周后，Tim签了一份自相矛盾的声明文件。内容如下：

我，Timothy Oliver Stoen，特此承认，1971年4月，我恳求我敬爱的牧师James W. Jones令我的妻子Grace Lucy (Grech) Stoen受孕。此前，在我的坚持下，她虽不情愿但慷慨地同意了。在我向琼斯牧师解释说，我非常希望养育一个孩子，但经过多次尝试却无法自己令她受孕，James W. Jones也不情愿地同意了。我要求James W. Jones这样做的原因是，我希望我的孩子的父亲，即使不是我，也是世界上最富有同情心、诚实且勇敢的人。 孩子John Victor Stoen于1972年1月25日出生。能够负责照顾他，我感到无比荣幸。我谦卑地承担这项任务，坚定地希望这个孩子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忠实追随者，且帮助将神的国度带到地球上，就像他出色的亲生父亲一样。本人声明上述内容真实且正确，如有伪证，愿受处罚。

这份文件还有Marceline Jones作为证人的签名。 后来，Marceline表示，她已经事先同意琼斯使Grace怀孕。Marceline相信琼斯是这个孩子的父亲，而Grace是对丈夫提出性恩惠的女性之一。

1973-1974年左右的合影。Grace Stoen, Tim Stoen, Jim Jones和抱着幼儿John Victor Stoen的身份不明的男子

在接下来的监护权之争的几年里，琼斯无数次引用这份声明文件来证明他是孩子的父亲，诋毁Grace作为母亲的价值，并驳回Tim关于监护权的上诉主张。 1976年，Stoen受到了如同其他人民圣殿教男性所经历过的“性欺辱”。在一次精神宣泄会上，大家关注Stoen是否有同性恋倾向。从那时起，Stoen开始在人民圣殿教开始保持低调。 1976年7月，Grace离开了人民圣殿教，但她没有带着儿子John Victor Stoen一起离开，将孩子托付给几位人民圣殿教信徒照顾。 1977年2月，Grace威胁要与Stoen离婚。两人分居。 1977年2月，Tim Stoen飞往琼斯镇。在抵达圭亚那的头几周，他为琼斯镇做好了应对预期的大量移民涌入的准备，草拟了一项建造可容纳 500人的住房的紧急计划。还向Grace表达了，孩子在琼斯镇很好。 尽管Stoen参与做所有的计划和工作，但他并没有打算自己移居到琼斯镇。他只是为琼斯镇工作。事实上，Stoen根本不认为自己会继续参与人民圣殿教。离开琼斯镇后，Stoen直接去了伦敦，待了3个月，然后返回美国。 1977年6月，Tim Stoen离开了人民圣殿教，加入了Grace，支持她，要求人民圣殿教将孩子归还给Grace。 1977年8月18日，Grace 向旧金山加州高等法院提交了一份声明，概述了她在人民圣殿教的生活、她离开人民圣殿教的原因，以及自那时起她为重新获得孩子的监护权所做的努力。 （这份声明是在两人离婚诉讼的背景下做出的。当时加州法律规定，已婚妇女不能生私生子） 1977年11月，Grace获胜，加州法院的法官将监护权判给了Grace。但那时，孩子已经在圭亚那的琼斯镇了，不在加州法院的管辖范围。地区检察官请求圭亚那人帮助执行该命令。 从本质上讲，加州法院命令其实确保了，即使琼斯拒绝执行交还孩子的法庭命令，只要琼斯不回美国后，他就不用面临藐视法庭的诉讼。这也意味着孩子永远无法离开琼斯镇。 圭亚那乔治城法院命令人民圣殿教说明为什么不发布最终命令让John Victor Stoen回到他母亲Grace身边。几天后，法院再一次发布了逮捕琼斯的命令。 在乔治城两次开庭后（琼斯拒绝出席），一名圭亚那法警前往琼斯镇送达通知。得知琼斯不在后，将通知钉在了门上。 1977年11月17日，Tim Stoen给人民圣殿教写了一封信，要求琼斯将孩子得监护权交给他和Grace。 注：John-John的监护权纠纷并非表面上看到的，人民圣殿教 “偷孩子”，“非法拘禁孩子”，它里有很多谜团。 首先，John-John到底是谁的儿子？ 琼斯始终坚称John-John是他的孩子。而Tim Stoen对琼斯的坚称没有提过异议。有称，Stoen曾承认过自己是开放式婚姻。 孩子的身体特征并没有提供“父亲到底谁”的太多线索（Tim Stoen，Grace Stoen和琼斯都是深色头发的白人）。 唯一知道答案的人是Grace，而据说她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也许Grace保持沉默是正确的，因为对她最重要的是孩子能回来，她能和孩子在一起，并拥有孩子的监护权。 （Deborah Layton在书里提到，Grace私下告诉她，Tim是孩子的血缘生父。） 其次，当初Grace离开人民圣殿教时没有带着孩子离开，而是将孩子交给了其他信徒照顾。 孩子被送到圭亚那琼斯镇，是Tim Stoen同意的。而且他认为孩子在人民圣殿教里很安全，被照顾得很好，但他最终站出来支持Grace，要求将孩子归还给她。 琼斯镇事件后，Grace Stoen说，Tim曾表示他认为监护权应该由人民圣殿教和她平分。他提出尝试让孩子每年与Grace一起生活6个月。如果（和人民圣殿教）谈判未能达成这样的安排，他将去圭亚那法院提诉。这表明了，Tim Stoen本人似乎不想要任何监护权，他只希望充当调解人。时至今日，Tim Stoen的动机也未得到解释。 1978年2月17日，琼斯接受了《旧金山观察报》记者Tim Reiterman的采访。 随后，Reiterman关于John-John监护权之争的故事立即引发了人民圣殿教更多的诉讼威胁。 Reiterman的报道发表后的第二天，受到人民圣殿教支持的旧金山参事委员会成员Harvey Milk给卡特总统写了一封信，为琼斯辩护，说琼斯是一个品格最高尚的人，并指出人民圣殿教脱逃者试图用明显的大胆谎言来损害琼斯牧师的声誉。 注：表面上看，琼斯只要对John-John的监护权放手（服软认输）很多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琼斯偏偏死磕到底，这似乎是琼斯专横，偏执的性格特征反映。实际上事情要复杂得多。 对于人民圣殿教琼斯来说，John-John的监护权纠纷涉及到政治和先例。 首先，琼斯镇大约有22个孩子是在非共同监护权的法律安排下来到琼斯镇的。这个法律安排包括从亲生父母的监护权到法院指定的无相关成年人的监护权。 越来越多的人民圣殿教的批评反对者都知道，如果琼斯被迫交出孩子，就会开创先例：每个在琼斯镇寻求儿童监护权或家庭成员成人监护权的亲属都会更加大胆。 琼斯失去的不仅仅是他声称是自己的儿子，他还将失去对信徒的绝对保护权的承诺。 毕竟，如果他不能守护住自己的孩子，他如何能够保护琼斯镇里的人免受其他危险的侵害呢。 Carolyn Moore认为，在这种情况下，琼斯镇将誓死捍卫孩子的监护权，因为 “如果我们交出John-John，这里其他的孩子将不再有安全感”。 其次，它反映了非血缘“家庭”的公共意识形态与核心家庭的传统意识形态之间的巨大差距。 人民圣殿教的公共生活方式改变了亲生父母的社会主张。人民圣殿教的逻辑认为，John-John的家庭是抚养他长大的一群人，他有权决定他成长的世界的命运。 从核心家庭的角度来看，亲生父母将孩子遗弃给社区中的其他人抚养是令人费解的。在美国，法律站在核心家庭一边。 在共产主义者看来，基于生物学主张，将儿童从他们正在进行的生活中夺走，这似乎将抽象的个人主义原则置于儿童的福祉之上。 最后，从某种意义上说，John-John监护权纠纷代表了琼斯和关切的亲属组织之间斗争中最明显的象征。（当时Tim和Grace都与他们结盟了）。 Tim Stoen曾经是琼斯最亲密的助手，现在却成了他的主要对手。这位前人民圣殿教的律师成为关切的亲属组织的主要法律代表，这样有助于增强人民圣殿教反对者们控诉的可信度和有效性。 无论如何，可怜的孩子John-John似乎是一枚被双方拿来厮杀的棋子。 事实上，无论生物学或法律上的父子关系如何，John-John短暂的一生都是在人民圣殿教的公共环境中长大的（主要是Maria Katsaris照顾他）。人民圣殿教，琼斯镇，就是他的世界。他是谁的儿子并不重要，他是琼斯镇的儿子，最终死在了琼斯镇。 1977年末和1978年初，在Jeannie Mills的家中，Stoen夫妇与关切的亲属见面，加入了关切的亲属组织。 1978年1月，Tim Stoen给国会写了一份白皮书，详细阐述了他对人民圣殿教的控诉，并要求国会议员写信给圭亚那总理Burnham。 91名议员写了信，其中包括国会议员Leo Ryan。 1978年4月11日，关切的亲属们向人民圣殿教、新闻界和国会议员分发了一包文件，包括信件和口供书，指控琼斯侵犯人权。 Deborah Layton Blakey逃离琼斯镇

现实照片：16岁的Deborah Layton Blakey

1978年5月12日，24岁的 Deborah Layton Blakey从琼斯镇来到圭亚那乔治城的美国大使馆寻求庇护。 Deborah Layton在琼斯镇待了5个半月，她就想要离开。她告诉大使馆领事Richard McCoy，她对人民圣殿教并无恶意，但她害怕集体自杀的威胁。 Deborah当时写一份宣誓书。内容如下：

1978年5月12日宣誓我，Deborah Layton Blakey，特此宣誓，尽我所能，以下声明真实且正确。我决定离开人民圣殿组织，因为我担心如果圭亚那法院做出让John Stoen回到他母亲身边的决定，吉姆·琼斯将实施他的威胁，迫使该组织在圭亚那的所有成员自杀。我知道已经计划在琼斯镇实施大规模服毒自杀。我也知道，有计划杀害那些不愿意主动自杀的成员。我相信这个计划将会得以实施。我还相信，我还相信，本组织将尽力阻止任何将John Stoen从本组织的监护权中解救出来的企图。 出于上述原因，我决定离开人民圣殿教。签名：Deborah Layton Blakey美国副领事Daniel Weber

在Daniel Weber和Richard McCoy的帮助下，Deborah成功离开了琼斯镇回到美国。 然而，她这份宣誓书被留在大使馆的保险箱里了，并被未上报。 注：Deborah Layton是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人员之一，负责财务和秘书工作，是琼斯最信任的助手之一。在她到达琼斯镇之前，她已经在人民圣殿教已经近7年。Larry Layton是她的哥哥。 1977年12月，Deborah从加州抵达琼斯镇。然而，在到达琼斯镇后，Deborah很快就发现，琼斯镇并不是她和其他所有人在到达那里之前就被告知的如天堂般的地方，相反，它本质上其实是一个丛林中的集中营。她很快就意识到她和其他人都被故意欺骗了。 与许多人民圣殿教信徒不同的是，Deborah头脑清醒，她认识到了琼斯变得越来越偏执、神经质且具有危险性。琼斯不再是那个他们愿意为之献出生命并毫无保留地信仰的人。这个认识的过程让Deborah想到要逃离琼斯镇，即使这意味着她恐怕需要冒生命危险并不得不留下她身患癌症晚期的妈妈。 Deborah妈妈在“集体自杀”发生的前10天在琼斯镇去世了，享年63岁。她的哥哥Larry陪伴她一直到最后。 Deborah的妈妈Lisa在40年前因纳粹，逃离了德国。作为幸存者，她对周围真正的危险保持警惕。然而，至少起初，她被她选择相信和追随的假先知琼斯欺骗了。这就像Deborah的祖父母那一代的许多德国犹太人不知何故被欺骗，认为希特勒永远不会对他们实施威胁一样。 显然，Deborah和她的妈妈都是坚强而聪明的女性。她们没有精神错乱，也不是那种异常容易受到有魅力的传教士/政治家吸引的情绪不稳定的女性。 Deborah和她的家人加入人民圣殿教的原因不同于当时和之后的许多美国人：他们在寻找有意义的生活。只是她们的探寻将她们引向了人民圣殿教和吉姆·琼斯。 这里有一个讽刺却不寒而栗的事实就是，人们总是在不知不觉中加入了邪教。即使是理智、聪明的人也可能被煽动者愚弄。而且往往都是，他们参与这些准宗教或准政治团体越深，就越难看到潜在的危险。 在Grace Stoen的帮助下，Deborah Layton找到了Marny Ryan律师。 在律师的帮助下，1978年6月14日，Deborah完成了一份长达11页内含共37点的宣誓书，题为“人民圣殿教成员大规模自杀的威胁和可能性”。它详细描述了琼斯镇的病态状况和吉姆琼斯威胁要进行革命性自杀的情况。 宣誓书内容摘录：

1. 本宣誓书的目的是提请美国政府注意圭亚那琼斯镇美国公民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28. 很少允许访客进入琼斯镇。有访客来时，整个社区都必须进入表演形式。 在访客到来之前。琼斯牧师会指导我们需要表达出来的形象。工作日会缩短。饮食会更好。 有时会有音乐和舞蹈。除了这些表演之外，我们的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快乐或希望。 蔓延一股沮丧的气氛。29. 人们不断地谈论死亡。在人民圣殿教成立初期，有时会听到有关为原则而死的大致措辞。 在琼斯镇，出现了为社会主义而集体自杀的概念。因为我们的生活无论如何都是如此悲惨，而且因为我们如此害怕违背琼斯牧师，所以这个概念没有受到挑战……31. 琼斯牧师每周至少一次宣布进入“白夜”或紧急状态。琼斯镇的全体居民都会被刺耳的警报声惊醒。指定人员大约50人携带步枪，从一个小屋到另一个小屋，并确保所有成员都做出响应。随后召开群众大会。在这些危机期间，我们经常被告知丛林里挤满了雇佣兵，随时我们可能死亡。33. 琼斯镇的生活凄惨痛苦，疲惫所带来的身体痛苦巨大，以至于这次事件对我来说并没有造成创伤。我已经变得对自己的生死漠不关心了……36. 我感谢美国政府以及Richard McCoy和Daniel Weber； 特别是他们给我的帮助。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对琼斯镇情况进行调查的努力还不够。偶尔的访问总是会被宣布和安排。人民圣殿教信徒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做出回应。信徒们看似与美国代表畅所欲言，但事实上，他们在每次访问之前都经过了彻底的排练和训练，了解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回应。信徒们担心如果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会遭到打击报复。37. 我代表琼斯镇人民敦促美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他们的权利。我相信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Deborah Layton的这份宣誓书成为关切的亲属运动中的一份重要文件。也让国会议员Leo Ryan最终决定探访琼斯镇。事实证明，Deborah对琼斯镇的警告是准确的。 注：这份宣誓书及Deborah成为琼斯镇的诅咒。在琼斯镇集体自杀事件后，在琼斯镇里发现的一些手写笔记详细描述了杀死Deborah Layton的暴力幻想，以及一些录音带，反映了Deborah的脱逃对琼斯镇的巨大影响。 1978年5月和6月，Tim Stoen代表3名关切的亲属对人民圣殿教提起诉讼，要求超过5600万美元的赔偿。 1978年7月10日，Charles Garry对Tim Stoen和Grace Stoen 提起诉讼，要求赔偿1.5亿美元。 这一切的后果给人民圣殿教的声誉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尤其是John-John监护权纠纷诉讼在极大程度上威胁到了人民圣殿教的税务问题。 1978年夏天，琼斯向Mark Lane和Donald Freed寻求法律服务，以帮助查明美国情报机构针对人民圣殿教的“大阴谋”。琼斯告诉Lane，他想修复自己的声誉回美国。 1978年9月，Lane对琼斯镇的居民发表讲话，支持琼斯的理论，并将他与著名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比较。 随后，Lane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针对人民圣殿教的所有指控都是不准确，不真实，并且“情报组织”对人民圣殿教进行了“大规模阴谋”，并点名了CIA、FBI，甚至是美国邮政总局。 人民圣殿教的一份声明写道：“当我们将指控的性质、指控者的性格以及杂志本身对人民圣殿教的歪曲事实结合起来时，我们意识到我们确实面临着一场齐心协力针对我们的摧毁。 ” 1978年11月17日，调查人民圣殿教的虐待指控的议员Leo Ryan访问了琼斯镇。 1978年11月18日，琼斯镇发生震惊世界的集体自杀事件。 1978年底，人民圣殿教宣布破产，其资产被接管。 1978年12月4日，Charles Garry请求解散人民圣殿教。1979年1月，旧金山高等法院批准该请愿。 1979年5月，一些信徒一直留在圭亚那结束人民圣殿教的事务，然后返回美国。 圭亚那：“应许之地” 1973年，琼斯开始计划第二次移民。这次他们遵循了早期在美国境外建立殖民地的想法。 1974年3月，人民圣殿教的6名信徒（除一名外均为白人）抵达人民圣殿教在乔治城租的房子。随后，Mike Touchette、Lester Matheson、Greg Frost 和人民圣殿教驻乔治城的联络员Paula Adams 前往西北区的凯图马港村。 1974年，吉姆琼斯和人民圣殿教与圭亚那官员一起访问了圭亚那西北部地区后， 决定租用在圭亚那首都乔治城以西240公里处的丛林中的超过1500公顷的土地。1976年，圭亚那正式批准将乔治城西北部超过1200公顷的土地租给人民圣殿教。该地点位于与委内瑞拉有争议的边界附近，地处偏僻。 琼斯在这片土地上建立的社区被命名为人民圣殿教农业项目，非正式地称为“琼斯镇”。然而，即使按照圭亚那的标准，这片土地土壤肥力低下，最近的水体距离泥泞道路11公里。 根据前人民圣殿教信徒Tim Carter的说法，人民圣殿教选择圭亚那的原因是，1974年的美国正在蔓延的法西斯主义，种族主义。企业或跨国公司在美国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圭亚那是一个以土著人口为主的英语社会主义国家，其政府包括著名的黑人领袖，可为人民圣殿教的黑人成员提供一个和平生活的居住地。 后来，圭亚那总理Forbes Burnham说，琼斯可能 “想利用合作社作为建立社会主义的基础，他的建立公社的想法或许与此相吻合”。其实，琼斯和人民圣殿教的政治和意识形态与圭亚那当时的执政党PNC非常契合。同时，圭亚那政府发现人民圣殿教的移民项目可以给他们带来多种好处。 首先，在物质层面，人民圣殿教的移民提出开展丛林农业发展的重要实验。如果成功，这个项目将提供一个示范如何利用丛林来帮助圭亚那脆弱的经济摆脱对外国进口的依赖，缓解其国际贸易收支危机，并为其贫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提供经济发展的机会。 其次，当许多圭亚那人设法移民到美国以逃离圭亚那的贫困和高压政权时，一群美国人（而且大部分还是黑人）移民道圭亚那，并认为圭亚那比美国有更多的生存和发展机会。 此外，人民圣殿教将带来圭亚那急需的硬通货：美元，并提议按照圭亚那发展模式的“合作社会主义”建立一个社区。 从地缘层面来看，来自人民圣殿教的移民将被安置在与委内瑞拉有争议的边界地区定居。委内瑞拉政府很清楚，像人民圣殿教这样的“三旗国民”很难被取代。 在圭亚那独立之前，英属圭亚那有着窝藏从法属圭亚那附近监狱越狱的罪犯的悠久传统。但是这种热情好客总是有代价的。那些获得庇护的人可能会被要求像自发性地为这个国家干些脏活儿，而不玷污国家本身。独立后的圭亚那仍然保留这种传统。 圭亚那有一个名为“以色列之家”的黑人解放教派。它吸引了大量来自圭亚那贫困城市的黑人地区的坚强年轻人。它由一位来自华盛顿的拉比领导。这位拉比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因公司勒索指控而缴纳5万美元保释金，然后逃往圭亚那。 这个由华盛顿拉比领导的“以色列之家”的成员会“自发性地” 在东印度人耕种的甘蔗地里进行准军事行动破坏罢工。 圭亚那是为数不多的社会主义政权却得到了美国政府的默许支持。因为美国政府依赖 Burnham政府来阻止圭亚那出现更激进的政权。因此，美国政府默许那位华盛顿拉比自行其是，而不是寻求将其引渡回美国。 人民圣殿教也将为圭亚那的统治者提供这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即他们的生存完全依赖这个国家，他们就可以被用作一个政治队伍为这个国家服务。 琼斯还认为，圭亚那是一个贫穷但独立的小国，这样足以让他在这里轻松获得影响力和官方保护。 开拓琼斯镇的“先驱者”

现实照片：1974年左右，琼斯镇的第一批定居者。琼斯位于顶排左起第三位。

（如图）最左边的是Mike Touchette。琼斯下方是律师Gene Chaikin。Chaikin右侧是Michelle Touchette、Paula Adams、Debbie Touchette、Al Touchette、Charlie Touchette和 Chris Lewis。 1974年，人民圣殿教的开拓先驱者队抵达圭亚那，为“人民圣殿农业使命” 清理土地、种植农作物建设基础设施。 1974年6月，Tim Sweeny和Mike Touchette乘坐人民圣殿教最近购买的渔船Cudjoe 前往迈阿密。船上有14名信徒和30吨的物资和重型设备，直接运往凯图马港。 1974年，圭亚那允许人民圣殿教“免税”进口某些物品。但仍贿赂圭亚那海关，以便人民圣殿教运输各种物品，有时包括枪支和毒品。 1974年底，人们已经开始入住琼斯镇，但迁移人口发展缓慢，到1977年3月，琼斯镇也只有50人左右，其中90%的人年龄在30岁以下。 从一开始，他们全部工作几乎都在建造住房。在为人民服务的团队精神的指导下，他们长时间工作，为预期的信徒涌入定居做好准备。他们建造了与圭亚那温暖的热带气候中其他地方使用的类似的杆式建筑，还建造了仓库、公用厨房、洗衣房、浴室和其他社区所需的设施。他们预计琼斯镇的人口会达到500人，甚至更多，700人。 1975年3月，美国驻圭亚那大使Max Krebs 访问了琼斯镇。他发现大约三分之二的白人和三分之一的黑人生活在非常原始的宿舍、厨房和仓库组合结构中。相对豪华的有屋顶的笼子，里面关着一只黑猩猩。Krebs回忆道，那里气氛非常轻松和随意。 当时，Krebs和几位人民圣殿教的‘开拓者’畅所欲言，谈论他们的生活条件（不舒服）、工作（辛苦）、志向（高远）等等。 1975年5月，美国大使馆官员Wade Matthews 发现了琼斯镇这个边境型的、活跃的、新的农业定居点。其中大约有6座乡村建筑，金属屋顶的露天棚屋，以及大约100英亩的已清理种植园（主要是木薯）。 随着丛林中的琼斯镇建设，人民圣殿教的工作人员努力巩固与圭亚那首都乔治城政府的关系。

现实照片：位于圭亚那首都乔治城拉马哈花园的人民圣殿教总部。无线电通讯室位于左边最底层的房间。

人民圣殿教在首都乔治城拉马哈花园购买了一栋舒适的现代房屋，并为其配备了与旧金山通信所需的先进无线电设备。将其设立为人民圣殿教在首都乔治城的办事处。 琼斯和他的信徒在圭亚那发挥了外交和政府网络的作用，就像他们当初监视和影响美国的人民圣殿教信徒和公职人员一样。 人民圣殿教大规模移民后，Paula Adams被另一位信徒 Linda (Sharon) Amos 取代。 注：Paula Adams 是人民圣殿教的最重要的公关之一。她的主要工作是与圭亚那当地官员和有影响力的人物交好，与圭亚那政府建立重要的联系。Paula为人民圣殿教在乔治城赢得了许多支持者和朋友，其中最重要的是圭亚那驻华盛顿大使 Lawrence E. “Bonny” Mann。Adams和Mann建立了恋爱关系，两人一直保持相当公开的恋情。 注：Paula Adams 是一位年轻漂亮的白人女性，五官精致，性格讨人喜欢，对琼斯忠心耿耿。Adams第一次来到人民圣殿教时，她22岁。当时的她是一个混乱的人：狂躁症，抑郁症，酗酒、吸毒。她的生活陷入绝望，看不到任何希望。她曾经在学校的成绩不佳，但琼斯认为她有能力可以更好地为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乔治城的事业服务：琼斯让Paula Adams和Debbie Touchette在圭亚那乔治城建立人民圣殿教的全职公共关系团队。 Deborah Layton表示，Paula Adams是在琼斯的指示下，做了Mann的情妇。起初，琼斯对Adams与Mann的良好关系有顾虑，因为她似乎真的很关心他，而且大多时间里她远离琼斯的影响。但琼斯不敢破坏二人的关系，因为二人的关系有助于人民圣殿教在圭亚那的官僚机构里办事方便，以及确保人民圣殿教存入圭亚那银行的钱是安全的，即使出现问题或麻烦，人民圣殿教也会提前获得通知。 琼斯确实向其他负责“公共关系”的女性信徒夸奖Paula Adams为琼斯镇的事业付出了一切。在乔治城曾经也流传着一些暗示和谣言，称人民圣殿教的女性出卖色相获取人脉的影响力。 琼斯镇事件后，Paula Adams继续保持和Mann的关系，并生了他的孩子。他们住在马里兰州贝塞斯达，他在那里继续担任圭亚那驻美国大使。但可悲的是，当Mann更多地了解自己被吉姆利用以及最终他相信自己也被Paula利用了时，1983年10月24日，他开枪打死了Paula和他们的孩子，然后自杀了。Paula Adams当时28岁。 人民圣殿教为了于圭亚那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他们强调他们忠诚于总理Burnham领导的党派。Burnham的妻子Viola Burnham也是人民圣殿教的坚定拥护者。 人民圣殿教在拉马哈总部与圭亚那总理Burnham和其他圭亚那官员进行了多次会议。 1975年，关于圭亚那代表团的一项决议中，人民圣殿教领导层授权将某些公司资产和负债“永远”转移到根据圭亚那法律成立的公司，即超出美国法律的管辖范围。 人民圣殿教还经常与苏联、朝鲜、南斯拉夫和古巴大使馆举行会议。 人民圣殿教信徒，如Sharon Amos, Mike Prokes, Matthew Blunt, Timothy Regan，在“圭亚那-某鲜友好协会”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该协会主办了两次关于金某成革命理念的研讨会。 1976年，人民圣殿教信徒Mike Prokes要求Burnham与其他“美国高级官员”一起以外国政要的身份接待琼斯。 1978年4月，苏联塔斯社的一位高级记者和他的妻子拜访了琼斯。 1978年10月2日，苏联驻乔治城领事Feodor Timofeyev访问琼斯镇两天，并发表讲话。 琼斯在演讲前表示：

多年来，我们一直让公众知道我们的富有同情心，美国政府不是我们的母亲，苏联才是我们的精神祖国。

Timofeyev在演讲时说，苏联谨向 “美国、圭亚那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区的人民致以最深切和最诚挚的问候”。 这次访问结束后，人民圣殿教几乎每周都与Timofeyev会面，讨论将琼斯镇撤往苏联的可能性。 注：美国驻乔治城大使馆对人民圣殿教的兴趣非常大。但美国在他们建设定居点的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官方角色。 圭亚那是一个小国，美国公民很少，但美国官方对人民圣殿教的关注表明，它的存在对美国的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美国大使馆甚至愿意利用人民圣殿教与圭亚那政府往来。因为大使馆发现，与一群明显受到圭亚那政府青睐并受到其最高官员欢迎的美国人保持交往可能很有用。 大规模迁移到琼斯镇 圭亚那的移民数量相对较多，移民数量超过当地人，这一直令政府规模虽小但严格的移民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由于圭亚那的移民程序受损，这却侧面限制了人民圣殿教的脱逃者的离开的不便。 圭亚那与琼斯达成协议，保证允许人民圣殿教信徒的大规模移民。琼斯表示他们的移民“有高级精湛的技术”，并给了一个装有50万美元的信封。 1976年11月，人民圣殿教的公司总部从红杉谷迁至旧金山，为第二次移民圭亚那做准备。

琼斯镇移民数据

1977年8月，琼斯和数百名信徒搬到了琼斯镇。到1978年底，琼斯镇人口增长到900多人。

琼斯镇人口数据

最终决定前往圭亚那的人民圣殿教信徒里，黑人总体比例约为70%。最大比例（超过40%）是出生在南部各州的中老年黑人及其家人，45%的琼斯镇居民是黑人女性。 不到三分之一的信徒出生在加州（这反映出加州在流动性方面享有盛誉）。 白人中的大多数是年轻人和中年人。 琼斯镇的生活

电影剧照

琼斯被成人和儿童称为“父亲”或“爸爸”。 琼斯将琼斯镇视为 “社会主义天堂”（socialist paradise）和媒体监督的“庇护所”（sanctuary）。 琼斯镇被认为是一个仁慈的共产主义社区。琼斯说：“我相信我们是最纯粹的共产主义者。”Marceline形容琼斯镇为“致力于为社会主义、经济、种族和社会的全面平等。在这里，我们过着公有化生活。” 琼斯向信徒们承诺，琼斯镇是一个远离外界所谓的邪恶的热带天堂。许多信徒相信琼斯的承诺，相信琼斯镇将成为天堂或乌托邦。 然而，真实的琼斯镇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美好的“应许之地”，更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来到的梦想世界。 来到琼斯镇的信徒的行李将被人民圣殿教统一收走，作为琼斯镇的共有财产，存放在一个棚子里，只有通过申请表和需求证明才能获得。再不允许私人拥有。 从居住环境和物质层面上看，琼斯镇的生活异常艰苦。按照当时普通美国人的标准，很多方面是根本不合格的。 信徒们住在小型简陋的公共房屋。有些房屋的墙壁甚至是用特鲁利棕榈编织的。 房屋内除了用来睡觉的床之外，几乎没有任何家具配件。 床是上下铺型的宿舍。拥挤，没有私人空间，毫无个人隐私可言。 家人、恋人、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被拆开安排住在不同处。因此，亲人之间无法密切接触。 琼斯镇有一个托儿所，期间共出生33 名婴儿。儿童通常被交给琼斯镇公社，而不是以父母为主来照顾。 （琼斯禁止父母晚上把孩子留在身边，可能也是经常有突袭自卫情况发生。这样成人父母们可以迅速做出反应，孩子们留在有看守的儿童宿舍也更安全。） 在琼斯镇，核心家庭被认为是一个自私的概念。家庭的隐私被摧毁。 注：在人民圣殿教，两性关系一直近似所谓的“开放式关系”（open relationship）。琼斯模糊了法律下的婚姻制度和性伴侣的维度。 卫浴是公用的。上厕所需要排队，甚至连卫生纸都很少提供，经常使用的是旧报纸和其他废纸类代替。 洗澡更成了奢侈。因为淋浴也要按计划分配，有限制。 据报道，任何允许水流超过两分钟的人都会受到惩罚（非体罚形式：送到“学习小组”进行一天的思想教育）。

现实照片：在圣诞节期间访问圭亚那时，琼斯展示当地的水果。这些水果是从商店买来的（琼斯忘记了拿走水果的包装袋），但它被拍摄并作为人民圣殿教先驱者们种植的农产品展示。

由于琼斯镇的土地贫瘠，琼斯镇无法自给自足，不得不进口大量小麦等生活必需品。生活非必需品如咖啡，可乐这样的东西，也成了奢侈品。 据报道，琼斯镇的饮食常为米饭、豆类和蔬菜，偶尔有肉、酱汁和鸡蛋。饮食过于简单，明显蛋白质含量不足，所提供的能量满足不了日常所需。 琼斯镇没有真正的医疗设施。必需药品供应也极为有限。 比如Deborah Layton的妈妈癌症晚期不仅无法得到专业医疗辅助设施，而且缺乏必要的止痛药提供给她。 1978年2月，琼斯镇发生了严重腹泻和高烧等医疗问题 ，一半的居民因此生病。 与琼斯镇的其他人相比，琼斯个人的生活条件要好很多，甚至被认为是“奢侈”。 琼斯住的也是公共房屋的一栋，但居住区周围有隐私围栏，还有一个宽阔的门廊。 琼斯的房子里面有一张双人床。床品质量优于信徒们所使用的。 天花板上挂着一张长长的、优雅的蚊帐。地板上铺着一块松软的土色小地毯。还有一些家具配件，如落地灯。还有一个电风扇。 琼斯有自己的冰箱，里面有新鲜的煮鸡蛋、肉、水果、沙拉、碳酸饮料和零食。 窗边的架子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药品。 注：Deborah Layton表示，这些药品很多是从来到琼斯镇的信徒们的行李中收走的。处方药品标签上写着具体的人名。在此看到了她妈妈的止痛药。 琼斯的情人们Maria 、Carolyn和他的儿子的房间是宿舍床位，但他们有一个私人淋浴间，里面有一张长凳和一个壁架，里面放着沐浴用品。还有一个单人厕所，里面有正常的卫生纸。 注： 当Deborah第一次在琼斯镇看到琼斯住的房屋，她“心里感到嫉妒”，“为什么他比我们其他人生活得更好？ 为什么我们不能有他那样的生活？ 由于Deborah负责过人民圣殿教的财务，她知道人民圣殿教的资产情况。所以，她想到的是，“我想知道所有的钱都去哪儿了？” 平心而论，按照奢侈的正常标准来说，琼斯在琼斯镇的生活远达不到奢侈的标准。 在其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琼斯本人没有从人民圣殿教获得任何个人收入。相反，多年来，是他妻子将护士的薪水存入“特别基金”，以满足家庭需求和可能的退休生活。 1977年，人民圣殿教董事会投票决定给琼斯3万美元的年薪。 如果以个人盗窃教会资金的标准，甚至以更温和的使用教会资源过奢侈生活的标准来看，琼斯根本不足为道。最终琼斯死了，他也并没有带走人民圣殿教的任何资产，而是都给了苏联共产党。从这个角度来说，琼斯并非是那种专图谋财的江湖骗子神棍。 但是，就仅限于在琼斯镇本身，琼斯的生活水平确实比其他普通信徒好很多。在Deborah眼里，这完全就是“奢侈”。这在本质上来讲，它体现的并非是“奢侈”，而是一种特权。 从来到琼斯镇信徒行李收走的公有财产物品中特别贵重的物品，如处方药品，会被放在一边以备需要时琼斯可以得到优先使用。 Deborah Layton在书中提到，她的妈妈在去世之前，没有止痛药可用（她的妈妈是癌症晚期。癌症病人在临死之前的日子需要靠大量止痛药减轻痛苦），因为琼斯自己吃了Deborah妈妈的止痛药。 琼斯镇的日常工作非常辛苦。大量的重体力劳动型工作，而且工作环境恶劣，在田野乡间暴晒下工作，受热带的蚊虫叮咬侵袭。 学校学习的和成人夜间讲座全都转向琼斯关于革命和敌人的讨论，课程重点是关注与苏联结盟，还有培养信徒的危机意识，比如Tim Stoen派出的所谓“雇佣军”袭击琼斯镇等等。 最初，琼斯镇的人被要求，每周工作6天，从6:30–18:00左右，期间有1个小时的午餐时间。 1978年中期，由于琼斯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Marceline开始管理琼斯镇的大多事务。她将每周工作时间减少到每天8小时，每周5天。 琼斯镇时期，人民圣殿教参考了更多的精神控制和行为矫正法，使其信徒逐渐受到影响。 琼斯镇的娱乐生活选项很少，乏味沉闷。 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信徒们必须在展馆里参加几个小时的学习社会主义的活动。 琼斯镇几乎不提供任何娱乐电影，取而代之的是关于支持苏联宣传短片和有关美国社会问题的纪录片，以及政治电影。 琼斯还反复放映并详细分析《视差》 、《豺狼的日子》、《围城》 和《Z》 等此类政治电影。 （这几部电影都是佳作，推荐哈！） 琼斯镇会议的录音显示，当有人觉得这些电影无趣，或不理解琼斯向他们传达的信息时，琼斯显得愤怒且受挫。 琼斯镇与外界沟通的主要方式是短波无线电。与旧金山和乔治城的所有语音通信都是使用此无线电传输的，从普通的供应订单到机密的人民圣殿教事务。 注：后来，联邦通信委员会（FCC）因技术违规和将业余频率用于商业目的而对人民圣殿教提出指控。 由于短波无线电是琼斯镇唯一有效的非邮政通信手段，人民圣殿教认为FCC会吊销其运营商执照威胁到了琼斯镇的存在。 由于琼斯镇与外界隔绝，琼斯镇没有（也不提供）书籍，杂志，报纸。 琼斯的屋子里却放着很多书籍、杂志、报纸。琼斯经常阅读新闻和收听广播。 因此，信徒们很难接收到外界的信息。取而代之的是，琼斯通过公共广播给他们讲他所阅读的新闻和评论。 琼斯的新闻解读通常将美国描绘成“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恶棍，同时对金日成，穆加贝和斯大林等“社会主义”领导人进行积极正面的评价。 在时事讨论方面，通常采取琼斯的“讨论”形式，即琼斯向个别信徒询问特定新闻的含义和潜台词，或者就如何“解读”某些事件发表冗长且常常令人困惑的个人独白。 在琼斯镇的闭路电视上播放的任何电影或录制的节目，无论多么无害或看似政治中立，如果没有人民圣殿教工作人员在场为观众“解释”材料，人们就无法观看。 而这往往意味着对西方国家内容里的资本主义宣传做严厉批评；对共产主义国家内容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信息做热烈赞扬和强调。 琼斯镇没有专门的监狱，也没有任何形式的死刑。但对被认为有严重纪律问题的信徒使用了各种形式的惩罚，如： 将儿童监禁在1.8m × 1.2m × 0.9m的胶合板箱里（被叫做“Box”）； 强迫儿童在井底过夜，有时甚至将儿童倒挂起来，反复浸水，等等。 受这种惩罚的罪过包括从厨房偷吃的、表达思乡之情（想回美国）、社会主义考试不及格，甚至是天生的孩子气叛逆。 这种体罚形式过于严厉，尤其是针对未成年的体罚被视为人民圣殿教虐待儿童。 一些试图逃跑的信徒被抓回来后，被关在重症监护病房里，强迫给他们使用如氯丙嗪、硫喷妥钠、水合氯醛、杜冷丁和安定等药物，其中的受害者代表就是Gene Chaikin。 “Chaikin危机”：Gene Chaikin Gene Chaikin（Eugene Chaikin）是在一个犹太共产主义家庭长大，父亲是一名虔诚的社会主义者。在Gene15岁时，父亲自杀了。 27岁时，与21岁的Phyllis Alexander结婚。她也来自一个犹太共产主义家庭。他们有两个孩子，一个女儿名叫Gail，一个儿子名叫David。 他就读于UCLA，并在那里获得了法律学位。他成为代表保险公司的公司律师。最终，成为加利福尼亚州沙斯塔县的副县检察官。Phyllis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他们的职业很传统，但他们参与超验冥想和其他另类的生活方式。 1972 年 7 月左右，在他们结婚约 12 年之后，他们的朋友向Chaikin夫妇介绍了琼斯和红杉谷的人民圣殿教。 Chaikin夫妇立即对琼斯和人民圣殿教印象深刻。反过来，他们也正是琼斯想要吸引到人民圣殿教的人：年轻，对新的生活方式持开放态度，有人民圣殿教需要的职业专业技能。 加入人民圣殿教后不久，Gene就辞去了原来的工作，怀热情地投入到人民圣殿教的工作中。 Gene将自己的时间和法律专业知识用于帮助琼斯为问题青少年开展的工作。Gene为人民圣殿教谈判了多项监护协议：除了对青少年的合法监护权外，人民圣殿教还收到了照顾青少年的资金。 除了争夺监护权之外，Gene还成为吉姆的私人律师，特别是在1977年Tim Stoen叛逃之后。事实上，正是GeneJohn-John监护权危机期间为琼斯提供了法律代理。 妻子Phyllis后来获得了护理学位。她为人民圣殿教的老年护理院提供帮助。 Chaikin夫妇成为了人民圣殿教的核心领导层人员，进入了人民圣殿教的规划委员会。 1973年12月13日，琼斯在洛杉矶一家电影院内被捕，被指控“同性恋活动”。当Gene得知琼斯的行为时，感到震惊和幻灭。尽管琼斯的指控很快被撤销，记录也被封存了，但损害了Gene对吉姆的尊重，他第一次开始质疑琼斯的领导。 1974年中期，Gene陪同最早的开拓先驱者来到琼斯镇，并做了一些园艺工作。他在那里与第一批定居者种植农作物，希望琼斯镇能够自给自足，从而让他的焦虑得到缓解。此外，他在圭亚那度过的两年使他远离琼斯的监视。 1977年夏天，由于负面宣传的压力导致琼斯下令立即大规模移民到琼斯镇。 事实上，琼斯镇从未打算容纳超过750人。当1000 名信徒涌入时（而且大多数是在几周内涌入的），很明显琼斯镇远未实现自给自足。没有足够的住房，没有足够的农作物。各种必需品和设施都匮乏。 更糟糕的是，来到琼斯镇后，琼斯那时充满了危机感、怨恨和偏执，尤其在John-John监护权案上的偏执，给Gene带来了更多的工作。 作为琼斯的首席律师，Gene必须在圭亚那法院处理Stoen案。为了让儿子离开琼斯镇，Stoen夫妇说服法院为琼斯和John-John发出了逮捕令，希望迫使琼斯将孩子带到首都乔治城。这最终导致了”六日围攻“的发生。 Gene惶恐地看着这一切发生。后来，琼斯变得变本加厉，开始了“白夜”和自杀模拟演习。Gene看着他的两个孩子Gail和David站在圆圈里，喝下了“毒饮料”后，琼斯宣布演习结束，毒饮料是假的，这是一场忠诚测试。Gene再也无法忍受了。在他看来，琼斯不稳定的精神状态对他们所有人都是一个危险。 Gene决定必须离开琼斯镇，并试图就琼斯的行为向其他人发出呼吁警告。 作为琼斯的律师，Gene可以使用他的护照。这是琼斯镇大多数人所没有的“特权”，因为人们的护照在到达琼斯镇时被没收了。 Gene回到旧金山人民圣殿教总部。他轻率地向人民圣殿教的工作人员吐露了他对琼斯精神状态恶化的怀疑。甚至，还与Marcelline谈论了他从”六日围攻“所预见到琼斯的行为所带来的危险。 Gene关心琼斯镇里每个人的生命安全。他觉得琼斯的自杀威胁让琼斯镇的形象在圭亚那政府眼中显得很糟糕幼稚。 当琼斯得知Gene所说的话时，他非常愤怒。琼斯在琼斯镇的无线电台发表讲话，愤怒地为自己辩护，并将这种情况称为“Chaikin危机”。他命令Gene立即返回琼斯镇，但Gene有其他想法。他没有飞回圭亚那，而是前往特立尼达，试图和琼斯拉开一下距离。 随后，Gene整理了一下个人思绪，给琼斯写了一封信，其中列出了他离开琼斯镇的原因。 Gene的这封（反对琼斯的）信的风险，也许比他预估的风险还要大。从最后的结果来看，Gene的做法甚至有点天真，这也侧面表现了Deborah Layton逃离琼斯镇方式的机智果决。 琼斯派出他的妻子Phyllis到特立尼达与Gene谈。 然而，在琼斯镇的几个月里, Phyllis发生了极大变化。她成为支持革命性自杀的拥护者。换句话说，她不支持Gene将孩子从琼斯镇带走的要求。 相反，她说服了Gene顺其自然，回到琼斯镇。由于没有其他选择，Gene同意了。 回到琼斯镇后，琼斯用药物控制Gene，监视他。他被注射氯苯嗪（一种强效镇静剂），被安置在“重症监护室”接受观察。Gene偶尔可以到花园工作，做些他喜爱的园艺工作。他时而继续为人民圣殿教做一些法律工作，与Charles Garry有沟通。 然而，在琼斯镇，Gene被认为是琼斯的威胁。当任何政要抵达琼斯镇时，例如苏联领事Feodor Timofeyev，Gene都会被关在“重症监护室”里，防止他可能有任何异议表达。 1978年11月26日，琼斯镇事件发生8天后，Charles Garry在接受采访时回忆道：

我一直想见Gene Chaikin。他们一直告诉我他病了。而Mark Lane一直告诉我不要再问他们了。他（Lane）说，“他们不会让你（见Gene的），别再问了。” 当我们在丛林里时，我说，“你为什么一直告诉我不要问（Gene）？” 然后他（Lane）告诉了我整个事情。他说，“Gene Chaikin已被下药控制了，如果他还活着的话。” 如果我知道这一切，我就不会参与琼斯镇，我不会让任何人去那里 。

Gene的两个孩子和Phyllis死于琼斯镇。Gene到底是怎么死的仍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我们只知道他当时在“重症监护室”。他究竟是自愿喝毒饮料，还是被强行注射，就不得而知了。 作家Barry Isaacson说，Gene代表了 “这个已经变得疯狂的（琼斯镇）世界里仅存的常识和原则的声音。” 事实上，Gene的声音不仅是常识的声音，也是勇敢的声音。他对琼斯直言批评的做法可能很天真，可能低估了它实际上的风险性，但他还是选择这样做。当事情变得复杂且困难并且意识到他无法让他的孩子们离开琼斯镇时，Gene 仍选择坚持与这个疯狂的组织在一起，无论他自己面临什么风险，他仍希望能以某种方式影响它做出改变，虽然他最终还是无法做到。 从美国寄到琼斯镇的家庭信件需要经过人民圣殿教的“清查委员会”（Clearing Committee）审查后，才给予放行。 除了“清查委员会”，琼斯镇还有很多其他负责控制信徒生活的委员会，如“问候委员会”（Greeting Committee），“关系委员会”（Relationship Committee），“学习小组”（Learning Crew）等等。 比如，如果一位信徒想和自己的伴侣住在一起，必须先经过“关系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如果是新伴侣，还有一个试行期，类似约会3个月之类的。 而“学习小组”是一种非体罚的惩罚。让那些因不遵守命令、抱怨或工作不够勤快等的信徒接受“再教育”，或对那些陷入自满和其他资本主义特征的人进行思想教育。 （注：前文里的Phyllis Chaikin写的反馈里提到，“没有人能（自愿/主动）在学习小组里待两周”。） 比如，喝啤酒，穿蕾丝内衣，甚至制作甜品果酱类都被认为是反革命主义，资本主义的倾向，因此这样的人会被送去“学习小组”进行思想教育。 接受“学习小组”改造的信徒不被允许与其他信徒交谈，其他信徒也不被允许和他们交谈。他们被单独分开吃饭，睡在特殊的‘惩罚’宿舍里，而且强制性被安排加倍工作量。 有一次，14岁的Tommy Bogue因未经授权使用建筑材料而被举报。据报道，他的头发被剃了，不准与他人交谈，他无论去哪儿都得用跑的。一天晚上，他还被指派去挖一个大坑当厕所。第二天他又被迫去田里干活。 由于害怕受到各种惩罚，信徒们逐渐变成顺从的机器人，无法进行逻辑思考。 琼斯镇的信徒们被系统地剥夺了以前的身份，再也不允许私有或自主思考。 信徒们的精神日渐衰弱，希望被耗尽，各种操控手段剥夺了信徒们的尊严，确保了信徒们的麻木的效忠。 在琼斯镇生活的基本法则是：你必须表现得自然(act cool)，努力工作(work hard)，不抱怨(never complain)。 儿童通常被交给琼斯镇公社，而不是以父母为主来照顾。 琼斯镇有一个托儿所，期间共出生33 名婴儿。 在琼斯镇，琼斯频繁地做忠诚度测试。要求信徒们常常做自省，坦白，以及相互监督，还鼓励举报。 琼斯告诉信徒们，这就是社会主义之路，必须始终与自我中心的恶魔作斗争，而举报是一种安全预防措施，是为防止染上个人主义疾病。 然而，这不仅摧毁了个体独立性，还分摧毁了信徒之间的人际信任感。这实际为一种精神控制手段。 琼斯镇的信徒Rick在美国是一名公交车修理工。他告诉他11岁的儿子Jeremy，他已经找到了离开琼斯镇的路。Jeremy可能以为自己正在接受忠诚度测试，向琼斯举报了他的爸爸。Rick随后立刻被送入“学习小组”强制接受“再教育”。Rick已经证明他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然而，Jeremy受到了至高无上的待遇。他被分配到搬进了一间更好的小屋。两名高中生当他的新“父母”。Jeremy会比任何人更努力地工作，比大多数人更忠诚，只是为了证明他没有从他的爸爸Rick那里继承“叛徒”品质。 Jeremy 成为所有孩子们的榜样：举报某人可以改善你悲惨的生活。 注：现实里有比Jeremy这个事发生得更早得类似的一件事。1970年，一位母亲在家里发表了一番言论，随后，其丈夫和儿子将她举报（如下图全家福）。两个月后母亲因此举报被定罪枪决。

张某兵的全家福。蓝色圈是丈夫和儿子；红色圈是母亲。

2013年的一个媒体采访报道节选：

记者：举报母亲的时候，有没有想过后果？儿子：想到了。... 我知道我和父亲这么做，意味着母亲会死亡。记者：目睹母亲被抓走，你有没有过后悔？儿子：当时心里很乱。不过想得最多的，不是后悔，而是觉得家里出现了一场jieji斗争，我和父亲站稳了立场，我们的zhengzhi表现经得起考验。那时候大家都被裹挟在一种氛围里，想跑也跑不了。我人性中的善良、美好被彻底地、无可挽回地“格式化”了。

在某些环境里，更加容易催生人心变得畸形，有畸形的人心必定伴随惊悚的出现，惊悚多了，整个环境就变成了病态地万恶了。这种事儿，不分古今中外，也不分时代。人和兽的不同就在于人有人性。人如果跌破人性为人处世，那么人和兽就没有分别了。 我们遇到一切，人，事以及信仰，无论它们多有正当性，打的幌子举得有多高，只要它们裹挟了人性，摧毁了人性，这就必然是亮红灯的警告：它很可疑，要小心，因为人性退化，兽性必然被唤起。 琼斯镇里缺乏友情和温暖。同理心太少和太多都会陷入麻烦。 太多同理心意味着你会在敌人的酷刑和质疑下崩溃。太少同理心表明你可能成为人民圣殿教的叛徒。 在琼斯镇，没有人可以倾诉，没有人能自由或诚实地说话。每个人都被监视着。没有人可以信任。 没有人对自己或其他人有任何信心，甚至对家人也没有了信心。 每个人都小心翼翼，沉默寡言，不敢建立与他人的联系。每个人都显得紧张又警惕。 在观察和被观察时，独立个体的人变成空空如也的躯壳。 独处是不被允许的，因为独处很危险。独处的时间可能会导致信徒个人内省令资本主义思想复苏。 琼斯告诉信徒，只有叛徒和恶棍想离开琼斯镇。每一个背叛人民圣殿教的人都是出于自私的原因，且叛徒会遭报应的。 因此，任何离开琼斯镇的人都是邪恶的、堕落的、反社会的。 武装警卫日夜在琼斯镇巡逻，执行琼斯镇的规定。 未经琼斯的事先明确许可，不允许信徒自由地离开琼斯镇。 除非在琼斯镇有亲人，以及至少和另外一个人一起，否则不允许信徒离开琼斯镇。 脱逃者会遭潜在的跟踪、骚扰，甚至生命受到威胁。曾有一次，一家人都被迫返回琼斯镇并被扣为人质。 由于人民圣殿教领导层人员不断脱逃，媒体和关切的亲属组织的舆论压力，琼斯担心美国政府会对琼斯镇突袭，琼斯的焦虑感与日俱增，同时伴随着他的多疑与偏执。 琼斯经常向信徒发表有关琼斯镇安全和危机的讲话，给信徒们带来了巨大的恐惧和焦虑。与此同时，共同的“敌人” 确保信徒们团结起来并臣服且忠于他自己，灌输革命性自杀的抵抗思想。就连琼斯镇的孩子们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一个名叫Clifford Gieg的男孩发誓：“如果我能死，我希望这是一次革命性的死亡，我会和我一起打倒敌人。 11岁的Mark Fields 担心落入敌人手中，表示：“如果资本家从山上过来，我就会尽快喝下毒药。我不会让资本家抓到我。” 琼斯声称，Tim Stoen等人和关切的亲属组织都是邪恶的。CIA已与他们联手迫害人民圣殿教。美国政府不希望人民圣殿教存在。他们一起威胁要围攻琼斯镇、对琼斯镇的人使用酷刑和监禁。 “六日围攻” John-John监护权引起琼斯的恐慌导致演习持续了6天，被称为“六日围攻”。 1977年9月上旬，琼斯镇进入高度戒备状态。Tim Stoen和Grace Stoen的律师Jeffrey Haas前往圭亚那，试图说服圭亚那政府干预John-John的监护权诉讼。 Haas取得了部分成功：圭亚那法院确实签发了人身保护令。当琼斯拒绝接受时，法院告诉Hass，已经将令状送到琼斯镇了，并且贴在了不同的地点。当琼斯镇的人们撕下传票时，法院发出了逮捕令。 然而琼斯镇对这个逮捕令的反应却出现了戏剧性。琼斯镇领导层认为，琼斯镇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引发了一种围困状态。 琼斯在公共广播里喊 “警报，警报，警报”，声称，外来者的袭击琼斯镇，包围他们的都是要杀他们的“雇佣兵”，并绑架John-John和其他人。 琼斯镇的信徒们手持砍刀，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简陋工具武装起来。 他们认为，他们受到了圭亚那国防军的攻击。 琼斯镇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拿着农具，惊慌失措地在琼斯镇周边站了好几天，等待武装袭击。 其实，所谓的武装“雇佣军”都是琼斯镇自己的警卫。全是琼斯自己没用的瞎折腾。 期间，琼斯下令进行临时疏散，数十名信徒匆忙登上乔治河上的船只，数人落入河中受伤。 琼斯通过无线电威胁地表示，如果圭亚那人不能确保自己的安全和独立，那么琼斯镇的所有居民都会自杀。 Marceline和琼斯镇以外的其他人（包括圭亚那副总理Reid）与琼斯进行了无休止的短波无线电对话，试图劝阻他冷静，不要反应过激，更不要下令革命性自杀。 围困持续了6天。最后，琼斯屈服于压力，将这场戏剧性的荒诞反应引起的恐慌和骚乱结束。 “六日围攻”里的退伍军人在琼斯镇受到高度尊重。琼斯在多次讲话中含泪回忆他们在“前线”的坚忍勇气。 后来，“六日围攻”被琼斯用作琼斯镇不屈不挠精神的象征。 起初，琼斯、人民圣殿教的领导层和信徒们一直想将琼斯镇转移到苏联，但琼斯后来改变了主意。他表示，他更愿意留在圭亚那境内，因为圭亚那赋予了他们主权。 “六日围攻”之后，琼斯不再信任圭亚那人。他指示人民圣殿教信徒写信给十几个外国政府，询问关于另一次大规模出逃的移民政策。 几位经历过这一切的前信徒表示，这次经历首次表明了琼斯镇的人们在接下来的14个月里所承受的痛苦，并在1978年11月18日达到了顶峰。 “白夜” “六日围攻”之后，琼斯开始了琼斯开始“白夜”和自杀的模拟演练。 琼斯镇里的每个人都用武器防备，等待琼斯所说的迫在眉睫的袭击。信徒们几乎是穿着衣服睡觉的，因为他们必须做好准备，以防敌人紧急入侵。 起初，琼斯每个月搞一次“白夜”。后来变得越来越频繁，每两周就弄一次，每周弄一次，还持续数日。 对于出现所谓的“紧急”情况，琼斯会给信徒们4种选择： 设法逃往苏联；进行“革命性自杀”；留在琼斯镇与所谓的袭击者作战；逃入丛林。 随后，琼斯还进行了一场模拟自杀演练。 1977-1978这一年来，琼斯镇似乎主要靠信徒收到的社会福利金来运营。因为美国政府机构向琼斯镇的居民每月发放的福利金达到6.5万美元 。 1978年，美国驻乔治城大使馆的官员多次采访琼斯镇里领取社会福利金的人，以确保他们不会在违背个人意愿的情况下被琼斯镇扣留。 接受大使馆采访的75人中，没有人表示他们被关押、被迫签署福利金或想离开琼斯镇。 后来, 在Deborah Layton发表的37点宣誓书里提到，美国使馆官员的调查方式存在弊端以及不彻底。第36点和第37点：

36. 我感谢美国政府以及Richard McCoy和Daniel Weber； 特别是他们给我的帮助。然而，由于以下原因，对琼斯镇情况进行调查的努力还不够。偶尔的访问总是会被宣布和安排。人民圣殿教信徒因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而做出回应。信徒们看似与美国代表畅所欲言，但事实上，他们在每次访问之前都经过了彻底的排练和训练，了解会出现哪些问题以及如何回应。信徒们担心如果公开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会遭到打击报复。37. 我代表琼斯镇人民敦促美国政府采取适当措施保障他们的权利。我相信他们的生命处于危险之中......

注：我们可能觉得奇怪，琼斯镇的人遭受了这么多的痛苦，怎么没有人尝试杀了琼斯呢？ 首先，这种反抗第一把交椅者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很少人会有这样大的勇气，因为面临的风险太高。可能会有大量的忠诚者反过来将反抗者干掉。 其次，信徒之间彼此害怕，困惑，没有正常的逻辑思考，也没有信任感，也就不敢做任何事了。 Deborah Latyton逃离琼斯镇后与琼斯通了电话，说自己为什么要离开琼斯镇时，她说：

我认为琼斯镇的制度不好，过于严苛，甚至有些惩罚太过分了。那里的生活沉闷、不快乐。每个人都害怕，工作时间太长，饮食也无法提供能量。我确实相信（人民圣殿教的）体制很好。当我加入时，我需要它，它帮助了我成长。但（现在）它已经毫无帮助了，甚至起了反作用，伤害到我和其他人。（琼斯镇）人们害怕坦诚地说话，因为担心遭到举报甚至报复。没有自由。这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来到的梦想世界。琼斯镇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应许之地。 请告诉我，为什么不准美国的家人给琼斯镇的人寄信呢？ 亲人之间的信件有什么危险的呢？我对人民圣殿教没有心怀怨恨。我离开（琼斯镇和人民圣殿教）不是为了伤害任何人，我只是想回美国，过我自己的生活，保持独立。仅此而已。应该允许人们与家人住在一起。我想安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我想要有一个家庭。是的，我知道你的想法，核心家庭是一个自私的概念；人们怎么会如此心胸狭隘，只想要自己的小家庭呢？ 我明白，有太多的孤儿和被遗弃的孩子需要收养和照顾，但我还是想要我自己的孩子。

离开琼斯镇后，Gene Chaikin写给琼斯的信，原文如下：

Jim：我知道有些人会觉得我离开（琼斯镇）是因为我害怕在这种情况下死去，或者害怕我的孩子们这样那样做了（革命性自杀）。虽然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我的主要动机根本不是这个。我一直期望John-John和/或你自己被捕的直接威胁这个问题能够得到解决。我离开是因为我不再愿意生活在每周或每两周一次的危机中，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歇斯底里和抑郁的生活氛围中。我不愿意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原因如下：1）我精神上现在受不了了——我太累了；2）在那种生活氛围下，不可能建设任何东西，因为建设需要大量的规划，持续的努力和实施。危机心态破坏了持续性；3）因为我觉得危机环境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你的心态和行事方式造成和维持的。当然，尽管我知道我们已经面临并将继续面临的问题是非常现实的。你的一条信息表明，你已经知道了我认为你疯了有一段时间了。并非如此。我认为你的观点和行为都缺乏平衡度。我认为病因是（你的）代谢状况、疲劳和多年惩罚或虐待造成的反应组合。尽管如此，从我的角度来看，这种情况确实存在，并且具有重大后果和影响。多年来，在美国，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有必要给人们营造和维持一种阴谋氛围，并给人们留下我们几乎不断受到攻击的印象，以激励人们适当地努力奋斗并维持一定的凝聚力。我认为，在这两个方面上，（你）都过度反应了，或者也许过度强调是一个更准确的词，近几个月来，这种情况已经失控，并可能产生一些严重的后果，而不仅仅是影响“停止和启动”的发展的持续性。（注：Gene觉得，这种过分强调阻碍了琼斯镇的建设和发展的顺利进展和连续性。）John-John的情况就是一个例子。我欣然同意，这对你（以及像Maria这样最依恋这个孩子的人）来说是最严重和痛苦的事情。Reid 就此事已向你做出了保证，还派出了他的私人副手。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言出必行的人。到目前为止，一切也都进展顺利。他和Fred Will出国参加新的巴拿马条约的签署。一位新法官签署了一些愚蠢的法律命令。圭亚那政府在某些层面上进行了合作（一些警察、流程执行人员、圭亚那国防军的飞机）。显然Reid当时并不能完全控制局势。毫无疑问，从一位饱受罢工、党内纷争和不忠困扰的国家元首的角度来看，你的（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大问题，而是一个会及时得到解决的问题——以圭亚那的方式。你本可以等到他们中的一个回来收拾残局，因为在灌木丛中逮捕你很困难。或者，你可以让Luckhoo给你安排自首和保释，拘留个15—20分钟，给他们些小钱；让Luckhoo在法庭上周旋几个月，而你就忙你自己的事，给Reid一些时间让他搞定这一切。这两件事（孩子监护权和逮捕琼斯）都可以在不中断计划或惊动大量人员的情况下完成。然而（你令）整件事立即上升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无数次的无线电通话，显然是歇斯底里。无数次打电话给Garry，最终导致他徒劳且完全不必要地去芝加哥——在某种大规模自杀或其他形式的血腥威胁下。（顺便说一句，Garry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与你的信息相反，他认为你的策略“愚蠢、特别愚蠢”；经历了24小时的噩梦；并觉得你的行为完全不像一个领导者；他认为我离开（琼斯镇）回美国的决定是明智的——也许这会让你清醒过来）。Charles人不错。当然，他也有很多问题。我并不是偏向他，但他是我们能找到的最适合我们工作的人选。我确信，现在你已经极大地失去了他对你的尊重。Marceline吓坏了，尽管她经常受到惊吓，但她不需要为自己的健康受到额外的焦虑。美国各地和乔治城的官员都焦急万分。我们的私人事务广播向政府提出“最后通牒”，这只能让我们在政府面前显得歇斯底里和不成熟，导致（对我们的）尊重减少，从而削弱我们在这里的权力和影响力；工作——整个项目在美国都停滞了，在这里所有计划都停滞了，结果导致缺时间、缺动力和缺资金，还陷入了巨大的沮丧。然后事情又怎样了呢？他们按计划回来，并在正常业务过程中按计划处理此事。上述所有这些都是完全不必要的，而且非常浪费且有害。一个相对温和且最终可控的事件被你搞成了一场重大灾难，还消耗掉我们所有的善意和全部精力。（你觉得我）事后诸葛亮？我觉得不是。我只是合理分析。整件事都是以歇斯底里和破坏性的方式处理的。Jim，当他们再次尝试时——当Grace过来申请监护权时，你会怎么做？你是不是会要求立即将她驱逐出圭亚那？你还要上总理家，要求总理为你这么做？ 我不是在讽刺你——我说的是事实。这场竞争（孩子监护权）很可能不会结束。一次温和的攻击就（令你将事态）升级到这个程度，当他们对孩子展开全面攻击时，你会怎么做？你认为圭亚那政府有能力拒绝美国公民进入圭亚那并进入司法系统寻求申诉吗？有大约5万圭亚那人生活在美国。他们都有家人和朋友在圭亚那。如果美国也能以同样的方式作为（报复）对待圭亚那人，那可是热闹了！毫无疑问，她最终会在（圭亚那）法庭上败诉，因为这是政治安排。但法律程序必须得给人留下司法公正（起码程序正义）的印象。你是愿意（在圭亚那）经历数月诉讼来相信圭亚那想要我们，最终保护我们，还是愿意再次向Angela Davis, Huey Newton 等人发出生死攸关的紧急电话，寻找另一个国家？你真的以为我们比受人尊敬的圭亚那公民拥有更好的地位，或者受到更多的优待吗？你真的觉得这能作为我们最后的手段吗？他们是否有能力将我们（外国人）纳入特权的精英阶层——即使他们愿意？（注：此处很明显暗示了，琼斯期待圭亚那当局给予琼斯镇一种特权，但Gene对这种可能性表示怀疑。）Reid 已经支持了我们。但是他以间接的方式，从来没有公开支持过，因为他在政治上负担不起，而且他目前仍不能。对他提出的要求必然会给他带来一些问题。很明显，他的阵营中有支持我们的人，也有不支持我们的人，但他必须与他们所有人站一起。（你）迫使Reid为我们担任越来越多的公共职务，也会使反对我们的人两极分化。如你所知，部长里的这些年轻人对我们的未来至关重要。所有这些点你都考虑了吗？ 我对此表示怀疑。并不是因为我（之前）没有提出它们。而是它们已经是明摆着。我也不是那么聪明，尤其是现在。我认为你的第一反应就是立即召集所有“部队”。这种做法是一种“得寸进尺”的态度。（注：“六日围攻”时，琼斯要求圭亚那副总理Reid派部队保护琼斯镇。）我非常感谢与Mike和Joyce交谈以及你发过来的信息。我真诚地相信，你确实关心我，并且，在某种程度上，你认为我现在的想法受到我健康的影响是正确的。然而，你最近对这件事的处理方式的自我辩解却没有提起我的兴趣，因为这（琼斯的辩解）告诉我，你真的不愿意、也无法看到你自己的行为有多糟糕。“看，起效了” 的评论不恰当。起效的不是论战、威胁或强硬，而是他们（圭亚那）确实希望我们来这里，因为我们是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的灵感来源。（注：Gene Chaikin 绝对胜任外交部部长。这洞察力绝对能广结良缘 ）除了我目前的疲惫感等之外，由于这些事情，我对你的领导能力已经失去了信心。在我看来，这是你的一种强硬的行事或执行方式。我并不是觉得它不好，例如，针对Kinsolving，你（用这种方式）就做得很好，但我觉得你不再有针对性运用它了。我怀疑你是否有开放的心态和洞察力来看到你自己的行为模式并加以纠正。如果你不这样做，你最终会使你所有的朋友都疏远你，并使人民圣殿教和其成员撕裂。这就是我想要表达的观点。除非我做些什么，否则我无法发出足够强烈的声音让人们听到。这（表达对琼斯的批评）不可能以面对面的方式进行，因为（我）要求进行私下一对一的对话也不切实际。这也不可能在团体环境中完成，一是因为我不想如此坦率地（公开）批评你；二是因为你的那群“唯唯诺诺”的支持者们会立即维护你，因为他们觉得保护和捍卫你是他们的责任。至少这样我知道你会带着一些担忧读这封信。我讨厌写作。似乎这些想法从来没有按照我想要的方式得到充分表达和组织，没有充分表达我的想法。和你交谈会更糟糕。你是一个可以把雪球卖给爱斯基摩人的健谈者。你是我见过的最健谈的人。我厌倦了被（你）“出卖”，Jim。为了留住某人，你能说出你觉得你必须说的任何话。我知道这是组织的必要性，但我现在不想受到这样的影响了。这是我在周二5:00am–8:00am之间写的。我会重读一遍，注释并修改……我确信我漏掉了一半想说的内容。【下午】我重新读了这些内容。没有什么是我想改的。总结一下：我认为你太“紧张兮兮”了。你用子弹杀死大黄蜂，但你口袋里只有那么多（子弹），当老虎来的时候，你就没有剩下的可以用了。我认为这对你来说已经变得被动了。我知道你的血压失控，你有胰岛素问题，你患有慢性过度疲劳。我觉得你没有充分意识到，所有（以上）那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你的判断和行动。由于你似乎没有采取遵医嘱来缓解（你的）病情（由于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这也成为你判断的问题。你的领导能力（当它运作良好时）是整个团队迄今为止最宝贵的资产。当你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损害了它（而且它也受到了损害），你最终在未来会给团队带来更严重的问题。我想告诉你为什么我质疑你是否有能力看到这种情况并纠正它。首先，我认为——更确切地说，我对你的一种印象——你一贯站在“我没问题，都是你的问题”这样的角度看事情。因此，我担心你读所有这些内容会着眼于理解Chaikin的思想，以便你可以纠正Chaikin的思想，而不是假设我对你的观察可能具有一定的客观有效性，从而真正考虑将其应用于你自己。其次，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会干扰你似乎需要的保证。（我不是在嘲笑这一点，每个人都需要给予和接受保证。）例如：你定期要求信徒们做出忠诚承诺。你知道这些回复里有一定程度上的虚伪。难道只是通过肯定来维持态度的心理机制吗？我不这么认为。我认为过去和现在（承诺忠诚的行为）都只是个人满足自身需求的一种方式。（注：从心理学角度讲，人们可能会通过做出宣誓忠诚满足符合或调整自己与群体期望的需要。但是Gene提供了另一种他的个人观点。他认为这是由个人动机驱动的，而不仅仅是心理机制）类似地，“人民圣殿教对你和你儿子提出请求（John监护权）” 满足了你个人对支持和认可的需求。在更极端的情况下，这样的请求可能是合适的。但客观来说，在当时那种特定情况下，对支持的需求并不重要。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你是在利用“危机心态”制造紧迫感，并获得他人的积极强化和认可。如果是这样，那么以下这些评论必定会干扰这一点 — — 并且不会受到好评。一些总体性的评价：我讨厌被欺骗和被操纵。多年来，你在这两方面都做了很多工作。“枪支大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相信你还记得当我忘了把办公室的储物柜锁上，其实是Teri把枪拿走了，我报告说枪丢了，而你在讲坛上宣布了这是盗窃案。类似的事情还发生过很多次。如果我曾经（而我从来没有过）故意向你提供虚假事实报告或虚假法律意见来操纵你的行为，你对此会有什么感觉？你认为我的这种行为可以接受吗，因为：(1)我的目标很纯粹；(2)为达目的不择手段；（3)我比你更了解情况？你肯定不会接受——当你发现，你会非常生气。即使在目前的情况下，当我要求我的孩子离开琼斯镇时，你还在对我撒谎。你说你会把他们送出去，但一直拖延到Phyllis来这里找我，这样你就又有了可以继续（和我耗）下去的基础。我相信，在她到我这里之后，你会将把我的孩子送离琼斯镇的。我宁愿你直接告诉我，也不愿你“假装”欺骗我。我在这个时刻所做的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相信你会说到做到——但这并没有帮助。最后一个想法。这次我很犹豫要不要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来的主要目的是试图消除一些歇斯底里的情绪，让你们看到情况并没有严重到需要你们做出那种反应的程度。当我到达时，看到整件事已经发展到我无能为力的地步，并感到我无能为力来平息对这种情况的反应。而且，对于我可以预见的未来出现的所有类似情况的同样的预期反应，我也将无能为力平息它。我对改变现状感到完全无助。所以我离开了琼斯镇。Gene最后一点：其中一些基于对客观情况的评估。我的评估得到了Clarke, Luckhoo和Garry的认同，仅举我首先想到的这几个人。Karen向我做出了无条件的承诺，（她从你那里得到的确认）你会把我的孩子送出琼斯镇。Mike也说了同样的话。就在今天早上，我收到Joyce发来的信息，“如果你知道我改变的立场”，你就会把孩子们送上飞机。 3个人，3个消息来源都说是直接来自你的回应。现在录音带否认了这一切。录音里，你说不会把我的孩子送出琼斯镇。这似乎，我软化了我的立场，你却让你的立场变得更加强硬。所以，事实上，这完全是你一个人的一场游戏，带着你的自以为是，不承认你的任何错误和你犯的错误。你太误解我了。你认为，我关心的是“核心家庭”生活。并非如此。我关心的是稳定。稳定才能使发展以理智的方式进行。所有儿童的福祉和成长也需要稳定。而你的精神状态和情绪稳定对于保证琼斯镇整体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毕竟，你从未见过我像你那样多次失控，需要身体限制。不是我不明白，我全都明白，而是你不承认。你“不知道为什么我不来琼斯镇”。以你为消息来源，当3个人在不同时间告诉我你会把我的孩子送离琼斯镇，而你本人却否认了，我显然不能相信你所说的一切。你让我对你几乎没有信心。你所说的话只是权宜之计，根本没有可信度，更不可靠。当Joyce Parks把录音带给我时，她看起来很沮丧，因为她很清楚你在同一天里就出尔反尔。在我播放录音带之前，我就知道它会是什么并且基本上告诉了她。你留给我的选择很少了。Phyllis今晚就到，我想我们会好好谈谈……但我想你和我现在彼此之间没什么可说的了。

吉姆·琼斯（Jim Jones）和使徒社会主义（Apostolic Socialism） 琼斯从出生起就陷入了资本主义的现代工业荒原：萧条。 琼斯的母亲让他相信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优秀，但他在印第安纳州白人新教社会的地位却告诉他事实并非如此。一个正义的世界只能通过他个人在其中的地位来衡量。 琼斯在很小的时候就对自己的社会命运深感不满。在这个世界上没有现成的地方提供给他。他甚至没有得到家庭和社区的大力支持。 琼斯必须必须自力更生，靠自己的智慧生活。他采取了一条在中南部农村摇摆不定的群众中广为人知的路线：他成为了一名牧师。 1976年，与John Maher的通话中，琼斯承认他自己是不可知论者和无神论者。 1977年，他的妻子Marceline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她告诉记者，琼斯曾经把《圣经》摔在桌子上，大喊 “我必须摧毁这个纸质偶像！” 琼斯是一个共产主义者。他利用宗教来推进他个人的政治意识形态。 琼斯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欺骗是：利用教会的掩护来宣扬宗教是“人民的鸦片”。 在美国，对社会主义的严肃讨论实际上已经被排除在主流媒体之外，这个话题已经成为大众的禁忌。Tim Carter 解释说：“在美国，向人们讲述社会主义，你可能只得到20个听众。但作为一名传教士，你可以获得大量听众。” 琼斯将宗教作为一种吸引听众的诱饵。 琼斯总是在人民圣殿教的布道中谈论社会福音的美德，但选择隐瞒他的福音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琼斯策略性地将耶稣描绘成共产主义者，同时攻击圣经的大部分内容。 琼斯断言传统基督教对上帝的看法是错误的。他将终极现实称为“神圣原则”，这个原则就是真正的上帝。他将原则等同于爱，他将爱等同于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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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斯宣扬自己个人的神性理念。他甚至告诉他的信众 “我是作为上帝社会主义者而来的。” 他小心地避免在人民圣殿教之外声称自己的神性，但他希望得到他的信众的承认，在他们面前，琼斯就像神一样。前圣殿教成员Hue Fortson Jr. 引用他的话说：

你需要相信的是你能看到的……如果你把我当作你的朋友，我就会成为你的朋友。当你视我为你的父亲时，我将成为你的父亲，对于那些没有父亲的人来说……如果你视我为你的救世主，我将成为你的救世主。如果你视我为你的上帝，我就会成为你的上帝。

琼斯没有按照基督教的规定执行圣礼（the Sacraments），而是遵循圣餐惯例（Communion）。他创造了他自己的洗礼（Baptism），“以社会主义的之名” 为他的皈依者施洗。 人民圣殿教与许多左翼政治人物关系良好。在美国期间，琼斯担心他的共产主义观点被广泛传播，他将很快失去政治领导人的支持，甚至面临人民圣殿被逐出基督教的可能性。他还担心失去教会的免税地位，并不得不向国税局报告他的财务交易。因此，琼斯总是小心翼翼地用宗教术语表达他的社会主义观点，将他的信仰称为“使徒社会主义”，这是一种他自己发展的神学理论，将基督教的教义融入他个人的共产主义世界观。 琼斯利用恐惧来控制和操纵他的信徒们。琼斯经常警告他的信徒们世界末日即将到来，种族灭绝，种族战争和核战争。他声称纳粹法西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会将有色人种关进集中营。 他说，他被派来拯救人类，人民圣殿教是人们的避难所。 在解释罪的本质时，琼斯说：

如果你出生在资本主义美国、种族主义美国、法西斯美国，那么你就生在罪中。但如果你生在社会主义中，你就不是生在罪中。

他教导他的信徒们，逃避所谓迫在眉睫的灾难的唯一方法是接受他的教义。 琼斯坚信：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并不相信自己的教义。他只是操纵宗教和社会元素以达自己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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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琼斯镇时期，琼斯的身体健康日益恶化。据说当时的琼斯滥用烦宁、安眠酮、兴奋剂和巴比妥类药物。 1978年，琼斯被告知可能患有肺部感染，随后他向信徒们宣布他实际上患有肺癌。这是一种在琼斯镇培养同情心和加强支持的一种策略。 1978年琼斯镇的一份会议录音带也证明了，琼斯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他说，自1950s初以来，他一直患有高血压、轻微中风。在琼斯镇的最后两周他体重轻了30–40磅 、暂时性失明、抽搐，。1978年10月下旬--11月初，他生病期间，四肢出现怪异的肿胀。 琼斯经常提到失眠。他常说自己一连三四天都没有休息。在会议和公开演讲期间，他曾经尖锐有力的声音也变得含糊不清，单词连在一起，磕磕巴巴。即使在广播上阅读报告时，琼斯有时也无法读完整句话。 偏执 vs 偏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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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11月17日，记者Reiterman在琼斯镇见到琼斯时，他对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感到惊讶。 在为《观察家报》报道琼斯18个月后，Reiterman觉得，

面对面地看到他呆滞的眼神和日益加深的偏执，意识到包括我们在内的近千条生命都掌握在他的手中，太令人震惊了。

有一种说法：吉姆·琼斯不仅是一个骗子，他还是个疯子。 很明显，琼斯追求权力，并将自己呈现为基督精神的化身。在琼斯镇时，琼斯感受到的迫害增多，并在他的信徒中培养了一种受围攻的危机心态。 从精神病学来说，这个人很容易被诊断为具有一种偏执的思维动态，与基督形象的狂妄妄想交替出现。 琼斯确是一个有问题的人。他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他心中充满怨恨。他为当时的社会事业而奋斗而感到社会与他作对，他有偏执倾向，也许他是边缘型人格。 有大量证据表明，在加州时，大量信徒已经离开了人民圣殿教，自愿脱离率高达78%。因此，对于那些仍选择留下来的信徒来说，琼斯镇的生活或许是他们的个人选择。 这里不得不留意一个问题就是，人民圣殿教的底层信徒基本没有严重的脱逃现象，脱逃最严重的群体是人民圣殿教的核心领导层圈子。 到了琼斯镇时期，人民圣殿教领导层内撕裂已经极为严重。上文中列举的20个领导层主要成员里，超过一半成员有脱逃倾向：要么已经彻底脱逃，要么准备脱逃，要么心理上完全脱逃但身体上无法离开琼斯镇。 因此，琼斯的“疯”（病理上）并不是在他“脱离”现实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而是伴随着现实而来的。 Reiterman 将琼斯不断扩大的政治影响力解释为“幻觉、公关、歪曲事实和利用政治贪婪”的产物。 1950s，Richard Hofstadter 提出，一个人是否能够被诊断为临床偏执狂并不重要。在政治上，重要的是，成功地公开宣传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宏大地将不同的历史线索联系起来，努力使其形成有组织性、敌对性和阴谋性，以达到破坏代表真理、正义和善良原则的人们。 如果是这样，那么琼斯不断扩大的影响力就是政治进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人民圣殿教的异常发明。 精神病学家也许会争论哪个精神问题分类标签最适合琼斯。但我们不需要此类辩论的结果来确定琼斯的“疯”对历史的意义。 琼斯最后实施的革命性自杀的精确性也证明了一个残酷的事实：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 在琼斯镇，琼斯将反对者的一举一动都用来证明“阴谋”的存在。而这种偏执同样发生在人民圣殿教的反对者群体上。 反对者们深信自己的立场是正确的，因此对任何他们在心理上无法支持的证据视而不见。 比如，确实存在有些在琼斯镇的人（比如Maria Katsaris）愿意为了某种事业放弃他们以前的生活，而Maria的父亲Steve甚至试图强行绑架Maria回美国。 琼斯镇的人民圣殿教为防御反对者而采取的每一项行动反过来又被对手用来证实他们的论点。由此形成了一种奇怪的辩证法，双方的行动都放大了对方的世界观和决心。 双方都如此地偏执。 媒体与邪教 在流行话语中，“邪教”是一个贬义词，由一种宗教观点的信徒用来诋毁另一种宗教观点。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基于脱逃者叙述的新闻报道开始将人民圣殿教视为“邪教”，而不是围绕任何学术论点。因此，脱逃者的揭露不一定是谎言，但也未必是全部事实。 在琼斯镇事件后，《旧金山观察报》的David Halvorsen（Reiterman的总编辑）表示，他的报纸在报道人民圣殿教时并不是那么“道德中立”。由于新闻报道倾向脱逃者，所报道的丑闻是以道德基础为准，而不是法律基础。 许多指控的构成是一种对共产主义和公社的意识形态的贬低，反映在人民圣殿教的活动上。然而，这些指控并未表明其违反任何法律。相反，它们传达了在高度重视私有财产和个人主义文化里，一种正当的反邪教的愤怒。 这些新闻报道所提出的严重的指控可能回避了对人民圣殿教的做法是否合法的认真调查。 比如： 琼斯镇事件后，经过搜查发现，琼斯镇的军火库共有10支手枪、13支小口径步枪、7支霰弹枪和一把信号枪。根本没有找到关切的亲属组织坚称的琼斯镇走私的200支枪。 媒体指控人民圣殿教蓄意骗取美国社会福利金。琼斯镇事件之后，1979年3月，美国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报告称，“没有发现任何依据可以得出人民圣殿教窃取或欺诈性使用其信徒获得的社会保障福利”。 媒体报道的这些指控只不过是基于一些信徒的“指控”，将人民圣殿教与可能涉及敲诈勒索和谋杀的事件模糊地联系起来。 实际上，媒体站在了人民圣殿教及其批评者之间的宗教冲突的一边。媒体发挥了一种反射性的作用，影响了它声称要报道的事件，帮助塑造了他们特定的发展历程。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冲突本身为琼斯镇事件埋下了伏笔。 琼斯的“邪教”手段 从琼斯所运用的手段和策略来看，琼斯并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人。他是通过观察别人来学习，然后他模仿了别人的做法，然后利用它们建立了人民圣殿教。 在很大程度上，人民圣殿教的成功要归功于它的文化库反映了更广阔的世界通道。 琼斯和他的信徒所做的大部分事情都依赖于他们所熟悉的文化秘诀。 与其他更著名的福音传教士目前的做法相比，琼斯的信仰治愈主张似乎很保守。 琼斯在财务、政治、公关，甚至社会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手段和策略也是如此。 每一种手段和策略不仅适用于任何“黑心”企业，而且适用于主流社会里的很多机构，如广告公司、公关公司；监狱、精神病院、学校等官僚行政机构；政客和FBI和CIA等安全机构。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琼斯的反对者（比如关切的亲属组织）也使用了类似的手段策略。 因此，人民圣殿教与它之外的世界的对立好像是现代人类社会的一面镜子，有时甚至是其阴暗一面的怪诞反射。 人民圣殿教是邪教？琼斯镇是邪教？ 法国社会学家Emile Durkheim描述过“消极邪教”（“negative cult” ）和“积极邪教”（“positive cult” ）形成鲜明对比。 “积极邪教”是社会作为共识道德体现的理想化概念。现代社会里，将消极邪教视为一种社会失常，有效地与“积极邪教”形成鲜明对比。 当社会上定义为邪恶的东西出现在一种文化的神圣的中心及其既定的政治、宗教或文化结构中时，就不可能那么容易区分了。 人民圣殿教的彻底邪恶可以追溯到该组织作为与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的“邪教”的特征。 除了吉姆·琼斯追求社会主义殉道所实施的革命性自杀的邪恶之外，另外两个邪恶标准也被用来将琼斯镇确立为消极邪教： 其一是基于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怀疑。 这只是简单地解读了人民圣殿教对公有化，集体化与个人主义的生活方式的相对价值的特定意识形态判断。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圣殿教中的“邪恶”是对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异端的意识形态的批判。 对一个从其成员手中夺取财产并在此过程中将其“洗脑”为“团体思想”的组织的批评，很难将人民圣殿教与一长串宗教公共组织（如Hare Krishna）区分开来。 人民圣殿教的反对者只是借用了文化上可用的“反邪教”批评并将其应用于人民圣殿教。 其二是认为琼斯及人民圣殿教用来实现其邪恶目的的手段是邪恶的。 这集中在人民圣殿教使用的方法上：治疗、盈利手段、颂扬先知、恐吓和惩罚、公关和政治操纵。 但这种自动的行为只能通过将罪恶的负担投射到琼斯身上来进行，这些邪恶手段在社会里的其他领域更广泛的普遍存在，有时甚至是制度化的做法。 在彻底臭名昭著以前，人民圣殿教也是一个在一定程度上受理性驱使的组织。它在许多方面借鉴了宗教里的原教旨主义和现代组织实践中经过考验的真实技术。 但人民圣殿教的集体主义形式及其不同寻常的使命感也推动它走向一种新的综合官僚形式，这种形式与国家和大公司的逻辑类似，但方向不同。 总的来说，人民圣殿教的许多奇葩做法都源于在一个高度官僚化和理性化的大众社会里，原始魅力与社会控制、公共关系和政治的可能性的不稳定混合。 催生出的群体诽谤 1970s流行的一种解释认为，加入邪教的人是没有独立理性判断能力的易受骗者。 一句话，他们被洗脑了。 脱逃者Joyce Shaw Houston在一次采访里说：

最重要的是这个人（琼斯）所激发的信任。只要你信他，他就能做很多事，而且还能合理化。当我回想起来这些，我发现我的合理化程度是不真实的。只要基本前提是他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好人；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许你并不理解他正在做的一切，但你相信这都是正确的，这都是必要的——你就仍然（被琼斯）迷惑住。

Joyce描述了一种观点，即对一个人的信任可能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重大影响，以及如何将信任者的行为被感知和合理化也产生重大影响。 只要人们相信某个人具有可信度，可靠性或超能力，他们就愿意忽视或证明其中出现的问题甚至合理化不道德的行为。 当他们回想起来，他们意识到他们将这些行为合理化的程度令人震惊。 这反映了信任的力量，以及它如何影响人们的看法、推理以及忽视或证明他们可能认为有问题的行为的意愿。 现代社会总是面临着物质穷人和精神穷人，那些没有能力应对快速变革的社会所带来的精神和社会挑战的人。 因此，人们坚持认为任何被像琼斯或人民圣殿教吸引的人一定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贫困或精神上有缺陷。 由于人民圣殿教信徒里老年黑人和年轻白人的数量不成比例的现象，往往形成一种微妙的种族和社会地位的群体诽谤。 但是人民圣殿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地给“依赖邪教”的前嬉皮士和街头人士提供的组织，也不单但是为经常被刻板印象的老年群体、宗教迷信的黑人提供治疗和家园的组织。 一位在琼斯镇事件失去亲人的女性指出，她的姐姐既不贫穷也不是处于弱势的边缘群体。她把两栋昂贵的房子都捐给了人民圣殿教。 事实上，无论是无产阶级者还是相对富裕的人，一开始都对琼斯不信任，都是带着实实在在的疑虑来到人民圣殿教。但随后的观察和接触，他们发现琼斯和其他人不一样。 这些人放弃了自己的阶级和种族特权或耻辱，与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一起生活，是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目标：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的跨种族社会。在这个社群里，多元性本身就标志了社会地位低或失去了社会地位的群体的聚集。 人民圣殿教能够吸引了几乎来自美国各个种族、阶级和文化的人，将不同的人群聚集在一起，正是因为它用共产主义行动模式提供给人们一条新的社会地位通道。 琼斯镇的文化元素仍然存在于我们的世界中，存在于我们的社会控制手段、我们的宗教实践、我们的政治和公共关系中。 在琼斯镇事件之后的今天，人民圣殿教承诺里的主要困境几乎没有得到解决。 穷人仍然生活在我们中间，在第三世界更是如此。种族平等，社会平等，性别平等，etc. 仍难以实现。新的核威胁，新的战争，永无休止。 我相信许多加入人民圣殿教甚至去愿意前往琼斯镇的人都是充满善意而且勇敢的人。 他们关心生活里的苦难和不公平，关系他们所生活的社会，关心这个世界，并采取了具体行动。他们没有对自己绝望的生活放弃，仍努力地寻找出路，寻找那片属于他们的应许之地。 Deborah Layton在她书里的后记中的一段话：

人们不会有意而为之地加入最终将摧毁他们甚至杀死他们的“邪教”。人们加入自助团体、教会、政治活动、大学校园晚宴社交活动等等，只是想努力成为一个比自己个体更为强大的事业的一部分。我们不难发现，落入陷阱的大多是纯真善良的人，他们敞开心扉努力寻找生活意义。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盲目地接受了终极答案和更高目标的承诺。一个团体通常是逐渐地变成邪教或自身暴露出邪教的本质，然后变得邪恶，但到那时往往为时已晚。...... 如果说有什么值得吸取的教训，那就是通过恐吓、虐待和报复性的威胁永远无法得到理想。当家人和朋友被用作强迫我们留在某个组织里的武器时，这其中肯定就存在某些严重的问题。

推荐相关资料： 1. Tim Reiterman and John Jacobs： Rave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Rev. Jim Jones and His People （1982） 2. Rebbeca Moore：A Sympathetic History of Jonestown: The Moore Family Involvement in Peoples Temple （1985） 3. Deborah Layton：Seductive Poison：A Jonestown Survivor's Story of Life and Death in the Peoples Temple（1999） 4. John R. Hall：Gone from the Promised Land: Jonestown in American Cultural History（1987） 5. “死亡磁带” 音频（44分钟） 6. Tim Reiterman Interview with Joyce Shaw Houston 7. Phyllis Chaikin on Revolutionary Suicide 8. Gene Chaikin Letter to Jim Jones 9. Alternative Considerations of Jonestown & Peoples Temple by SDS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