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

长久以来，我一直认为写任何评论性的文章都应力求冷静、客观，避免将个人好恶、主观情感过多的投入到文字中去。毕竟，评论者应该扮演的是一个谦卑的角色，除了符合逻辑、有据可依的分析判断，及由此体现的鉴赏能力之外，他无法仅仅依靠自己的体验去说服读者。        《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这部电影却在短短的两个小时之内让我感觉到自己以往所坚持的原则只是一种虚妄。好的艺术作品不分析，只说服，它完全通过激发欣赏者的情感来将艺术的真理昭示给人看，好的评论也应该这样。        周末的一个夜晚，我一个人窝在床上，通过14.1英寸的笔记本屏幕默默看完了这部弗兰克·卡普兰1939年拍的名片。前一天晚上，刚在影院看完了《南京！南京》，沉浸在电影艺术普遍衰落，缺乏艺术天分的野心家粉墨登场，以题材的严肃性换取人们廉价的道德认同这样的愤恨之情中。白天在学校写南斯拉夫导演图斯图里卡拍的电影《地下》的评论，在惊叹这位导演天才的艺术创造力的同时，更加哀叹相形之下当前中国电影市场完全被商业化的可悲事实（陆川这部《南京！南京》与先前的《寻枪》、《可可西里》相比更像一部商业片，尽管从导演的初衷和该片的严肃题材所承载的道德内蕴来看，这完全是阴差阳错的结果；又有消息传说，我所一直默默关注的姜文也将目光转向了商业片）。晚上八点多回家，将自己锁在房间里，看这部电影一直到临近子夜。        两个多小时内，我的心仿佛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揪住了，我知道我碰到了一部直抵我灵魂深处的电影。看这样的电影是我的至福，我却已经开始害怕电影结束后那像一块黑幕一样即将再次将我紧紧包裹起来的孤独。我始终认为，撇开客观的艺术性不谈，电影最能打动观众之处在于它让观众从中看到自身的命运，或者看到他梦寐以求却在现实终无法采取的行动，这也正是好莱坞电影的伟大之处。我当然知道凭这样的主观感受去评价一部电影是曲解了艺术，导演依据这样的观众反应来拍片则是艺术的媚俗。然而，《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这部3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却在穿越了几十年的时光后来到我面前，瞬间让我看清了自身的命运。可悲的是，看清了这样的命运，却孤独地发现现实周围没有人分担这样的命运，因为这样的命运本来就只关涉孤独自身。        詹姆斯·斯图尔特扮演的史密斯先生是南方某个州的童子军领袖，也是一个单纯、善良、对美国的政治神话深信不疑的年轻人。他整日与当地的孩子们在一起，关心的只是“那个大草原还有风吹过高高的草尖，溪水涓涓地流进草地，深山里面活泼的水，牛群伴着余晖走下山坡……”这样一位生活在田园牧歌中的的彼得·潘，却注定要成为独自与风车作战的堂吉诃德。正是由于他的思想纯正、无害的外表使他卷进了一场巨大的阴谋中，莫名其妙地被选为该州在华盛顿的参议院，阴谋家约翰·泰勒试图通过控制他来通过一个会带来巨大利益的水坝提案。相对于到处充斥着阴谋家和潜规则的华盛顿政坛以及与政界同流合污的媒体，史密斯先生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孩子，充满着对美国政治的幻想，属于典型的“被蒙在鼓里的人”，政客们讥笑他是乡巴佬、媒体记者起初笑话他是傀儡后来则又不无讽刺地称他为堂吉诃德，他的秘书桑德斯小姐感觉自己就像初次带孩子出来逛街的妈妈一样。在真相一步一步被揭示出来，终于发现自己原先扮演了一个多么可笑的角色之后，在目睹了他所崇拜的偶像，被称为银色骑士的参议院约瑟夫·潘恩根据潜在的权力规则无耻地诬告他以公谋私之后，史密斯先生遭遇了最严重的信仰危机，曾一度想就此离开华府。这时，他的前秘书，因为无法忍受政坛的黑暗曾一度辞职，曾被史密斯先生的单纯的孩子般的信念所感动的桑德斯小姐来到了身边，为他恢复了勇气和信心，并且凭借自己十余年的政坛经验指导史密斯如何通过国会的正常程序来为自己的清白辩护，来否决那个水坝提案，来揭露参议员约瑟夫·潘恩与大资本家约翰·泰勒的勾结关系，来使史密斯无愧于在家乡支持他的童子军们，无愧于亚伯拉罕·林肯于那些伟大的美国国父们！        我已在复述电影情节上着墨太多。毋庸置疑，史密斯先生最终凭借着无比艰辛的努力和超乎常人的勇气（当然还凭着好莱坞电影所遵奉的政治正确）获得了胜利。电影通过“佞人得到铲除，正义获得伸张”这一母题的搬演重新确立美国的政治神话。纵观全片，导演的意图确乎在于对观众进行一次民主政治的再教育，事实上，电影镜头中反复出现的宏伟的国会大厦、庄严的国父塑像，通过主人公之口反复念出的《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已将这一意图表明的再明显不过。电影表现了一个大资本家一手遮天，参议员唯唯诺诺只求保住饭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安稳日子，一个到处充斥着权力斗争，充满乌烟瘴气的美国国会——在那里“真正有水平的是那些还是孩子的司仪和外国客人”。表面上，美国政治似乎已经不可救药，民主政治已经完全堕落，但是美国政治尚有一息薪火相传的东西从那些伟大的美国国父、那些立法者们那里保留了下来，除了灌注在《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中那逐渐被人遗忘“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等立国始基和追求独立自由的美国精神，导演刻意表现的还有美国政治和司法执行过程中的“程序正义”：只要按照法律程序，参议员有发言辩护和申诉的自由，他就可以在国会内一直不停地讲下去，哪怕像电影中史密斯那样为了争取时间获得来自家乡群众的支持在国会一直演说二十几个小时，直到最后昏倒在地。正是由于程序正义的支持，电影结尾才出现了那一戏剧性的逆转。通过抓住美国政治和司法中的闪光之处来体现政治和法律精神的电影，除了《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还有1957年亨利·方达主演的《十二怒汉》，后者讲了法庭陪审员亨利·方达如何通过美国司法中的“合理置疑”来为一个男孩赢得正义的，堪称该片的姐妹篇。在揭示美国政治与媒体的微妙关系上，本片也处理得非常到位。华盛顿的媒体是靠着报道政坛新闻吃饭的，与政坛的紧密关系使他们洞悉了政界的丑恶和政客的庸碌，因此记者们往往对政客持嘲讽的态度，史密斯先生初来华盛顿时就被误认为是一个庸碌的政客而遭到媒体的讥讽。同时，政客们也离不开媒体，他们的任何提案和议案必须要通过媒体才能为大众所获知，媒体的态度和报道倾向直接影响到群众的支持率。媒体中确实不乏恪守西方新闻伦理的优秀的新闻人，他们力求客观如实地将消息传递出去，像本片中数次出现的那位CBS播报员那样。但政坛和媒体都有一位共同的主人，在这部电影里就是那位大资本家约翰·泰勒先生，无论是政治理想还是新闻的职业伦理，最终都不得不在强权的压制下保持缄默，唯一不服从的就是那位堂吉诃德，我们的英雄史密斯先生。事实上，到影片的国会高潮部分，史密斯和泰勒的斗争主要的角逐地就在对媒体的控制上。片中对争夺媒体那一部分精彩的画面让我想起前看过的那部《再见，晚安》，只不过后者是最终媒体所体现的真实、正义得到了伸张，而在《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中，媒体是完全失败了。        诚然，历史的真理告诉我们，理想主义的最终总是要归于失败的。史密斯先生在国会的这次胜利并不表明美国政治危机就此消除，他只是一个特例。以后还有有无数有抱负有理想的年轻人仍旧会像参议院潘恩那样，在面临抉择的时候选择妥协，因为，妥协几乎是实践政治的第一原则。可以试想，如果史密斯先生继续留在华盛顿做参议员，最后十有八九也会像他父亲那样被一颗后面的子弹打死！尽管如此，我愿把他在国会的胜利当成一个伟大的意义生成的契机，人们在度过无数无为的时间之后，这样的时刻终于涌现，灵魂因与某种崇高的精神理念的结合而得以升华，这是最甜美的时刻，是人的至福，尽管其中埋藏了孤独的命运！————————————————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

《史密斯先生到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这部1939年的Frank Capra作品，对于我这个既对政治更对正义感兴趣，又刚被James Stewart的魅力所彻底折服的理想主义者而言，实在是一部再适合不过的的电影了。自打高中起，老爹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拥抱社会，社会就不会拥抱你。”因此，在找到“理想主义”这个标签之前，我也曾经认真地扪心自问过，我究竟是不是一个反社会分子？左思右想，总觉得“反社会分子”这个词用得力道太大，自己充其量也就是个“社会常常是错的”分子而已。在我的世界里，“对与错”总是比“多与少”更重要一些。电影里，当James Stewart扮演的Jefferson Smith坐在林肯纪念堂前的台阶上对女主说，刻在石头上的话只是用来欺骗像他这样的傻瓜时，我看到了所有理想主义者的影子。随着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许多人所谓的“成人的世界”在一个理想主义者眼前首度显露时，选择也就出现了。从此时起，你会发现，理想从一种憧憬和誓言摇身变成了一个包袱。丢掉，不舍得；留着，又走不动。那些被分配给你的领路人，其实也不怎么相信他们自己手指的方向。在信念和行为之间，存在着一条无需明言的鸿沟。灌输信念，是烫金课本的任务；教授行为的秘诀，由整个世界负责。而所谓原则，就是当你在嘴巴上捍卫它的时候，所有人都会称赞你是一个好同志；当你果真去做的时候，绝大部分人都会认为你是一个大傻瓜。来自同一州的老参议员在关上门的办公室里对Jefferson Smith说，三十年前的我和现在的你一样，抱着同样的理想，面临同样的选择。而他的选择是妥协。因为如果不能留在参议院里，所有的理想和抱负就成了一种空谈。这就是现实的吊诡。理想要求你坚持，但实现理想又需要你学会妥协。在政治的游戏规则里，妥协甚至是一项美德。无论是联邦制还是参众两院席位的确立，无不构建于相互妥协的基础之上。而在这种妥协之前，美国人骄傲地冠以“伟大”一词。向来，只有弱者视妥协为软弱，强者则因妥协而伟大。正因为如此，每一个独裁者都不约而同地选择用铁腕来遮盖内心的恐惧，用叫嚣来掩饰眼神的游移。但在硬币的另一面，妥协也时时陷于被滥用的危险之中。从手段演化成常态，以致违背了初衷。一退再退之后，你很快会发现，原则已不复存在，而理想早沦为了现实利益的遮羞布。因此，三十年之后，连任变成了这个老参议员眼里的一切，原则不过是一种乡巴佬的天真。当James Stewart一屁股坐在台阶上垂头丧气的时候，女主跑过来对他说了句："All the good that ever came into this world came from fools with faith like that."于是，James Stewart又屁颠屁颠地复活了。理想主义者和其他人的区别正在于此：他们对于“正义”或是“善好”这种字眼天生缺乏抵抗力。在同一句句子里，理想主义者只要看到“good”就会义无反顾，而其他人不是对“fool”避之不及就是夹在两者之间踌躇徘徊、裹足不前。在义无反顾面前，每一个理想主义者统统都是易碎品。所以和这部电影的结局不同，我一向固执地认为所有以理想主义者为主角的电影，都应该以悲剧告终才对。电影开头，James Stewart在去华盛顿的火车上就念叨着父训：“只有注定失败的事业，才是值得为之奋斗的事业。”这让我想到了另一个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故事：出于对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的厌恶，博尔赫斯曾经在阿根廷国内选举前的四五天跑去要求加入保守党，人家一脸惊讶地告诉他，保守党毫无胜出的机会。博尔赫斯回答：“绅士只对败局已定的事业感兴趣。”事实如此，这个世界从来就不是理想主义的温床。每一个打算走出暖房直面现实的理想主义者都应该做好被击败的准备，而不是怀揣着某种从无数部电影里搜集来的的幻想，真诚但却虚假。以为生活可以像电影一样，以为自己也可以成为那个主角。因为我始终认为，明了后果的选择才称得上是真正的选择。看着James Stewart孤身站在国会里对着其他89个参议员大喊"either I'm dead right or I'm crazy!"我觉得不会再有比这句话更再贴切的描述了。“对得一塌糊涂”和“疯狂”似乎就是理想主义者仅有的两种结局。但问题永远在于，起初没人知道究竟会是哪一个。

在去华盛顿的车上，史密斯和参议员乔·潘恩之间有过一次深刻的谈话，是围绕潘恩早年律师事业的伙伴，史密斯的父亲展开的。史密斯的父亲是一位编辑和出版家，被称为“失败案例的护卫者”，他曾说，“唯一值得争取的事业就是输掉的事业”。为了抵抗矿业集团，他被人从身后开枪射杀，潘恩目睹了这一切。史密斯对潘恩的仰慕来自于他的父亲，他对正义和公正的坚持也来自于他的父亲，他和他父亲戴一样的帽子，做一样的梦。在车上，史密斯感叹道：“当一个人像那样奋起反抗大企业，一个人并不能坚持很久吧？”潘恩摇了摇头，说：“不能。”这个片段，揭开了史密斯作为华盛顿参议院一员的序幕。小镇青年突兀地出现在一帮老练政客面前，就像一只丑小鸭走进一群白天鹅，显得格格不入。记者们耍弄他嘲笑他，认为他不过是又一个政治傀儡。面对记者的恶意嘲讽，史密斯忽然安静下来。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詹姆士·史都华是多么胜任这个角色。他垂下双眼，观众再也看不清那总是真诚又孩子气的目光，一缕黑发散落在额上，向来生气勃勃的面孔此刻显得有些萎靡。美丽的女助手桑德斯是第一个真正认识他，并敞开心胸肯定他的人。在桑德斯的帮助下，他很快振作起来，并宣布了在泰瑞峡谷威利溪的源头建造国家儿童营的提案。不料这个提案恰好阻碍了潘恩以及大企业家泰勒一伙人所策划的大坝提案，他们害怕史密斯顺藤摸瓜会最终暴露他们的受贿丑闻，不惜伪造证据嫁祸史密斯，毁掉他的政治前途逼他回老家。当潘恩在办公室里和史密斯进行第二次长谈时，我一度被动摇。没错啊，尽管史密斯的不屈不挠是高尚的，但是政治游戏不是光凭高尚就可以玩得起来。潘恩在必要时候作出妥协，以此换取更多机会为需要的人谋取福利，这难道不是另一种坚持吗？但是很快，这种想法被推翻了。当你第一次学会向敌人卑躬屈膝，你就会养成习惯，最终等待你的将只有无尽的卑躬屈膝。有些东西是无法妥协的，一次也不可以，当你妥协时你就永远地失去它了。美国企业财团对国家命脉的掌控超乎想象，所谓的公平正义在这个单纯的年轻人眼前坍塌。面对对手的指控和国会的质询，他无力反击。万念俱灰的史密斯冲出大门，拎着行李来到林肯纪念堂。在这里，观众们将看到史都华在本片中的第一次出色演绎。他站在林肯像前，来华盛顿的第一天，他曾带着无限憧憬瞻仰过这座雕像，“自由平等”的美国梦仿佛就在眼前，现在他即将以失败者的角色离开，美国梦遥不可及。他自嘲地笑了笑，清豁高瘦的身躯在镜头前显得非常单薄，仿佛就快被给现实压垮了一样。转过墙角，他再也忍不住，坐在黑暗里默默流泪，光影的交错营造出一股失意的氛围，同时也勾勒出史密斯内心的疑问：是光明战胜了黑暗，还是黑暗战胜了光明？接下来的30分钟，是本片的高潮。史密斯在桑德斯的帮助下，在参议院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议院。整个过程可谓跌宕起伏，每当你以为正义抬头时，对手总是有办法支出新招把你压下去，就好像穿越在长长的隧道里，每当你以为看到一丝光明，转个弯就发现前面有的只是无尽的黑暗。正是这种高度紧张的撕扯，将观众的心紧紧扣住。何时才能结束？何时这些冷漠的参议员们才肯放下手中的报纸，听听这个一直在坚持的年轻人到底为何而坚持？何时才有胜利的希望？虽然桑德斯他们尝试了所有办法，可是正义的声音依然传达不出去，大企业的势力太强大了，一个人能够坚持多久？一天一夜不停息的站立着演讲，换来成筐诋毁史密斯的报纸。他撑着摇摇晃晃的身体，翻看这些报纸，开始是震惊和不可思议，然后他抬头看向旁听席，眼中充满失望与无助。桑德斯在旁听席上含泪呼喊：“停止吧！杰夫！停止吧！”他的身后是一片沉寂。要放弃了吧？我默默想，回家吧，你已经尽力了。接着，意料之外也许又在意料之中，史密斯的眼神变得更加坚定，他转过头声嘶力竭地说：“你认为我被打败了。你们都认为我被打败了。而我没有被打败，我要站在这里继续为失败案例战斗，即使这个房间充满了像这样的谎言，即使泰勒和他的军队开进这里操练，有人会听到我的……”卡普拉式的结局，好人打了这场仗，直接导致胜利的却是坏人的觉悟，人性中的闪光点。这样的结局在很多人眼里显得突兀，仿佛是为了卡普拉式的皆大欢喜，编剧刻意手下留情。你甚至可能嗤之以鼻，幼稚的理想主义。但最终你会知道，史密斯确实胜利了，并不是因为他感动了潘恩，并不是因为结局是这样写的。他胜利了，因为他坚持下来，因为有人听到了，孩子们听到了，童子军们为他彻夜印制报纸；议员们听到了，他们最后放下了报纸开始听他演讲。他胜利了，因为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他有桑德斯，还有那帮孩子们，奋起反抗大企业的时候，不是一个人，你会坚持得更久些，也许等待你的依然是失败案例，但你会走得更远。《史密斯先生去华盛顿》（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是詹姆士·史都华（James Steward）和简·阿瑟（Jean Arthur）继《浮生若梦》（You can’t take it with you）之后，在卡普拉作品中的又一次合作。史都华在《浮生》一片中没有太大发挥，在这部戏里却有上佳表现，把一个木讷却正义感十足的小镇青年演绎得活灵活现。简·阿瑟曾被卡普拉称为“我最喜欢的女演员”，有着灵动的双眸和浓密的金发，漂亮的面孔和知性的气质。她诠释了不少卡普拉的作品，大多是聪慧的白领女子，其中桑德斯是我最喜欢的一个角色。这个足智多谋的女助理带领史密斯走过低潮，用自己的智慧帮助他再次站在议事厅里，当她在观众席上对着史密斯打着手势时，我想，这是每个男人梦寐以求的女人。1939年，当这部电影刚上映时，因其中对财团和政客间互相勾结谋取利益的揭露，而遭到华府官员的强烈反对。卡普拉在他的自传中提到，一天他和哈里·考恩（Harry Cohn）收到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P. Kennedy）发来的一封电报，要求中止这部电影在欧洲的发行，理由是：“这将会影响美国在欧洲的声誉。”卡普拉和考恩把对这部电影的一些正面评论邮寄给肯尼迪作为回答，肯尼迪最终没有再就此事进行追究。然而因为片中涉及对民主政治的描写，这部电影在法西斯国家中还是遭到了禁演，但这些曲折都没有阻止这部电影最终成为好莱坞黄金时代经典之作。虽然是主旋律作品，却并不一定要成为政府的喉舌，诚然这部电影中，依然可以窥见卡普拉对美国式民主的自信和自豪，假如没有制度的保护，史密斯断不可能再度站在议事厅里慷慨陈词，但是真正的自由、平等与民主，是高于国家和政府的，是属于全人类共有的精神财产。只有当一个导演把关注的焦点落在全人类共有的情感和追求时，他的作品才可能突破时空的局限流传下去，成为真正的经典。还是那句话，也只有真正相信这一切的导演，才能拍出令人信服的作品，这就是卡普拉的影片之所以成功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