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乐时光

原文2016年6月4日刊于深焦DeepFocus公众号。 同时刊载于2016年3月30日《看电影·午夜场》，未经允许，禁止转载。 滨口龙介，1978年出生在神奈川县，2008年制作东京艺术大学大学院映象研究科的硕士毕业作品《激情》，获得了国内外电影节的好评。导演作品有日韩合拍片《THE DEPTHS》(2010)、采访东日本大地震受灾者的纪录片《海浪的声音》（2011/跟酒井耕导演合作）、长达4个小时的长片《亲密》（2012）等。2015年8月， 《欢乐时光》在第68届洛迦诺国际电影节上获得最佳女演员奖和特别提及奖（剧本），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银热气球奖，《电影旬报》年度日本电影第三名。本片也将在今年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展映。 2015年11月底，深焦DeepFocus在南特三大洲电影节间隙，采访了滨口龙介及其摄影师北川喜雄。

深焦：首先想请问滨口导演成长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小时候就已经对电影耳濡目染了吗？ 滨口：我出生在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父亲是公务员，母亲是家庭主妇。家人一起去看电影只是很偶然的事，并非从小就是影迷。 深焦：然后您在东京大学读书？ 滨口：我19岁考进东京大学，就读于东大文学部的艺术美学专业。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约翰·卡萨维茨的电影。毕业后当过商业片和电视节目的助理导演，但都是很失败的经历，并没有怎么融入进去。然后报考了东京艺术大学，它也是日本第一个开设电影制作专业的国立大学。第一年没有考上，接着又报考了一次。之所以非常想去东艺大，是因为有北野武、黑泽清这样的日本代表性导演在那里执教，我想没有比东艺大更好的学习电影的环境，把它当作最后的期望，终于考上了。

深焦：从您的老师——黑泽清那里，您学到了什么呢？ 滨口：当然，我从他那学到很多。具体来说，因为东艺大主要是以制作实践为主。两年内需要制作两部短片和两部长片。电影理论虽然并不是主要的，但是在黑泽的课上，大家围坐在一起向黑泽讨教。当时黑泽每年都有新作品面世，我们就会多次向他请教诸如那个场面究竟是怎么样拍的这样的问题。其中最受用的是：作为一个电影作者到底为什么会那样去做？到底为什么能做成那样？让人不得不去这样追问下去。 深焦：是什么让您不得不追问？ 滨口：观众。拍出让观众无论如何都不得不感到震惊的东西来。这样才是电影，非像一个谜团不可！还有黑泽平时常说道，摄影机放在哪？摄影机面向谁？从什么地方开拍，到什么地方结束？等等。这些都是些非常本质性的问题。

深焦：您和摄影师北川喜雄先生在东艺大虽然不是同期，但是否是长期合作关系？ 滨口：确实是长期合作，但在学校时基本上没有一起拍过片，最多也就帮一天的忙之类的情况。第一次合作是在2011年的上半年拍摄《亲密》。他对于我之前当过商业片助导的经历有过质疑，然后互相交谈了各自想法。虽然这部电影要花费一些时间，一起拍拍试试看吗？说完后，他非常乐意的接受了。这种合作关系，我们一直持续到现在。 深焦：后来又为何会拍摄关于3.11大地震的东北三部曲？ 滨口：《亲密》拍摄快要结束时，3.11大地震、海啸、核电站爆炸事故接连发生。当时，收到了来自东艺大的拍摄东北纪录片的请求。我个人方面，也因为看到海啸视频后被震撼到，就决定去实地拍摄。

深焦：虽然没有看过东北三部曲，但即便是在剧情片《欢乐时光》中，我们似乎也感受到了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 滨口：我想你所说的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在《欢乐时光》中主要有两个场景。一个是workshop，一个是朗读会。其实我并没有打算用纪录片的方式去拍摄。从这个电影的特点来看，作为剧情的一部分，它们都事先被写在剧本当中，然后逐一拍摄。在这一点上，按部就班的拍摄也许和纪录片有接近的地方。只是这两个场面之所以看起来很像纪录片，或许是因为出场的人物特别多，对于我们来说，人物有什么样的反应很难事先预料：是在哪里发生，发生了什么我们并不知道。面对这种状况，摄影机变得迟缓，看起来和现实发生的一样。但总体上来说，是事先做了一定的准备，然后逐一按照剧本来拍摄的。

深焦：《快乐时光》的剧本是如何创作的？您是如何塑造了这样动人的四个女主角呢？ 滨口：关于剧本，首先我们在神户开设了为期五个月的即兴演技培训。这是一个以制作电影为前提的培训，学员一共有17人。我们的四个女主角也在其中。作为培训结果，我们一起创作了三个剧本。《欢乐时光》是其中关于三十岁女性的一个剧本。最终我们选择了《欢乐时光》，因为我们觉得它是最能挖掘出所有培训学员魅力的一个剧本。当初的设定是两个半小时，但考虑到人物特征有更多扩展的可能性，又增添了不少。但最关键的原因也许还在于，对日本社会里三十岁的女性，这样一个弱势群体，如何去展现她们的魅力，如何创造一个展现她们的魅力的环境。相对应的，培训当中的其成员如何去协助配合她们。在这样一种设定上，《欢乐时光》的剧本很容易被实现。

深焦：剧本是在培训前写的，还是一边培训一边写？这三个剧本都是集体创作的吗？ 滨口：对，是培训过程当中写的，也包括我在内，三个人一起写的。 深焦：也就是说是贴着这四个女主角创作的剧本？ 滨口：是的，是结合她们特点写的。首先写好了她们四个中的一个人物的剧情，然后在其余三个人物之间摇摆不定，但确定了剧本最初的一个架构。可以说是卡萨维茨《夫君》（1970）的女版。（注：《夫君》是讲述的三个中年男人的故事）但对于剧本，她们会有感到违和的部分，也有拒绝拍摄的反应。比如，这样的动作我做不到，或者我不愿意这样去表演，或者非常不愿意，但不得不去这样表演的情况也有。所以剧本修改了很多次。在保持原有架构的基础上，但不是写她们想说什么，而是去写，作为她们所扮演的这个人物不得不去这样说的。因此，很戏剧性的台词和动作，都变得不大可能，所以也就越来越接近日常生活中的时间和节奏。同时，她们也慢慢的越来越接近剧本设定中的人物。产生的最终结果是，剧本变得很长很长。

深焦：但在电影后半部分我们也看到akari的脚受伤了，纯的失踪，朗读会的变故等等戏剧性的情节在慢慢的增加。这样的情节设定也是事先写在剧本里面的吗？ 滨口：确实，接近日常生活的部分主要集中在电影前半，后半段开始剧情变得戏剧性起来。这部电影一共拍摄了8个月，剧本修改了7次。最初的剧本是包含戏剧性情节的，删除以后又回到很日常，然后又加入了一些戏剧性情节，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反复修改的过程当中完成的。但是改稿的过程并不是让演员去适应那个角色，而是演员自己慢慢的去亲近角色本身。然后最终确信可以在后半部分加入更戏剧性的情节。还有，关于纯的失踪是事先就已决定好的。 深焦：workshop和朗读会的两个场面，是如何调度的？为什么要用实际的时间长度去表现？ 滨口：之所以说为什么不得不这样拍，还是要从我老师黑泽清说起。比如摄影机摆放在哪里？摄影机面向什么？黑泽给我们看卢米埃兄弟的《工厂大门》（1895）。摄影机摆放在有什么好像将要发生的地方。这就是电影拍摄中摄影机的位置。而对我来说，好像将要发生什么的地方就是人的脸部。拍摄人的脸部产生什么样真实的反应，这一点，可以说贯穿了全片。比如workshop那一段，现场有什么样的反应，事先是并没有写到。还有朗读会那一段，即便是事先在剧本里写道“很高兴”，“观众们很感动的听着”之类的。但实际上并不能就拍成这样，只能交给现场，捕捉现场的演员们的反应。而且这两段都有很强的连贯性，刚开始就没有剪辑，最后也原封不动的保存下来。

深焦：workshop部分用的是自然光？其他部分看起来也很像是自然光…… 北川喜雄（摄影师）：基本上都是有打光的。只是朗读会的时候，照明打到了年轻女作家身上。空间上来说，也有照明，只是把灯光放在不太注意、隐蔽的地方。workshop一段，滨口导演觉得自然光看起最美。而且照明无论放在哪里都很碍事，所以整段是没有打光的。 深焦：滨口导演您自己也参与了演出。 滨口：是的，我也出演了。因为这部电影没有一个职业演员。职业演员的那种专业表演让她们释放不开。所以取而代之，剧组员工也出演了，我作为员工其中一个自然地出演了。

深焦：电影前半段剧情是靠四个女性一起行动推进的，到后半段，渐渐地她们四个人在一起的场面减少了，她们各自的家庭、工作的描写开始增多。到了最后，以她们四个人的反叛而结束。能请您谈谈您是如何理解日本社会的女性，使得您这样设计剧情？ 滨口：并不限定于女性，我觉得在日本社会中困难的是，如何尊重自己情感的问题。只是这样的问题，在女性的身上显得尤为明显。因为日本是男性主导的社会，是男性更能容易赚到钱的社会。也就是说，比起女性，男性在外面赚钱这件事被合理化。这样的话，从整个社会来说，男性对自己的伴侣，对家庭不关心这件事也可以被正当化。在这部电影中的四个女性，基本上都是处在一种不被关心的，感到痛苦的境况里。当然女性处在弱者的社会地位很明显，但男性所处的境况是不是更严重？在拍这部电影时我这样想过。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男性们并没有得到、唤起他们意识到自己已陷入漠不关心这件事的契机。而女性们能意识自己被压抑的情感，也能为自己申辩。这部电影，与其说是为女性助威，还不如说只是单纯的表达出她们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怎么来说，这部电影也向男性们提出了警示。正因为没有去倾听，没有去感受，因而才陷入这样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