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界区域

/ 按 / Sina Ataeian Dena 是一位伊朗导演、编剧、制片人，他的长片首作《德黑兰天堂》曾入选 2015 洛迦诺电影节国际竞赛，并获 Art Peace Hotel Award 殊荣。今年年初，他参与制片的纪录电影《德黑兰七冬》于 2023 柏林电影节全球首映，并获得了德国视点大奖 (Compass-Perspektive-Award)。

当地时间 8 月 12 日，由 Sina Ataeian Dena 担任制片的电影《临界区域》(Critical Zone) 擒获金豹奖，遗憾的是，导演阿里·艾哈迈德扎德 (Ali Ahmadzadeh)因被伊朗政府限制出境未能赴现场。评论家、记者 Mauro Donzelli 对 Sina Ataeian Dena 进行了采访，一同探讨在伊朗拍摄电影的困难与复杂性。

采访：Mauro Donzell 原文标题：'Critical Zone': Censorship and Freedom of Artistic Expression in Iran 原文链接：https://www.locarnofestival.ch/news/2023/08/10_08/critical-zone-censorship-and-freedom-of-artistic-expression-in-iran.html 首发平台：https://mp.weixin.qq.com/s/yFGxhf8hP3CuEUEzMUJ3Qg

制片人Sina Ataeian Dena

M (Mauro Donzelli)：您是如何制作这部电影的？ S (Sina Ataeian Dena)：我认为最有意思的是，在影片的整体拍摄过程中，导演（阿里·艾哈迈德扎德）所面临的拍摄条件和各种各样的可能性起到了关键作用。在他不得不处理各种困境和突发事件时，人往往会变得更有创造力。 阿里将这部电影分成了十个短小的部分来拍摄，最后组成我们现在看到的成片，每个部分都有自己的摄制组及后期制作团队，剧组非常小，只有主要演员、导演、摄影师和录音师，甚至机场中的相关场景都是使用一台小型手持摄影机秘密拍摄的。因此这部电影并没有在常规的时间内完成，而是花了很长时间。有时因长期拍摄会有剧组成员的亲人前来探班，我们会拍摄他们到达时的场景，并将他们伪装成制作团队中的一员。 这并不会引起太多关注，但在伊朗未经许可不能进行拍摄。有时候我们使用假的许可证，有时候则贿赂官员，在这样一个腐败的体制中，金钱就是办事的捷径。要我说，整个拍摄过程就像是一部谍战片，阿里充分调动了演员和剧组的创作活力，以电影制作者的身份传递他想要表达的内容。

M: 您是《临界区域》的制片人，但同时也是一位导演。您现在居住在哪里？ S: 我现在住在柏林。2015 年我曾参加过洛迦诺电影节，彼时我的电影《德黑兰天堂》入选了国际竞赛单元，但从那之后就再没有回过伊朗了。 那一年，洛迦诺电影节策划了一个以色列电影回顾展，有人据此认为洛迦诺是一个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电影节，并发起了一项抗议运动。有伊朗的官员对我施加压力，要求我加入这项运动，但我觉得这很愚蠢，就像将伊朗电影人和伊朗政府等量齐观一样愚蠢。同样的情况我认为也适用于以色列，这些年我收到了太多的威胁恐吓。

M: 您在伊朗还有家人吗？ S: 过去还有，但现在我的所有家庭成员都离开了这个国家。 M: 我猜您的家人在离开伊朗之后一直处于精神紧绷的状态中。 S: 八年前我还很年轻，现在却因为各种压力变得满头白发，我认为造成现状的罪魁祸首就是电影制作这项活动。环游世界、认识新朋友、参观有趣的地方，这都是高质量的生活，但当被迫做这些事情时，它们就变得讨人厌了。我们生来自由，也应该自在地生活——这正是阿里在电影中关注的主题之一，而他当下面临的主要问题则是审查制度的制约，以及艺术表达自由的限制。

M: 伊朗的电影人们是否组成了一个真正的社群？ S: 他们之间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伊朗有非常特殊的政治氛围，所以这很难解释得清。例如，“改革”在瑞士可能是一件有益的事情，因为有些事情确实需要做出改变，因此当人们听到伊朗语境中的“改革”一词时，认为这理应也是应该支持的益事。然而，一个封闭、稳固的体制环境使改革举步维艰。如果与伊斯兰教的政治立场不一致，就进不了这个体制，至于改革，更不可能。改革归根到底是一个弥天大谎，政治语境决定了一切。伊朗人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意识到，想要在一个依旧在执行死刑的体制做出改革的尝试是徒劳的。死刑应该首要被禁止，因为这是一种不人道的惩罚。 谈回伊朗的电影社群，它组织庞大且运作有序，伊朗电影界比许多其他国家更早地成立了工会，与此同时这种社群意识对统治者而言是可怕的，因为社群的成员们正在变得更加激进。在伊朗，激进可能包含着负面的涵义，但如果你选择温和，那就是为虎作伥。电影人们正在逐渐觉醒，并且面临着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你别无选择，只能通过革命来换取改变。 这就是我认为毛拉政权 (mullah regime) 迟早会垮台的必然原因，只不过要看最后需要花费多少时间、做出多少牺牲。 M: 您认为国际社会是否在促进伊朗改革方面提供了一些帮助？ S: 我会将西方的公民社会与伊朗政客彻底地区分开来，因为后者再次背叛了伊朗人民。当我们坐在这里进行采访的同时，他们正在谈判，试图从已经废除的核武器协议中重新获利，并且向大众兜售他们的价值观念。 观察当前伊朗社会的发展趋势，你就会发现，以“女性、生命、自由” (Women, Life, Freedom) 为口号的革命浪潮以更加不可阻挡的势头席卷开来。我想告诉西方公民社会的是，正在参与伊朗革命事业的人们与西方公民社会坚守共同的价值观——自由、人权、民主。 他们并不害怕我们，但对你们心生恐惧。因为，你们可以做到向政客施压，对他们的政策提出质疑，并敦促他们停止与伊朗政府正在进行的肮脏交易。

M: 为什么导演阿里·艾哈迈德扎德没有亲自来到洛迦诺电影节宣传他的电影？ S: 因为他并没有获得签证。一年前，他遭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受到了伊朗国家安全部 (Ministry of Security) 和伊斯兰革命卫队 (Revolutionary Guard) 的审讯。他们听闻阿里拍摄了这部电影，要求他将其上交，但他采用了非暴力抗争 (civil disobedience) 的方式，直到今天依旧没有屈服。 《临界区域》被指控为一部色情电影，因为有人声称在电影中看到了一幕不露骨的情色场景。这部电影在是在伊朗“阿米尼示威”之前拍摄的，但你可以看到整个社会中的愤怒情绪正在迅速发酵并逐渐蔓延。 阿里获得了柏林的艺术家暂居权，接着他前往土耳其，三天后玛莎·阿米尼 (Mahsa Amini) 被杀，革命拉开了序幕。他在伊斯坦布尔的德国领事馆申请了签证，并等待了三个月之久，然而在签证到期的最后一天，他却被告知没有通过，因此他不得不返回伊朗，但刚到机场护照就被没收，紧接着被提交审讯。随后就是所谓的公众宽恕，他拿回了自己护照，不久我们收到了洛迦诺电影节的邀请，希望在 7 月 5 日的电影新闻发布会之前将阿里带出伊朗。但是他签证再次被拒，根据我们口头了解到的情况，他的案件引起了德国方面的注意，在指控没有撤销的情况下，他将永远无法进入申根区，甚至该区的其他国家也不能给他颁发签证。 作为一个新的德国公民，我感到非常失望和幻灭。然而更不可理喻的是，一个艺术家被禁止参加自己电影的首映礼，但与此同时，那些伊朗神职人员的孩子却能在德国的医院里接受治疗，这真是一种悲哀。即便如此，德国政府依旧宣称他们没有对阿里实行区别对待。

M: 如果没有被区别对待，那为什么他现在依旧没有获得签证？ S: 电影首映新闻发布会结束两天后，阿里再次接受了审讯，他被列入黑名单，因此目前无法离开伊朗。当《临界区域》入选洛迦诺电影节的消息公布之后，他不仅被指控未经许可拍摄电影，同时被指控未经许可对外放映，因为这都需要特定的授权。 当前的伊朗看似平静，但正如我们波斯语中常说的那样：“火焰潜藏在灰烬之下”，这团火将会以更加猛烈的方式再次席卷，因为民众已经超出了忍耐的极限。伊朗政府从不愿意妥协，因为在他们看来，一毫米的让步也意味着失败——That’s the dictatorship mentality. 我目前担心的是，洛迦诺电影节结束之后，阿里会遭到逮捕。 M: 您认为电影节的宣传曝光可能对他不利吗？ S: 聊到伊朗政权的运作方式，根据我的经验，越是处于聚光灯下，就越安全。 一点微小的工作，今后会尝试再翻一些理论性更强的文章或导演阐述，欢迎批评指正交流。

2015年，伊朗电影导演贾法·帕纳西凭《出租车》荣获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却因伊朗当局的旅行禁令而无法亲身出席领奖，他的女儿在现场高举奖座泪如雨下的一幕令人难忘。当然，帕纳西并非孤例，2021年，另一位伊朗导演穆罕默德·拉索罗夫摘取柏林金熊奖，同样因禁令无法离开伊朗前往领奖，再次复制了帕纳西当年的一幕。 无可否认，《出租车》和《无邪》都是艺术创新的佳作，但是这些评选结果摆脱不了意识形态的考量。西方电影节接连将最高荣誉奖项颁给饱受伊朗政权打压或禁锢的电影人，不仅为了褒奖创作者的艺术成就，似乎更主要的是为摆明一种反独裁的政治姿态。这种评奖结果难免混杂了非电影的因素，显得不够纯粹与公正。去年，洛迦诺电影节“重蹈覆辙”，将最高荣誉金豹奖颁给了一位无法亲临现场领奖的伊朗导演阿里·艾哈迈德扎德，他这部《临界区域》注定是一部惹人争议的作品。

《临界区域》讲述一名伊朗毒贩在夜色掩护下，驾车将毒品分发到德黑兰每个阴暗的角落，给边缘人带来身体和精神上的解脱。毫无疑问，毒品在伊朗是被禁止的，而毒贩和吸毒者难逃被囚禁乃至死刑的厄运。这位新锐导演却勇于挑战伊朗审查底线，选择毒贩作为主人公，以他的视角去展现伊朗不为人知的社会角落，刻画出边缘群体的悲惨困苦，从流浪者到孤寡老人，再到空姐与毒瘾发作的年轻人。这个毒贩主人公似乎变成了一个毒瘾治疗师，甚至是精神上的牧师。 要拍摄如此禁忌的题材与人物，他的前辈导演贾法·帕纳西可谓高手，帕纳西当年被政府软禁期间依然有办法拍出作品，并偷偷送往戛纳电影节参赛。而伊朗新一代的叛逆导演同样青出于蓝，像艾哈迈德扎德在这部影片中玩出不少新花样。他同样延续了帕纳西《出租车》打游击的拍摄方式，其主人公也是透过驾车漫游引出各色人物线索。这位新导演采用更多隐蔽的镜头与特殊的画面构图，最极端的要数主人公驾驶拐弯时，那个随方向盘旋转的镜头，酝酿出愈发迷幻的意味，暗示着主人公逐渐迷失方向，以及不稳定的精神状态，这个倒是与毒品主题保持一致。

更出色的是声音设计，一把几乎贯穿始终的车载导航声，看似给出主人公目的地的指示，却又暗示了在这个备受控制的国度里，每个人都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听从所谓的命令指示。另一幕则是在深夜机场搭上空姐的情节，前有未知来源的警笛声，后有空姐失控的嘶喊怒吼，营造出犯罪类型片常见的惊悚诡异感。而从空姐的嘶喊中还听出了边缘群体的无助感，他们长期备受压抑，只能选择通过这种极端的方式宣泄快感；她喊出了伊朗民众埋藏心底已久的怨气和怒气，无惧地对政府当权者发出震聋发聩的控诉。 这一切全赖有毒品才能实现。不过，导演用毒品作为对抗权力的手段实在过于极端，很难想象毒品和毒贩在电影中会以这种“美化”的形象示人，难免有误导的成份。在我看来，这显然是创作者借毒品来挑衅伊朗政府、宣泄不满。此外，这部充满公路片意味的作品在叙事上过于琐碎，虽说全程以毒贩为观察视角，但他接触的边缘人物刻画得并不充分深刻。也许是导演对素人的表演没能掌控好，令人无法对伊朗边缘群体有更准确的理解，这看来像是蜻蜓点水的素描。资金不足、拍摄限制并不能完全成为影片质量下降的借口，同样地，意识形态与禁忌话题也不能成为评委对伊朗电影倾斜、降低标准的通行证。这仍摆脱不了是一部以禁忌话题吸引眼球、内容稍显空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