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莺

The Nightingale 这是一部背景在1920年的关于复仇的恐怖片。但这不是一部单纯的复仇电影，这是一部三层结构的反抗殖民压迫的主题，爱尔兰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当爱尔兰人以仆人或者奴隶的身份，跟随英格兰人一起来到澳洲的时候，又成为了殖民者。 这部电影冷色调，渲染出来整部电影寒冷的气氛，黑暗的风格。整部电影使用黑夜的树枝作为蒙太奇的转场标志。整部影片平铺直叙。 障碍其实这部电影展现的是相对真实的背景和当时的社会。黑人查理在愚蠢的中尉抢下死了的时候实在令人感触很深。 我认为暴力只是体现了当时的社会环境，所以说得通，我并不认为影片展示的暴力使多余或者因为哗众取宠而使用。因为人类是近100年才逐渐减少战争逐渐走向和平。 在树枝上的时候Clair有机会杀死中尉，但她并没有反而说想回家，我认为Clair是在利用Billy。而且对中尉有一线人性的希望。她始终有母性的思想，一直有希望改变他人的幻想，但正如Billy所说，总有人执迷不悟，所以无法修复就会杀了他们。所以Billy选择kill them。 我认为悲剧并不是因为命运，因为同样的遭遇同样发生在Clair的邻居身上。但是邻居夫妇都更加理性，而不像Clair夫妇冲动，愚蠢，逆来顺受。世界上并没有如果，但是有太多可选择的路她都没有选择。我更相信命运是选择的结果。妇女在动乱的年代里生存都非常艰难，但是并不是毫无生机，Clair的软弱，愚蠢，犹豫造就了这部悲剧。在她有机会报仇的时候却仍然犹豫，说她天真，她经历了足够多的苦难。这应证了一句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保持沉默很多时候能够自保，就像是中尉的牵马人，这部电影他没有说过一句话，但活得更久。 在他们遇见的老夫妻中，我看见了种族平等的曙光。 電影中的燭火、柴火、爐火、野火，到最後地平線上的燦爛朝霞（太陽就是一團火），夜鶯終究浴火重生

1、夜鶯（The Nightingale，2018）的優秀之處，就是揭示故事主人公本質的方式——這名柔弱的女子，其實是生命的鬥士，值得注意的是，她的「勇」不來於能駕馬、持槍、深入險境、殺敵復仇，或是對抗既有體制，成為勇敢復仇人（The Brave One，2007）那樣人心大快的角色，而來自於克服報復的、破壞性的內在欲望。從事件的層面來說，沒有人不懂其前因後果，可是這部電影的看點，就在於心理層面壓力的刻畫、轉折、覺悟和甦醒。如果多提示一點，就是在電影中段，當她決然的殺了第一個士兵後，這一段里程碑式經歷，刻入了她整個生命歷程之中，於是夜晚降臨後，我們從故事主人公的夢境中察覺到，她發覺了自己悄然變化，也就是說，她察覺到自我人性的喪失——她已經失去了丈夫，也失去了孩子，她不能再失去自己。電影後半段是女主角猶豫遲疑、扭扭捏捏，導致劇情拖沓，還是一段由夢到醒的心靈漫漫甦醒之路，取決於觀眾關注點的寬窄，關注的是懲奸除惡，抑或故事主人公的生命境遇。 2、在意識逐步甦醒之後，女主角的不殺是一種「選擇」。羅伯特麥基，故事（Story: Substance, Structure, Style, and the Principles of Screenwriting，1997），第五章、結構與人物： 人物真相只有當一個人在壓力之下做出選擇時才能得到揭示——壓力越大，揭示越深，該選擇便越真實的表達了人物本性。在人物塑造（年齡、智商、性別、性向、語言、手勢、風格、品味、教育程度、職業、個性、氣質、價值觀等設定與紀錄）的表面下，無論其面貌如何，這一個人到底是誰，在他人性的最深處，我們將會發現什麼……，得知真相的唯一辦法，就是看他在「壓力下做出的選擇」，在對其欲望的追求中，他採取這樣的行動，還是那樣的行動；他作出什麼樣的選擇，他便是什麼樣的人。……最優秀作品，不但是揭示人物真相，而且還在講述過程中，表現人物本性的發展軌跡或變化，無論是變好或變壞。 3、電影中的燭火、柴火、爐火、野火，到最後地平線上的燦爛朝霞（太陽就是一團火），夜鶯終究浴火重生，「鳳鳴朝陽」。 4、這裡想提一點，在威尼斯影展的競爭中，從北半球美國人的小丑（Joker，2019）到南半球澳洲人的夜鶯，表現出兩種迥異的價值觀。 5、亂世的特點就是法網嚴密，背著罪名並不意謂內在精神性真有缺陷。因為世道崩壞，加罪與你的人也和受罪的人一樣，是時代的受難者，他們濫權的行為同樣是因為內在世界崩塌，是精神上無所依循的外顯，當我們考慮這名軍官的暴行時，不能忽略其時代背景與心理成因。辛意雲，莊子辛說，德充符節錄：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 叔山無趾是莊子虛構的人物。古人說，叔山是字，魯國人，也是一個受刑的人，因為他犯法被砍掉了腳趾，所以又名無趾。因為沒有腳趾頭，於是，踵見仲尼。踵，就是腳後跟。踵見仲尼，於是他就用腳後跟走著來見孔子。這就是說，叔山無趾因為沒有腳趾頭，所以只能用腳後跟瘸著走來拜見孔子。孔子就說了：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子，是敬詞，就是您。不謹，指不謹慎，也就是指行為不檢點。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孔子竟然說，你太不謹慎了，太不檢點了，前些時候犯了法，以至於遭到災禍到這樣的地步。雖今來，何及矣！「雖今來」，其實就是「今雖來」，意思是，你到了這個地步了，腳趾頭都砍掉了，你今天即使到我的門下來想學些什麼，何及矣，還來得及嗎，還挽救得了什麼呢？ 無趾聽了這個話，於是回答了：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不知務，就是不知時務。我們有一句俗話「識時務者為俊傑」，這句話就是要人們注意當下社會上最有利於自己的事情，以及什麼是最重要的主流價值，然後提醒自己不要違背了這些社會上的主流功利價值。如果你能夠認識這些主流功利的價值，而後去迎合他，你就是俊傑了，因此，識時務者為俊傑。叔山無趾說，吾唯不知務，我只因為不知道時務，以至於輕用吾身，輕率的使用了我的身體，吾是以亡足，所以我受到刑罰，沒有了腳趾頭。透過叔山無趾的這句話，在那樣的時代、那樣子的主流功利價值建立起來的法網就非常深刻了，同時也就表明了他犯法，甚至於遭受刖刑，砍掉了腳趾，並不意謂他真犯了罪，或在道德性上、真理上他做了什麼錯誤的事情。 這就如同論語裡面孔子所談他的一個好學生公冶長：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這個學生雖在縲絏之中，就是關在監獄裡，不過非其罪也，不是他的罪，這個人是個好人，可妻也，所以把自己的女兒嫁給他了。實際上，從歷史中看，公冶長也真是一個極有賢德的人，他也曾觸犯了刑網而關在獄中。不過孔子說，雖在縲絏之中，非其罪也。這一方面是談到在那樣的法網上，即使是一個賢德的人，在動盪不確定的年代中，也是會觸犯法網的；二方面，也側顯示出在那樣的時代，在春秋禮崩樂壞的時代，社會中人們無所依循的狀態下，人們極容易觸犯法網。 從春秋孔子的時代，到了戰國中期莊子所處的時代那更是不得了了。約略有點這方面歷史認知的人都知道那是不得了的大動盪和變化的時代，所以刑網更形嚴密。莊子用這些刑餘之人來談這個時代，同時也就是告訴我們，能不能超越出一般社會的觀點來看這個時代、認識這個時代，甚至於從這些殘廢的刑餘之人的身上更進一步看到人的內在精神的可能性。人內在精神的發展性，其實是不受身體殘缺影響的。 叔山無趾說，吾唯不知務而輕用吾身，我不知道時務而輕用了吾身，非常輕率的、沒有分辨事物的嚴重性，隨便接下了任務，直接使用了我的身體。深刻一點的講，就是，我沒有意會到這麼深刻複雜的事情，也忘記保愛自己，而輕率的接受了一些工作，投身進去，哪裡曉得觸犯了法網，於是亡足了。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也就是說，斷了腳讓我更意會到有比腳趾頭或我們的身體肢體更尊貴的東西。這個更尊貴的東西是什麼呢？莊子這裡指的就是內在的德行、內在的精神，也就是能夠讓自己達到逍遙遊的那分體悟的德行。腳趾頭雖然被砍，可是沒有消除自我內在體悟的能力或自我內在覺醒的能力，這個並沒有喪失，而這高於我們身體。吾是以務全之也，所以說，我今天有所覺悟，我要全力以赴的來追求、保全這種人的內在知覺。 ……無趾與孔子說完話出門後，孔子對著學生說：學生們哪！你們一定要努力呀！你們看，叔山無趾一個受刑的殘廢之人仍然知道全力以赴的來追求、專心致志的學習，以求補救從前的過錯，這也就是，當我們意識到從前沒有做好而我們現在可以做得更好，於是前來以彌補從前的那分過錯、無知，以求人生最完整的那分內在生命的發展。因為真正生命的圓滿性是一定要將自我內在生命的體悟能力開展出來的。所以，我們這些四肢健全的人，能不努力來追求我們認知的生命能力嗎，我們能不讓自己有著一分生命的覺醒嗎？還子們哪！好好努力呀！

本文来自芭芭拉·克里德（Barbara Creed）的书籍《Return of the Monstrous-Feminine: Feminist New Wave Cinema》第三章“#M*T¥%—RAPE AND REVOLT” 翻译：ChatGPT 编辑：树 《夜莺》（The Nightingale） 詹妮弗·肯特（Jennifer Kent，2018） 影片设定在1825年的塔斯马尼亚（当时名为“范迪门地”，Van Diemen’s Land），是詹妮弗·肯特广受好评并斩获多项大奖的影片《夜莺》（The Nightingale）。本片对殖民主义及其暴力、谋杀与强奸的底层机制进行了令人震惊的揭示。 影片直面了殖民政权对那些被视为“最可牺牲之人”的残暴迫害与屠戮：囚犯、女性，以及帕拉瓦族（Palawa）原住民。 范迪门地是澳大利亚早期殖民地中最为残酷的所在，以极端严酷的刑罚与人道灾难著称。许多仅因轻罪入狱的女性，被送往范迪门地，仅仅是为了“平衡性别比例”。 肯特的这部影片——紧凑、震撼、血腥、野蛮——是女性主义新浪潮电影的一个重要案例。 影片上映后立即引发广泛争议，争议焦点集中在艺术中暴力场面的合法性上。尽管其中的谋杀、婴儿杀害与强奸场景并未被性化处理，且所有暴力片段均有历史事件为基础，但仍有观众愤而离席，愤怒地抗议这些视觉冲击。 《夜莺》讲述了爱尔兰女囚克莱尔·卡罗尔（Clare Carroll）及其自由民丈夫与幼儿不幸遭遇的恐怖事件。由艾丝琳·弗兰乔西（Aisling Franciosi）饰演的克莱尔，踏上了一场进入“卑贱黑夜”（the dark night of abjection）的旅程——在那之后，她完成了向反叛者与正义斗士的转化。 克莱尔虽已服满七年刑期，却依然被一位虐待成性的军官——霍金斯中尉（Lieutenant Hawkins）囚禁在掌控之下。霍金斯对她抱有性欲，每晚强迫她为一群醉酒、猥亵的士兵献唱。正如济慈（Keats）1819年所作《夜莺颂》中对“鲁斯”（Ruth）的描写一样，克莱尔唱的是她失落的故乡，而她优美的歌声也为她赢得了“夜莺”（Nightingale）的绰号。 在当时，爱尔兰人被视为所有囚犯中最卑贱的一群，仅稍高于被当作“动物”对待的原住民。而女性囚犯被视作尤为地堕落。霍金斯对克莱尔的侵犯导致了一连串骇人的后果：一场群体强奸，以及对她丈夫与孩子的谋杀。 肯特对克莱尔多次遭受强暴的呈现，曾在威尼斯电影节引发一位评论人的性别歧视性攻击，他当众辱骂肯特是个“妓女”。对此，肯特回应道：

“但我并不将那些镜头视为‘强奸场景’……你若去看电影中的任意一场强奸戏，都会看到女性赤裸的身体。对我而言，那是绝对不可接受的。我不想从‘男性凝视’的角度来拍摄。如果你去看你刚才提到的那几场戏，你会发现其实镜头只聚焦在脸上。” ——肯特（Kent，2019a）

克莱尔向当局报告了这起惨案，但与《前程似锦的女孩》（Promising Young Woman）中一样，没有人因此受到惩罚。于是，她决定自行伸张正义。她夺回自己的马与步枪，带着帕拉瓦（Palawa）族追踪者比利（Billy，由贝卡利·加南巴尔（Baykali Ganambarr）饰演），穿越塔斯马尼亚几近无法通行的密林，追捕霍金斯及其手下。 比利也曾遭受深重创伤——他亲眼见到英国殖民者屠杀自己的直系亲属。他的经历是“黑色战争”（Black War）的一部分——这是殖民边境战争中的一场种族灭绝，原住民在澳洲各地都曾参与反抗。 影片中肯特只在台词中一次提及“战争”一词，但却以数场极度暴力与震撼的画面还原了当时的真实历史场景。 在其中一幕中，一群白人殖民者押送一队被锁成链条的原住民男性行进，途中一名殖民者突然朝他们开枪，另一人则开始对尸体实施斩首。更令人发指的是，这类行为在当时被视为“惯常做法”：殖民者会将原住民（尤其是战士）的头颅送回英格兰，用于科学研究与博物馆展览。 历史学家保罗·特恩布尔（Paul Turnbull，2001年第4页）指出：“殖民地的颅相学家曾掘出原住民的埋骨地，以获取头骨样本。”时至今日，澳大利亚原住民仍在努力争取将他们祖先的遗骸从英国归还。 起初，克莱尔与比利彼此怀疑、关系紧张，尤其是克莱尔在言语中流露出她未曾察觉的种族偏见——这也成为她日后反思自我的一部分。 在追捕霍金斯与另外两名凶手的旅程中，两人通过讲述彼此的故事与唱歌逐渐建立起友谊。 比利透露自己真正的名字是芒加纳（Mangana），意为“黑鸟”（blackbird）——特指黄尾黑凤头鹦鹉。就像“夜莺”克莱尔那样，他也用歌声诉说着自己的生活、胜利与苦难。比利告诉克莱尔，他希望北上寻找族人中尚存的女性，并与她们重聚。 肯特并未使用大量的宽幅风景镜头，而是通过手持摄影、面部与丛林的近景构图，营造出一种幽闭紧张的氛围。 克莱尔意外遭遇了杀害她婴儿的军官贾戈（Ensign Jago）。她疯狂发作，连开数枪，将其刺伤、殴打致死。事后她精神崩溃，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所震撼。她那段进入“卑贱黑夜”的旅程，让她直面人类最深层的堕落（强奸、谋杀、婴儿被杀），并亲手杀死了谋害她孩子的人。她感到极度崩溃与绝望。 不久之后，芒加纳发现查理的尸体——他是被霍金斯劫持充当向导后杀害的原住民男子。此外，还有洛瓦娜（Lowanna），一位原住民女性，也在被轮奸后遭到谋杀。芒加纳发誓要为他们复仇——目标是霍金斯与鲁斯（Ruse）。 当克莱尔与芒加纳共同起义，对抗大英帝国的暴力代表时，肯特将两人各自的暴力、强奸与杀戮经历汇聚为一体。他们的恐怖故事不再是孤立的个体经历，而是汇入一个更庞大的反叛叙事之中——他们彼此同情、为彼此而战。 肯特对她的女性主义立场毫不含糊：

“我想讲一个关于暴力的故事，尤其是从女性视角出发，讲述暴力的后果。为此，我回到了自己祖国的历史。澳大利亚的殖民过程，本身就是一段充满暴力的历史：对原住民的暴力、对女性的暴力，乃至对这片土地的暴力——它被从最初的居住者手中硬生生夺走。殖民行为的本质是一种原始暴行，而驱动它的傲慢，如今依然存在于世界之中。因此，尽管影片设定在过去，我仍然认为它讲述的是一个当下的故事。我并不掌握所有关于暴力的答案。但我相信，答案藏在人类的情感中——在我们对自己与他人的同理心里。” ——肯特（Kent，2018）

从影片开头，肯特就有意将克莱尔所遭受的暴行，以及她对祖国与家庭的失落，与芒加纳所经历的失地与失族之痛进行并置。然而，尽管二者经历相互映照，影片整体仍以克莱尔的故事为主轴，并大多数时间几乎完全从她的视角展开。 然而，这两条叙事线并不对等。正因如此，在影片的最终几场戏中，肯特切换了视角，将镜头交给芒加纳——通过他的目光来叙述事件，完成对克莱尔与他族群的共同复仇。 《夜莺》最初看似是一部关于复仇的影片，但随着剧情发展，它扩展为一部关于反叛的叙事——两位主角逐渐意识到，他们的遭遇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的殖民与不义体系的一部分。 肯特同样关注全球层面上对女性与非裔美国人的暴力问题——这一议题在影片制作期间已在美国逐渐升温。 在一篇关于《夜莺》的文章中，加里·马多克斯（Gary Maddox）指出，肯特其实是在米@¥&兔运动爆发之前就拍摄了这部影片。但自那之后，正如她自己所说，这部作品愈发显得切中时代：

“我和剪辑师常常面面相觑，震惊不已……影片中的情节，正在娱乐行业现实中上演。 这让我们意识到，这部电影的时机正是现在。如果它让人感到不适，那我就达成了目的。” ——肯特（Kent，2019b）

肯特坚持认为，《夜莺》不是一部“贬低男性”（male-bashing）的电影，但她明确表示希望回应全球范围内针对女性的暴力问题。她在访谈中提到自己长期以来对“对女性力量的轻视”感到深切忧虑，而她认为这种现象具有全球性。 考虑到在澳大利亚，每周都有一名女性被谋杀，其中许多人在被杀前也遭受强奸；而在其他西方国家，情况同样严峻——例如在法国，每三天就有一名女性被伴侣或前伴侣杀害；在美国，每天有四名女性因此丧命；此外，原住民群体仍持续面对暴力、监禁、系统性歧视与土地被剥夺等现实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肯特的影片令人沮丧地切中现实。 尽管如此，肯特仍然希望：爱与同理能（love and compassion）够从暴力中生长出来。 她也希望影片能回应针对原住民的暴力，尤其是“黑色战争”时期的历史。在一次采访中，肯特解释道：

“我多年来都在研究这段历史——我们国家的历史。片中所呈现的世界是经过大量考证的；我们请来了一位原住民顾问（吉姆·埃弗里特大叔 Uncle Jim Everett），为整个制作过程提供协助。此外，我自己也做了大量研究——资料触手可得。只要稍加查找，你就会发现本片中的暴行，在现实中都确有发生。影片中所呈现的，没有哪一件是虚构的。故事本身是虚构的，但事件全都真实，甚至更糟。我的意思是，有些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我无法放进影片中，因为观众根本无法承受。但我也想营造一个历史真实的世界，因为我讲述的是一个对我们民族而言极其重要的故事，我们必须直面它。不止于此，我认为这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故事。” ——肯特（Kent，2019b）

肯特将美国与澳大利亚的种族主义与奴隶制度进行类比，通过一处视觉隐喻指向美国奴隶史——她拍摄了被吊在树上的原住民男子的尸体，令人直接联想到比莉·哈乐黛（Billie Holiday）那首著名的反私刑歌曲《怪果》（Strange Fruit）——这首歌也是近期影片《美国诉比莉·哈乐黛》（The United States vs. Billie Holiday）的核心主题。 这是澳大利亚电影首次在银幕上如此清晰直观地呈现塔斯马尼亚种族灭绝历史，并将其置于美国黑人私刑史与种族暴力的全球语境之中。这一处理也提醒观众注意当今世界中，女性与有色人群不再沉默，而这是肯特所希望强调的主题之一。 《夜莺》既不是一部经典意义上的强奸—复仇片，也不是如部分评论者所称的“女性西部片”。它归属于“女性主义新浪潮电影”（Feminist New Wave Cinema），其复仇叙事被扩展为一部关于反叛的电影——对殖民主义、强奸、奴役、人类恶行、种族灭绝，以及持续针对女性与原住民的战争的反叛。 肯特细腻地展现了克莱尔的渐进式激进化过程——她逐渐意识到，自己与芒加纳所遭受的暴力其实紧密相连，具有结构性共通根源。 在她关于“反叛”的著作中，尤其是《亲密的反叛》（Intimate Revolt）一书中，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2002a，第68页）指出：当反叛挑战权力时，它总是从内部发生，而这是个体精神发展的关键所在。她认为：“内在的反叛，是人类经验中最深刻、最独特的部分。” 尽管肯特强调影片的核心是“爱与同理”的重要性，但同样不可忽视的是：《夜莺》也在揭示澳大利亚殖民建制的意识形态根基——深植其中的性别主义与种族主义——这正是克莱尔与芒加纳所要反叛的对象。 影片最具力量的成就之一，是肯特清楚呈现了：厌女症与种族歧视是如何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的。克莱尔与芒加纳之间逐渐建立的深厚友谊，正通过各自的“图腾动物”——夜莺与黑鸟——以及他们对自身被压迫历史的共识而得以确立。 肯特让我们直面殖民者文化所压抑的噩梦：暴力、种族主义、冷血谋杀、偷走的一代、绞刑、斩首，以及强奸。《夜莺》要求观众正视所谓“白人澳大利亚梦”的另一面：暴力与对原住民族的驱逐。 在影片最后一场戏中，克莱尔与芒加纳站在海滩上。芒加纳刚刚结束他夜间进入镇内的任务——他杀死了霍金斯与鲁斯，但在过程中被鲁斯击伤。他的身体覆满仪式性的涂彩与血迹。他舞动如飞鸟，在沙滩上翩然起舞，如黑鸟一般高喊：“我现在是自由人了！”而克莱尔则唱起了一首盖尔语民谣。 在歌唱与舞蹈中，他们找到了一个全新的语言——身体与声音的语言，用来表达他们最深处的情感。这种语言正如埃莱娜·西苏（Hélène Cixous，1976，第883页）所称，挑战并颠覆了“阳具中心制”（phallocentric system）：“只有那些边缘性人物，权力永远无法完全征服之人，才能打破这一结构”，例如“女性式的书写实践”。 他们望向大海与冉冉升起的太阳，血与水交融在沙滩上，象征死亡与新生。在芒加纳的胜利之舞中，他高声喊道：“我还在这儿，你们这帮白人杂种，我不会走。” 这一呐喊让人联想到《使女的故事》中一段类似的召唤。在那部作品中，一位使女在房间壁橱上刻下一句伪拉丁文：“Nolite te bastardes carborundorum”——意即：“别让那些混蛋把你碾碎。”这句话后已成为女性抗议父权与暴力的重要口号。 肯特让芒加纳的呐喊穿越海浪，并非偶然。正是这些海洋，曾经承载着欧洲殖民者驶向澳大利亚，将一船船被镣铐束缚的囚犯男女运抵此地。

Return of the Monstrous-Feminine评价人数不足Barbara Creed / 2022 / Routledge

本书所有女导演电影影评翻译（共14篇）： 芭芭拉·克里德评《糜骨之壤》：反人类中心主义视角，愤怒老妇人的求真与反抗 芭芭拉·克里德评《生吃》：在一个女主角正在“吞食他者”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 芭芭拉·克里德评《日烦夜烦》：一场殖民疾病带回冥界女神，她用血与火反叛文明 芭芭拉·克里德评《切肤》：从切肤到自噬，女性自我触感的极端叛逃 芭芭拉·克里德评《魅惑》：雌性人鱼、酷儿欲望与童话反叙事 芭芭拉·克里德评《詹妮弗的肉体》：女女酷儿邪典，怪物酷儿的反击 芭芭拉·克里德评《独自夜归的女孩》：身披罩袍、踏上滑板，女吸血鬼形象的彻底重构 芭芭拉·克里德评《助理》：细腻、克制、挑衅——女性职场中的恐惧与共谋 芭芭拉·克里德评《无依之地》：她拒绝一切所谓“合宜女性的正常生活”所必需的东西 芭芭拉·克里德评《夜莺》：殖民主义与厌女症暴力中的复仇和反叛 芭芭拉·克里德评《复仇战姬》：以超现实维度质询男性凝视，重新定义“强奸—复仇”类型电影 芭芭拉·克里德评《前程似锦的女孩》：她质疑一切，将复仇转化为全面的反叛 芭芭拉· 克里德评《使女的故事》：女性主义新浪潮电影核心文本，敢于反叛的非女者(Unwomen) 芭芭拉· 克里德评《鬼书》：一个冷漠社会究竟希望隐藏什么？“母亲的愤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