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1949年 5月23日，美、英、法三国占领区合并成立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同年10月7日，东部的苏占区成立了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德国从此正式分裂为两个主权国家。 故事就发生在东德边境小镇，然而令人好奇的是，男主一家看似家境富裕，幸福美满，可为何却依然一心逃离，这背后究竟是怎样的原因促使他们做出如此以身试险的选择？ 这就要从东德和西德的分化开始。 在世界形成以苏联、美国为首的两极对抗政治格局的历史条件下，德国一分为二分别隶属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两种尖锐对的政治制度。 不愧是一个产生过歌德、巴赫、贝多芬、马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莱布尼茨、海德格尔、韦伯、爱因斯坦等的国度，战后仅仅几年时间，东、西德国分别在满目疮痍的战争废墟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先看东德：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战后德国共产党和德国民主社会党合并而成）的领导下，战后不到五年，即1950年，工业便恢复到战前水平。其中，1950——1970年的生产性国民收入持续翻两番，年平均增长7.2%，一度跻身世界十大工业强国，成为东欧各国经济发展水平最高、民众生活质量最高的国家。一个人口不足1700万的国家创造了如此奇迹，举世赞叹。因而曾被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称为“社会主义的橱窗”。前来东德参观的“兄弟国家”代表团的同志们眼看如此现代化的厂房、壮观的流水线、高精尖的设备，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如果一个中国大陆人在20世纪70年代到了东德，一定会惊叹这就是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东德的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虽然开始出现负增长，但世界银行《1982年度世界发展报告》公布的结果显示，民主德国当年国民生产总值为1562亿美元，人均400美元，居世界第89位，居社会主义国家第1位。 再看西德（联邦德国）：同样不到五年时间，即1950年，联邦德国的工业同样超过战前的水平。1950年到1965年，累计投资2281亿美元推动经济高速增长，持续保持15年的“莱茵奇迹”。1950至1965年，年平均进出口总额分别增长13.3%和15.8%。1965年的贸易额是1950年的8倍。20世纪60年代初，西德国民总产值超过英法两国成为仅次于美国、苏联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968年开始被日本取代成世界老四）。1971年，西德的外汇储备达到186.57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仅从单纯的经济发展统计数字上而言，东、西德的差距其实并不大（因为东德国土不及西德一半，人口不及西德1/3）。但如果比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各自的社会财富增长了多少，国民从中得到多少实惠，优劣就极为明显了。 ——同时在战后一片战争废墟上建立的东、西德处于同一起跑线上。为应付严重的困难，东、西德国在战后都实行配给制。但极短时间里就出现了巨大悬殊：联邦德国成立后不久，国内市场很快出现了繁荣景象，大小商场雨后春笋般涌现，消费十分旺盛。1950年开始，西德政府便取消了配给制；而东德到1958年仍不符合取消配给制条件。只为顾及“社会主义橱窗”的面子，东德政府在这年打肿脸皮充胖子宣布取消配给制。然而取消配给制后，商品匮乏和单一的局面依旧。吃饭、穿衣，甚至日用品都要凭票供给。 东德表面的辉煌难于掩盖现实的暗淡。究其原因，一是它沿袭了前苏联的发展模式（在统一社会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还接受了苏联提出的带有浓厚军事命令色彩的“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计划，并把它作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过于偏重重工业、军工企业和国家面子工程的投入和建设，农业以及与国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的产业被严重忽视，国民经济一直畸形发展。同时，它与当时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样，先是打压个体经济，后是不允许个体经济存在（甚至不允许个人购买汽车），实行绝对平均主义的劳动报酬制度（干多干少、干好干坏收入都差不多），导致国民生产积极性和思维创新能力因此严重受挫，劳动、产生效率与官方的统计数字和漂亮的面子工程反差太大。 为在与西德的竞赛中获胜，东德政府极尽手段提高生产效率——先是提出“只有生产好才能生活好”的口号，开动宣传机器鼓舞民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不断在国民中大搞类似苏联“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的无偿劳动，后来见成效低微，于是不顾民众日益不满的怨气，用制度化的形式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并最终引发大规模流血抗争运动——1953年6月17日，东柏林大批工人举行示威活动，抗议当局提高劳动定额和时间却不涨工资，东德当局开枪镇压，酿成血案，成为冷战时期整个“东欧”第一起大规模民众抗争事件，也是后来民众大逃亡、政府不得不建起柏林墙圈禁民众的一个重要缘由。 而西德却完全是另一番风景：从阿登纳总理领导下的第一届政府开始，便致力建立一个既能发挥市场竞争活力，又兼顾社会平等和福利保障的“社会市场经济”和“福利国家”体制。 与东德的“只有产生好才生活好”相反，阿登纳政府提出了“只有生活好才能生产好”的口号。从五十年代开始，短短二十年间，国民便建立了一个世界上花费最大、设计得很周详的社会保障体制。——1977至1978年度中，举国全年社会福利金额总计达3000 亿马克(约合1，250 亿美元)，即平均每个居民享用社会福利金2015美元。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东、西德国的差距越拉越大。以1988年为例，东德人均GDP仅为西德的1/4，劳动生产率仅为西德的30%，进出口贸易为西德的1/10，科技水平落后于西德20年。东德工人的平均月工资收入为1270东德马克，而联邦德国为3850西德马克，按照1: 1的比率计算，民主德国的平均月工资只及联邦德国的三分之一。至1989年，东德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降为联邦德国的33%。并欠下210亿美元的外债（那时的210亿美元，绝不是现在210亿美元！）。 诚然，西德的持续辉煌，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政府首脑和其内阁成员个人能力有多强，制度和政策才是最关键因素。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说：“判断社会制度的优劣，不用进行意识形态论证，看同一个民族建立的两个国家，人们往哪里跑，就一清二楚了。” 尼克松上述话语并非先知式的预言，而是对东、西德当时的现实有感而发——上世纪50年代始，就在东、西德的经济在世人啧啧称奇声中快速腾飞之时，一宗令人预想不到的事情很快出现了：东德建国后，每年有十几万、几十万国民越过还没有封闭的边界逃向西德。整个五十年代，人口不足1700万的东德，竟有270万左右的民众逃向西德。其中精英人才和技术骨干占据不小比例：大概有6000名医生、药剂师，8000名司法人员，750名教授，34000名教师和工程师。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巨大损失。 如此严重的逃亡潮不但对东德的“软实力”造成巨大损失，对唯一的执政党——德国统一社会党（二战后由德国共产党和德国社会民主党合并而成）及其领导的政府合法性构成极大冲击，也使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脸上无光。到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当时的苏共第一书记赫鲁晓夫不得不警告时任德国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乌布利希：“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于是，1961年8月开始，东西德之间快速矗立起一道高3.6米、宽1.2米全长155公里，配备了铁丝网、瞭望塔、堑壕的钢筋水泥墙。这就是著称于世、存活了28年的“柏林墙”。 而故事的背景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段。开始时奋力奔跑却被击毙，主人公一家第一次飞行未曾越过的，就是著名的“柏林墙”。 柏林墙建成后，东德国民的逃亡史便成为一部血泪斑斑的逃亡史——人们不顾危险，采用游泳、挖地道、跳高楼、用重型汽车硬撞、自造潜水艇、热气球、滑翔机、弹射器等手段逃亡西德。 在此不得不感叹，德国人的知识素养，工业水平，动手能力在电影中充分体现，谁家能自己造出一个热气球，甚至滑翔机…（注意，电影中男配说过，造飞机不是问题，只是限制于跑道因素）。 话说回来，东德的失败是必然。一个人、一个组织、一个政府犯错并不可怕，怕的是明知犯错（甚至是致命错误），却不敢正视。甚至一再寻找各种借口、理由予之掩饰和遮丑。在纪念柏林墙建立20周年的时候，时任东德统一社会党第一书记的昂纳克大言不惭、自欺欺人地告诉世界：“由于构筑了‘反法西斯防卫墙',我们才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所谓“捍卫住了我们的社会主义成就”，诚然是一句恬不知耻的谎言。但柏林墙的构筑，确实有力地阻止了东德民众的大规模逃亡。——从建墙前每年十几万、几十万人逃亡，到建墙后1961-1980年只有17.7万人成功逃离，每年约为八九千人。 建立在乌托邦虚幻信仰的政党一旦面临挫折，便极易滑入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极端之中。1962年，面对两难的抉择，东德统一社会党领导最高层想出了一个遗臭万年、并最终促使该党被人民彻底唾弃的馊主意：用政治犯换马克。并派人与西德政府协商。东德提出赎金的标准是：一个普通工人3万马克；教师4万-5万马克；医生要付出15万到18万马克；经讨价还价，最后双方同意用平均每人4万马克的赎金达成这笔交易。之后，每年不断地重复着这种交易。到1989年秋天柏林墙倒塌，共有33755名政治囚犯通过这种形式获得了自由。这些人的家属则多达25万人随之迁往西德。 僵死的意识形态和极为刻板的官僚思维定势，又常常让列宁主义政党领导下的政府做出令人匪夷所思的蠢事——二战后，美国不分意识形态，实行旨在帮助欧洲走出战后经济危机的“马歇尔计划”。西德从马歇尔计划中人均获得140马克的补助。而仰苏联鼻息的东德党政领导人却视马歇尔计划为美国资本主义统治扩张到全欧洲的一项战略，将这一援助拒之门外。 中国有句古训，叫“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西德的富足与繁华，其实并非东德民众大逃亡，并最终“亡党亡国”的最主要诱因。严重的社会不公、官僚阶层的特权和腐败、令人窒息的政治高压，看不到前途和出路等，才是最重要因素——东德经济的高速发展，从中获利的只是少数的党政官员。尤其是以第一书记为首的主要高干，享受着各种合法的特权：可以在商店买到老百姓见不到的、甚至没有听说过的商品；享受特殊的医疗服务；周末和节假日可以到别墅去度假。 而权为上级所授的官僚体制，不但导致溜须拍马、贿赂盛行、贪污腐败成风，还导致任人唯亲、裙带关系之风的阶级固化局面。而最可怕的，是无处不在的国家恐怖主义威胁。——上世纪四十年代末至50年代下旬，东德统一社会党领袖乌布利按斯大林肃杀模式进行了“清党”，有151000名党员被整肃（当时东德总人口不足1700万）。通过大规模清洗，党政权力高度集中在个人手里，并逐渐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特权阶层。比“肃杀”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秘密警察对国人密不透风的监督——东德并入西德之前，东德秘密警察达9.1万人。 而间接充当线人、密探工作的总人数则接近50万。在柏林墙倒塌前约30年里，平均每天有8位东德人以“破坏国家安全”的罪名遭逮捕。如果算上线民，平均每66名东德公民中就有一人常年为秘密警察工作，对比于盖世太保（1:2000）和克格勃（1:5830），这个比例可谓高的离谱。前东德仅有的1800万人口中，有600多万人被建立了秘密档案，也就是说，每3个东德人中就有一人曾处于秘密警察的监控之下。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东德人民的忍耐性已到了临界点。从1986年开始，不少民众冒着危险上街游行示威，要求拆除柏林墙、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要民主、人权、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等公民基本权利。 然而，以昂纳克为首的东德政府此时不但不反省、检讨过失，反色厉内荏把国人的正当批评说成是“极端主义分子的诋毁”；把民众的意愿和诉求说成是“外来的危险和少数人的挑动”。并警告“要提防来自帝国主义方面的危险”——造孽沉重难于自拔的昂纳克自恃有“老大哥”苏联撑腰，危机四伏之时仍心怀侥幸。就在柏林墙被推倒前10个月的1989年1月，他仍强打信心声称：“当年导致筑墙的条件存在多久，这座反法西斯的护墙就存在多久，50年和100年后它也必定还巍然屹立。” 昂纳克的声色俱厉更增加了人民的对立和愤怒情绪，更多的国人加入反抗行列。1989年5月7日，莱比锡民众举行游行示威，昂纳克政府派军警镇压抓捕了一百多人。并对世界宣称：“无论是公牛还是驴子都没办法阻止社会主义前进。”昂纳克的残暴顽固更激起了国民的反抗，1989年10月2日，莱比锡2万示威者上街游行抗议。10月9日，又有7万人上街，游行民众喊出“我们是人民”的口号，向统治者表达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决心。 最终，在周边国家不断的资本主义浪潮，苏联解体的大环境中，东德退出了历史舞台，现代工业4.0的民主德国成了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中坚力量。

《气球》翻拍自1981年的老片《偷渡人》。当年在真实事件发生不到三年之后，迪士尼就将这个奇迹般的逃亡搬上了银幕。在当时，这部电影被誉为是“迪士尼拍过的最严肃的电影”。不过，因为由迪士尼筹拍，演员几乎都是英国和美国人，主角也是老牌英国演员约翰·赫特。 直到近30年后，这个发生在德国的神奇大逃亡，才终于有了自己的德国版本。 他把11岁时读到的传奇故事搬上银幕 1979年，《气球》的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年仅11岁，他在报纸上读到了这则故事，此后一直对其念念不忘。多年之后，他成为了一位著名的本土喜剧卖座导演，好几部电影都是德国的年度票房冠军，04年的《梦幻飞船之惊奇号（第一部）》更是德国影史上的第二卖座电影。但他并不满足于喜剧的领域，反而心心念念地想要将那个儿时的传奇故事再搬上银幕。

《气球》导演米夏埃尔·赫尔比希

为此，他首先是大费周章地从迪士尼拿到了这个故事的德语翻拍权：这个过程几经周折，他多次和迪士尼交涉，都以失败告终，身边人也无一支持他的执念。最后，他还是靠厚着脸皮求助于只见过一面的德国同僚、在好莱坞混得风生水起的《后天》《独立日》导演罗兰·艾默里奇，才终于啃下迪士尼这块硬骨头。 接下来，他花了五年的时间来筹拍这部电影——是的，从2013年之后，这位导演就再没有新作推出了。对于这样一位更应该讲求商业利益的前·喜剧导演，这也实在是太良心了。 五年的时间里，剧组多次访问故事主人公的两个家族，也凭借着严谨的态度，得到两家人的鼎力支持。他们掌握了许多第一手史料，包括当时的热气球设计图、缝制热气球的缝纫机，甚至还阅读了东德秘密警察机构对这起事件长达2000页的报告书。 这也是为什么你会觉得这竟然是一部技术流影片——影片尽可能地还原了他们当时制作气球的过程，也让你感受到了真·理科生·工程师的严谨和浪漫。

这个在1979年成功登空、并且足以容纳8个人（甚至更多）的热气球高达32米，光是布料就重达150公斤，由1245平方米的彩色布料人工缝制而成。 他们为何一定要逃离？ 生活在一个重重监视的高压社会，为免引起怀疑，主角们无法随意采购物资。因此，热气球和吊篮之间的连结，居然是用“四根绕上晾衣绳的长棍”制成。 毫无疑问，登上这样一个简陋的热气球，本身也就是在玩命。但对于故事的主角们来说，这却是一场必然的赌博。 如果必定一死的话，死在自由的希望里，总好过死在秘密警察的监狱里，就此销声匿迹，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

在电影之外，为了让这场戏足够震撼和真实，导演也做了一个相当疯狂的决定：不使用后期特效，反而比照原本的尺寸，原样复刻当时的热气球，让演员们也登上天空。 有意思的是，本片的男主角，德国演员弗莱德里奇·穆克，居然还患有严重的恐高症，以至于他已经八年没有坐过飞机了。而在片中他扮演的却是稳重的一家之主，在热气球也一直保持镇定，为恐惧的家人打气。（回头再看这场戏也不由感慨，真的是所有人玩命在表演。） 当然，也不得不提到，片中另一个观众们更熟悉的演员——曾是《朗读者》的男主角，大卫·克劳斯。在影片中，他也是让热气球升空的关键人物，将足足1245平方米的彩色布料缝在一起的地表最强·裁缝·大师。

认出来了吗朋友们，这就是《朗读者》的男主角大卫·克劳斯。

一晃眼《朗读者》也是十多年前的电影了……

我们为什么需要《气球》这样的电影？ 即使在这样一部商业片里，并没有刻意渲染政治高压的黑暗和恐怖，依然可以从各种各样的细节里感受到，生活在东德，你的生活根本没有秘密，危险无处不在。 一墙之隔的邻居就是秘密警察，言谈之间总不无窥探和控制欲。幼儿园老师会旁敲侧击地从孩子们口中问到父母的近况。 甚至于，孩子们在打闹时也会脱口而出”不准动，叛国贼”这类令人浑身发冷的话。难以形象，他们会被这样的教育体制培养成怎样的政治机器。 或许就如片头那段惊心动魄的平行剪辑，一边是孩子们满脸童真地站在舞台上歌颂东德，一边则是秘密警察们在枪杀试图跨过铁丝网的同胞。 东德如何，主义如何，不言自明。 诚然，在当时的东德，人民看似生活在歌舞升平的富足社会，主角们也过着中产阶级生活。但这依然只是一座精致的牢笼，美好的生活只是幻觉。 除非选择一生都闭眼做个予取予求的傀儡，否则，就随时可能会被构陷、被揭发、被迫消失。对于那时的人来说，“自由”当然是最珍贵的奢侈品，值得拿命去追寻。

《气球》截图

《浪潮》截图

而另一方面，“逃向西德”又意味着什么？ 不仅仅代表着自由，也意味着丢掉过去的一切。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也要变得孑然一身、孤注一掷，甚至是变得铁石心肠。 这部分恰好是影片的一条暗线，虽然只用几个细节草草勾勒而过，但足够引人关注。 因为逃，就意味着要舍弃亲情：抛下自己的老父母，甚至他们还可能遭到连坐的惩罚。

也要舍弃爱情：抛下自己的初恋情人，从此再不相见。

“逃”这件事背后有多残酷，与德国一样遭遇了分裂之苦的朝鲜半岛或许更有发言权： 在《我们最幸福》里，一对少年恋人每天夜里偷偷跑出来幽会，在黑暗中手牵手，却不敢告诉彼此，各自的家庭都在密谋脱北。几十年后，他们才终于在韩国相见。物是人非，各自受到生活的蹉跎，年少的恋人之间，也只余沉默与尴尬。 在《平壤水族馆》里，男主角在集中营经历十年苦难，求生的本能让他变得冷酷无情，学会了耍诈、偷窃和阳奉阴违。但正是这份冷酷让他一次次抓住了水中的浮木，最终逃向韩国。他成功逃出后，亲妹妹也因此被扔进了集中营。 但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他们做了什么，来换取这份难能可贵的自由，我们这些生在太平盛世的人，都注定无权再苛责这些受害者。 因为，在那样严酷的年代，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太多的不幸。无论是凭借怎样的文字或者影像，我们永远也不能设身处地地体会到他们的痛苦。 今时今日，还有人愿意听这样的故事，挖掘这样一段苦难的历史吗？ 这段历史的名字，叫做“自由”。 *如果你也喜欢电影，欢迎关注我的公众号：Movieday 一起分享好片吧！

玛妮最近看了《我们是真正的朋友》，暗自下定决心：将来一定要去缅甸坐一次热气球！ 节目第一期，大S、小S、阿雅和范晓萱到达缅甸的第一件事，就是完成一趟“天空之旅”，四个相识二十年的闺蜜互相依靠在空中哼着小曲欣赏夕阳，实在太浪漫了！ 现在我们提到热气球，第一反应大概是土耳其美丽的热气球谷，或者《飞屋环游记》里用气球带起整座房屋飞去大瀑布的老人。 总之，在我们的印象里，热气球总是和浪漫、希望等美好的词汇相关联。 但是，在40年的东德，“热气球”三个字和以上唯美浪漫的场景绝缘，它代表着一个刺激惊险的真实故事： 1979年9月16日的东德，两个家庭，八个人，冒着被捕、被枪杀的威胁，决定孤注一掷，搭乘自制的热气球飞越柏林墙，他们飞行了18公里，28分钟，被称为“人类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逃亡”。

史上最伟大的逃亡 故事发生在二战结束后，再次沦为战败国的德国根据《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协定》，分别由美、英、法、苏四国占领。德国一分为二，东德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西德则保留了资本主义制度。 《气球》的主角们都生活在东德，他们原本过着吃穿不愁的简单生活。直到彼得参加大儿子的毕业典礼，校长在台上发言，带头宣誓誓死效忠，并扬言要继续对孩子们进行管控。

学校压抑的氛围让彼得下定决心逃离东德，他觉得，他的孩子们应该有一个更加自由、轻松的童年。 彼得做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带着全家坐热气球飞去西德。对硬核的德国人来说，做气球并不是最难的。最难的是跨进气球吊篮的决心，那需要破釜沉舟的决绝，和一往无前的勇气。 当等了两年的北风终于吹起的时候，和彼得约好的邻居甘特一家退却了。彼得没有放弃，连夜带着全家登上自己亲手制作的热气球，乘着北风飞往西德。 然而，气球上升到云层后，气温骤降，瓦斯冻住了，根本点不了火，气球变得越来越潮湿，越来越重，疾速下坠。 彼得一家不得已在林间降落，无意间落下的甲状腺药和处方却引起了东德国安部的注意。秘密警察开始根据药方顺蔓摸瓜，想在最短的时间找到他们，并以叛逃罪处决全家……

故事节奏陡然加快，为了躲过秘密警察的追捕，彼得一家向美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好不容易发出求救信号，美国人却没有来。 冷清的柏林，每个人都像秘密警察的眼线，彼得不得不带着一家人逃回家乡，却听到了另一个噩耗：邻居甘特接到了征召令，六周后就将入伍。如果不离开，他就会被迫加入军队，向同胞开枪。 两家人如果想逃离，必须在六周内再造一个热气球，还得躲开国安部的天罗地网。 接下来这段是全片的最高潮，彼得和甘特打起了游击战，和国安部展开了一场无形的较量。至于他们怎么在绝望处收获希望，得到最终的救赎，玛妮就不剧透了，留待大家去电影里看……

为了翻墙东德人有多硬核？ 本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但自制热气球绝不是当年东德人最硬核的逃亡办法，自1961年8月13日柏林墙建起，到1989年倒塌，有5043东德人成功“飞跃柏林墙”，包括办假证的、挖地道的、游泳的，总之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1961年8月15日，就在柏林墙建起三天后，西柏林一辆巡逻警车在经过柏林墙时，警车上的人向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大喊：“过来！过来！”。 不料，年仅19岁的东德士兵舒曼突然甩掉步枪，扔掉香烟，大步跨过铁丝网，奔入了西柏林。 他“飞跃”铁丝网的翻墙瞬间被摄影师雷宾拍下，成为了举世闻名的经典之作。

此后，为了杜绝类似事件的发生，柏林墙开始不断加高、增厚，最后变成了高3.6米，厚1.2米的混凝土高强。沿墙还有265个警戒塔，137个碉堡和274个能养警犬的屋子。 但是，高压政策没有阻止东德人逃走的决心，彼得和甘特两家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为了“翻墙”，东德人上演了一出又一出“谍影重重”。 柏林墙建起初，东西德交界处还留有许多矮式楼房，所以东德人采用的办法相当简单粗暴：跳楼。 其中最高纪录是有一名77岁高龄的老妇人，她在四层楼上迟迟不敢往下跳，直到东柏林的秘密警察冲进家门，老妇人才鼓起勇气跳下窗口……

就凭这个信仰之跃, 老妇人平安地活了下来。 除了跳楼，躲在汽车后备箱、偷偷开飞机都是基本操作，随着东德警察检查加强，人民的逃亡办法也越来越硬核。

最有创意的是自制潜水艇。德国虽然分家，但种族天赋不会消失，作为“机械制作最强的种族”，东德一个哥们，使用钢板、摩托车马达，还有自制的导航、压缩气体等系统，居然造出了一艘小型潜水艇！ 有人可能会怀疑质量过关吗，总之，这个哥们在水下航行了5个小时，期间没有发生任何故障，顺利达到西柏林。 这次奇迹的逃亡被西德记者报道后，各大机械公司抢着聘用他。玛妮不得不感叹，果然真正的天才是不会被环境埋没的。 最霸气的要属27岁的火车司机哈利·德特林。1961年，东德所有开往西柏林的列车将陆续停驶，哈利知道再不走就来不及了。 于是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哈利驾驶着载有妻儿和另外32名乘客的火车，加速驶向东西柏林交界的终点站，终点前把心一横眼睛一闭，火车就这么撞进了西德。 车上32名乘客中，有8人对此完全不知情，一脸懵逼地被迫来到西柏林。

最机智的是一位美妆大佬，搞来几个模特道具，让这些道具穿着苏联军服坐在汽车后排，他给自己贴上小胡子，化装成苏联人，就这么开着吉普车，大摇大摆地通过了关卡。 东德的这群逗比警察，根本不敢检查苏联人，敬个礼就让美妆大佬过去了。 谁以后再说学化妆没用，玛妮一定拿这个例子打脸！

最传奇的是一条叫做“57号工程”的地道。1964年，成功逃到西德的富克斯为了帮助更多东德人，他以西德一家面包店作为起点，耗时整整6个月，挖出一条长145米、深12米的地道，出口通向东柏林一套公寓的浴室。 57个人成功通过这条地道成功逃走，因此得名“57号地道”。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翻墙者都能成功，更多的人付出生命的代价，也无法到达向往的自由世界。 1962年8月17日，一名叫做彼得·费希特尔的东德青年在翻过柏林墙顶部时，被东德警察开枪击中，在血泊中停止了呼吸。彼得也成为了柏林墙建造以来第一名死于枪击的东德市民。 柏林墙建起的整整28年间，有六万多人因试图出逃被关进监狱，3221人因翻墙被逮捕，239人死亡，260人受伤。 直到1989年11月9日，东西德迎来历史性的一刻，东柏林的市民合力推倒了柏林墙，两德市民疯狂地拥抱在一起，成千上万被迫分开的亲人得以团聚。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 关于柏林墙，曾经有人做过这样的评价： “世界上的围墙都是防止外面的人闯进来的，只有一种围墙是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那是什么？那就是监狱的围墙。在这样的墙里面生活，那不就是在监狱吗？” 彼得两家人自制热气球的行为看似荒唐，却成为了那个时代最“正常”的追求，因为向往自由，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

无论是三千年前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出埃及，还是四十年前彼得拼死逃离东德，人类终究不能、也不甘心永远生活在监狱当中，不自由，毋宁死。没有人有权利阻碍另一个人追求自由，国家元首也不行。 所以当彼得一行人最终顺利降落在西德时，玛妮瞬间流出了眼泪，这不仅仅是因为成功而激动，也是被彼得一家人无论面对多大的困难，都始终心怀希望的信念所打动。

柏林墙建起的28年，东德人刚开始痛恨这座高强，慢慢地，适应了活在其阴影下，最后，这座高墙变成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而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内心逐渐摒弃希望的过程。 但在这座高墙铁网下，执着的彼得始终心怀对自由的追求与憧憬，即使是约好出逃的甘特打退堂鼓，即使是美国大使馆拒绝他们的政治避难，即使是第一次“飞跃柏林墙”以失败告终，彼得都没有放弃“逃”的希望。 也正是这份“希望”的指引，让他们面对斯塔西和秘密警察的追捕，也能坚持下来，冒着气球坠毁和被枪杀的生命危险，进行一次豪赌，一次命运的冒险。 所以，无论面对何种绝境，人，一定要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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