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斯特纳与小星期二

德国二战视角反战电影。以和平主义者、德国著名作家，诗人，编剧和讽刺作家埃里希·卡斯特纳的真实经历改编的故事，在那段黑暗的第三帝国统治时期，这位文学家和他忠实小读者汉斯的忘年友谊犹如黑暗中一点星光闪烁。 埃里希·卡斯特纳（1899年2月23日 - 1974年7月29日）曾于1960 年获得国际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勋章，四次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1928年秋天，他出版了他最着名的儿童读物《Emil und die Detektive》，也因为这本书，他最忠实的拥护者汉斯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小家伙给这位崇拜的作家写信，甚至登门拜访，后来汉斯在1931年卡斯特纳编剧的同名电影里饰演了一个角色“小星期二”，这段往年交的友谊也刚刚开始。

Emil und die Detektive（1931年）海报

1933年，魏玛共和国在元首希特勒的上台后结束，而和平主义者卡斯特纳因反对纳粹政权，加之他没有像很多文化界批评专政的文人一样流亡国外，曾一度遭到盖世太保的审问和威胁，他们焚烧他的作品，指责那些书违背了“德国精神”，而卡斯特纳则认为留在柏林能更好地记录事件，他曾写过一首小诗表明立场「我是萨克森州德累斯顿的德国人，我的祖国不会让我离开，就像一棵长在德国的树，可能会在那里枯萎。」

为了不影响“小星期二”，他勒令那孩子以后不要出现在自己面前，汉斯偷偷收藏起了作为禁书的卡斯特纳先生的著作，直到若干年后，“小星期二”成长为“大星期二”（最感动的是那只腊肠犬还陪伴着战争动乱下的男孩），他偶然看到报纸上登出卡斯特纳先生去世的讣告，他为了确定这个大朋友是否安好又来到了拉斯特纳先生的住所。再次相逢的忘年交在那样的岁月已然带给对方很多喜悦，即使身在纳粹统治的阴影下，这位少年依旧保持着正确的三观，不抛弃自己从小的有犹太血统的玩伴，可见童年时期他受到卡斯特纳先生的影响有多深远。 而二战后期，兵源匮乏，德国前线开始疯狂的征兵，那些无辜的少年们都被迫参战，汉斯也未能幸免于难。虽然是轻描淡写的一张讣告，但战争的残酷溢于言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年人犯下的错，挑起的战争，最后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要成长为青年的孩子们去送葬和善后，元首帅军的铁蹄之下摧毁的不仅仅盟军国家千万个家庭，也让德国本国的多少家庭支离破碎。

1944年，卡斯特纳在柏林的住宅在爆炸袭击中被摧毁。1945年，亲历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的卡斯特纳在他的自传“ 自杀传奇”中为德累斯顿发出哀叹「我出生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城市，即使你的父亲，孩子，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不能让你看到它，因为它已经不存在了......在一千年中，她的美丽被建立起来，在一个晚上被彻底摧毁了。」 电影几乎没有正面描述战争的残酷和纳粹的疯狂，而是透过主人公的经历去侧面表露，汉斯战死之后，卡斯特纳先生再未写过关于第三帝国的小说。除了两人以外，《Emil und die Detektive》这部电影里的其他儿童演员都未能从战争中幸存下来，汉斯和其他27761位阵亡者一起被埋葬在科博沃的士兵墓地里，「口令是埃米尔」这句台词已经是绝唱。

凯斯特纳以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身份而为世人所知。但是，对于大部分不读儿童文学的大人，肯定会觉得，这么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和一个小孩子的故事能够有多好看呢？——对，看电影之前，我就是这样的大人。我之所以会保存这部电影，是因为凯斯特纳以某种离奇的幻想与隐喻进入到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他有过一个小说，叫《5月35日》。于是，在5月39日的今天，我终于看了这部在文件夹里面躺了许多日子的电影。然后，就被意外的shock到了——动人的，当然是纯真的孩子气，是那些像金子一样珍贵的心灵，能够在有毒的空气里面，依然保守着友爱、忠诚与勇气的故事。 关于1929年前后德国的历史状况，可以去读历史学家彼得·盖伊《魏玛文化：一则短暂而璀璨的文化传奇》，也可以去读哲学家卡尔·洛维特的《纳粹上台前后我的生活回忆》。电影中，透过凯斯特纳的写作和朋友们的境遇也可窥见一斑。凯斯特纳在诗作中嘲讽国家主义是吞噬孩子们的机器，而他的出版人因为犹太人身份不得不迁离柏林。许多作家离开了德国。因为种种原因——凯斯特纳自我调侃的，懒惰、记录历史的初衷、不让德莱斯顿的老母亲伤心等等加起来超过了百分之一百七十五的借口，他留了下来。 之后，被剥夺了发表权的凯斯特纳只能以假名写喜剧故事谋生。但是，他日积月累地记录着人们私下流传的笑话——幽默一向是装腔作势的鸡犬者的天敌。在有毒的空气里面，私下传递帝国笑话时的会心一笑当然包含着信任、忠诚与勇气——这是一种希望原则，人们之间并没有被那样的空气彻底毒化，也没有被街头的焚烧书籍吓垮掉。哪怕自由被剥夺，并且付出生命的代价（凯斯特纳的好朋友、合作者、著名的漫画家、《父与子》的作者在纳粹帝国自杀了，但是自杀之前，还为另外一位被捕的朋友脱罪，即便那位朋友还是被判了死刑），但是友爱同时也还在继续。 作为凯斯特纳的超级书迷，小男孩汉斯当然喜欢那些欢乐、勇敢又正直的故事。正是因为有凯斯特纳这么棒的人存在，虽然有毒的空气无所不在（校园内外，老师、邻居肆无忌惮的撕碎诗稿、焚烧书籍、砸烂犹太邻人的店铺），虽然汉斯有胆怯软弱的时刻，但是他还是保持着和犹太小伙伴的友谊，并且逐渐学会用自己的眼睛去看、去感受什么才是真实的、什么才是谎言。 在哈拉尔德·韦尔策编辑的《社会记忆：历史、回忆、传承》中，有一篇《纳粹大屠杀、回忆、认同》探讨德国人历史叙述策略的变化，纳粹时代从一种“另在，变成德国人的自我的一部分”。当代德国，一次次讲述“我们的父辈”的故事——带着回忆和悲伤，从反面的经验中去审视黑暗时代的人们，才能格外看到当有毒的空气肆意弥漫时，勇气与忠诚，黑暗时代的友爱之光，如何庇护着心灵。而控制记忆、遮蔽历史，一定是希望的大敌——长久生活在没有历史思考的道德真空当中，任何社会都会很快走向装腔作势的虚假状态，人们在这里不会获得充实与宁静的生活。

十年前在从拉萨飞回北京的飞机上，我的身边坐了一个50多岁的女人，她是30年前去援藏的，这是她第一次因为治病要离开拉萨。下了飞机下很大的雨，我把她 送到了北京一个旅店里，过了一个星期我去看她，她说她的病已经确诊了，是胃癌晚期，然后她指了一下床头有一个箱子，她说如果我回不去的话，你帮我保存这 个。这是她30年当中走遍西藏各地，和各种人：官员、汉人、喇叭、三陪女交谈的记录。她没有任何职业身份，也知道这些东西不能发表，她只是说，一百年之 后，如果有人看到的话，会知道今天的西藏发生了什么。这个人姓雄，拉萨一中的女教师。 五年前，我采访了一个人，这个人在火车上买了一瓶1.5元的水，然后他问列车员要发票，列车员乐了，说我们火车上自古就没有发票。这个人就把铁道 部告上了法庭。他说人们在强大的力量面前总是选择服从，但是今天如果我们放弃了1.5元的发票，明天我们就可能被迫放弃我们的土地权、财产权和生命的安 全。权力如果不用来争取的话，权力就只是一张纸。他后来赢了一场官司，我以为他会和铁道部结下“梁子”，结果他上了火车之后，在餐车要了一份饭，列车长亲 自把这个饭菜端到他面前说，“您是现在要发票还是吃完以后我再给您送过来？”我问他，你靠什么赢得尊重？他说我靠为我的权力所做的斗争。这个人叫郝劲 松，34岁的律师。 去年我认识一个人，我们在一起吃饭，这个60多的男人说起来丰台区一所民工小学被拆迁的事，他说所有的孩子靠在墙上哭。说到这儿的时候，他也动感 情了，他从裤兜里面掏出一块皱皱巴巴的蓝布手绢，擦擦眼鼻，这个人18岁的时候当大队的出纳，后来当教授，当官员，他说他所有做这些事的目的只是为了想给 农民做一点事。他在我的采访中说到，征地问题给农民的不是价格，只是补偿，这个分配机制极不合理，这个问题的根源不仅出在土地管理法，还出在1982年的 宪法修正案。在审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的领导说了一句话，这个人就说的再尖锐，我们也能播。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特别真诚。这个人叫陈锡文，中央财经领导 小组办公室主任。 七年前，我问过一个老人，我说你的一生已经有过很多挫折，你靠什么保持你年轻时候的情怀，他跟我讲有一年他去河北视察，没有走当地安排的路线，在 路边发现了一个老农民，旁边放着一副棺材，他下车去看，那个老农民说因为太穷了，没钱治病，就把自己的棺材板拿出来卖，这个老人就给了他500块钱拿回 家。他说我讲这个故事给你听，是要告诉你，中国大地上的事情是无穷无尽的，不要在乎一时的得失，要执着。这个人叫温家宝，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 一个国家是由一个个具体的人构成的，它由这些人创造并且决定，只有一个国家能够拥有那些寻求真理的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能够记录真实的人，能够 不计利害为这些片土地付出的人，能够捍卫自己宪法权力的人，能够知道世界并不完美，但仍然不言乏力、不言放弃的人，只有一个国家拥有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 们才能说我们为祖国骄傲，只有一个国家能够尊重这样的头脑和灵魂，我们才能说，我们有信心让明天更好。 做一个独立思考的人。 柴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