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多利亚

图文版最新影评文一篇：http://site.douban.com/251106/widget/notes/18421283/note/508804601/还是写点儿东西吧，趁着头脑还发热。首先，这是一部拍给柏林人看的电影。如果您在今天的柏林生活过，您必定会知道有多少西班牙（意大利、东欧各国）小青年在柏林（找）工作；如果您在柏林大街小巷特别是夜晚的街道上漫步过，您必定会知道柏林的年轻人蔓延着怎样一种poor & sexy气息；更进一步，若您在酒吧夜店泡一泡，遇到一些不正干的无业人士搭讪一下，您必定能体会到那些无所安放却没有杀伤力的“小流氓”品质……Anyway，剧中的人物，都仿佛是从今天的柏林城市中挖出来直接搬上了银屏。人物对白写的精妙绝伦，特别是刚开始Sonne和Boxer这几个小青年与Victoria搭讪的话，你一来我一往，即便没有亲身体验过，也会觉得这情境似曾相识，在这种城市中，似乎某时某刻和许多时刻都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着。妙在一个“真实”。Victoria与Sonne等人在天台上喝酒的场景，让我马上想起自己宿舍楼顶的天台——港片里的天台是拿来谈事情的，柏林的天台是拿来给年轻人喝酒的……要感谢建筑学教育，让我轻松“定位”了片子的拍摄地点，集中在弗里德里希大街（Friedrichstraße）周边。美国建筑师约翰·海杜克（John Hejduk）在IBA 1987所做的住宅，是一个于焦外出镜的精确的坐标，当然还有其它建筑和街景，尽管多出现在模糊的焦外，但可以帮助细心的观众与真实的城市空间建立起一个对比关系。——这个对比关系有助于我们理清空间是如何被“膨胀“的。观影之前未对导演做过任何了解（所以并不知道Schipper和Tykwer的关系），直到片中开始有犯罪情节的出现，我本能的想到了《罗拉快跑》。到后来，剧中出现了跟《罗拉快跑》中一样“笨蛋”的（硬生生放走罪犯的）警察，更让我瞬间将这两部电影联系起来。柏林真的是这样一个充斥着大小黑帮和犯罪的城市么？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Tykwer在《罗拉快跑》中创造的柏林已经根深蒂固的植入了我的脑袋，所以，Victoria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被我看作《罗拉快跑》的一种继承和延续。是的，柏林就是这样一个充满了各种奇特的诡异的犯罪事件的城市。Tykwer没有在其它城市拍《罗拉快跑》，他选择了柏林。Schipper也选择了柏林，并且Schipper的剧情设定更只能是柏林。BTW，作为一个异乡人，我喜欢Victoria说出“I don’t speak German.”时候的那种理直气壮。其次，这不止是一部拍给柏林人看的电影。一个来自西班牙的女青年Victoria，在异国工作，酒吧偶遇了几个柏林的小青年，便开始了一段匪夷所思的旅程。Victoria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无疑是最巧妙和值得深思的。坐在影院里，我想到了斯科塞斯在《出租车司机》中塑造的德尼罗，我想起了那句著名的“He’s a lonely forgotten man desperate to prove that he’s alive.” Victoria的向冒险（死亡）趋近的欲望，我相信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心里。无独有偶，我们都可以看到女性角色在《罗拉快跑》和《Victoria》中的重量。在Victoria被“无意”卷入的这个“犯罪团伙”中，她无显然智商等综合能力最高的。Sonne和Boxer这些小青年的角色，真是既蠢又简单又有些善良。这不是一个无知少女被诱拐的故事，这是一个不甘于沉默的火山等待机会爆发的故事。简要说明一下，这个女青年路遇“罪犯”入伙的故事，不是一锤子定音的，这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中间有许多个能让剧情起重点变化的“点”。没有看过此片的话，只能请您假象一下，故事发展到一定时刻，就站在了一个分岔路口，这不是一条走到死的路，这是充满了岔路口的可能性。与我一同观影的朋友觉得，Victoria处在“被需要”的时刻病出于某种带有同情色彩的因素而选择了“入伙”，但是在我看来，Victoria的每次选择都是积极主动的，是她内心真正的渴望——这样说出来似乎有些可怕，人内心渴望的是冒险与灭亡。Victoria在遇到Sonne一行人之前，在酒吧独自跳舞、喝酒并企图与Bartender调情（未果）的桥段，已经从开篇就在塑造人物的形象了——她的孤寂和渴望生活改变的情绪，一早就携带在人物自身。后面，编辑又很智慧的通过在Café中的对谈与弹琴的桥段，交代了Victoria最重要的成长背景，自幼学钢琴但最终没有能力成为钢琴演奏家。Victoria给Sonne讲完自己的故事后，悄悄落泪了，这是她在片中第一次落泪——第二次是在剧末。与Sonne和Boxer不同，Victoria有失落的梦想。也许，朋友所讲的“被需要感”，和我所感受到的对冒险（死亡）的欲望，都只是，像德尼罗所饰演的Taxi Driver那样，to prove that she’s alive.（当然，在接下来剧情的发展中，Victoria的一系列举动都向观众证明了，she’s alive.）虽然Sonne蠢笨，但是他却也真诚甚至可爱。他讲了很多俏皮话甚至谎言，但是他始终不敢主动在肢体上亲近Victoria，俨然一个“谦谦君子”，并且袒露真情的欣赏Victoria的才华——当然也或者只是男性的本能的恭维。作为犯罪团伙，这是一群低智商低情商的人。所以迅速被警察瞄上，也是情理之中。但是若细细剖析人物形象，确是丰满动人的。（我也曾几度在脑袋里面设想，若让科恩兄弟来讲这样一个故事，会把人物形象塑造成什么样子？绝对不是现在看到的样子……观影的时候浮想联翩啊……）如果说《罗拉快跑》对与人性和内心的探讨不能算作影片中心内容的话，《Victoria》中的人物内心是绝对可以引人深思。然后，谈谈时间的“压缩”。140min的电影，一镜到底，真正的一镜到底，不像希胖的《夺命索》那样剪了一刀，也不像《鸟人》那样剪了n多刀。但是这140min就是“真实”的对时间的记录么？当然不。导演很聪明的把事实上绝对大于140min的剧情，用看似连续的时间将其组织起来，这里必然有对时间的“压缩”。若您细细观看影片，再回想我们真实的生活，应该不难会发现在哪些细节的时间是被压缩了的。这是一种戏剧化效果的必然。没有时间的压缩，哪里来的张力和节奏？“真实”的生活不可能也没有必要被搬上银幕。试举二例，Victoria在Café独自刷牙、以及惆怅（等待）的时间，明显比实际上我们做此动作快了。包括最后Victoria在酒店的痛哭和离开，若换成我来此经历，这时间至少得两至三倍长……那么，影片的节奏在这个超长的长镜头/单镜头中体现了。也可以说，蒙太奇手法（节奏性）被蕴含在了长镜头/单镜头之中。再者，谈谈空间的“膨胀”。忍不住先要简单说说《罗拉快跑》。这部片子非常有意思的一点是，罗拉奔跑的起点和终点在片中是被明确交代了的，对着柏林地图，您可以精确的定位出此两点来。但是，罗拉在20min内跑步的路径，却并不是地图上真正会经过的位置。Tykwer精心选择了柏林的某些街景来作为罗拉跑步的“布景”（其中也有部分街景取自弗里德里希大街），它们在真正的城市物理空间上是断裂的。当然，感谢剪辑，Tykwer可以轻松的实现电影中的空间重组。那么，《Victoria》这个真正未剪一刀的片子，尽管想了花样来压缩时间，那么对空间的表达是否“真实”呢？答案当然也是否定的。与时间压缩相反，导演似乎想让空间“膨胀”。我相信，片中出现的所有场景，酒吧、公寓天台、银行、地下车库、住宅楼、酒店，其实都是物理空间相距特别近的。浅焦镜头在此至关重要。随着晃动的、焦点不断变化的镜头，似乎是在刻意回避再现真实空间。更妙的是几段在汽车中的拍摄，一个没有参照物的运动，车窗外的景致全都在焦外，因此是虚晃的，观众根本几乎无从判断车行的速度以及实际距离。朋友的悉心提示，让我更感慨导演对时空处理的巧妙。Schipper将这个故事选择在深夜和凌晨，我们在影片中看到的城市街道往往是空旷无人的。夜晚除了酒吧的喧嚣，街道上是安静的，凌晨则更加寂静。没有了车水马龙和熙攘的人群，镜头中呈现的是一种“被稀释”的图像（在此可参见德勒兹语）。让我想起，德莱叶在《圣女贞德蒙难记》中对特写镜头的处理，贞德的头像背后是一个没有景深的空寂的白色布景，以突出人物的容貌和“动情”；而Schipper的城市街道或者是空寂的，或者是在焦外的虚晃，以此来实现时空的消磨。当然，对此片我还有有很多好奇和不解，好奇导演和编剧如何来写剧本（木有分镜剧本吧），摄像大哥怎么扛着摄像机，具体用的什么摄像设备，有灯光师和录音师么（似乎不太可能），分段的演练试拍了多少次，正式拍摄在多长时间段内完成，影片制作成本多少……《罗拉快跑》是柏林的电影，更是世界的电影。我不知道《Victoria》能否成为像《罗拉快跑》那样“成功”的具有世界市场和受欢迎程度的电影——尽管在柏林电影节拿了最佳摄影银熊奖——但是至少，它是道地的柏林。如果有朋友问我，今天的柏林是什么样子，我想，《罗拉快跑》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会给TA推荐此片。

闯进《维多利亚》导演塞巴斯蒂安·施普尔 Sebastian Schipper脑海的第一个点子并不是这几天在柏林掀起评论风潮的“一镜到底”，最初，他只是想拍一部犯罪电影。之后他找到了自己的好友德国导演Tom Tykwer，以先锋影像作品《罗拉快跑》成名的Tykwer和他共同设计了“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以达到与其它同类型的电影作区分，突出犯罪情绪和临场感的目的。事实证明，最勇敢的选择达到了最佳的效果。电影从一位名叫维多利亚的西班牙女孩在柏林一家地下夜店独自狂欢开始，此时凌晨四点，在夜店门口，她遇到了四位不太正经的“柏林男人”，他们很快开始了交谈，在柏林的夜色下游荡，女孩渐渐与其中一位男人越走越近，就在短暂向他展开心扉之后，她无法自控的投入一场疯狂的犯罪中……年仅30岁的摄影师Sturla Brandth Grøvlen端着一台佳能C300手持摄像机，对准这五个年轻人，对准柏林凌晨的街道，在四点到六点的两个小时里，只用一个镜头，换了22个地点，谈了一场恋爱，抢了一家银行，经历了一次生离死别在媒体场结束接受掌声欢呼，在发布会现场收到连番赞扬，“一镜到底”的拍摄方式震撼了被当天其它竞赛影片无聊到的记者。导演更是现场证实，这部不需要剪辑师的电影，没有像希区柯克的《夺魂索》以及去年的奥斯卡大热《鸟人》那样，使用了剪辑技术把多个长镜头组合成了“一镜到底”的效果。140分钟的《维多利亚》真真正正的只有一个镜头。剧组一共拍摄了三条，导演选取了最后一条，也只有这一条达到了导演所希望拥有的情绪感与临场效果，就像弗朗西斯科波拉在评价自己的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时所讲的，“这不是一部关于越南的电影，这就是越南”，导演在“一镜到底”的形式下找到了“这不是一部拍摄犯罪的电影，这就是犯罪现场”的真实。而且，这一个镜头，并没有单单在犯罪场景下让人惊艳，前半段的偶遇，街头游荡的试探，露台聊天的建立信任，咖啡馆吐露心声的初生情愫，角色的自发性与年轻一代的虚无都实实在在的表现了出来，也为此后女主角决定投入一场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犯罪行为提供了合理的性格与感情动机。如同魔法般的，前半段的浪漫自由的气氛与后半段惊悚紧张的犯罪场景完美的由一个镜头缝合在了一起。形式上的完美无缺，就有风险在内容上打折扣，由于只有一个镜头，太多情况都无法预测，表演更要达到导演要求的情绪效果，《维多利亚》在有些段落的略显夸张与不自然，以及大段配乐加消音来掩盖收音上的失误，让其在电影节评论中处在了中流。

一九六二，巴黎，瓦尔达为观众们描述了一位在城市中游荡的年轻女性。《五至七时的奇奥》，让故事的被讲述时间，约等同于故事的发生时间。美丽歌手克莱尔烦恼的傍晚，为黄昏开映的剧院，在散场的天空中挂上几颗珍珠。 二〇一五，柏林，“真正的一镜到底！”，电影节的观众们惊呆了。在街道、夜店、宾馆、楼顶与地下车库，她是穿行于凌晨五至七时的维多利亚。电影的拍摄时间、放映时间和剧情时间，首次完整地达成了统一。 当然，在此不能计算《帝国大厦》以及类似实验片。就常规的剧情电影而言，《俄罗斯方舟》的长镜头，实际穿越了百年，而《鸟人》如其前辈《夺魂索》一样，聪明地隐藏着剪辑点。由德国导演塞巴斯蒂安·施普尔执导的第四部作品《维多利亚》，则毫不避讳地对准现实，在134分钟内未停机，货真价实一刀不剪。 讨论这部电影的故事是否适合于长镜头表达，对于已经既成事实的作品而言是伪命题。关键在于这个长镜头是如何完成，以及它呈现出了怎样的面貌—— “在刚刚结束银行抢劫后，维多利亚的扮演者莱娅·柯丝达确实是忘记了要开去哪里，在转弯处开错了方向。车上所有人都慌了神，担心因此废掉整个镜头。甚至，这时藏在汽车行李箱的导演，大喊大叫地指挥着方向。在影片后期处理时，才将他的声音去掉。汽车最后实际上开过了许多剧组人员，好在反应机智的摄影师及时降低了镜头角度，避免他们出现在车窗外。” 三个时间的统一也许不能和绝对的真实划等号，但它无疑是一种制作方式的挑战和观众接受的创见。偶尔略显笨重的运镜，和带有脚步喘息的跟拍，从眩晕的声色犬马，到昏暗的灯火阑珊。《维多利亚》的长镜头并非技术的胜利，而是场面调度的功劳。 带着这样的观点再看《鸟人》时，悖论就出现了。一部恐惧技术代价的电影，却不惜频繁地使用数字特效手段，以促成其艺术风格的完整与主角的飞升。而《维多利亚》不仅没有移花接木，在全程中摄影师亦无轨道、摇臂、升降机的协助。 它建立在起伏的剧情之上，依靠不同场景的灯光色彩变换，甚至配合黎明日出的自然条件，以丰富影调抗拒视觉疲劳。与同年另一热门影片《索尔之子》浅焦近景特写的跟拍限定不同的是，《维多利亚》在不同场合通过摄影机运动更换景别，由此构筑暧昧的二人空间、紧张的群戏或精湛的独角戏。 同样因为未过多借助于自动化的辅助器材，始终与剧情人物身高基本持平的摄影机，不带有宏观或微观的俯仰企图。镜头紧随维多利亚的领域，视野从未离开她的身影，走进这个未知的黑夜尽头。区别于《俄罗斯方舟》的第一人称目光，它提供出两种有趣的视点，长时间的跟随渐渐隐藏了摄影机，形成对主角体认代入；又将自由如她的轨迹，时刻能够游移进出其他环境，将视点换置于一群人的行动。 表面上看，汤姆·提克威的好朋友塞巴斯蒂安·施普尔导演似乎是在讲述一个与犯罪和爱情相关的故事，他也坦言自己受到《罗拉快跑》的影响。但实际上这部电影并不关心任务的解决和圆满，其所凭借的是一种漫游的状态。一群笨贼的行动之于维多利亚只是暂时的悲喜，一如她可以在地下酒吧和他们狂舞热吻，也许也可以不是他们，因为无论如何，最终将隐入清晨薄雾的只有她独自一人。 冷静、勇敢或足智多谋不适合形容她或关于她的长镜头，类似银行前掉头熄火时维多利亚所流露的慌张失措，才让这个人物和整个故事鲜活饱满。对于这个言语不通的柏林城市外来者而言，“不管你是谁，我总仰仗着陌生人的仁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