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

这个电影现在仍有现实意义。虽然阶级斗争痕迹明显，但是反映了剥削的残酷。半个世纪过去后，黄世仁变成了各个996公司的老板。喜儿杨白劳变成了一个个过度劳累猝死的年轻人。究竟谁在为资本剥削站台，这个电影现在仍有现实意义。虽然阶级斗争痕迹明显，但是反映了剥削的残酷。半个世纪过去后，黄世仁变成了各个996公司的老板。喜儿杨白劳变成了一个个过度劳累猝死的年轻人。究竟谁在为资本剥削站台，

芭蕾舞剧《白毛女》和《红色娘子军》中的一个共同的命题就是：妇女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应该得到解放。新华字典对解放的定义是：解除束缚，得到自由或发展。在旧社会中，因为束缚，妇女没有自由可言，也不知道什么是发展。她们生活的中心就是男权的世界。由此表现出来的女性的特质，诸如：柔弱，寡言，逆来顺受等等皆是我们熟知的。在《白毛女》中一根二尺红头绳就是束缚的象征，在出现的短短几分钟里，却是喜儿最柔美的一瞬。不仅仅是男性对女性的社会地位的定位如此，女性本身在这样的环境下也默认一切皆合理。这样的观念的根深蒂固，以至于为了消除掉这样错误（先不论是否真的错误）的观念，剧中采用了一种完全极端对立的方式来展示女性应有的特质：柔弱成为刚强，寡言成为敢于言说，逆来顺受成为勇于反抗等等。表现在艺术语言上就有如下的改变：大量使用对比高的色彩，以产生强烈的戏剧冲突效果；服装上，主角最终换上共和国新装视为最终走向光明；舞蹈动作上，女性有了大量的十分果断的动作诸如指，怒目，敏捷的身手等等。通过这样的手法，戏剧完全消除了旧社会的女性形象残留在大众的阴影，使得戏剧告诉观众：这样才是正确的，只有这样的女性才是自由的。而是否这样的改变就是真正的获得了自由呢？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注意到，强烈的极端对立后的结果就是，使男性特质完全掩盖了女性特质。有评论解释到八大样板戏中皆是中性化了女性，而在我看来还不够，应该是男性化了女性。中性只是在男性化过程中的一个体现，并不是结果，它在社会上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但男性标准却是显而易见的。以上提到的如刚强、勇于反抗，以至于到军装、发型、舞蹈动作等，均明显的向男性特质靠拢（至少在那个时候之前，一直以来男性表现出来的特质都是如此）。所以男性化后的女性就带来了这个问题：这是解放还是重新的束缚？为什么最后女性还是必须以男性为标准来生活，为什么女性一定要型行皆似男性才能得到认同和尊重（剧中的确如此表现）？于是整个戏剧进行的过程就是一次循环，以《白毛女》为例：父亲（男性）没有把女儿（女性）保护好，于是女儿被地主（男性）抢走，女儿逃出来过着非人的凄惨生活（没有男性的女性），最后红军（男性）拯救了她。喜儿在这个循环中其实没有自己的选择，因为当没有其他选择的时候，唯一的选择其实并不能称为选择。芭蕾舞源于西方，它最大的特点便是足尖起舞。为什么选择这样高难度且身体损害高的舞蹈形式？是因为踮起脚后能够牵扯到腿部肌肉，使得女性柔美的线条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展现。所以在西方芭蕾舞起初只是表现宫廷，自然，神话等主题。而在革命芭蕾中，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剧中演员努力的踮起脚，却在试图表达一种刚强。即使在《红色娘子军》最后，有大量的大腿露出来，看到的也只是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只能说，这是政治要求下的艺术创新吧。而事实上在红色年代下催生出来的各种文艺成果，不都是这样的吗？而今天也成为了国内外炙手可热的话题。我从来认为任何搀杂意识形态政治诉求的文艺创作皆丧失了它本源的追求。所以对我来说，革命芭蕾中最美好的，还真只有喜儿头戴红头绳时的惊鸿一瞥吧。

1.「我的冤仇比天高」 《白毛女》（下文简称《白》）应属十七年文艺的典型，但是，它本身也可以说是「前十七年文艺」。中共还没夺得全国政权，早到土地革命到陕甘宁边区时期，《白》就已经是鼓动贫富农民和地主斗争的戏剧，电影反而是后来的。因此，类似的故事主线都是阶级斗争，是围绕土地的农民VS地主的对抗，而中共（更多时候以红军或者苏区/边区政府形式出现）则穿插其中。 换言之，《白》是典型，也是一种常规：除了上述的阵营对抗，则还有诉苦和简化，即十七年文艺中久守诟病的面谱化。但是我们的重点在于，《白》只有这种简单的常规操作吗？而只对此片作出老生常谈式评价，又是否公允？ 为什么不应该作出一种常规的「大路货」评价？先看角色的差异，杨白劳是一个诚恳勤劳的农民，不管地主黄世仁如何催债，他都想办法偿还，但是正是这种老实性格致死。而年轻一代农民则更有斗争性，也因此才能存活下去。大春想办法拯救喜儿，最后参加了八路军。而喜儿则难忍屈辱，趁机逃到山野之间，成为了白毛女。 除此之外，更应该加上歌词本身，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并不是「北风那个吹」，而是喜儿诉冤诉苦的唱段。如果按照一般评价，这无非是以诉苦来发动农民的一种技术。可是这当然不只是技术，应该说这就是一种被压抑物的回归，最能体现这点的歌词就是：我的冤仇比天高。天太高了，以致天本身不能作为一个合适的尺度，因为天就是无限，但是喜儿的仇恨比天还要高，也就是说，它比无限还要大，这到底是什么样的仇恨？我们可以在表面上看出她作为贫农阶级和女性的仇恨，但是到底什么样的仇恨比无限更无限，这里就开始进入本文的重中之重。 2.升华：把鬼变成人 天除了高度，它也是升华的象征，天是无限的，但是无限是不可表达的，换言之，无限必须被减削。天的存在转变为言辞，本身是压抑的，这无疑是象征之功能。 所以，接下来的天就是正义，即农民受压迫而去逼使他们建立的新的社会秩序。对于《白》的另一「大路货」就是「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一观点就是升华，通过对于之前压迫的压抑，既包含铲除地主阶级，这直接表达为新来的边区政府和八路军颁布减租减息法令；也包含隐性的农民的斗争，而片中则集中体现在喜儿一夜白头，在荒野间顽强生存。 不过，这里的升华到底代表什么？先是把鬼变成人，即旧社会制造了面目全非的鬼怪，这里的潜台词就是：本来存在一种人，但是人被毁灭了（变成白毛鬼怪），而八路军的到来则是恢复了人的面貌。不难看到，这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评价，详细一点，则是对于人的本质的复归。这种评价是最常见的，但是七十年之后，我们还应该接受这种评价吗？ 3.反升华：鬼神坠落成人 这里不妨回溯到《白》的根源，这一戏剧启发自民间传说白毛仙姑。也就是说，它本身并不存在一种既定的人，乃至它本身就是鬼神。在片中，喜儿变成白毛女后，它因为害怕被发现而神出鬼没，因此人们迷信地认为是白毛仙姑显灵。因此，人们与喜儿这一鬼神化身的关系就是非关系，正是与此可怕的东西（thing）保持距离，才能对此崇拜，简言之，是敬/畏。 这里可以正式进入到性化，喜儿是一名女性，因此才导致它不是女性，我们同样能以此反击常见的人道主义批评：正是孜孜不倦于制造人，才有更多非人。而喜儿作为女性，她首先是作为无能而无奈的父亲的女儿，其后被强骗为悲惨的奴隶，最终则是成为了更特殊的女性：非女性，她因为其特征而被视作鬼神，既受尊敬又受排斥，而黄世仁更无耻地利用白毛女来恐吓众人，这恰恰说明大写女人是什么——又不是什么。 所以，到底如何作出一种不是男性——不是出于道德或者正义等崇高化的评价？片中最后的情节也体现出来，大春带着八路军回乡，他一开始以为白毛女是黄世仁再装神弄鬼，但是他一路持枪跟踪，最后一直跟到山洞里，喜儿最终无路可走，于是走到岩石高处，看到大春而晕倒。这里的动作就是坠落：喜儿作为最低贱的社会底层，然后变成连社会性都被剥夺的野人和鬼怪，而她不是所谓的向着人的方向上升，而正是从这一位置坠落，反而才使她不再是鬼怪，而是人。 跟着这一逻辑推进，造成白毛女的悲剧的原因恰恰不是社会不正义，而是社会的光非常地凶猛——全部被地主阶级把控了，于是黑暗中的生存者才无法出现，并且成为了神圣人。所以对于《白》的合乎时宜的评价是不合时宜的，正如红军/八路被地主老财当作洪水猛兽，而且它始终像幽灵一样，倘若八路军真的想拯救白毛女，那反而应该完全「跟从」压迫者的视角。正因为红军是代表可怕的非人的军队，是红色的魔鬼，那麽才能谈得上和群众（亦是真正的鬼怪）站在一起。如鲁迅所说，在天上看见深渊，于无希望中得救。 《白》片在疫情三年间再次火热，正是因为花呗出了一个广告标语，说是一个施工队队长要给女儿借钱过生日，这和《白》的情节如出一辙。但是，如果经过了七十年的历史进展，却仍然放在光明之下去打量无产阶级，那麽和花呗广告是没有区别的，因为最为光亮的，难道不是资产阶级的手电筒吗？蜷缩、疲倦却又渐渐觉醒的新的无产者寄居之处，正是灯下黑，所以《白》现在给予我们的启示，不是庸俗地追逐光明，而是在黑暗中咆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