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乡

《望乡》是一部震撼人心的电影。故事简约但冲击力强，讲述一个专门研究日本受虐女性辛酸史的女研究员三谷圭子，与一位曾在南洋当妓女后归乡的老婆婆崎子之间的故事。三谷圭子与崎子婆婆无意中邂逅以后，再次来到崎子婆婆的家中，与她共同生活了三个星期，一开始，崎子对三谷圭子心存芥蒂，随着时间推移，两人关系越来越如胶似漆，形同母子，崎子讲述了她早年至今的全部生活故事。崎子儿时，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和哥哥每天辛勤劳动过生活，终于有一天母亲新嫁，但是新家容不得二人，于是哥哥去了矿井打工，而崎子则被诱骗到国外即当时的婆罗洲（现在的马来西亚）山打根这个地方做了妓女。崎子的初夜，她死也不愿意接客，老板抽打她，狠狠地将她推给一个土人。土人一句话不说，暴力地侵犯了她，那夜下起黑色的大雨，崎子裸体在雨中，瘫倒在地。崎子跟老板说再也不接像那样的客人，老板反叱:"你要什么，要嫁人？嫁人还不是做一样的事？跟卖春一样！”女人在日本自古就是没有地位的，崎子的年代在1900年之后，也就说一直到咫尺的近代，依然没有改变。卖春与嫁人是一样的，在日本海军登陆山打根，生意繁忙时，平日凶神恶煞的老板娘也必须去接客了。在崎子19岁时，也遇到此生第一位爱人，一个在家乡破产不得不到山打根打工的小伙子。崎子抢了小伙子的钱袋，拉扯他进了房间，后因为与小伙子际遇相似，对他动起了情，她说：“五年来，我把男人带进这个房间，只想骗取他的钱，我虽然是个女人，但一点也不像女人。”崎子觉得他是她的第一个男人，而她也是他的第一个女人。两人相好三日，小伙子许诺，一定要存钱把崎子赎出去，就算十年二十年也要一直等着崎子。自然这样的话只是处男的冲动，当男人成熟理智之后，初恋不过浮萍，随着时间已远远飘走，那个小伙子最后娶了他工作地方的老板的女儿。崎子所在的妓院叫做第八番号，在那条街上妓院就按番号排位，从第一番号一直到第八。第八番号的老板赚够了钱，把妓院和妓女都卖了，自己带着钱跑去了新加坡。崎子和其他的妓女们即要被余三郎继续卖往柬埔寨的金边，那是比山打根更不如的地方，所幸德高望重的菊子小姐凭全部力量救下了其中的四个留了下来，崎子是其中一个。几个妓女相依为命，一天，曾经贩卖妓女去金边的人贩余三郎却来通知她们不准开馆做生意，因为日本贵族院议员来巡察，见到妓女很不雅观。他说：“你们这些卖淫业太跋扈了，辱没同胞，是一种国耻。”菊子反驳，“你也干过买卖妓女的生意。”余三郎理直气壮地回答：“现在不是了，我现在是亚洲物产新加坡分行经理。你看看，政府颁发勋章给开发南洋有功的人。”菊子一气之下摔出茶杯，怒斥：“你这个吸血鬼！你是吸妓女的血长大的！国耻!同胞蒙羞这种事是你干的！滚出去！”贵族议员在召见南洋各商家的大会上发表讲话：“我国国土窄小，资源缺乏，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日本帝国当然要向海外的北边的满洲国而进发，南洋各地全都是我国发展的目标，各位是光荣的先遣人员，让我们未在这英属殖民地，再次开发而努力！”从这里可以看出日本昭和时期天皇的外张野心，通过侵略与经济渗透霸占周边国家的国土与资源。这些远征勇士，有士兵、商人、也有妓女。且不论这种外侵的对错，这是一种历史必然，是一个当时普遍存在的客观现实，事实上，中国也有大批的人远渡南洋，做什么样生意的都有，包括卖淫，在山打根一定不止日本番号，一定也有中国的春楼。偶的大爷爷（奶奶的父亲）也去了南洋，但是了无音讯，偶的姑婆（爷爷的姐姐)也嫁去了南洋，也不联系，没有人知道他们在哪个地方，干了什么。泉州是一座侨乡，可能裙带起来，每家都会有华侨。偶生长的地方，集美，就是一个爱国华侨陈嘉庚一手建立起来的学村。在火车上听来一句话，新加坡是陈嘉庚买下来的。呵呵，闲扯之谈不作信。但我们知道新加坡除了陈嘉庚是橡胶大王，还有他的女婿李光前更是当时十大富翁之一。从《望乡》的对话中推测，可以看过整个新加坡之所以成为亚洲四小龙是因为它是一个富人聚集区，一个从整个南洋聚敛财物到此处帷幄的地区。因此才可能有发达的金融业。而这些金融业的原始资金却无一不是沾满着血泪，妓女也好，劳工也好，掠夺的资源也好，那些钱都是一桶又一桶的黑金。当然历史的发展需要付出代价，但日本的女人在其中付出的比其他更见血见泪，这些妓女在南洋受尽凌虐，一旦回国又受到家乡人的歧视，她们一旦踏上了这条路，就像飘落枝干的叶子，由不得自己，只能随着风自生自灭。菊子在临终时，吐露心声：“我不想回日本，我在山打根造了墓地，记着，回家没有好事，千万别回去。”崎子不听忠告回了家，带着礼物兴致匆匆地来到哥哥家。哥哥对她很冷淡，不让她去拜访邻居，“怕人说闲话”他说“今非昔比，邻居若是知道你在外国做妓女，邻居都不会理你的。”失望至极的崎子又听到嫂嫂担忧他们现在住的房子被崎子要回去，因为这是崎子寄来的盖的，但哥哥却说：“已经登记了我的名字，你一个指头也不要碰，要是那样的话，她很快就会回到南洋去。”惨烈人心……曾经的哥哥，因为悔恨把妹妹送出去，用刀扎伤了自己的腿以至成了瘸子，现在却贪婪于妹妹卖身寄回来的钱，巴不得她再回去做那些事。社会造人。哥哥的转变折射了当时日本社会的残疾。战乱、仇恨、贫困把一个纯真的人逼迫成了铁石心肠。不仅仅是崎子的哥哥，连崎子亲生的儿子也是如此。后来崎子去了满洲，嫁给了一个老头，有了一子，老头死后，与儿子回国，儿子住在京东，却要母亲回到天草老家来。年老的崎子说：“他想结婚，却要我回天草，家里有个做妓女的母亲，他怕她老婆笑他，已经九年了，他老婆没有探望过我，甚至连信也不来一封。”还有村民对崎子的歧视，路上偶遇，仍然侧眼相待。全片似乎只有一个人对崎子好，就是三谷圭子。虽然她是为了研究的目的而接近崎子，但她对待崎子却是真心实意，忍受了崎子破旧的屋子，和简陋的饭食，为她按摩，和她一起挖芋头，洗床板，最后还帮崎子将屋子整修一番，整个屋子看起来那么美，崎子说就好像在天堂一样。两人直至即要分别，已经形同母女。圭子说了第二天要走，并要拿钱给崎子，但崎子拒绝，说只要她使用过的毛巾，这样一用这个毛巾就能想起她来。崎子接过圭子的毛巾，放在胸口，突然掩不住的背转过身，嚎啕大哭。那哭声惊魂动魄，不仅仅是为与圭子的惜别之情，还宣泄了她整个人生中的不幸遭遇，而最终却只有一个陌生人亲为关怀，那种痛……那是偶见过的荧屏中最动人的恸哭。三谷圭子后来去了崎子口中说的山打根，第八番号已经毁于日本兵的战火，但菊子所造的墓地在森林中仍有残存。三谷圭子清理了墓群，为她们上香鲜花，并一一祈祷。突然她发现所有墓碑都是一个朝向，她兴奋地问同伴是否她们朝向在北面的日本。同伴看了指南针，回答日本在墓碑的背面。圭子猛然醒悟，这些客死南洋的妓女们，都选择了背向日本长眠。为何背向日本？在体会到她们漫长的凄苦的一生之后，应能理解她们对于家乡的恨，恨家乡将她们做了垫脚石、牺牲品，将她们无情的抛弃。她们选择背朝日本，是不想再看到日本，不愿再想起故乡。可是她们心里能够忘掉家乡么？那个生养她们的地方，那个残酷而又亲切的民族。没有对家乡的爱就不会产生恨。恨就是爱，爱不幸沦落成了恨。她们至死一定还在想着家乡的美好，她们选择不看它，但家乡在她们心中一定纯净地就像当初她们离开家时那种少女清澈的情怀。那么美好，只存在于幻想与记忆中，想梦一样，她们做着这样的梦死去，在梦中望着故乡。

巴金《随想录》的开始两篇便是关于这部影片的。让我们来看看，那个年代的人，如何评价《望乡》吧。谈《望乡》：     最近在我国首都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上演日本影片《望乡》，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公开反对，有人说“映了这样的影片，社会上流氓不是更多了？”有人甚至说这是一部“黄色电影”，非禁不可。总之，压力不小。不过支持这部影片放映的人也不少，报刊的评论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因此《望乡》在今天还能继续放映，当然不会是无条件的放映，是进行了手术以后的放映。我看放映总比禁止放映好，因为这究竟给我们保全了一点面子，而且阐明了一个真理：我们的青年并不是看见妇女就起坏心思的人，他们有崇高的革命理想,新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      据说老年人对《望乡》持反对态度的多，我已经踏进了七十五岁的门槛，可是我很喜欢这部电影，我认为这是一部好电影。我看过电影文学剧本，我看过一次影片，是通过电视机看到的，我流了眼泪，我感到难过，影片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阿琦的命运像一股火在烧我的心。我想阿琦也好，三谷也好，都是多么好的人啊。我写过一本小书：《倾吐不尽的感情》，我对日本人民和朋友是有深厚感情的。看了这部影片以后，我对日本人民的感情只有增加。我感谢他们把这部影片送到中国来。 我喜欢这部影片，但是我不愿意多看这部影片。说实话，我看一次这部影片，就好像受到谴责，仿佛有人在质问我：你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来改变那个、那些受苦的人的命运？没有，没有！倘使再看，我又会受到同样的质问，同样的谴责。     我生在到处都有妓院的旧社会，一九二三年五月我第一次同我三哥到上海，当时只有十九岁。我们上了岸就让旅馆接客人用的马车把我们送到四马路一家旅馆。旅馆的名字我忘记了，我只记得斜对面就是当时的一家游乐场“神仙世界”。我们住在临街的二楼，到了傍晚，连续不断的人力车从楼下街中跑过，车上装有小电灯，车上坐着漂亮的姑娘，车后跟着一个男人。我们知道这是出堂差的妓女，但我们从未因此想过“搞腐化”之类的事。后来我在上海住下来了。上海大世界附近、四马路一带，每天晚上站满了穿红着绿、涂脂抹粉的年轻妓女，后面跟着监视她们的娘姨，这是拉客的“野鸡”。我们总是避开她们。我从未进过妓院，当时并没有人禁止我们做这种事情，但是生活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在军阀、官僚、国民党反动政府封建法西斯统治下的旧社会，年轻人关心的是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他们哪里有心思去管什么“五块钱”不“五块钱”？那个时候倒的确有黄色影片上演，却从未见过青年们普遍的腐化、堕落！ 难道今天的青年就落后了？反而不及五十几年前的年轻人了？需要把他们放在温室里来培养，来保护？难道今天伟大的现实，社会主义祖国繁花似锦的前程，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就不能吸引我们的年轻人，让他们无事可做，只好把大好时光耗费在胡思乱想、胡作非为上面？我想问一句：在我们伟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正面的东西是不是占主导地位？那么为什么今天还有不少人担心年轻人离开温室就会落进罪恶的深渊，恨不得把年轻人改造成为“没有性程序”的“五百型”机器人呢？ 今天的青年，拿《天安门诗抄》的作者和读者为例吧，他们比我们那一代高明得多！他们觉悟高，勇气大，办法多，决心大。没有这样的新的一代的革命青年，谁来实现“四个现代化”？要说他们只能看删剪后的《望乡》，否则听到“卖淫”、“五块钱”这类字眼，就会——，这真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这是极其可悲的民族虚无主义！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一日 再谈《望乡》：曹禺最近来上海，闲谈起来，他告诉我，不久前他接待过几位日本影剧界的朋友，他们谈了一些关于《望乡》的事情。据说《望乡》给送来中国之前曾由影片导演剪去一部分，为了使这影片较容易为中国观众接受。我们最初就是根据这个拷贝放映的。过了日本电影周之后，主管部门又接受一部分观众的意见剪掉了一些镜头。曹禺还听说，这部影片有些镜头是在南洋拍摄的，在拍摄的时候，导演、演员、工作人员都吃了苦头，这说明影片的全体工作人员都非常严肃认真；还有扮演阿琦婆的演员，为了使她的手显得又粗又老，她用麻绳捆自己的手腕，至于怎样捆法我听过就忘记了，现在也说不清楚，不过因此她扮演得更逼真，但后来也因此得病促成自己的死亡。这是为了什么？我不能明确地回答，因为我不知道她的情况，我想这可能是忠于她的工作，忠于她的艺术吧。我看影片中那位三谷圭子也就是这样。田中绢代女士已经逝世了，可是阿琦婆的形象非常鲜明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栗原小卷女士扮演的三谷也一直出现在我的眼前。我这样想：像三谷这样“深入生活”和描写的对象实行“三同”的做法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她不讲一句漂亮的话，她用朴实的言行打动对方的心。本来她和阿琦婆之间有不小的距离，可是她很快地就克服了困难，使得距离逐渐地缩短，她真正做到和阿琦婆同呼吸，真正爱上了她的主人公。她做得那样自然，那样平凡，她交出了自己的心，因此也得到了别人的心。她最初只是为了写文章反映南洋姐的生活，可是在“深入生活”这一段时间里她的思想感情也发生了变化，她的心也给阿琦婆吸引住了，她们分手的时候那种依依不舍的留恋，那样出自肺腑的哀哭，多么令人感动！最后她甚至远渡重洋探寻受难者的遗迹，为那般不幸的女同胞惨痛的遭遇提出控诉，这可能又是她当初料想不到的了。这也是一条写作的道路啊。     看完《望乡》以后，我一直不能忘记它，同别人谈起来，我总是说：多好的影片，多好的人！一九七九年一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