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都

3月中旬，日本大阪疫情开始蔓延，大阪亚洲电影节在极其微妙的局面下，放弃了电影节最重要的Q&A环节，依然如期展映了所有电影节的参赛参展作品。而更加令人感动的是，很多导演在没有Q&A环节的情况下，依然来到大阪。从去年年末开始引发热议的香港电影《金都》的导演黄绮琳就是其中一位。我们有幸在大阪和黄绮琳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对话。以下是采访的详细内容。 ~~~（采访首发于日本媒体“映画.com”（部分）转载请注明）~~~

“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 首先想问您【金都】这部作品的制作背景。 黄绮琳：因为我从小就住在金都商场对面，就小时候看到商场的时候也会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裙子啊婚纱，就会想说长大之后要穿这个结婚什么的。但是当我长大了到了20多岁左右，身边的朋友都开始结婚了，然后我就给姐妹们当伴娘，就觉得结婚并不是那么的梦幻，美好的一件事，然后就开始想说为什么人要结婚呢？为什么到我差不多三十岁的时候每个人都问我什么时候结婚？其实除了结婚，一个女人不是事业有成的话她还能干嘛呢？她是不是就是一个失败的人呢？所以我就，其实也是一直对结婚这个题材很有兴趣。我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不知道原来结婚和爱情有关系，因为我爸爸妈妈都是比较保守比较传统的人，他们从来不会在我面前拉手啊亲嘴，我是一次都没看过。所以我以为想说，我就5，6岁的时候问妈妈说，我什么时候可以申请老公，我以为是政府派给我的。然后那时候才知道，哇，原来是和爱情有关系嘛，我完全是很惊讶，所以我觉得结婚这东西也是挺有趣的，所以很想自己第一部电影就说一个我一直有兴趣的题材。 想请您为日本观众介绍一下金都这个地方 黄绮琳：金都商场其实在香港差不多90年代左右就有一个主要围绕结婚主题的商场。那结婚主题的话他们什么都有，比如说喜帖啊，婚纱啊，礼服啊，结婚的服务，什么都有，有三层，地下还有一层，总共是四层，然后上面就是一个住宅，住宅也是很多不同的公司会在那边开，比如像说上面有一个侦探社，然后也有一些中医馆，就整个金都商场旁边也有一个中港的旅游巴站，所以整个地方是很混杂的一个有趣的地方。然后他婚礼主题那些服务也不是那种很高档的，他是那种很平民化很便宜的一个价钱，所以很多香港人他们结婚的话就会去那边看，就好像一个展览会这样子。 然后您从小就是在那边长大的还是经常会去那一块？ 黄绮琳：对，其实在电影里面有拍到我的家，就在它对面，那个联合广场，就两边就是两个霓虹灯，就是在对面，所以我其实那个剧本我是看着金都商场的那个牌一边写的。 这部电影大概是什么时候开始写剧本的？ 黄绮琳：在2017年的5月，就是我刚刚30岁的时候开始写的。其实就是30岁生日那天就觉得哇，我人生好像很失败，这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然后电影也还没有拍过，然后就起床就写了。写完之后再拿去参加那个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然后就开始拍。首部剧情电影计划当年12月就公榜，所以整个大概写了半年以后，拿了那个基金之后再改，我们就在2018年的11月就开拍。 这之间有没有和周边的朋友啊和我不知道您学校是什么样的，和老师有过交流吗？ 黄绮琳：剧本上是拿了那个基金，得了奖之后才跟他们交流，有跟我的监制，我的一些编剧的前辈去给他们看剧本，也挺多前辈有给我意见。 剧本是申请的时候，您交上去之后，得了奖之后，还是可以再进行修改的是吗？ 黄绮琳：对对，其实也修改的，整个主题没有变，整个我想表达的没有变，但是里面的剧情有一个最大的改动就是我把里面本来有的侦探社的一条线拿走了。因为本来想说上面刚好有一个香港侦探总会，那应该要把金都商场这个特色也写进去吧，但是写完之后就觉得，一来是我那天取材提问他们说侦探社不是可以公开他们的工作范围的，所以我没有拿到资料。另外就是我写完之后觉得很像日剧，就比较具有戏剧性，所以觉得跟我整个风格有点不搭，就拿走了，所以里面本来是侦探去找杨书伟那个很大的剧情就没有啦。

“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您刚刚也说到戏剧性，然后您之前也说到那个关于婚姻的问题。这部作品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您在婚姻与幸福之间这种描写相当细致，而且这种细致不是那种戏剧性的，就是刻意去营造这种浪漫或者什么，就是很多应该是属于浪漫的东西，您都藏着没有很刻意的去描写，包括阿芳和爱德华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您几乎没有怎么去触碰，好像是现有已经存在的，然后是之后他们应该怎么面对这个方向，是围绕着那块故事展开的，这是不是您在创作之前就很希望营造出这种氛围进行拍摄？ 黄绮琳：因为我觉得很多爱情电影都是写追求爱情和爱情很甜蜜的一个时段，但是对我来说我很长时间，其实我常常是有跟不同的男生拍拖，也不能这么说，我有长时间在那个关系中，现在没有，然后就很长时间我没有跟电影一样在一个很浪漫很甜蜜的状态，我是完全没有的。我很长一段时间都是觉得我是处于一个分不了手的状态，是出于一个生活跟关系有很冲突的一个状态。所以对我来说，如果我想讨论男女关系的话，我觉得那一部分才是最大的我想讨论的。 非常直接的去描写这方面的矛盾，以及真正的爱情是什么这一块是吗？ 黄绮琳：对，我也很好奇其实是只有我是这样还是说其他人拍拖都很开心，是我自己麻烦，所以我就觉得这一部分是被忽略了，在其他的电影里面没有看到很多。 这方面我觉得导演在描写方面特别纯粹，其实很多人在生活中都不一定是那么纯粹的，很多人结婚没有多少时间就离婚了，现在国内这类事情不少，很多婚姻甚至不是双方决定的而是周围的人制造出很大很大的压力，造成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导致最终婚姻的破裂，您怎么看待现在这个社会形态？ 黄绮琳：其实香港的离婚率也是蛮高的，越来越高，我也是很多朋友他们已经经历过结婚离婚再结婚，我还是一次婚都没结识比较失败。我觉得其实是因为大家可能是对于结婚这个东西的看法很多时候都没有共识，究竟他是一个什么东西，有人觉得他是一个承诺，有人觉得他只是一个法律的制约，然后有人觉得他是一个爸爸妈妈叫你做就做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太复杂了，也可以说很简单，但是对我来说他是，因为每个人的理解，每个人对他的看法都不一样。所以你很多人告诉你去结婚然后你结婚了，然后你发现原来不是这么一回事就会离婚，所以离婚率这么高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结了婚，所以才会离婚。 就是没有从根本上去理解结婚这件事才导致了很多问题。 黄绮琳：对，结婚是什么没有想清楚。

“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影片中另外一个主题，或许就是“自由”。影片中也说到了很多身份的问题，但其实很多人身上的问题，其实和自由活着身份什么的关系不大，主要还是和他自身有关。 黄绮琳：是有，但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本来我想写剧本的时候纯粹是想写一个你们不要逼我结婚啊，你们结了婚很厉害吗？我就是要自由啊。本来我的计划是我拍了这电影经常的观众看完之后，一出去就要离婚，我要写一个这样的电影。但是现在没有，因为拍完写完之后，我自己有一点看法不一样。我觉得其实所谓自由，您以为结了婚没有自由，但是其实自由这东西不光是跟婚姻有关也跟你生活有关，或者两者都没关，是你自己一个人怎么去看待生活怎么去选择。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有趣的地方就是连我自己创作者也没有一个很明确的答案。 去年颁奖季的另外一部作品【别告诉他】里面的台词也说到，中国现在这么的好赚钱，那你为什么要去美国。其实很多在这方面大家或许都是一厢情愿是觉得美国更好，但是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是真的好，他们没有去深层次的考虑这个问题，所以感觉好多问题也许就卡在了那里 黄绮琳：对，所以其实也没有说什么地方最有自由，就是一个怎么的人要选择一个怎么地地方去生活。我刚刚也在飞机看了那电影，挺好看的。 这次影片中谈到了假结婚的问题，因为我是十几年前来日本的，然后日本其实也存在着假结婚的案例，也有很多中国大陆的朋友到这里和日本人结婚，然后为了那一张签证，然后可以在这里生活。 黄绮琳：我也想来（大笑） 这种事例很多，这次您拍摄这个故事有做过一些调查吗？ 黄绮琳：本来其实只是很纯粹的，因为我在香港浸会大学电影学院念那个研究生的时候其实我的很多朋友，应该是说我那一届的导演班全部都是中国来的同学，然后其中一个关系比较好的男生，他就问我说要不要跟他结婚，因为跟他结婚之后他就可以不用念，就直接可以留下来拿香港身份证。那时候我就想假结婚这东西对结婚来说有一点讽刺。就说如果我喜欢那个男同学的话，我们是不是就是真结婚了呢？但是如果我收了他钱是不是就假了，那么这个真假的定义是什么，我就开始想。所以我在想说要拍一个结婚的电影的时候，我也挺肯定自己要用假结婚这个题材，然后我就开始去搜一些新闻，就几年之前香港很多新闻也有说很多假结婚的后遗症开始出现，因为10年之前香港确实很多中国内地要来香港的人跟香港人假结婚，然后隔了差不多十年之后那个问题出来就是找不到假老公找不到假老婆要他们结婚才发现，就跟电影一样。然后我就在搜索的时候，不知道那个电话是不是有监控，我收到两个信息，一个是在line，一个是在微信，就想说有中介问我要不要赚钱去结婚这样，我就发了个信息回了他说我有兴趣，然后就用了阿芳的资料，说我二十多岁什么什么，然后就跟他去拿那个资料，然后他打给我我也跟他谈了两次电话，真的问他这个流程是怎样，到第三次我说其实我不是有兴趣，我是一个编剧我在写一个电影，然后那个中介就屏蔽了我，就没再给我联系。然后我再通过其他朋友，他们有接触过这类案例的人，再拿资料。 做了很多资料创造出这个人物吗？ 黄绮琳：对，那个人物其实很像我自己，只是中间那个假结婚要办什么婚书啊手续那些要调查一下。 假结婚那块现在香港还有吗？或者说是不是比以前少很多了？ 黄绮琳：我觉得是，中国来香港应该减少了很多，因为我电影学院全都是内地同学嘛，其实他们每一年我们聚会的时候他们讨论的都是拿不拿身份证，其实在香港的情况好像是不拿比较好，就13，14年左右，然后过了几年就是可能可以申请一下吧，然后就是不，现在情况不好，所以其实我也挺了解他们对香港的看法，他们好像杨书伟一样，要不要去又不想去想去，这个心态其实我觉得也挺像我电影里面的。

这其实也是无法逃避，或者说您想逃避但又会不自觉去思考的一个问题，这些年香港一系列的变化，对您自身有什么影响吗？ 黄绮琳：这个电影如果是现在拍的话肯定是故事不一样了，太子也不是这样了现在，所以我怕里面有一点过时，剧情和中港关系都有一些过时。然后其实变化很大，我其实自己拍这个电影之前我31岁的时候拍，是完全没有想过要离开香港。然后18年的11月开始拍，到我们差不多拍完全部就是19年的5月，然后之后世界不一样啦。可能是那个变化比较表面化出来了，那个问题一直都在，只是把他表象化了一些。所以现在很长时间会想一些自己的将来会怎么样。我就也挺阿芳的，吃完那个福州面之后我要去哪里了，我下一步要怎样，我觉得这个心态其实除了香港现在这样的情况世界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外，也挺大关系是因为我爸爸在19年2月的时候走了，他离开了之后我可能会觉得我现在好像没有一个责任再留在香港，好像这个世界什么地方也可以试试去看一下。所以我就觉得有很认真去想我自己其实是不是要离开香港一下去其他地方这样。 是的，很多与其说是住在哪里去哪里，还是要我自己今后考虑一下更好，所以您选择要来日本学习？ 黄绮琳：对，拍完这部电影很长时间，除了三个月在日本之外，我刚刚在参加大阪电影节之前，我是在美国一个多月，然后就很多时候想说，啊30多年没有离开香港，不如去看看其实外面是长什么样的，也好去认识一下，也好去增加一下自己去创作的养分。 去年这部作品去金马展映，然后台湾观众有和导演交流感想吗？ 黄绮琳：有，很开心和他们交流。我觉得台湾观众都非常热情跟他们都看了很多电影，而且对电影的讨论都很认真，然后我也从他们的问答中学了很多东西。因为有一场跟他们一起看，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是杨书伟一出场只要他说的对白有自由两个字他们就笑，他们觉得中国人讲自由这个字本来就已经很冲突很搞笑，这个我是在香港没有的一个情况，要来观众他们对电影的理解他们的看法也跟自己当时的状态有很多关系，因为他们那时是在大选之前，就是那个气氛是很有趣的。所以就觉得在不同的地方，比如说之前有去韩国首尔，现在在大阪也有跟观众一起看，我就留意到亚洲不同地方对于电影中的笑点也不一样。比如说在日本，里面有一个台词是杨书伟问阿芳觉得是男生还是女生，他老婆的孩子，然后阿芳就是肯定是男生，因为女生的话你才不生，打掉。这个在日本也有挺大反应的，我觉得可能因为日本也是一个重男轻女的社会吧，我不知道，可能跟他们的文化也有关系，所以那个笑点跟他们的文化也有挺大的关系。

“日本观众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挺开心的” 这次在这种情况下（3月中旬，日本新冠疫情开始蔓延），您还能来到日本和观众交流，其实电影节组委会也非常高兴，很多观众也非常高兴。 黄绮琳：是很幸运，因为我之前一个月再美国不是从香港飞过来的。 公映结束后也在外面大堂和观众做了一些简单的交流吗？ 黄绮琳：可能不行，因为不能聚集（笑） 之前有对这个电影节有了解吗？ 黄绮琳：了解。因为之前几年都有看到香港的电影来，他们还有聚焦香港环节，因为是有合作。 这次您过来，虽然最终没能举行成Q&A，但您感觉电影节氛围怎么样？ 黄绮琳：我觉得日本观众的上座率是很好的（两场都满座），在这样的情况下，香港观众很多时候电影节啊买了票不去，然后或者是他们还有一个挺特别的，在香港日本电影节他们都不会看完片尾。然后在日本我去外面不是电影节看电影的时候，他们很多人都会看到最后。我就觉得日本人是不怕闷的，可以忍受整个片尾，所以我觉得很被尊重，这个让我挺开心的。

“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 这次您来日本学习日语，然后从小是不是也看一些日本作品，接受一些日本文化？ 黄绮琳：日本的电视剧我有看，电影也有，漫画我觉得每个人都会看一些，但我动漫看的不是特别多。主要是其实去我去大阪学日语是和我妈妈一起来的，我妈妈学了日语20多年，因为她有在跟一些日本人做生意，她是做皮具手带的，所以跟她一起来才开始接触日语，然后其实是很喜欢，很想留下来。 有什么深受影响的日本作品或者人物吗？ 黄绮琳：是枝裕和，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喜欢他吧。然后也有那个电视剧的编剧，坂元裕二，就看他的作品都觉得嗯，很有感觉。 在香港也有时刻关注着日本的新片之类的吗？ 黄绮琳：有，很多身边的人，我们70后80后都跟日本有一种不知为什么的情结，很喜欢日本，然后就会觉得日本出品的东西就是好东西。 那您自身认为日本的作品也好文化也好对您而言最大的魅力在哪里？ 黄绮琳：我觉得是认真，他们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岗位上都是非常认真，你看你去超市，他们收银员放那个东西，把东西放进篮子是放的那么的整齐，去美国去香港就是乱丢，你就会觉得人家一个收银的妈妈，都那么认真去看待自己的岗位，你作为一个导演，作为一个编剧，你有没有认真对待你写出来的每一个字，你拍的每一个镜头，我真的会觉得很羞愧，我真的要像日本的每一个人去学习他们的认真对待每一个东西。 这次这部作品参加亚洲电影节，其实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有很多亚洲各国的共同合拍作品，然后现在香港和内地合拍已经是家常便饭了，现在日本和东南亚的合拍也好，和韩国的合拍也好，包括韩国和菲律宾的合拍作品这次也在大阪亚洲电影节上公映，您觉得未来亚洲电影这块，特别是在【寄生虫】获奖之后会有什么更大的改变？ 黄绮琳：亚洲之间的合作我觉得应该是会越来越多的吧，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香港可能会被他们遗忘了，可能他们自己合作没有香港的份，因为我觉得可能，嗯，香港对于其他地方来说市场很小，我们要拿出自己的长处吧，我们香港比其他的地方有什么优秀的地方可以大家交流学习呢，是不是我们有特有的文化，还是说我们有特有的技术，还是想说有特有的想法呢，我们也需要加强自己各方面才会能跟他们学习交流的时候能互相的学习。

“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故事” 最后想问您，导演关于您自身的问题。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决定想成为电影导演的？ 黄绮琳：其实每一次回答这个问题我都有一点害羞跟觉得羞愧，因为其他都会说我从小就想当一个电影导演，但我却不是，其实我以前主要是喜欢写东西，中文中文比较高分的样子，会写小说啊，有写歌词。然后长大了，念完大学，其实我是生物学系的，念完之后觉得科学好像不是我整个人生想对着的，所以我就想说，再念一个研究生这样子，然后就报了两个，一个是广告一个是电影，电影是三年，广告只是一年，然后就说啊我不想找工作念三年比较好，可以多三年再毕业，就选了浸会大学的电影，选了之后就觉得其实也挺开心的，写东西拍东西，然后就毕业之后就去当编剧。当编剧跟其他导演合作有时候就想说，你拍出来的东西不是我写的东西，有时候会失望，有时候是不同，但是有些故事也想自己去表达，所以【金都】这个剧本很有我的个人特色，所以就想自己去拍咯。 您第一次拍片什么感觉 黄绮琳：其实拍的时候很没有信心，每天都在想我要死了，我以后不拍了，拍完这个我就做编剧算了。但是拍完之后，上映后有一些好的评论，有时候也会偷偷想，嗯，下一个作品要干嘛干嘛。 下一个作品有什么头绪吗？准备拍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黄绮琳：有，去年来这边念书，班上面有很多来自不同国家的同学，然后听他们说为什么要来日本，然后听到很多爱情故事，听了很多有趣的生活的故事，所以想拍一个关于香港或者台湾来日本定居的女生跟也是从海外来日本的一个男生的一个故事，感觉风格会比较，也是关于人口流动的。 摄影：朱恒斌 整理：Ruby

买下《金都》的票时，金像奖还没有上映，豆瓣上的简介看起来就像一部简单的香港都市片。而当我坐到电影院的时候，金像奖已经公布，《金都》斩获「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和「新晋导演」两项大奖。而至我走出电影院，实在觉得实至名归。 影片播放到末尾的时候，同排的三个人先后都哭了，我们彼此间交换了目光，可能是同感，亦可能是好奇。于我而言，我是找不出一个可以精确描述的哭点，只是觉得一拳轻轻打在了心脏的某条缝上，就像磕到手肘末端，疼得很，是因为精准击打到了某条神经，但往往不是故意的。 《金都》，就是这样的温柔一拳。

影片开始于弥敦道的金都商城，邓丽欣饰演的张莉芳（阿芳）在婚纱店工作，男友Edward是另一家婚庆摄影工作室的老板，两人同居已有时日，相处的日常也像是夫妻。阿芳是个称得上懦弱的女人，看了一眼乌龟，店主误会她要买，她也不再计较，付了钱就走。Edward是个很传统的男人，他嫌她衣服领口太低，又想扔掉她的超短裤。他的妈妈也是一样，不由分说就带人进来看房子，吓得她赶紧抓起连帽衫，才不至于被外客看见家常睡衣。选房也是如此，她本来心心念念要离开太子的旧楼盘，结了婚就搬新房，但无奈自己积蓄不够，又被男友一句「那就不用搬家了嘛」堵了回去。 阿芳的生活好像一切女性的困局，话到了嘴边往往没说出口，只是撇撇嘴——反正男朋友是因为爱我，反正未来婆婆要帮我们买房，反正他懒得搬家，反正这世界上的事情总不那么尽如人意，那就算了吧。 看到这里，还以为影片关系的不过是你情我爱、婚丧嫁娶。 可是不然。 阿芳没有告诉Edward，自己曾经结过婚，不是前男友，而是一个她根本不认识的大陆人杨树伟。杨树伟为了拿到香港居留权，委托中介办理结婚，她从中介那里拿了中介费，以为离婚的事之后也会处理妥当，却不曾想中介早已被抓走，而她更是无从联系上她的「丈夫」。好巧不巧，路过转角又遇上了杨树伟，他希望她帮他办妥居留，之后他们便离婚，一切妥帖。

关于自由和婚姻的争论就此掀开。 杨树伟不懂阿芳为何着急结婚，他眼里婚姻仍然是牢笼，是束缚，他向往自由，所以他想要香港居留权，想拿着可以通行多个国家的护照四处游玩。 而阿芳也不明白杨树伟到底为何要居留，说不出结婚是为了什么，甚或可以说，她不明白他所说的「自由」到底是什么。她只知道不可以使用微信，因为会被监听。（我不知道，别问我） 对于阿芳来说，她一直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土地上，却并不清楚自己拥有着旁人羡慕的权利，她如今即将一脚踏入婚姻的围城之中，仿佛要放弃了所谓「自由」，可她到底放弃了什么？ 是择偶的可能性吗？她并没有想过要出轨。 是那些反复被吞下的情绪吗？她一直以来都是这样隐忍的。 还是操持家务、生儿育女的家庭责任？她好像也没有细想过。 踏入婚姻，她到底放弃了怎样的自由呢？ 杨树伟所要的那种自由，是天高海阔任余飞，是在思想上、通行上都不需要被束缚。这样的自由，阿芳有，她却不知道自己有，她的生活被长久地困在太子，困在金都，困在狭窄的房间里，困在一直漏水的天花板里，困在手机里男友随时随地的信息里，困在男友永远不会摆正的指甲刀里。 杨树伟要的「自由」离她的生活似乎比离杨树伟的要更远。 杨树伟呢？他辗转多年，又投入了十几万，就是为了一纸居留证，他也始终不理解步入婚姻的必要。对他来说，自由是前世的呼唤。 但人世无常。因为女友怀孕，居留证下来得又太慢，他放弃了那一纸居留，决意步入婚姻。阿芳再见到他时，他把旅行箱装满了儿童用品。 阿芳的不自由，堆在生活的琐事里；而杨树伟的自由，也让位给了家庭的责任。 阿芳问：「你不是说结婚就不自由了吗？」 杨树伟说：「不结婚就自由了吗？」 两个人的因缘际会缓缓将「自由」的意涵舒展开来，它被放在两个议题中讨论：一是婚姻，一是体制。 可「自由」到底是什么呢？ 是具象的生活琐事，还是抽象的天赋人权？是摆脱束缚，还是承担责任？自由到底是不是那一张居留证、或者那一张结婚证就可以给予或者约束的呢？ 影片模模糊糊给的那个答案是：自由，就是不自由的反义词。换言之，如果没有经历过束缚，就难以知道什么才叫自由，也只有不自由的人才会知道自由到底「可以」是什么。所以，杨树伟能感受到的「不自由」和阿芳感受到的「不自由」断不相同。

那么到底什么人拥有自由呢？可能是Edward吧，他是香港人，他还没结婚，就算结了婚，他也是「入侵别人领地」而非「丧失领地」的那一个。但他比起杨树伟来更像一个在所谓「不自由」的环境中成长的人。他的思想并不开阔，恐同、控制欲强，还有处女情结。 影片至此又触及了另一个命题：自由的环境代表着自由的思想吗？ 而导演的答案是未必。 影片到最后，邓丽欣独自一人坐上了去福州的大巴，把杨树伟给她的佣金交给了他的女朋友小玫，Edward帮她开了数据漫游，她却关了手机，关了GPS，不愿再做被监视行踪的傀儡。影片似乎有意要说她明白了何为自由，或者，起码她要开始捍卫那些属于自己的权利。她向前走的姿态，好似光明就在前方。 然而，前方就是自由吗？ （文章首发于微信公众号“不等来日方长”）

作者： PrincessNoodles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影片《金都》中，导演黄绮琳则展现了：就连准备婚礼这件事也可以成为爱情的坟墓。 《金都》是导演黄绮琳的长片处女作，在第39届金像奖上提名了包括最佳编剧、新晋导演、最佳女主角、最佳男主角等在内的8项大奖，并最终拿到新晋导演以及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 此前在各大影展放映时，《金都》也收获了很多好评。高口碑以及奖项加持，可以说这就是今年最值得一看的港片了。

《金都》讲述了一个关于婚姻与自由的故事。 女主角阿芳在金都商场的婚纱店工作，与婚礼摄影师男友Edward相恋7年，即将步入婚姻殿堂。 在准备婚礼事宜之时，阿芳的秘密被男友发现，原来她已和一个大陆人结婚十年之久。

十年前，为爱情离家出走的阿芳没钱付房租，只好通过中介出卖了自己的婚姻——和大陆人杨树伟假结婚。为了能和男友顺利结婚，阿芳需要帮助杨树伟拿到单程证，对方才愿意离婚。 而在与杨树伟离婚以及准备婚礼的过程中，阿芳发现自己并不是很爱男友Edward。 影片中充满了对于婚姻的讽刺。在电影前半段，导演在不遗余力地告诉我们：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就是不自由。 无论是外部环境还是内心，即将步入婚姻生活的阿芳都处于封闭的、被压抑的状态。

片名叫《金都》，观众在电影中却看不到光鲜亮丽的国际大都市，取而代之的是鱼龙混杂的婚庆商场、不见日光的地下室走廊、逼仄的出租屋、邻居家轰鸣的装修声……

金都商场是香港的婚庆商场，贩卖婚庆用品，此为金都商场内景

而正是这间漏水、厕所刚刚好只能容纳一个人的出租屋，即将成为阿芳的婚房。尽管阿芳讨厌这个房子，尽管她也曾询问过房产中介想要买新房子，但由于是男友Edward的母亲付首付，所以他对于阿芳的抗议置若罔闻。 阿芳没有选择婚房的自由。

两人租住的拥挤的出租屋

而在亲密关系方面，阿芳和Edward则像是生活在一座巨大的巴别塔中，无法沟通交流。 在见到昔日同居好友之后，回到家中的阿芳明显若有所思。当阿芳提到自己的过去时，Edward用一个类似“企鹅肉”般的笑话接过了阿芳的话。

谐音梗冷笑话：李洁芬=你结婚

Edward对阿芳的控制欲极强：不让她穿露肩带的毛衣、过短的牛仔短裤；一分钟不回信息就会对阿芳进行短信轰炸…… 阿芳说：“如果让Edward选择我车祸死或者和别的男人暧昧，他一定会选择我被撞死。”

Edward的母亲也不尊重阿芳：她来阿芳家从不打招呼、自作主张地决定办酒席、擅自扔掉阿芳的乌龟……在她的世界里，阿芳的想法并不重要。 阿芳就像是她买下的那只乌龟一样，被即将到来的婚姻和社会囚禁在一个四四方方的盒子里，抬头就是她那一眼就能望到头的未来。 和大陆人的婚姻是假的，但她和Edward的婚姻又有几分真呢？明明不再喜欢对方了，却由于世俗的原因硬着头皮结婚，算假结婚吗？ 和为了金钱的假结婚相比，哪种更虚伪呢？

大陆人杨树伟的婚姻观则和阿芳的完全相反。杨树伟和阿芳假结婚是为了拿到香港身份证，想要去美国，想要自由。 他的话语字里行间都透露着对婚姻的不屑：“蠢人才着急结婚”、“结婚证书有什么用啊，有屁用”、“我告诉你，结婚之后更没有自由”……

有趣的是，在电影结尾，导演似乎又推翻了自己“婚姻=不自由”的论断。 杨树伟和阿芳的人生进行了互换。想要自由的杨树伟选择了和女友奉子成婚，放弃了他等待十年的自由；而阿芳则离开了男友，选择了不结婚。 结婚后的杨树伟对阿芳说：“不结婚就有自由了吗？那你想去哪里？你想要做些什么呢？” 阿芳没办法回答。

导演在借杨树伟之口发问，但她也没有给出观众答案。她只给出了阿芳离开男友后，在惠州小面馆里一个人轻松吃面的镜头。 娜拉出走之后的故事，留给了观众去想象。

这是导演黄绮琳的长片处女作，在此之前，黄绮琳的身份是编剧和作词人。 《叹息桥》《玛嘉烈与大卫绿豆》均出自她手，那首入围了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的《金都》，词作者也是她。 正是因为有此前的编剧经验，《金都》剧本的完成度十分高，完全没有处女作的生涩。 导演本人也曾在采访中说到：“为电视剧写剧本是一段很好的经历，很能锻炼你对剧本的执行能力。很多没有做过电视剧的创作者在执行剧本的时候可能会异想天开，但很难做到，我对剧本的执行能力得益于这段经历。”

导演想要通过Edward对于阿芳的控制来体现阿芳的不自由，所以Edward显然不是一个讨喜的人物，但高级的是在导演并没有刻意丑化Edward来达到她的目的。 Edward并不是一个工具性的丑角，他更像是我们生活中就能遇到的普通男性。他有一些让人难以忍受的缺点，但他对女友的爱也是真的，在阿芳的乌龟被母亲放生之后，他去给阿芳买了一只新的乌龟。

导演给Edward写的人物小传中有这样一段： “Edward的人设是在英国修读电影，但回流香港后却放弃拍电影，以妈妈的资金在金都商场开婚摄店。小套房是妈妈给他租的物业，墙上固然有不少电影海报。更有一场戏，Edward如厕时手上拿着电影书，这些侧写了他对电影的喜爱。可惜现实中，他的事业却离理想越来越远，电影是曾经的梦想，除了婚姻，人生中还有许多的烦恼，能让Edward这名角色更立体。”

Edward手中的书是《电影诗学》

而杨树伟也不同于以往我们在香港电影中看到的大陆人形象。 港片中的大陆人形象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而产生变化，但无论如何，从《打蛇》到《恐怖鸡》，再到《榴莲飘飘》《低俗喜剧》，大陆人的形象总避不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刻板印象。 但在本片中，作为一位介入港人生活的闯入者，杨树伟并不是张牙舞爪、面目狰狞的，抛开了极端又夸张的想象，这一角色反而让人觉得很真实。这和导演自己的经历有关。她所就读的浸会大学里有很多来自大陆的学生，“杨树伟这一角色，有着不少当时我在浸会大学跟大陆同学相处的养分。”

大陆人和香港人假结婚是一个带着社会议题、很容易变得偏激的故事。想要丑化其中的一个角色很简单，但导演始终带着温柔去对待每一个角色以及她想要讨论的议题。 两个来自不同地区和文化环境的人相遇，互相改变对方，这不是两种意识形态的激烈碰撞，更像是两个真实的人的相遇。

昨天《金都》发布蓝光碟之后，导演黄绮琳更新了豆瓣短评：“看完之后想给钱的可以私信我！（觉得不好看也要给钱的喔）。”可以说是很可爱了。

采访中，导演透露自己的下一站是要去日本学日文。请一直温柔地创作下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