雌雄大盗

        让我们先记住这些名字：Bonnie & Clyde; Thelma & Louise; Mickey & Mallory.他们分别是电影《雌雄大盗》，《末路狂花》，《天生杀人狂》的主角。对我而言，这三部片子有惊人的相似：都是情侣以极端方式对抗社会（注1 :《末路狂花》的两名女主角有惊人的lesbian嫌疑，该片有很强烈的女权主义暗示，此处先不论。 注2:极端方式：持枪杀人，甚至滥杀无辜）；都是不被社会所容的通缉犯;在片尾都经过了一番生死决战。           但是三部电影的结尾却大不相同：Bonnie和Clyde被乱枪打死； Thelma和Louise 是在警车围捕下，不屈地驱车跃下悬崖（跃下悬崖的定格是我无法忘却的画面，多么让人印象深刻的宣言）；而Mickey是Mallory是被抓进警局后，一番浴血奋战后全身而退，其壮举被电视台一不怕死的编导全程跟随直播。考虑到这三部片子的成片年岁，结局的逐步更改很有意思。        这样的片子，不能用俗眼去看它们。在它们的主角杀人越货，挑战传统道德界限的背后，唱的是同样一首，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的挽歌。        去年，曾在CNN网的头条读到过一条新闻：一对银行破产的年轻情侣，抢劫了七百万美金潜逃，后被抓获。有趣的是，新闻特别提到，他们在远走高飞前，还悄悄在房东的门口停下车，往邮箱里放进了当月的房租。可能是也觉得诧异，该记者借一位受访人之口写道：如果我是抢劫了七百万的在逃犯，谁还会记得付几百块的房租? 该记者似乎对他们满怀同情，在讲述了房东对他们的好评价后，还引述了其中男孩子（似乎就二十出头，确实就只是一个男孩子而已）的博客，其中有一句话我一看就深深地记住了，在他的最后一篇博客中他写道：”I’m not for this world, this world is for me.”        “I’m not for this world, this world is for me.” 新闻里的这句话不正是我们三部电影主角的宣言吗? 曾经的家庭主妇Thelma & Louise面对男性世界的冷漠与猥亵，一旦举起枪反抗就不能放下；在小镇生活中压抑烦闷致死的Bonnie跟Clyde第一次抢劫后，兴奋得一路对他狂吻； Mallory在 Mickey的帮助下凶残地杀死了总是猥亵她的父亲，却温柔地对弟弟Kevin说：你自由了，跑吧，跑吧。从此天涯海角的反叛路，是要走到山穷水尽玉石俱焚也不肯低头不肯妥协。        我爱他们的决绝。我也能理解他们的决绝的出处。－－是俄底浦斯，西西弗斯那样的人物奠定了西方的基调：英雄与命运的抗争。从希腊时代就开始的航海与探险，一直到近代的美洲拓荒，西方文明一直由这样的英雄主义与个性主义担当重任。        一个英雄，或者立志做英雄的人，如果生在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他可以去发明飞机火箭，电灯电话，唱片电影。生在一两个世纪前，他自可以到美洲拓荒，与天地战斗，错误而英雄主义地屠杀土著，又将殖民者赶出美洲获得独立。再早一点，他可以随哥伦布，麦哲伦去航海，与海盗浴血厮杀，在新大陆发现丰美的资源和财宝。再早一点，他可以是古堡外守护的骑士，为美丽的公主效忠。         －－ 可是，不幸生在今天的西方的人们，注定没有生在产生英雄的时代…...一切发明早已奠定现代文明的基础。三权分立，民主选举，舆论监督都设立了。银行，社保，工会，教育体系…… 政客的虚伪，机构的冰冷，媒体的喧嚷，一切都被那么天才地设立了。一切体制的过失都被预先谅解了，被过度诠释了。Where are the individuals? Where is the individualism?           摇滚吗? 大麻吗? 性自由吗? 嚎叫吗? 海洛因吗? 后现代吗?            一切都显得那么不彻底，如同歇斯底里地自慰迎来的高潮，如同任性自私却不知所措的孩子。           电影里，我们的三对主人公出发了。 他们一开始总是受压迫的对象，出自对彻底反叛的需求方才走上漫漫不归路。 他们青春美丽，是报纸的头条，他们时尚前卫，被人们热爱崇拜，他们有青春的暴戾，又饱含青春的热血，激情，爱与勇气。Mickey & Mallory的照片出现在时尚杂志的封面， Bonnie & Clyde们的Barrow帮，也常被人认出围观。他们受欢迎，因为他们做了每个人都想做而不敢做的事。就像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他们挺身而出，以个人之力向发达而冷漠，整齐划一的体制挑战。他们是耶稣的另一张面孔。他们是一个曾经英雄辈出的文明在现代化，工业化，体制化的世界中，个人主义的最后的挽歌。        你看见吗? 当 Bonnie & Clyde 落入陷阱，被乱枪射死，前来检查他们尸首的警察们，是那么忐忑而萎缩，如同射杀了神的凡人，在检点自己犯下的罪。你看见吗? 当 Thelma & Louise飞车跃下深谷，镜头停滞了，如同时间停滞了，如同一切人都在向她们致敬。你看见吗? 在更彻底的《天生杀人狂》里，Mickey & Mallory浴血扫除敌忾，全身而退，摇滚乐响起,似乎在宣扬为英雄而唱的颂歌。我喜欢 《天生杀人狂》的电影原声，尤其喜欢那首”waiting for the miracle”,第一段歌词是这样的:Baby, I've been waiting, I've been waiting night and day. I didn't see the time, I waited half my life away. There were lots of invitations and I know you sent me some, but I was waiting for the miracle, for the miracle to come. 宝贝我还在等着我一直在等着该来的没有来 半生已经过去了有许多邀请，我知道你也曾给我，但我一直在等着等待奇迹，等待奇迹到来     等待奇迹久久不至，就像等待一个不到的戈多，几乎是一个时代的年轻人的写照。不同的是等待奇迹不到的Mickey，他拿起枪自己行动了，是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奇迹，以慰籍那久久不至的等待。而性无能的Clyde在经历无数枪林弹雨之后，终于有了性能力，那也是这样的反抗造成的给自己的奇迹。    他是真的爱她，而这是他爱她，给她自由的方式，极端了点，古怪了点，可是她懂得。Bonnie懂得，Mallory懂得，———— 所以，他们成为了电影中的一个传奇。不为犯罪，只为爱情。      承认吧，在多少个暴风雨的夜里，年轻时候的你心中，也曾闪过一丝不知如何是好的惶惑，和天涯浪迹的冲动，在被世俗生活磨光锐气以前，你心中一定也盘旋过这样的一句话 ————       “I’m not for this world, this world is for me.”     让我们记住这些名字：Bonnie & Clyde; Thelma & Louise; Mickey & Mallory.

一开始，他们第一次的抢劫，是克莱德呈能般持枪抢了路边的杂货店。两人逃跑到野外，邦妮抱着克莱德热吻，克莱德却惊慌失措、举止慌乱。克莱德不是纯情小男生，也不是传说中的柳下惠，他可是有前科的罪犯。但他为什么没有像一个正常的男人回应一个女人的索取呢？克莱德含蓄的说，我不是个好情人。如果这个时候尚不足以确定克莱德“不正常”的现实，再后面的旅馆中，克莱德再次没有和邦妮更进一步，还有某次夜晚，邦妮醒来伤心地注视睡在身旁的克莱德，真相呼之欲出----克莱德是个性无能。倘若克莱德有强劲的性能力，故事可能更会像天生杀人狂一般，如果他们依旧要走抢劫杀人之路，是一种欲望放纵的浪漫。但在这里，邦妮和克莱德的“恶行”是压抑的。克莱德只能通过现实的枪和抢劫来显示他的雄性，来表达对邦妮的感情。如邦妮写的诗一样，克莱德虽是一个小偷，但他善良，并没有天生嗜血杀人的本性。同破产农民的相遇，让他们痛恨银行，再后来便有了Barrow Gang，他们骄傲着说我们是抢银行的。不管真实的克莱德是否性无能，片中他的这一状况很容易被看成一种隐喻。故事的背景是大萧条时期，经济衰退、社会败坏，克莱德的性无能便是社会的性无能。而在拍摄电影的60年代末，经济虽然不再是问题，年轻人面对的精神困扰却更大。越战的梦魇在无止尽地继续、大麻LSD正在蔓延、性解放在蓬勃发展、摇滚乐成为年轻一代的毒药和安慰剂，社会面对的是一种精神性无能的状况。最大的喻意，也是邦妮和克莱德成为里程碑的原因，此时的好莱坞正处在性无能的状态。此前好莱坞的作品同整个时代背离，死气沉沉。1967年，邦妮和克莱德同毕业生这两部应时之作的问世也宣告新好莱坞一代的开始。之后便是众所周知的各大导演崛起，科波拉、奥特曼、卢卡斯、西科塞斯……克莱德的性无能成为好莱坞勃起的标志，可当时的好莱坞没有承认。第二年的奥斯卡，邦妮和克莱德几大奖项落空，他们只能不满的叫道，我们这伙抢银行的被人抢了！在克莱德和邦妮最后逃亡的日子，一个阳光的野外，克莱德做到的他之前不曾作到的事情。他忐忑的问邦妮，怎么样。邦妮回答，你表现得完美。邦妮平静温柔的语调让人觉得这是一种安慰，但那时他们之间这个已不是问题，邦妮对克莱德的感情在生活变化中得到了满足。而那个性无能的时代，观众们看邦妮和克莱德得到了满足。

越狱、杀人、打劫平民——但美国人爱他们，这就是邦尼和克莱尔传奇的吊诡之处。在这个国家，“银行大盗”不仅是明星，而且是英雄，甚至在抢劫时有人向他们索要签名；在他们伏法与乱枪之下后，有“狂热粉丝”想花7500美金，从克莱德父亲那购买他的遗体；邦尼的坟墓更是围满了公祭的鲜花，仿佛那里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犯。”《雌雄大盗》更是以颂歌般的升格镜头，将这对劫匪情侣捧上神坛。……然而，电影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雌雄大盗”背后真实的故事，不仅与美国人的意淫相去甚远，甚至有些龌龊与不堪。

在美国FBI的官网上，“邦妮和克莱德”一案被访问了无数次。案情简介是这样开头的： 1934年5月23日，路易斯安那州，什里夫波特。克莱德·巴罗(Clyde Barrow)，臭名昭著的德州杀人犯，以及他那个爱抽雪茄的快枪手女友——邦妮·帕克(Bonnie Parker)，今天在德州骑警的伏击中遭到射杀——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戏剧化、最跌宕的伏击行动之一。

图为吉布斯兰154号高速公路附近的伏击地点

当天早些时候，由德州前游骑兵队长Frank Hamer率领的队伍，在一条小路上埋伏，屏息静待那辆从远处开来的福特V8。9点15分，目标从远方驶来，以每小时85英里的时速冲进了这个精心罗织的死亡陷阱。 Hamer认出了那辆车，司机正是通缉犯克莱德。六枝自动步枪一起向车厢扫射，枪声之大，Hamer说他的耳朵在几个小时之后还是聋的。

车身上布满弹孔。

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里，六名骑兵一共发出了167枚子弹。几乎未经抵抗，这对“危险的美国情人”当场死于乱枪之下。

克莱德的夹克同样布满弹孔。

据法医统计，约莫107发子弹射入了两人的身体。即使邦妮从未被判死罪，她的身体还是被50余发子弹打成了筛子。 总指挥官Hamer事后对媒体说：“我讨厌对一个女人下手，尤其是她坐着的时候。但在那种情况下，不是她死，即是我亡。” Hamer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若干年后，他会以一个复仇的、萎缩的警察形象出现在大众银幕上，也没想到，伏法在自己手下的邦尼和克莱德，倒是成了美国人的偶像。

邦妮和克莱德的遗体

从平民到劫匪 时间倒回至1930年代初。彼时，“美利坚的精神大厦”轰然倒塌，翻开中西部的地方志，大量的笔墨用在了记录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上。 “找不到工作的1500万美国人成了流民，还不上钱的农民成了银行的佃农。俄克拉荷马大批农民破产逃荒，宾夕法尼亚州的乡下人吃蒲公英和野草根。而贫富间却有着非常壮观的差距，衣着体面的富人依旧开着漂亮的轿车。” 和其他达拉斯贫民窟的孩子一样，克莱德也共享着那个时期差不多的贫困。在加入海军的申请被拒之后，他便和哥哥一起，干起了抢劫、偷车的勾当。

17岁那年，克莱德因未返还租车而第一次被警方逮捕。

1930年一月，克莱德在朋友的家庭聚会中遇到了正在制作热巧克力的邦尼。 当时邦尼19岁，父亲去世后，一家人迫于贫穷，搬到了素有“魔鬼的后院”之称的西达拉斯贫民窟，而辍学后的生活就是一份没有出路的端盘子工作。 几乎是在一瞬间，邦尼就爱上了克莱德的孩子气。“他穿着西服和开车的样子让我着迷，尽管我知道那很可能是偷来的。”很快，她就适应了克莱德的“生活方式”。

不久后，尽管家人极力阻止，但邦尼还是加入了巴罗邦的犯罪狂欢。图为1933年，邦妮和克莱德拥吻的照片。

1932年出狱后，克莱德和邦尼招募了几名同伙，开始了打劫生涯，其中包括了他的哥哥巴克，以及嫂子布兰奇。 这一年4月，克莱德与同伙在德州Hillsboro打劫一间小店时闹出了人命。 不过，这并非他第一次杀人。在Eastham 监狱服刑期间，他不仅要忍受狱警的虐待，还要忍受一个犯人的鸡奸，一气之下，克莱德用铅管敲碎了他的头骨。

Eastham 监狱农场的守卫正在监视高温下劳作的囚犯。

两年后，刑满释放的克莱德因前科累累，经常受到警察的盘查。克莱德对母亲说：“他们不会让我自由的。我要和他们一起下地狱。” 而面对巴罗邦的成员，他则强调：“犯罪的最终目的不是发财，而是要为自己待过的 Eastham 监狱带来变革。

事实证明，克莱德确实履行了“诺言”，1934年1月，他走上了劫狱的道路，释放了四名犯人并说服他们加入了巴罗邦。图为巴罗邦男性成员合照。

从通缉犯到美国偶像 从1932年起，巴罗帮就开始频繁地进入公众的视野。 两年间，他们沿着美国中西部的洲际公路，撕出了一条血路。当他们最终在Bienville教区附近被捕时，已有13名被害者遇难，其中包括9名警察和4名无辜平民。这足以让巴罗邦与同时期的“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全民公敌”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纳尔逊齐名，在美国“犯罪名人堂”里争得一席。

1934年，克莱德的犯罪记录，包括谋杀、抢劫等数项指控。底下是一则警告：“此人极其危险，逮捕他的时候必须非常小心。”

彼时，美国警察并无权跨州执法，巴罗邦游击战式的跨州作案，让各州警方都很头疼。 而美国大众却似乎被他们罗宾汉式的冒险深深迷住。新闻出版社喜欢称他们为“亡命路上的罗密欧与朱丽叶”：“面容姣好的无名之辈，在银行不为人所喜之时，对其进行了抢劫。” 在一篇专栏文章里，作者认为“他们年轻，做了自己想做的事”，而邦尼作为一名女性角色，“她的存在让他们‘成为不可替代的个体’之愿望显得无比真挚。”

1933年，邦尼开玩笑地用枪指着克莱德。后来，这张照片在报章中多次出现，成了二人最著名的照片之一。

1934年的复活节，克莱德一行又在德州一个小镇枪杀了两名公路警察，这时，民意才开始转向，认为他们必须接受法律的制裁。 五天之后，60岁的警察坎贝尔成了巴罗邦的最后一件牺牲品。此时，德州及联邦警察发动大批人力，誓言死活不论，务必要将他们全都问罪。

在1933年的一次围捕中，受了重伤的巴克和布兰琪被警方逮捕，克莱德、邦妮则再次逃脱。

1934年的春天，巴罗邦的好运气用尽了。 几周后，为了争取儿子能够从宽处理，梅斯文（巴罗邦成员）的父亲配合警方，将邦妮和克莱德引到了那条僻静的小路上。

每隔一段时间，一伙人会回到其中一人的家乡探望亲人，这一点正成了警方设置埋伏的启发性线索。

其余几名巴罗邦成员分别在各州逃窜，后来悉数落网并接受审判。

在邦妮和克莱德被射杀以后，警方留在原地，等待验尸官的到来。前来围观的人越来越多，人们疯狂地涌入车中收集“纪念品”。 有人想割下克莱德的耳朵，有人想割下他的手指，有人带走了邦妮满是血迹的裙子一角，有人收集了一捆她的头发。 当验尸官韦德来到现场时，几乎每个人手里都拿着搜刮来的“纪念品”，从金属子弹外壳，到车窗抖落的银色玻璃碎片。

邦尼的尸体被人群围堵

人群围着车子搜索纪念品，马路被堵得水泄不通。

二人的死讯传开后的12个小时内，小镇的人口从2000人激增到了12000人，人们纷纷从不同的州、市赶来，想要一睹一代大盗的遗容，当地酒吧的啤酒价格因此而涨了一倍。

邦尼的母亲也前来认尸，之后，她坐在一张椅子上流泪。

几天后举行的葬礼也是热闹空前。 粗略估计，约莫有两万人前来参加邦妮的葬礼。许多人送来了鲜花，包括“漂亮男孩”弗洛伊德和“社会公敌”约翰·迪林杰。其中最大的一束来自达拉斯的报童，因为死讯使得报纸的销量飙升。 很快，邦尼的坟墓成了一个香喷喷的化妆盒，仿佛里面装的是糖果，而不是死亡。

邦妮的葬礼，送行队伍规模巨大。因为人太多，葬礼附近甚至支起了卖爆米花和糖果的小摊。

克莱德的葬礼

克莱德的葬礼同样引来近万人围观，有人甚至想用7500美金从克莱德的父亲那里购买他的遗体。 就连开枪射杀他们的骑警，事后也想要一点“纪念品”。Hamer和他的同事们收藏了福特车上找到的枪支，以及克莱德用来迷惑警方的5个假牌照，另外，还带走了邦妮放在车里的衣服，以及克莱德的萨克斯。 邦妮的家人要求警方归还这些物件时遭到了拒绝。后来，这些东西都被当作纪念品高价拍卖掉。

4名德州骑警和车上搜到的物件合影，包括三支冲锋枪、六支自动手枪、一支左轮手枪、两支弹射猎枪和充足的弹药，以及一些假牌照、地图、杂志和一件大衣。

劫匪死了，留下一地自由的错觉 在几个月内，亡命之徒约翰·迪林格和“娃娃脸”尼尔森也迎来了相似的结局。 对于大多数犯罪分子来说，死亡就是故事的结尾。然而，射在邦妮和克莱德身上的107发子弹，却持续地发挥作用，激起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

“逃亡之车”福特V8后来多次出现在大银幕上，成为“侠盗猎车”的重要元素。

关于邦尼和克莱德的案件研究、生平报道此起彼伏，两人的“传奇事迹”逐渐成了歌曲、书籍和百老汇音乐剧的主题。 这种狂热一路高歌猛进，并在60年代达到高潮。 1967年，电影《雌雄大盗》横空出世，旋即成了新旧好莱坞的分水岭，不仅收获了可观的票房，还斩获了两座奥斯卡小金人。而作为角色原型的邦尼和克莱德，也从恶棍、逃犯，一跃成为了荧幕偶像。

《雌雄大盗》剧照。片中的经典台词“我们是抢银行的”，长久以来为影迷津津乐道。

在电影中，邦妮与克莱德来到一个农户家中，农户面有戚色说：“银行打劫了我的家。”二人回到车中，沉思了一会儿，面带兴奋，做出了抢劫银行的决定。 婴儿潮一代马上被这种“反政府的英雄”俘获，在“依然失败的经济体系”面前，年轻人不约而同地向往起“邦妮与克莱德式”的野性、流浪和垮塌——这种叛乱精神，与60年代的反文化大潮不谋而合。

1932年，邦妮叼着雪茄，手持M1918勃朗宁手枪，站在偷来的福特汽车前，妩媚又颇具杀伤力。这张在巴罗邦藏身处发现的照片，因为邦尼“颇有个性”的人设而在当时广为流传。

“人们正合力设计一种情感的新的出口。”达拉斯的历史学家John Neal Phillips这样解释近乎泛滥的“邦妮和克莱德现象”。 就像他批判的那样，“自由”被误用的后果很快便初见端倪。人们声称“人是自己的主宰”，购买枪支是为了“给人民保护自己和家人的能力”，购买毒品是因为“人民有权决定什么东西可以进入身体和血液”。 一时间，到处都是自由错觉的碎片。 滤镜之外，最真实的犯罪与逃亡 “在公众惯用的滤镜下，他们的故事似乎比泰坦尼克更触动人心。但我不认为那是解释事情的最好方式。”PDNB画廊的馆长Burt Finger认为。 事实上，滤镜和现实之间的差别，就像光明和黑暗一样，相去甚远。

长期盘踞在报章头条的“雌雄大盗”

1968年11月，琼斯W.D.（巴罗邦成员之一）在接受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否定了媒体对其团伙在30年代的作案描述，也不承认银行大盗的身份。 “我与克莱德和邦妮一起的时候，他喜欢打劫菜市场，加油站或饲料商店。我们为何要抢劫银行呢？那时西南部的银行里的钱寥寥无几。” 事实上，大多数时候，他们进行的都是极小数额的抢劫，有时是五美元，有时是十美元。从便利店到加油站，一次次打劫着在大干旱中苦苦挣扎的劳动者。同时期的劫匪，约翰·迪林格甚至不屑地认为，巴罗邦“只会偷孩子们的牛奶钱”。

1933年4月，克莱德手持一把机关枪，坐在抢来的福特车前。随着更多“持枪照”的曝光，人们对“银行大盗”的形象深信不疑，而克莱德自始至终都是个眼高手低、顾此失彼的小镇男孩，作案手法被认为是拙劣的。

至于公众塑造的“劫富济贫的银行大盗”——他们的确试图将1500美元从波提奥的中央国民银行中抢出来，然而，有目击者称，他们冒了险，最后只带走了1.75美元。 而美国记者Guinn更断言，大多数大萧条时期的银行抢劫案，都是在受贿职员或当地警察的协助下进行的。事实上，无论是邦妮和克莱德，还是约翰·迪林格，都很少能在其中获益。 另外，他们的生活也不如传闻中那般荣光四射。 一伙人的日子，几乎是一天喝掉一箱啤酒，在麻醉中彻夜地玩纸牌，没钱了就去打劫。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们甚至不敢到任何餐馆去吃饭，每日只能吃罐头里冰冷的猪肉和豆子，在偷来的车子后座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巴罗邦在逃亡前，曾在一所破房子里短暂逗留。

遭到过巴罗邦绑架的警官博伊德，曾经和两人度过了真实的一天。当他们越过肯萨斯州界时，博伊德被释放。他问邦妮是否有什么话想带给公众和媒体。 “是的。”邦尼回答：“告诉他们我从来不抽雪茄。”

1933年，逃亡中的邦妮和克莱德窝在树林里清洁枪支。

也许就像美国记者 Jeff Guinn 在他的新书中所说的那样，人们对于邦妮和克莱德的狂热，以及他们的故事被不断传颂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满足了经济大萧条下，人们反抗政府、反抗富人的幻想，以及对某种惊心动魄的爱情的向往。 就像《雌雄大盗》的宣传语：“他们年轻，相爱，也是杀人凶手。” “只要梦魇一般的经济危机仍然上演，来自达拉斯的银行劫匪，邦尼和克莱德就会继续存在。”

邦妮和克莱德

在他们被射杀的小镇吉布斯兰，这种“存在”似乎更为具体。直至今天，这里的人们仍定期举行着“伏击周年纪念”，并有专人经营着一家“伏击博物馆”。 更重要的是，他们是这个小镇的经济来源。镇长帕特·瓦特说：“对我们来说，生存来源就是木材，石油以及邦妮和克莱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