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兵张嘎

嗯，我一直认为中国电影的顶峰之作是“小兵张嘎”。小兵张嘎拍摄于1963年。1962年正是我国大反苏联“修正主义”时期。导演接到了一个“政治任务”，要求他拍一部儿童片，针锋相对地批判“苏修”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伊凡的童年》。这样一政治性的要求，却让导演以极富有想象力的勇气，用宛如平常的记录方式完成一个男孩的成长描述。能够把那种儿童的天真想象与残酷战争的现实完美统一，以魔幻的手法体现在银幕上。没血腥的场景，有战争的紧张，但充满人性的光辉，还极有喜剧效果。这种手法与题材的使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导演功力极高。明明是经典的魔幻表现手法，但却浑然天成。最成功的是，隐讳的表现了男孩的性觉醒，把性意识掩盖在男孩对枪的寻找与探索上。用热烈饱满的电影语言，尽情的夸张表达出男孩不可抑制的对枪的喜好。虽然是一部黑白电影，但色彩浓烈的半个世纪后依然鲜明如初。电影中，有经典的表达。张嘎第一次拿到纳干式手枪时，惊喜的叫了一声“撸子!”比起现在打网游，撸啊撸的苍白少年，张嘎子是多么健康和明快啊。电影在快结束的时候，政委以父辈慈祥和充满期待的形象。向张嘎子赠送了一个枪套。请注意！是枪套！这是多么的具有象征意义啊，李某人的父亲要早早的看了这电影而体会到导演的深意。何苦出这大乐子呢？最后，电影在张嘎子在船上，走在去参军的路上。这表示张嘎子成年了，能承担男人的责任，不再是一个少年。背对阳光，向岸上亲朋好友敬礼中结束。隐藏性的表达出男孩子成年礼的仪式，但一点都不生涩和作做。而船的航向，是正对太阳的。。。唉！什么第五代第六代新锐导演，和小兵张嘎比起来，就是！！！

《小兵张嘎》电影改编自1958年徐光耀的中篇同名小说。夏衍曾认为从小说进行影视改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颇大。作为一部具有时代气息的电影，《小兵张嘎》在内容上是一部反映人民团结抗日的红色故事，在形式上具有典型的写实主义风格。

《小兵张嘎》电影改编自1958年徐光耀的中篇同名小说。夏衍曾认为从小说进行影视改编最关键的问题是要忠实于小说原著，这一观点在当时的影响颇大。作为一部具有时代气息的电影，《小兵张嘎》在内容上是一部反映人民团结抗日的红色故事，在形式上具有典型的写实主义风格。 因此，通过观察影片，其美术创作主要运用实景创造的手法，展现了抗日战争这一特殊历史时期下的场景风貌。白洋淀水网交错淀内既有村庄，又有田园，形成了淀中有淀、沟壕相连、水域辽阔的自然景观，具有地域和抗日斗争的双重典型性。为该片的美术设计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空间。

水网交错的白洋淀地区

本片的美术师秦威，作为一个水彩画家，深厚的绘画造诣为电影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底蕴。他强调场景空间的戏剧性冲突，用大环境确立地域和设计形象，用小环境突出人物性格和经历是其独特的美术设计风格，在本片中也有所体现。他于运用具体的形象道具,使影片具有较强的时代特征和生活气息,运用环境烘托气氛、刻画人物、深化主题;另一方面,空间层次丰富,画面饱满、造型感强烈,富有抒情色彩和戏剧性因素。 秦威所在的北京电影制片厂“第二创作集体”有导演崔嵬、陈怀恺和摄影聂晶,他们是一个在美学追求和艺术风格上共同一致的艺术创作集体,他们一起相互促进与补充,获得了完美的影像效果。

秦威的美术作品

地理环境 影片中的场景随着剧情推动进行着多次的转换，依次为鬼不灵村（前线）-县城（后方）-野外伏击（前线）-玉英家 （后方）-日军（炮楼）-鬼不灵村（后方）。 始终保持着一前一后的场景节奏，同时每个场景处也是嘎子人物成长的关键性情节点，对于主要人物的塑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影片最后的胜利情节，整部影片中不论前方与后方，所有出现过的人物齐聚一堂欢庆胜利，使片尾在气氛和场景上高度的融合，将影片推向高潮。 外景-院落形式 白洋淀地处冀中，风格上与北京院落式民居相似。属于合院式。 片中所体现的多为河北民居中“布袋院”这种建筑形式。“布袋院”是在传统北方四合院的基础上产生的，两侧厢房沿中轴形成对称布局。

“布袋院”基本型

片中的“布袋院”

外景-院墙 河北民居山墙延续了简洁浑厚的风格，一般只用黄土作为饰面，或直接露装，没有过多装饰。墙面十分高大，没有窗户，往往连延整条街道，透露出古朴的时代气息 。

片中县城的院墙

外景-屋顶 河北气候少雪少雨，白洋淀民居很少有起脊的瓦房，平顶房多见。房顶可放置杂物，夏季也可在房顶睡觉，秋季可晒粮。因此片子多数院落设有梯子，屋顶成为一个重要场景，丰富了场景空间，给横向纵向和高度上提供了充足的调度空间。 本片对于屋顶的运用很容易联想到《邪不压正》，二者都有意区分地上与屋顶两个世界，在《小兵张嘎》中，屋顶代表着张嘎的内心世界，与地面上的残酷斗争是区别开的。

《邪不压正》中的屋顶场景

《小兵张嘎》中的屋顶

内景-嘎子与奶奶家 电影中，奶奶家是一个重要的场景。其中有一个奶奶烙饼的情节，放置在卧室中的灶台，令人思考。在查找相关材料后得知，里插锅台是因为水乡居室狭窄，一居室里兼具卧室、厨房、客厅三个使用功能。美术师细致的观察到了这些生活特征，并运用到了实景创作中。 影片开头展现了房间的会客作用，烙饼戏份展现了房间的厨房功能，创办年画下隐藏的暗道表现了其连通联络的功能。把各个场景的戏份浓缩在一个空间之内，风土人情跃然于画面之上，从人物的生活场景突出了人物性格。体现出了美术师对生活的观察和思考，充满艺术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张浩《水淀留痕》插图

用途多样的民居

内景-密道和破庙 奶奶家-密道-破庙可以算作一个组合式的布景。尤其破庙场景采用了“非常规布景”的构思。倪震老师曾说：“非常规布景就是在正常的人居环境、性格环境中反其道而用之，特意破坏其通用的设置、形状、尺寸，使之获得情节规定的意外效果。” 密道被茅草隐蔽起来，光斑随着嘎子的移动不断浮现在脸上，暗示了危险的气息和嘎子内心中的小心和紧张。破庙大门和窗户都被砖头砌死，这是一个独特的设计，这样使得整个庙内光线昏暗，只有房顶的几束光线透过，烘托出了老钟叔隐蔽之处的整体气氛，也暗示此处并不是安全的藏身之所，也为后来伪军探查破庙提供了情节上的戏剧支点。

木枪 木枪是影片中的一个关键性道具，贯穿影片始终。可以把木枪当作一个人物内心活动的外化物像，就像我们一提起医生就能联想到白大褂和听诊器一样，枪就是一个战士的关键性标志。嘎子想成为一个八路军战士，所以他想要用有枪来证明自己光荣的八路身份，因此即使是一把木枪他也格外珍惜，期待像罗金保一样可以用它来缴获一把真枪，因此在和胖墩打赌输掉才会耍赖，也在影片结尾成功如愿以偿的得到了一把真枪和区队长赠与的枪套，代表了人民和组织对嘎子八路战士身份的真正认可，木枪到真枪的转变也预示着嘎子的成长。

鞭炮 鞭炮也是本片线索道具之一，片中胖墩和嘎子用鞭炮和木枪进行打赌，打赌的物品价值性应该相当，前面分析过木枪的重要程度，因此鞭炮的重要程度也可见一般，在片尾欢庆胜利时，胖墩主动点燃了鞭炮交给了嘎子，使得胖墩的人物形象鲜活起来，同时也是嘎子得到认可的体现，嘎子也把木枪交给了胖墩，二人完成了打赌交换，也刻画了人物，烘托了热烈的氛围，一举多得。 手绘地图 嘎子在后方回到县城，给玉英和她的父母留了地图，使得嘎子的人物更加丰满，作为一个在战火中长大的孩子，并没有受到这个年龄应该接受的教育，所以画了一张地图说明自己去向有着非常充分的合理性，既向观众传达了嘎子只是一个孩子，但在读书的年纪被迫接受了战火的洗礼，另一方面也形象的展示了抗日军民的生动形象，与最后的凯旋庆祝会相呼应。

充满童趣的手绘地图

张嘎造型 一个少年，如何一步步成长为一个革命战士，是电影所表现的主题。而作者通过精心设计和清晰的思路，可以说在造型上对人物的成长史进行了高度的提炼。 片中张嘎一共有三种造型，每一种都可以概括为一种人物状态。影片开始时张嘎身穿白色小衫，两侧镂空，突出的是其作为少年的活泼和顽皮的天性。 加入八路军后，造型有了明显变化，黑色长裤与竖纹的盘扣外套，腰扎皮带，暗示了其在经历磨难之后所迸发出的革命火花。而中间嘎子耍赖，堵老满叔家烟囱的时候，又换上了影片开始时的白色小衫凸显人物的顽皮。影片最后嘎子炸了炮楼，立了大功，这时的造型变成了白羊肚头巾，长衫配上枪套背带，显得十分英武，也象征着他在思想上已经成熟，真正的成为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影片开始时嘎子的造型

加入八路军后的造型

端掉炮楼凯旋后的造型

村民与雁翎队 “雁翎队”是活跃在白洋淀水域的一支抗日武装，从历史照片可以看出，他们没有统一的制服，有时化装成渔民，神出鬼没对日军进行打击。本片对其历史形象进行了还原，片中的队员除了区队长在平民外套下穿了一件八路军服强调身份外，其他战士都是标准的农民打扮，与陕北的羊皮肚头巾系在前方不同，华北地区的头巾多为向后打结，可以看出对传统的华北农民造型进行了充足考证。而抗日战士的农民打扮，也是我党寓军于民，军民融合思想的直观体现。

雁翎队历史照片

影片中雁翎队形象

日军形象 本片的日军群体主要有龟田少佐、胖翻译以及伪军。现如今抗战题材影视作品众多，是我们对那个时期的日本人形象有着明显的固化，而《小兵张嘎》所在的年代，应该还没有形成所谓的固化造型，而是添加了作者能动的设计，对此后同类型影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龟田少佐：军科章的细节考究，对日本军官的帽子进行了改造，在华北的日军军官佩戴的战斗帽是没有垂布的，而此处设计应为突出龟田的阴险狡诈的形象所作的能动设计。

九八式军服战斗帽

九八式骑兵少佐制服

龟田少佐（葛存壮饰）

翻译官：当时的日军战斗帽家喻户晓，因此即使是作为汉奸也会佩戴，敞怀挽袖，突出汉奸的猥琐形象。

伪军：华北日军复制的汉奸武装，称“华北治安军”，俗称“皇协军”，军服非常尊重历史，同样衣衫不 整，突出其流氓气息，素质低下，与抗日武装形成鲜明对比。

华北治安军军服

总结 《小兵张嘎》具有独特的艺术表达，在一个主旋律的故事框架的约束下，美术师克服当时简陋的拍摄环境，运用了实景创造的美术思路，能动的对场景进行创作设计，充分体现了老一辈电影美术师对生活细致入微的观察和理解，发挥了创造力和形象力，使影片显示出浓郁的地域特色和时代气息。 参考文献 [1]倪震.秦威：杰出的电影美工师和水彩画家.电影艺术第318期.6-7页 [2]河北平原民居特点分析.百度文库

关于安吉斯的畜牲行为，并从无公开道歉。为了不遗忘那段历史，我纯吃饱了撑，真是下午吃多了，搜记如下: 一、家庭背景与暴力行为的深层动因 1. 显赫的革命家庭 安吉斯的父母乌兰（"双枪女将"）和克力更均为延安时期的老革命，父亲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等职。这种红色背景使其在文革初期获得天然的政治合法性，甚至成为其领导红卫兵的"通行证"。父母的革命经历可能强化了他对"阶级斗争"的极端理解，将暴力视为"革命行动"。 2. 时代狂热与群体性失控 1966年，16岁的安吉斯正值青少年叛逆期，易受政治煽动影响。他率领内蒙古红卫兵进京"闹革命"时，群体性暴力被赋予"反修正主义"的正当性标签。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使得个人道德判断被集体狂热取代。 --- 二、施暴细节与受害者遭遇的补充 1. 对恩师崔嵬的极端羞辱 安吉斯不仅用皮带抽打导演崔嵬，更将其扒光衣服游街示众，导致崔嵬1968年入狱后因身体受损病逝。这种对"精神父亲"的背叛，成为其人生最受争议的行为。 2. 张莹之死的直接关联 演员张莹（饰罗金保）曾在拍摄期间教安吉斯游泳，对其如亲子般关爱，却在被殴打后长期抑郁，最终于1969年病逝。其遗孀李慧颖虽选择原谅，但强调"他当时只是受蛊惑的孩子"。 3. 系统性暴力网络 除主要演员外，剧组灯光师、化妆师等普通工作人员亦遭牵连，例如袁其励被拔光头发、于绍康牙齿全被打落，形成针对整个文化界的清洗链条。 --- 三、文革后的人生轨迹争议 1. 教育与职业的波折 1970年代末，安吉斯报考北电、中戏均因历史问题被拒，后考入北京大学（存在不同说法），毕业后进入中直机关，1990年代下海经商，曾任中国青少年绿色行动委员会秘书长。 2. 晚年回避与公众态度 2004年《小兵张嘎》座谈会及后续纪念活动，他均拒绝出席。珠海经商期间，连"嘎子奶奶"李健探访时也避而不见，被解读为深陷愧疚。部分百科资料刻意淡化其文革行为，引发历史叙述完整性质疑。 --- 四、事件的历史反思维度 1. 个体与时代的辩证关系 安吉斯既是施害者，也是特殊政治环境的产物。正如学者指出，阶级斗争理论将人性异化为"阶级性"，使暴力获得意识形态合法性。这种集体癫狂状态，使得青少年尤易成为"革命工具"。 2. 文化创伤的代际影响 受害者家属（如张莹遗孀）选择原谅，但强调需直面历史警示；而安吉斯终身未公开忏悔的态度，则成为未愈合的社会伤疤。这种沉默与当下对文革的审慎叙事形成对照。 3. 艺术与现实的撕裂寓言 银幕上"抗日小英雄"与现实中"暴力实施者"的身份反差，揭示了政治运动对人性底线的突破。这种撕裂成为反思集体记忆建构的典型案例。 --- 五、未解争议与史料考证建议 1. 关键时间点存疑 部分资料称其1966年（16岁）主导暴力，亦有称1969年（19岁）仍在施暴，需结合官方档案厘清。 2. 晚年生活版本差异 有称其"返回内蒙古终老"，亦有指其在珠海、北京等地经商，建议参考地方志等一手资料。 --- 此事件作为特殊时代的切片，警示极端意识形态对人性良知的吞噬。正如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所言"平庸之恶"的现代性困境在此显露——当个体放弃独立思考，暴力便可能以"革命"之名合理化。 这种货色注定下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