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与地狱

事实证明，有些电影真的要反复看才能感受到电影的味道。《天国与地狱》第一次看更在意人物性格的塑造及剧情的推进发展，这次重看却发现电影之精致让人叹为观止。电影人物之间的对立也是立体多元的，而不像是好莱坞般的二元对立。企业董事、三船、警方、绑匪四方角力。这样的背景下，电影人物形象是立体的。在得知被绑架的不是自己孩子的时候，三船行为的反差所营造的形象实在太棒。而且三船形象的转变并不是简单的反差，而是经过多次形象的转变。出场时三船表现出来的“有野心、有追求、有良知”的主角光环形象，转眼就变成“不近人情、自私自利”的平凡普通人，最后又终于克服种种心理阻碍，成为一名“英雄”。值得关注的是，电影在刻画三船挣扎的过程中，精心插入了各种推动内心砝码的元素。如司机可怜兮兮的形象、觉得身负责任的妻子和儿子，这都让三船不忍；同时咄咄逼人的助手又不断提示三船的前途，这互相角力的元素让三船和观众都十分煎熬。等到第二天早晨，三船终于下定决定不付赎金时，又适时安排司机的“理解及服软”及助手的“叛变”，继续动摇三船原有的决定，其内心的冲突及矛盾不断加强。电影元素的适时编排实在极佳，也让三船形象的崩塌让人理解，即使三船做出不付赎金的决定时，也让观众不忍苛责，成功维护了三船的“英雄”形象，让电影角色变得更加真实可信。电影情节编排方面可谓是高潮迭起。从企业内部的斗争到绑架的发生一气呵成，甚至连场景都没改变，吸引观众的情节层出不穷，可谓是全程无尿点。而题材方面打破了一般绑架题材的窠臼，绑错对象却依然充满威胁，考验的不再是普通绑架案的情感纠纷，而是人道主义的选择；同时让三船巧合地陷入两难境地，让剧情变得更为有趣复杂的同时，也多了对人性的叩问。这非同一般的绑架案让主角陷入两难的境地，让在场的警方也不忍目睹三船挣扎的场面。警方的同情及无奈，又何尝不是观众的感受？电影后半段转为犯罪片，情节铺排也是简单的线索调查，这本应该是乏味的题材。但因为后三船的境遇让观众充满同情，从而对绑匪咬牙切齿。观众的心理活动，让电影后半段的调查、擒凶情节更让观众期待，而不至于沦落至枯燥无味。其他细节值得一提。首先是前半段几乎毫无配乐，第一次出现配乐的时候是三船接回被绑架的孩子，此时插入悲壮而无奈的配乐，彻底将前半段三船的憋屈爆发出来；其次电影是黑白的，唯一的彩色来自粉红色的烟雾。这处理可谓是点睛之笔，光用画面就让观众眼前一亮，也预示着希望的曙光；最后是媒体的报道，让三船成为“英雄”，但英雄此时的境遇却是前所未有的惨。这让人想起《七武士》的武士，即使成为最后的英雄，但胜利者却是农民，此处三船成为英雄，但却因此失去了一切事业，这真是对“非黑即白”的价值观最绝妙的讽刺。很多人批评电影的线索处理过于巧合，电影后半段也更为说教，这些都是显性的元素；只要忽略主题，去欣赏电影的细节安排，就会了解到电影是多么的精致。

付还是不付？这是一个问题！    正当雄心勃勃的国家制鞋集团股东Gondo准备通过秘密购买股份夺下整个集团的经营决策权时，这个莎士比亚式的命题横现在他面前。一个陌生电话打来，说他的儿子被绑架了，要他付3000万日元赎金。不久后他就弄清楚原来绑匪弄错了人，绑架了他司机的儿子，但对方仍旧坚持要他付同样数额的赎金。如果不付，绑匪会要杀死孩子，这表示Gondo在一个鲜活的生命和一笔巨款之间选择了后者，意味着他内在人性的丧失；如果付赎金——实际上Gondo根本没有能力支付这么高的一笔赎金，因为为了购买集团的股份，他把所有的财产都做了抵押，哪怕只是延期挪用一下这笔抵押贷款，也足够他破产。在人性和物质财富之间进行选择，在这里是个两难问题，因为保持人性的代价是放弃半辈子奋斗得来的一切，甚至可能因还不出贷款而入狱。    人们常常提到黑泽明的存在主义，在《天国与地狱》这部电影中，Gondo所面临的选择确乎是一个存在主义的命题。在萨特的存在哲学中，人的自由是一种对任何权威说“不”的自由，这种自由的结果是人时刻要进行选择——在善与恶之间、善与善之间、任何无所谓善恶的不同选项之间，人无论作哪种选择都需要为自己的选择肩负起责任，人性就在这种选择后的责任中形成。萨特式的选择仍旧只不过是一种理性行为，选择过后伴随的是人的理性的高涨。黑泽明的存在主义较之萨特更为深刻，Gondo无论作出哪种选择，都差不多等于自我毁灭：不付赎金，毁灭的是人性；付，意味着锒铛入狱，毁灭的是自己和家庭。Gondo面临的选择，其难度和触及问题的深度不亚于亚伯拉罕当初所面临的在自己的儿子雅各和上帝之间的选择。在这样的时刻，人的理性就显得十分的疲弱，存在的核心显露出来，在虚无面前，人将感到多么恐惧和颤栗啊！    电影的前半部分，空间一直局限于Gondo在山上的寓所里，黑泽明花了整整一个小时来讲述选择的艰难。Gondo不断犹豫、反复，数次认定决不付赎金，最后又动摇、起恻隐之心。最后，当选择作出的时候，黑泽明没有把Gondo拍成好莱坞式的道德英雄，电影没有直白地把Gondo选择付赎金的动机告诉给观众。最后的选择几乎“无声无息”，Gondo经过一夜的思考，决定不付赎金，警官表示理解，因为“任何人没有权利要求你为了救这个孩子牺牲自己”，并请求他下次匪徒来电话时假装表示同意，并询问付赎金的时间地点，好让警方可以进一步行动。接着，我们看到，电话铃响起了，正在楼上浴室冲凉水澡清醒头脑的Gondo冲下来接起电话；接着，他按警官的要求头口上同意了付赎金，并问清了交易时间和地点；接着，我们看到，他给东京银行打电话，要他们送3000万日元现金过来。这时，我们知道，最后的选择已经做出，他决定牺牲自己。我们不知道他此时的心理活动是怎样的，或许他自己不是知道得十分透彻。按照我的理解，这个从16岁做鞋厂学徒一步一步走到今天的鞋厂股东，内心印着对人性的深刻信念，如同他对鞋子应该做成适合耐穿的信念一样。在有宗教传统的国家，人面临这样的选择时只能把自己交托给信仰，像亚伯拉罕那样，而在日本文化中，只有把人性看成超越个人之上的绝对命令，才可能进行正确的选择，而此时的选择只意味着“遵守”。    电影的后半部分更像一部探案电影。在Gondo支付了赎金之后，电影全程追踪了警官抓到绑匪的过程。每一个蛛丝马迹都被注意到，每个有可能提供线索的人都被询问，黑泽明耐心地记录了数场警员集体汇报他们分头追踪线索的情况，细化到每一步的推理过程。此时观众就像在看一部希区柯克的电影那样，享受着推理和悬疑的乐趣。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天国与地狱》像是数种不同电影的混合：伦理片、社会问题片、犯罪片、侦探片，这倒颇类似于新好莱坞的叙事策略。我们也可以换个文艺一点的说法，黑泽明是在借探案电影的外衣讲述他真正关心的伦理问题。使严肃的主题隐藏在庸俗的故事之下，这是后现代艺术的常用策略。在我看来，黑泽明只是想全景式地完整讲述一起事件的始终。他的电影不仅具有莎士比亚戏剧那样丰富的结构，而且继承了莎剧的独特艺术精神。在《乱》和《蜘蛛巢城》这两部直接改变自莎翁戏剧的电影中，黑泽明完整地展现了原本处于正常状态的人（夫妇）如何由于选择的错误而走向毁灭的全貌。在《影子武士》里，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全貌。在《天国与地狱》里，无论是开始寓所里的艰难选择还是过后巨细靡遗的追查过程，都是这一事件全貌的组成部分。黑泽明的电影美学是一种完整性的美学，在他看来，除非全景式地拍摄一起事件，否则事件的悲剧特性就无法显示出来。在某种意义上，他的电影是对巴赞“完整电影”理论的改写，不是完整的记录下客观物质现实（因为那只能是“神话”），而是完整地记录事件。    看黑泽明的电影，时常想到卢米埃尔。《火车进站》，摄影机忠实的记录下一列火车进站的过程；《水浇园丁》，顽童踩住了园丁的水管，纳闷的园丁被水管的水喷了一身，电影中有了第一个喜剧元素。这些就是最初的电影，半个世纪后，电影到黑泽明时代居然已经成了一门如此复杂丰富的艺术！——————————————————个人公众号：加书亚在路上正在更新印度旅行日记，欢迎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