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莉蒂安娜

「離經叛道」的路易士‧布紐爾（Luis Bunuel）曾拍出令無數觀眾震撼的影像，好比短片《安杜魯狗》裏面的剃刀割眼球、拖大鋼琴的男人和掌心爬出螞蟻等等，就是其中之代表。布紐爾在1961年回國拍攝的《華麗迪安娜》（Viridiana），看似大大減弱了《安杜魯狗》般的超現實性，或捨棄了如《黃金年代》中出現的富家小姐和牛共處於閨房之內的極不協調畫面，但這部具有因果邏輯關係的電影，其出色之處就在於它不需靠那些讓人瞠目結舌的幻想和夢境，來體現世界的荒唐，皆因瘋狂的事情往往醞釀於「正常」的現實中。布紐爾通過能被大眾理解的故事，更「高章」地從日常生活內，反映出了超現實主義的精神。 電影《華麗迪安娜》觸及到布紐爾曾帶有的一些慾望，他在訪問中提起過自己少年時期很迷戀西班牙皇后維多利亞，並曾希望能偷入其寢宮，往她的牛奶下迷藥，和把她抱進懷裡等性幻想；因此主角Viridiana的叔叔唐海梅，其實就是布紐爾的一個投影，他對小女孩跳繩時的窺看，表現出導演的肉慾偏執（布紐爾對於性的描寫，反覆出現在自己的作品裏頭）；而唐海梅喜歡去喬裝、戀物和戀腳，又表現出導演的一些特殊癖好（布紐爾早在《黃金年代》內就有過一位女孩猥褻地親吻甚至吸吮一座雕像腳趾的畫面；他的另一部《女僕日記》裏面，亦有對老主人迷戀女鞋的描畫）。此外，帶著虐待傾向的唐海梅，卻承受了不少心理上的痛苦，他跟Viridiana的年齡落差、倫理及宗教的阻隔，就像少年時的布紐爾和維多利亞皇后之間不可能發生真實的關係一樣。所以，Viridiana的叔叔本就是個失意角色，他的解脫唯有在他的死亡之後（這從夢遊中的Viridiana往他床上倒下了象徵懺悔和死亡的壁爐灰，已經暗示了唐海梅的結局）；而跟其密切相關的那條跳繩（唐海梅的首次出場就是在小女孩跳繩的下一個鏡頭），雖然是自殺的工具，卻也是給人玩樂的工具，它跟唐海梅寫遺書時展露的顛覆常規之微笑，都有可能透露出「頑皮」的布紐爾，對待死亡的輕鬆態度。 涉及到「拯救/救贖」議題的《華麗迪安娜》，在唐海梅談及自己私生子Jorge的時候，刻意特寫了他救起就快溺死之蜜蜂（？）的動作。布紐爾用這鏡頭，既表明了唐海梅不會對他的私生子置之不理，也呼應了後面Jorge因看不過眼綁在馬車底的小狗而將牠買下之情節，和Viridiana收容街頭上乞丐的舉動。仁慈的Viridiana，彷如一位聖女，但她被唐海梅迷魂後躺在床上的一幕，以及最後被自己所收容的乞丐意圖強姦之畫面（當時Viridiana緊握著的跳繩手柄，好比緊握著男人的陰莖），又體現了導演布紐爾的「聖母娼妓情結」（Madonna–whore complex）。本片如一些分析提到的，帶著現實與慾望或是現實與夢想之間分離的痛苦，而布紐爾在訪問中亦說過，「這是人們頭腦中的世界，和世界原來樣子之間的分歧……也許Viridiana從某個方面來說，就像女版的唐吉訶德，因為Viridiana和唐吉訶德一樣，都是一心想去保護別人（唐吉訶德保護的是被帶往苦役場的囚犯），而卻又受到那些自己保護的人反過來的攻擊。」 在影片經歷過兩次轉變的Viridiana，跟《拿撒連》（1959）與《沙漠的西蒙》（1965）內的主角相仿，都帶著類似的理想主義特質；而她和凡事追求效率的表哥Jorge，可以說是兩個性格相對立的人物，但當受到乞丐侵犯的Viridiana，被她機智的表哥間中相救之後，又代表著這理想主義的幻滅，人始終要回到理性的世界中。電影在那個為了審查而經過修改的結尾處，除了更隱晦地說出Viridiana對教義的更激進背叛（從原來關著房門之結局會引起大家聯想起表兄妹二人的「不倫」性關係，到現在三人牌局暗示的更傷風敗俗的3P關係），還以Viridiana進入表哥Jorge房間的一幕，暗示了Viridiana的浪漫理想，在現實面前下的「屈服」；可即使是理智到有點殘酷的表哥，在看見馬車底下綁著的小狗之時候，也忍不著要向前出手相救。導演布紐爾利用這些細節位置，讓其塑造的角色不會流於片面或單純化，Viridiana和他表哥之間，亦都可能具有某些共通的地方（有解讀說這暗示了教會和資產階級的聯繫或勾結），像仍有仁慈之心的Jorge，儘管批評過表妹那收留二十個乞丐的做法太愚蠢（因為這世上仍有成千上萬個乞丐等待被救），然而他自己買下小狗的行為，和Viridiana的「愚蠢」做法一樣，也只是拯救到西班牙數以千條這樣的狗中的其中一隻。 至於本片內顯得栩栩如生的乞丐角色，只有表演麻風病人的那位，才是「貨真價實」的乞丐。布紐爾以這些乞丐們的骯髒、無賴，襯托了Viridiana的高貴、純潔；可想深一層是，這些生活上被獲得打救的乞丐們，又在某程度上被仁慈的Viridiana限制了他們原來所擁有的自由。電影中乞丐們和Viridiana祈禱的一幕，導演將混亂的修建畫面，和嚴肅、認真的禱告鏡頭拼接於一起，這不單破壞了祈禱的氣氛、諷刺了祈禱的虛無性（相比工人建設的實在性），也預告著壓抑大家的教義、教條，會導致出現的反作用效果；而那把十字架形狀的小刀，更再一次強調宗教的仁慈背後，所藏有的破壞力、或殺傷性。影片《華麗迪安娜》的那個著名狂歡段落，就是被壓抑的乞丐們的一次大爆發，當他們或站或坐在大屋的桌子一旁，模仿達文西《最後的晚餐》之構圖時，坐在畫中耶穌基督位置上的人，竟是乞丐們裏頭最淫穢可厭的瞎子；布紐爾對宗教不留情面的戲謔，還有接下來去模仿西班牙的老式玩笑——一個女乞丐說要拍下面前「最後晚餐」的場景，怎知她掀起了自己的裙子，用她的「小相機」（性器官），給同伴們照了一張「相片」。 導演布紐爾在《華麗迪安娜》內的批判，或者並不是宗教本身，而是宗教已腐化的教權主義。那於影片開頭要求Viridiana去探望她叔叔的修道院嬷嬷，和Viridiana自己對所拯救的乞丐進行的「信仰捆綁」（要他們一起祈禱），都象徵了教權的強迫性。此外，本片談及的「贖罪」之無用或虛無，不僅體現在誠心認錯，卻得不到侄女寬恕的唐海梅身上，也體現在Viridiana一心想幫助世人，卻換來被污辱結果的行動之中。天生崇尚自由的布紐爾（從其拍攝的作品便能看得出來），雖自小便深深扎根於基督教文化之中，可他反對教權的束縛、不屑宗教的虛假仁慈，而本片火燒荊冠的鏡頭，儘管被他解釋只是一個燒掉老舊聖物的傳統，但也能夠看作為主角Viridiana的真正解脫。 流亡海外多年的布紐爾，這次回歸故土，自然會將一些對自己國家的情感或思考融入在電影裏頭，像戲內提到的荒廢田地，極有可能暗指佛朗哥政府長時間獨裁統治下的西班牙；而片中教權主義的壓迫，也如當時威權政治下的打壓（西班牙在佛朗哥執政後，成為了歐洲最不開放的國家之一）。布紐爾以結合當地傳統文化加插的那個鴿子鏡頭（出現於乞丐的狂歡內），就是要對此，去發出強烈控訴的訊號。 在導演布紐爾的談話錄中，有說到電影《華麗迪安娜》的劇本送去審查時，只需要改動一下結尾，就能獲得西班牙國家電影中心主任的通過（布紐爾也按要求改了），誰知當它在康城獲獎之後，因受到西班牙集權政府的重新「審視」，而被禁影足足16年（直到佛朗哥去世）。重返故國的布紐爾，在籌備和拍攝《華麗迪安娜》的時候，或者會以為有新的變革力量出現，但原來在佛朗哥的統治之下，一切如以往那樣，壓制風氣未變。經歷這次事件的布紐爾，也許更能看清楚所謂「新力量」的變革，就如Viridiana要拯救乞丐的舉動一樣，到頭來只是自淫的夢一場，因為「人們頭腦中的世界，和世界原來的樣子」，本就存在了嚴重的分歧。

    宽容是人类最难做到的事情，而傲慢与偏见才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这恐怕还是来自于动物性，毕竟要在弱肉强食的社会生存，自私也就必不可少。但人类最后却创建了文明，并制定了道德，这本质上或许是为了洗脱因自私贪婪而产生的罪恶，从而在通过信仰与宗教在精神上试图追寻救赎。这当然是文明的表现，但同时也是罪恶的代名词，因为救赎本质上还是离不开自私。    由于人类具有自命不凡的优越感，注定了人在精神领域上的拓展，而宗教的出现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人类的精神危机。宗教是一种功利的存在，但至少为人类的生存提供了道德，而道德的束缚为社会的平衡提供了最好的保障，但同时也让人的欲望遭受到最大的限制。可以说宗教从诞生之始，就注定了欲望与道德的对立，这在《维莉蒂安娜》中无时无刻得到体现，其中两者的对立直接导致宗教信仰的破产。    女主无论是从外表还是心灵都是宗教道德方面的化身，美貌、纯洁、善良、虔诚。而电影的也通过镜头视角的凝视，将观众的立场等同于女主，于是随着电影的发展，女主的命运便时刻勾住观众的注意力，并通过观众的代入，将欲望与道德的冲突体现在观众心理。虽然这是电影耍的一技巧，但事实上，每个人都在现实中经历过。    叔叔表达爱意，结果被女主所拒；女主救济穷人，传播上帝之爱，结果被穷人所背叛，两件事的发展其实是十分相似的。在宗教的定义中，爱可以是私欲，也可以是神谕。相同的本质进行有区别的定义，是出于宗教功利性的考虑。毕竟私欲有碍于个体“纯洁性”，但大爱却能给宗教形象加分。因此女主拒绝了叔叔，却将宗教之爱给了众人（哪怕众人不领情不感恩）。    女主救济众人是有条件的（需工作、需遵守秩序），这是符合社会关系的，但与叔叔爱到不顾一切相比，女主的救济却充满着各种条条框框，女主的救济又有多少爱是源于自身呢？片末众人的失控和女主遭遇危机，让女主在最后放弃了信仰，并开始进行世俗化的娱乐。从这点来看，女主本身恐怕并没有付出多少发自内心的爱，整个救济活动只不过是源于宗教的教义，活动本身是完完全全的宗教意义，跟做祈祷一样，仅仅是一种形式。众人的贪得无厌最后让作为教徒的女主无可适从，也说明了宗教形式主义的破产。    观众的视点跟着女主的行动，感受到一场荒诞的闹剧，但这更是世俗众生相的一部分。形式主义的现实就是世人的活动充满着自私自利，头却顶着一定冠冕堂皇的帽子来遮掩着丑陋的秃头，而宗教/信仰正是其中一顶帽子。这与巴西导演Anselmo Duarte的影片《诺言》相似，通过一场闹剧，更形象的体现宗教在社会中的作用。在物质化消费化日益严重的当下，宗教/信仰的堕落更是明显，但我们依然需要它，因为人类自私的本性是如此地缺乏安全感。所以旧信仰死去，新信仰又会产生，就跟失魂落魄的女主依然选择了打牌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