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

我只有一次近距离观摩奥斯卡颁奖典礼的机会，那是2003年。2003年的最佳影片《芝加哥》可以进入奥斯卡史册，名列“最差最佳影片”之中。好在那年的最佳导演没有让我失望。当哈里森∙福特宣布波兰斯基获奖的时候，全场起立，欢声雷动。电影大师能靠最新作品《钢琴师》获得最佳导演奖项，大师自己固然高兴，其实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也有理由感到骄傲。《芝加哥》获奖多多少少让奥斯卡蒙上了灰尘，波兰斯基可以重新擦亮那座雕像。 波兰斯基没有到柯达剧院领奖。他不仅不能到奥斯卡颁奖现场，他甚至不敢踏上美国国土。一旦进入美国，他将立即遭到逮捕。我知道波兰斯基1970年代曾经卷入一起性侵犯未成年人的案子，并在法院判决前逃离洛杉矶，回到出生地法国。我隐约记得一个笑话，说是自波兰斯基东窗事发以后，好莱坞立即形成一个新时尚：那些导演、演员们和女孩约会的时候，首先要求对方出示驾照，以防不测。法律意义上的成年人才有可能取得驾照。 波兰斯基的好几部电影都已经成为经典，象Rosemary’s Baby和Chinatown。我看过他的所有主要作品，但一直没时间研究他的个人生活。2008年，女导演Marina Zenovich拍摄了一部纪录片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这部电影可以充分满足波兰斯基迷们深入学习电影史的需要。 其实波兰斯基并不需要查看任何证件，他知道那个叫Samantha的小女孩的实际年龄。她刚13岁。当时法语版Vogue杂志邀请波兰斯基拍一组艺术照片，在取得Samantha妈妈同意的情况下，他将小女孩带到演员Jack Nicholson家里开始拍摄。在按摩浴缸里拍过几张以后，波兰斯基说光线太暗，没法继续工作。 我很关注拍摄的细节。案发后，洛杉矶警察从波兰斯基那里收缴到摄影器材，主要包括尼康的机身和镜头，其中一只50毫米的定焦镜头光圈为1.4。这样的镜头足以应付昏暗的光线条件，如果这样的镜头也已经不够用，可以想象，现场的照度大概是一种什么状况。 接下来，他邀请小女孩一起分享催眠药和香槟酒。向未成年人提供此类物品在美国已经属于犯罪，此后两人之间发生的事情，更是大大超出我这个老少咸宜的博客所能描述的极限。 波兰斯基以包括“性侵犯未成年人”在内的六项罪名遭到洛杉矶司法部门起诉，成为当时轰动世界的八卦新闻。出于保护小女孩的名声考虑，受害人 Samantha的监护人拒绝让她公开出庭作证，这给法庭的审理和定罪带来很大困难。波兰斯基这边一度考虑朝无罪释放的方向努力，但由于铁证如山，辩护律师只能和检察官一起商量出认罪方案。波兰斯基需要承认一项相对比较轻的罪名：unlawful sexual intercourse with a minor，到加州州立监狱经过90天心理评估以后，案子基本上就可以了结。 害得波兰斯基逃离美国的是法官Rittenband。按照纪录片挖掘出的历史真相，法官对自己形象的关心远远超出对公正执法的追求。当时美国和欧洲媒体高度关注波兰斯基案，Rittenband法官专门准备了一个剪报本，精心收集有关自己的报道。他本来已经认可检方和辩方共同商定的认罪方案，但得知舆论可能会认为波兰斯基面对的惩罚过轻以后，他改变了主意。波兰斯基本来已成惊弓之鸟，在法官从重判决以前，他干脆逃离了洛杉矶，再也没有回来。 导演Marina Zenovich具有历史研究般的严谨态度，她在这部纪录片中采访过大量涉案人和重要知情人，包括律师、检察官和受害者Samantha，但没有直接采访到两个最重要的角色：波兰斯基和法官Rittenband。Rittenband已经在1993年去世，享年88岁。波兰斯基今年75岁，他一直住在法国。 Marina Zenovich收集到波兰斯基在不同场合下对这起案件发表的看法。接受《60分钟》Mike Wallace采访的时候，波兰斯基说法官与自己的关系犹如猫和老鼠。Zenovich找到了波兰斯基年轻时候拍的一部短片，她反复用其中一组镜头来串场。这组镜头中，一个丑陋的老头随心所欲操纵着自己的仆人，波兰斯基扮演仆人的角色。Zenovich和纪录片中的很多受访者都认为，这组镜头同样能揭示波兰斯基和Rittenband间的关系。 谁能料到，世界级名导竟然落魄成司法不公的受害者？波兰斯基受困终生，30多年来他只选择居住和工作在与美国没有引渡协议的国家，连英国也不敢去。他执导《苔丝》的时候，外景在法国拍摄，而不是故事发生地英国。假如波兰斯基拥有更从容的创作空间，没准他已经拍出更多经典电影。 也有很多人并不同情波兰斯基，认为他咎由自取。绯闻屡屡发生以外，波兰斯基对年轻女孩的胃口实在恶名昭彰---德国演员娜塔莎∙金斯基跟他同居的时候才15岁，遭到欧美卫道士的痛斥并不奇怪，有人骂他是“邪恶、扭曲的矮子”。 波兰斯基个头不高，他是波兰裔犹太人，父母死在纳粹统治下，他自己侥幸活过了大屠杀。波兰斯基20来岁就已经显示出惊人的艺术才华并迅速成名，从波兰迁居西欧和美国以后，很快就取得当代顶尖导演的地位。艺术家的魅力不可阻挡，他的前妻Sharon Tate和现在的法国妻子Emmanuelle Seigner都算绝代美女。Tate在洛杉矶惨遭邪教组织谋杀，那是1969年。波兰斯基和Seigner已经结婚20年，他们有两个孩子。

8月28日，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在意大利水城丽都岛拉开帷幕。

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官方海报 然而，尽管本届电影节佳片众多、明星云集，但就在电影节开幕伊始的评委发布会上，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Lucrecia Martel）却意外地对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Roman Polanski）展开了一番批评。

今年的威尼斯评委发布会现场 原来，由罗曼·波兰斯基执导的法国影片《我控诉》（J'accuse）也入围了本届威尼斯电影节的主竞赛单元，但就在评委发布会上，一帮看热闹不嫌事大的记者却提起了四十年前波兰斯基在美国犯下的性侵幼女案的事情，并借此向评委们追问对于波兰斯基作品入围本届电影节的看法，于是乎，评审团话事人卢奎西亚·马特尔不得不对此做出回应： “我还是要表示对于那位受害者的支持，站在我的立场上，很难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彻底已经翻篇了。所以波兰斯基这一次组织的电影《我控诉》的庆功会，我是不会参加的，毕竟在我身后，还有阿根廷国内无数正在与类似问题作斗争的女性同胞，所以我不会去那里向他表示祝贺。”

《我控诉》剧照 结果，马特尔此话一出，立刻便在电影圈内掀起轩然大波。 有人称赞她立场鲜明、态度真切，也有人批评她从人品牵连到作品不够专业，而作为此番言论的当事一方，电影《我控诉》的制片人卢卡·巴巴雷西（Luca Barbareschi）更因此对外宣称，担心影片会受到不公正评判意图直接退赛。

本届威尼斯评审团主席卢奎西亚·马特尔 估计马特尔也没想到，自己对波兰斯基陈年往事的一番诚恳发言居然会引发这么大的争议，随后，她又发表了一份声明对此前她的言论做出了一个解释： “我不将作品和艺术家分开看待，我也认可波兰斯基过往作品中人文关怀的一面，因此我并不反对他的作品参与电影节竞赛单元。我对这部电影没有任何偏见，我会像对待其他参赛影片一样去看这部电影。如果我抱有偏见，我就会辞去评审团的职务。”

罗曼·波兰斯基 似乎这场舆论争端在最后还算是做到了体面的收尾，但是，就因为这场争端，很多影迷和媒体却又将目光重新投向了波兰斯基在四十年前所犯下的那桩性侵幼女案。 其实，这起案件自从在1977年发生后就已经成了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几乎波兰斯基一有作品问世它就会被拿出来重新演绎一遍，即便案件受害者萨曼莎·盖默（Samantha Geimer）在多年以后表示早已原谅了波兰斯基，但案件本身悬而未决的司法状态却导致即便过了四十年之久，人们依然会对它津津乐道。

2017年萨曼莎·盖默曾在听证会上为波兰斯基辩护 事实上，关于波兰斯基的这起性侵案，女导演玛莲娜·齐诺维奇（Marina Zenovich）就曾制作过两部非常有名的纪录片，分别是2008年的《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和被渴望的》（Roman Polanski: Wanted and Desired），以及2012年的《罗曼·波兰斯基：罪者出列》（Roman Polanski: Odd Man Out）。

其中，《罗曼·波兰斯基：被通缉的与被渴望的》一片就找到了大量当年此案的亲历者，包括公诉人、各方律师、负责调查案件的地方检察官、参与报道的媒体记者以及受害者萨莫塔·盖默本人，算是比较完整地回顾了整个事件，人们也得以看清此事的来龙去脉以及背后所隐藏的一些细节与真相。 关于罗曼·波兰斯基的个人经历及其导演作品，想必不用详细介绍，很多人应该也早已如数家珍。

年轻时的波兰斯基 波兰斯基是出生于二战时期的波兰裔法国籍电影导演，从血统上来说，他是个混血儿，因为他的父亲是波兰人，母亲则是犹太人。 在童年时期，波兰斯基就经历了德国纳粹反犹浪潮的迫害，而后，其父母又先后被关入集中营，母亲更是被毒气毒害致死。

1955年时的波兰斯基（中） 可以说，童年时期的惨痛遭遇为波兰斯基的幼小心灵留下了极大的阴影。 二战后，波兰斯基得以进入波兰罗兹电影学校接受专业的电影教育，经过五年的学习，波兰斯基逐渐崭露头角。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主导拍摄了一系列荒诞主题的短片，并拿到了一些国际性奖项。

波兰斯基自编自导自演的短片《胖子与瘦子》（1961） 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波兰斯基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波黄金创作时代。 在12年的时间中，他几乎以一年一部的节奏拍出了《水中刀》、《冷血惊魂》、《天师捉妖》、《罗斯玛丽的婴儿》、《唐人街》等十余部影片。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好莱坞，那时的波兰斯基毫无疑问是最耀眼的电影作者之一。

波兰斯基与尼克尔森（《唐人街》剧照） 但令人遗憾的是，在此期间，波兰斯基却遭遇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其妻子莎朗·塔特（Sharon Tate）仅仅在与其结婚一年之后，就被美国邪教分子残忍杀害，也就是著名的“曼森惨案”。 这种经历自然使得波兰斯基的人生更具传奇性和神秘感。 然而，当时间推进到1977年的时候，波兰斯基的人生却又一次被错误地改写了，而且这次改写其命运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波兰斯基自己。

彼时，波兰斯基受一家时尚杂志的委托为世界各地的少女拍摄写真。在这个拍摄项目中，他结识了一名13岁的美国少女，经女孩的母亲允许，波兰斯基得以对其进行单独拍摄。

当事人萨曼莎·盖默的回忆 就在3月的某一天，波兰斯基带着这名少女来到了位于洛杉矶穆赫兰道的杰克·尼克尔森家（尼克尔森曾主演波兰斯基作品《唐人街》），尼克尔森不在家，管家便让他们在房间里自由活动。

最初，波兰斯基将拍摄定在一间浴室里，少女以半裸的姿态进入浴缸进行拍摄。但就在交谈中，波兰斯基却以一种引诱的方式让少女喝下了香槟酒和一片安眠酮。接着，波兰斯基便与这名少女发生了性关系。

受害者的证词 波兰斯基明显低估了美国人对未成年的保护力度。 1977年3月11日，他被洛杉矶警方逮捕，并被指控犯有“向未成年人提供禁药，对儿童实施猥亵行为，非法性交，借助药品强奸”等五项重罪，而这些罪名正是来源于她之前所拍摄的13岁女孩的母亲的控告。

当时办案警察的回忆 案件发生以后，首先招惹来的自然就是新闻媒体的关注，虽然此前的电影界已有多个导演因为性丑闻而把自己弄得臭名昭著，但波兰斯基犯下的毕竟是猥亵儿童罪，这种性质当然比其他一般性丑闻更为严重。

面对指控，波兰斯基并没有抵赖，他迅速承认了自己所犯案件的事实，但在这个前提下，双方自愿还是非自愿却成了量刑轻重的关键。 波兰斯基坚称这件事属于暧昧气氛下的两厢情愿；但受害少女则称是被波兰斯基哄骗吃了下安眠酮。

波兰斯基在当时遭到媒体的围剿 案件自然而然地过渡到了诉讼阶段。 波兰斯基的辩护律师是道格拉斯·达尔顿（Douglas Dalton），一个长相酷似林肯并时刻保持冷静作风的谈判高手；受害少女的辩护律师则是罗杰·古逊(Roger Gunson)，同样是一个逻辑严谨的一流律师。

道格拉斯·达尔顿与罗杰·古逊 两位律师棋逢对手，他们是处理此案的最佳人选，但从这个角度看，与他们一同办案的主审法官劳伦斯·里特邦德(LaurenceJ.Rittenband)却完全不同，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个法官就是那种喜欢给自己不断加戏的“戏精”。

主审法官里特邦德 在本案之前，里特邦德主审过加里·格兰特的父子关系案、猫王与普丽西拉的离婚案、马龙·白兰度的关押案。而这些名人案件与本案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高曝光率。 法官里特邦德非常喜欢群星环绕的感觉，同时，他也很喜欢让媒体报道自己经办的案件，长年以来，他甚至让副手为自己制作了一本画册，而画册的内容就是裁剪于媒体对他经办案件的报道。

而就在这时，世界各地的媒体也都在关注着这一起案件，里特邦德不仅收到了来自大大小小不同媒体的多种请求，而且他还想引导媒体对他的报道。每家媒体都想要一个法庭里的座位，每个席位都得经过他的事先预定才能安排。 一个高曝光率案件遇上一个喜欢媒体的法官。于是，不同版本的罗曼·波兰斯基便出现了。

在美国媒体眼中，波兰斯基简直是恶人的完美人选——犹太混血儿的身份，口音浓重的东欧矮个子，靠电影赚了大钱，私生活放荡。这些标签都把他指向为一个凶狠而人格扭曲的侏儒，内心世界黑暗无比。 再加上他的亡妻莎朗·塔特被残杀的方式与他执导的电影《罗斯玛丽的婴儿》有关，由此大量有关此事的阴谋论也将他渲染的更为邪恶和无耻。

但在欧洲媒体眼中，波兰斯基似乎又变成了一个悲剧性的人物。他从大屠杀中幸存，母亲在纳粹集中营被毒气杀害。他来到美国，在好莱坞制度下拍出了优秀的作品，并且保持了自身的完整性。他那悲惨的过去好像弱化了他的加害者身份。 此外，一些好事的欧洲记者也曝光了受害者萨曼莎·盖默的名字和照片、她曾交往过男朋友以及服用过安眠酮的药物史等等事情。这些曝光与似有所指的暗示，亦对受害者造成了很大的二次伤害。

法官里特邦德为了取悦媒体和民众，表示会严惩波兰斯基以彰显法律的公平公正。但由于萨曼莎·盖默当时年纪尚幼，她的家人和律师出于保护她的目的，不希望案件公开审判。 在这种情况下，萨曼莎·盖默的代理律师、地区检察官与波兰斯基的辩护律师达成共识，即——辩诉交易。

根据辩诉交易，波兰斯基要对五项指控中的“非法性交”（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双方同意的性关系）认罪。而控诉方也会根据此建议从轻处罚，判决结果会根据他的假释报告以及律师的辩护减轻量刑。 然而，波兰斯基可以轻罪假释的结果与法官里特邦德的初衷严重不符，这时，他又听信别人的建议，让波兰斯基接受90天的强制心理评估作为惩罚。 而且他还通过媒体放出话来，认为“绝不能在外界面前表现出对名人犯罪的丝毫软弱”，他打算把波兰斯基投进监狱。

因此，就在波兰斯基接受了为期42天的心理评估后，当他听说法官对外发誓要关他100年时，还在候审期间的波兰斯基遂驾驶着一辆车赶往洛杉矶国际机场，买了一张去往欧洲的单程票，从此一去不复返。 自从1978年2月1日波兰斯基离开美国后，他就再也没有踏上那片给予其梦想和灾难的土地。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波兰斯基至今仍是美国警方的通缉犯，一旦踏进美国大门，他就会被押送进监狱。

而这也正是此事能延宕四十年之久的真正原因。 事情演变到今天，或许我们早已无法去完全客观地审视当年波兰斯基的这桩案件。 尤其是对于波兰斯基究竟应不应该被送进监狱接受刑法的惩处，更是众说纷纭。

然而，通过这部纪录片我们却可以看到，一些媒体在报道此事时所采取的做法几乎已经违背了新闻伦理该有的操守。 形形色色的流言蜚语，无处不在的小报记者，导致每个人都在道听途说，每个人都在以讹传讹，最终，中伤与诽谤干扰了法官的审判。

主审法官里特邦德接受媒体采访 正如波兰斯基在事后返回欧洲后接受迈克·华莱士的采访时所说的那样，“自己就像是一只老鼠，被别人玩弄着，跑来跑去。”

而对于此案的核心受害者萨曼莎·盖默来说，媒体的疯狂报道所带来的伤害甚至比波兰斯基的性侵犯还要严重，这件事完全成了她一辈子都迈不过去的一道坎儿。

在本片中，导演泽诺维奇并没有对波兰斯基性侵幼女案做出明确结论，她只是尽量多地提供事实：波兰斯基是谁，他做过什么，没做什么。 至于他究竟是一个逃避法律制裁的胆小鬼，还是一个犯过错误的伟大导演，看过影片，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评判。

    在法国，罗曼•波兰斯基是被渴望的电影大师；在美国，罗曼•波兰斯基是被通缉的逃犯。2003年，《钢琴师》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奖，他却无法领奖，只因三十年前诱奸了13岁的少女而被美国警方通缉。不由想到了另外一个人，从“泼墨门”到“诈捐门”，最近一直比较烦的“国际章”这半年也经历了太多的负面新闻门，事件的真真假假无需多提，两个人还颇有几分相似，既才华横溢又备受非议。    《罗曼•波兰斯基：被渴望的和被通缉的》，这部纪录片试图对当年事件的前因后果还原，不过虽说是客观，导演的情感明显还是偏向波兰斯基。不管是愿意回忆的访谈者，还是当时的诉讼记录，都指向司法系统的不公，面对乐于表现的法官，戴有色眼镜的媒体，波兰斯基俨然被夹在“傲慢与偏见”中无所适从。    波兰斯基年轻时候的那点破事儿，不管是半推半就，还是一厢情愿；不管是司法不公，还是媒体施压；我一点也不想宽恕，本该自作自受或勇于承担，而不是选择30多年的逃避和回避。    不过，换句话说，这件陈年往事的是是非非，就算再有个所谓公正或者公平的结果，对于当事人都没有太多的意义，他们已经用了三十年的时间承受这件事情，而事件背后一直喋喋不休、乐此不疲的媒体同样折射出一种浮华，也许波兰斯基不仅仅是那只被法官玩弄在股掌的老鼠，也被媒体玩于掌心。    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中说，“我们的问题不在于媒体为我们展示具有娱乐性的内容，而在于所有的内容都以娱乐的方式表现出来”。对于名人丑闻，是以一种抓眼球的口吻猎奇？还是用一种标榜正义方式夸大谴责？前者扭曲事实关注低俗，后者歪曲真相影响公正，其实都过于主观，都是娱乐至上的表现，波兰斯基在这层面不幸成为媒体的牺牲品，就连他集中营家人惨死，新婚妻子被残忍杀害的杯具人生也成为了被津津乐道的内容。    知名导演的牢狱之灾，对于媒体而言永远是取之不尽的话题，于是波兰斯基永远被打着烙印，在媒体的眼里，波兰斯基是被娱乐的对象，被嘲讽的名字，被打击的靶子，——于是，他一次又一次无情的成了被侮辱和被损害的人，难道只有他一个人错了？    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会发现纪录片中，剪接了他很多经典电影作品如《魔鬼圣婴》、《唐人街》等的片段，甚至还有他参与的一个扮演任人摆布的仆人角色（简直就是他与法官或媒体关系的最好描绘），这些展示人性阴暗面，给予他很高声誉的作品以这种形式对案件进程解读，有点嘲弄却无比鲜活，他的人生茶几上，就是盛满了如此戏剧性的杯具和洗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