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众叛亲离

看完这电影，我想谈谈“游戏规则”。我有若干朋友，自从登上某个不错的工作岗位或者考上某个好学校，心性上顿时就变得牛逼无比。坦率地讲，我是相当嫉妒他们的，按照我若干朋友的朋友们的话说：“他们和你适用的，已经不是同一个游戏规则了。”我觉得悉尼扬的最大幸运，就是遇到了一个好老板——他点醒了悉尼，让悉尼扬明白了自己的糟糕究竟源于何处。“你看不上他们说他们的坏话，那是因为你还没有进入这个Party！现在你进这个Party了，就请你闭上嘴，踏踏实实地干好你的工作！”悉尼扬为何“众叛亲离”？答案不言而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至少大多数人都是。往往当我们还是小人物的时候，才敢恃才傲物，卓尔不群，说我们想说的，骂我们想骂的。拽尾在污泥之中，聒噪于朋党之间——上头的人不屑于欣赏我们，我们就互相八卦他们与他们老板的二三事，聊以自娱。直到有一天，我们发达了。小人物一步登天，混到了当年自己八卦的对象方能混到的地步……于是万事颠倒，攻守之势异矣。以往的朋友不再理我们，而我们的习性暂时还停留在混迹于市井中的高度。我的师兄现在在海淀法院。当学生的时候，他总跟我说司法界的黑暗内幕，并且一口咬定海淀法院也是如此。后来他走上工作岗位，人缘据说不是很好，原因很简单：他跟他的同事也还是说这套。于是“众叛亲离”。这其实就是一个“游戏规则”的问题。当你走入一个社会阶层或者社会团体，要么，就去适应它们的游戏规则并且大唱赞歌，要么，至少也得适应游戏规则但是缄默不语——千万不能做的事情是：“你在这套游戏规则下混饭吃，却还不给它面子，一定要骂个狗血淋头才够本儿。”某同学上了X京大学，是朋友给找的关系。按说这种潜规则既然你已经享受了它的果实，就不要在帮了你的人面前大声抨击它。可他还是义正词严，挥斥方遒——这情景看得我真想飙泪。朋友就是这么失去的——你和他们站在同一片天空底下，吸着同一锅一氧化碳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混合成的废气，却还要喋喋不休地把得肺癌的恐惧施加给所有人。我cao你格娘老子！你这种人，不揍你揍谁！？道德捍卫者就别看这电影了，你们会觉得很虚伪——但职场之上，名利之中，又有谁是不适用于这套规则的？有人说我笨我听不懂。“入乡随俗”这个词你总懂吧？不懂就别告诉我你毕业的文凭不是从办证儿的那儿买来的。人人都是悉尼扬，人人都曾为了功成名就而失去过自己的一些朋友。农民多收了三五斗麦子，还想换个老婆呢～又更何况一个月多了三五千块钱……难道我交个比你档次更高的朋友不可以啊！？至今，我仍旧嫉妒那些比我混得好的人。因为至少他们看起来很2B，而我却连2B的资格都没有。没法子。游戏规则，我们适用的不是一个嘛～～

《如何众叛亲离》（How to Lose Friends and Alienate People）的简介，译者是北京的杜然。       托比·杨的简历是这么写的：生于1963年；在他的记者生涯中，被许多久负盛名的报纸和杂志开除，其中包括《泰晤士报》《卫报》《独立报》和《名利场》。他目前生活在伦敦。      刚看这本书的时候，觉得他很贱。托比·杨牛津毕业，父亲是一个热心公益事业的知识分子，属于“从优秀到卓越”类型的人物，1978年因为对历届工党政府所作出的贡献而封爵；他的母亲创作过一部获得大奖的小说，是一本教育类杂志的编辑。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又受过优秀的高等教育，但是托比·杨最大的爱好是跟在名人的屁股后面跑，而且是不计个人脸面的那种。用他的话说，他在《名利场》杂志举办的第一次奥斯卡派对上，一看到汤姆·克鲁斯就想跪下去。但托比·杨至少是坦诚的，他从不掩饰自己对名流的狂热。他说自己那些所谓“鄙视”名人的朋友，看到明星的时候，连额上的头发都会被明星的方向所吸引而翘起来。天堂在托比·杨的心目中，就是能够光着身子和波霸女星安娜·妮科尔·史密斯在钱堆上打滚，而不用产生丝毫的自责。      但不要被表象所迷惑。喜欢名流的人，并不一定就是浅薄的人。托比·杨专门用了一章，回忆他在80年代在哈佛念书的那一年时间，对于美国当时正流行的政治正确运动进行的反思。他写道：     “我完全同意布鲁姆的观点，但政治正确最让我惊骇的地方，不是这种信念本身，而是其信奉者所表现出的教条主义。对于美国人，这已经见怪不怪，但我在学术自由气氛近乎颓废的牛津呆了三年，所以哈佛大学对于异见的不宽容，让我感到震惊。只要有人不同意新的正统观点，就会自动被贴上“种族主义者”、“男性之上主义者”或者“恐同者”的标签，其后果与麦卡锡时代被贴上“共产主义分子”标签的人所面临的后果一样严重。      结果，没有多少人敢不同意政治正确的信条。在哈佛，最让人吃惊的事情是这里缺乏真正的学术多样性。在牛津，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到赤裸裸的法西斯主义，每种政治观点都有机会呈现出来。我在牛津大学布拉斯诺斯学院学习哲学、政治与经济的时候，班上共十名同学的看法主张，比我在哈佛整班学生的看法主张都要多得多。文化相对论者可能认为，需要向学生呈现各种不同的观点，但在现实中，只有一种观点被接受，那就是文化相对主义。这一点不像是在一所二十世纪末的美国大学，而更像是在一所十五世纪的西班牙大学。”     当然，这种反思不可能是托比·杨这种人写书的主旨。在反思的间歇，他也穿插着回忆了自己在哈佛的生活。尤其是——      “尽管不吸烟，但我还是选择了住在可以吸烟的寝室；因为我相信那些抽烟的女生更容易搞到手。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她们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督查寝室里男生的行为上，试图找到性别歧视的征兆。那些想要和这些“迫害狂”发生性关系的人，必须遵守一项被称为“安提俄克法则”的奇怪法规，根据这个法规，在诱惑过程中的每个阶段，你都必须获得女人的许可，比如：“能摸你左边的乳房吗，还是你更希望我把手留在你的腰上？”1980年代在抑制美国校园的乱交行为方面，安提俄克条例可能比艾滋病的流行所起的作用更大。      由于富布莱特奖学金只负担生活费用，所以为了挣学费钱，我成为了艺术与科学研究院的特别研究生（teaching fellow，享受奖学金但需要兼任一定教学任务的学生——译注）。这使我有机会每天接触到许多漂亮的女生，但不能越雷池一步。根据另一套规定，除非有至少三人一直在场，否则我不能在教室以外的地方与我的任何学生进行交往。对于禁止和她们单独碰面，我尚可理解——身为一名白种欧洲男性，怎么可能放弃扑向一个毫无防备的美国少女的机会呢？但是，为什么与两个女生碰面也不行？推测起来，可能是我有搞“三人行”的危险。”

英国愤青杨同志，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老爹是著名哲学家，老妈是名演员，自己也混到了哲学硕士。可惜老哥偏不爱在哲学圈混，非跑到演艺圈里折腾。在伦敦办了一本杂志《后现代评论》（Post Modern Review），号称专门用后现代的手法来解构娱乐圈的明星。因为老讽刺明星，不招人家待见，也弄不到什么猛料；因为写的东西太文艺，普通老百姓不爱看；又因为招的一堆不靠谱的员工（都是像IT CROWD里ROY那样的），杂志销量惨淡，濒临倒闭。。。。。一天杨突然接到国际性知名八卦杂志主编银发老头的电话，说看上了他，请他去纽约滴干活。杨高兴的立马就飞了过去。到了新单位，杨还是以前那见谁愤谁的范儿，结果混的异常失败，人人都把他当作totally shit。连喜欢的漂亮妞也离他而去。这下刺激了杨同志，从愤青开始往营销专家身上变，和那些他以前觉得totally shit的公关和明星打的火热，也慢慢变得越来越牛拜，混到了走红毯穿阿玛尼的份。但是，TO BE OR NOT TO BE COMMERCIAL，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他，最后杨同志还是决定了NOT TO BE，也赢得了落跑漂亮妞的欢心。说实话，其实这剧情有点俗。但看完这片，我觉得有趣的是片子里男主角其实和主演的轨迹还是蛮像的。扮演杨的是著名的英国演员Simon Pegg，此君以僵尸肖恩、热血警探等带点kuso和黑色幽默的片一直为豆瓣众影迷津津乐道。但是近年来，pegg同志越来越和以前常讽刺的好莱坞电影工作者合作紧密，像和ROSE老兄合作的《肥仔快跑》，这部和蜘蛛侠女友、变形金刚女主角合作的《如何众叛亲离》，但无论是我，还是豆瓣上的众影迷（我通过看评论感觉）都觉得影片质量越来越下降了。后来利用洗澡的时间，我思考了一下。觉得这其实和片子里一样也是个TO BE OR NOT TO BE的问题。咱也应该理解pegg同志，人家也想受众更广些，不能光给你们豆瓣上的人看吧，还有天涯、猫扑、网易什么的呢。长尾挺好，但变成中移动肯定也没人会反对。写着写着，我突然想起在我还是个愤青的时候，我看那些傻x乐评人的乐评，当他们说某某乐队的某某专辑销量巨好，是对商业的妥协，商业性很强，我就会立马对这张专辑嗤之以鼻，甚至都不会去听一下；而当他们说某某专辑有多艺术的时候，即使我觉得非常难听我心里也有点会把人家当成圣经那感觉。后来我渐渐对这个商业社会的运转开始有了粗浅的认识的时候，我觉得自己以前太偏激了。商业是这个社会的基础，离开了商业，艺术根本玩不转，但艺术这玩意又有自己的特性，不能完全等同于商品，必须保持自己一定的独立性。因此，TO BE OR NOT TO BE COMMERCIAL,还真是个问题。找到其中的平衡，还真挺难的。不过作为一个学过几年经济管理的同学，妄自尊大的给pegg提点建议：长尾是基础，没有Google的天才，没有党国的支持，中移动还真不是一天建成的！看完这片，我又看了遍Hot Fuzz，我不得不说，真TM好看！